说到“百年银行”，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手创办及促成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那些人。也许在今天看来他们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他们没有更多的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他们正是以这种首创精神开创了近代银行业先河，为近代中国银行业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编辑手记

盛宣怀：创办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的银行

他曾倾注了毕生精力从事近代工矿交通事业，成为中国第一代实业家，在中国工业近代化过程中起了巨大历史推动作用，但最后却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打击对象；他曾虔诚地拥护封建制度，但最后却被狗延残喘的清王朝革职，永不叙用，成为替罪羊。他就是应该在中国近代史史册上大书一笔的盛宣怀。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常州人，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他在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大型民用航运业轮船招商局后，又主持创办了许多企业和学校：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家内河航运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国内第一条南北干线芦汉铁路、第一家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个理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以及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华盛纺织总厂和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等，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之父”。他通过办洋务大事而成为全国首富，有人估称他的财产达白银2000万两，并逐步达到做高官的目的，曾先后任天津海关道、大常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由于他担任高官，他的社会活动在内部不得不受制于清廷，在外部不得不受制于列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使他蒙上了多重历史色彩。他首倡“东南互保，企图稳定长江流域不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又曾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四川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线，并因此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曾出走日本，后病逝于上海，终年73岁。

　　自1845年中国设立外商银行后，半个世纪内没有本国银行的设立。在此其间，有些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自办银行的主张，但大都无疾而终。直到1896年10月盛宣怀上《条陈自强大计折》，并附《请设银行片》，提出了创办银行的主张。他指出：“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他说官办容易产生流弊，要求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的绅商为总董，招集商股银500万两，先在北京、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各口岸逐渐添设分行。银行的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认为这样就能“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

　　盛宣怀建议办银行，起初并不顺利。除外国势力的阻挠外，国内也有不同意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怕盛宣怀掌握的利权太多，建议他只管铁路，不要再办银行，免得利权集于一身，遭人非议。当盛宣怀希望张之洞出面保荐自己督理银行时，也被张婉拒。后来朝廷终于批准

由盛宣怀筹办银行，这时张之洞只得向他发贺电。直到1897年3月，总理衙门仍对银行总董们所拟的银行章程进行驳诘。如章程规定每年盈利支付八厘官利和公积花红后，再以其中的二成报效朝廷，总理衙门嫌其太少，提出要报效五成等。商人受此驳诘的影响，纷纷要求退股，总数达六七十万两。后经盛宣怀多方活动，总理衙门总算同意盛宣怀负责开办。

　　盛宣怀原奏说是设立中国银行，所拟银行章程亦称为《中国银行章程》。但章程内则说“名为中国通商银行。于是，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5月设立。银行资本500万两，先收半数。盛宣怀任总办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占实收资本的40％；盛宣怀本人名下（包括李鸿章）投资73万两，北洋大臣王文韶和严信厚各投资5万两。银行的组织完全模仿汇丰银行，并聘请一个英国人为洋大班（经理），第一任洋大班是曾在汇丰银行任职的英国人美德伦。另有中国人任买办（后改称“华大班），第一任华大班是咸康钱庄经理陈笙郊。总行用英文记账，加入外商银行同业公会。1898年开始发行银行券。1903年，法、奥两国领事先后找盛宣怀商谈，要将中国通商银行并入法商、奥商银行（或附奥商股份），均被他拒绝。以中国通商银行为起点，中国的银行业日渐兴旺，盛宣怀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贾继英第一家官办银行的创办者

　　贾继英（1875—1944年），字俊臣，祖籍榆次郝家沟。父贾文明，人称“贾秀才”，家贫，依亲家迁居六堡村。继英生于六堡，从小受父亲教读，后入私塾。后贾继英进入“大德恒”票号学徒，掌柜知他精明干练，有胆有识，善于应对，遂提拔他为“跑街”（商号叫“跑外的”），常驻太原，社会交往日广，在省城太原逐渐有了声望。

　　但说起贾继英与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结缘，这里还有一段典故。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嫔妃、亲王和一班文武大臣以及护驾兵丁共千余人仓惶出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行经徐沟到祁县时，行宫设在“大德恒”总号，受到该票号的隆重接待，沿路用红绸缎作地毯直铺到票号，慈禧太后甚为满意。从此，贾继英和随驾大臣桂月亭、董福祥等或面晤或书信往来，交往甚密。慈禧太后也将沿路搜刮的银钱陆续存入大德恒票号，使票号获利颇多。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慈禧太后特诏贾继英进京，御赐贾继英筹办户部银行。当时本银为400万两，次年银行开市，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银行资本已增至1000万两，遂改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贾继英任行长。辛亥革命后，贾继英为“晋胜银行”行长，并代办“交通银行”在山西的业务。民国15年（1926年）设了“斌记五金行”，贾继英仍任经理。民国24年（1935年），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行、绥西垦业银行、晋北盐业银行共同设置“山西实物十足准备库”，由阎锡山亲自兼督理，贾继英任经理。准备库规模很大，发展迅速，“七·七”事变时，财产已达到1000万元之多，它是阎锡山对山西经济的“垄断库”。

　　民国25年（1936年），贾继英目睹到时局岌岌可危，辞去经理职务。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贾继英决定西行避难。贾继英一到兰州，在兰州一带的山西商家纷纷登门拜访，传递信息，致使他很快熟悉了当地情况。当年冬，适逢中央银行兰州分行行长病故，贾继英即在孔祥熙的支持下出任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并兼任大西北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主任，此外，还兼任了甘肃省银行督办。直至民国33年（1944年）患肾炎病故于兰州，时年70岁。

　　南汉宸  新中国金融事业创始人

　　说到新中国的银行家，还有另外一位人物是我们必须提到的。那就是新中国的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始人南汉宸。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还有一段小故事。在解放前夕，全国已有我党领导的银行30余家。在1947年12月2日，正在艰苦转战中的毛泽东，坐在陕北一家农民窑洞的土炕上，收阅到—封中央工委董必武拍来的电报。电报说：“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邓商议建立银行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工委已同意……，”但当时毛泽东认为成立人民银行还为时尚早，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见回了电报。董必武收到中央回电后，马上把南汉宸找来，吩咐说：“现在成立全国统—的银行是早了一点，但我们准备工作松懈不得，工委已经研究，从明天起，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你就牵头做筹备处主任。”1947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就挂在平山县离西柏坡—里多的夹峪村的—家农民小院里。1948年秋，筹备处迁至石家庄，正赶上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筹备处南汉宸等同志在弹片飞啸中去抢救备用物资，没有—个人顾及到个人的安危。1948年11月，四野解放东北全境之后百万大军全部开进关内，对天津等地实行了围而不打、隔而不周的战略包围，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速。面对这—形势，董老于11月18日主持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中心议题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全国统—的货币。”会上，董老再—次慎重地向南汉宸道：“汉宸，时不我待呀！你们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我看可以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各项工作都已经就绪了。”南汉宸充满信心地说。董老当下拍板做了决定：“好，这样我们就定下来了，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贴出布告，宣告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由南汉宸担任第一任行长。南汉宸一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至1954年10月，此后他还担任了中国银行董事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四人帮”的迫害，与1967年1月逝世，时年72岁。

　　毛泽民  红色金融鼻祖

　　在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是一位最早精通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当我们追忆起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财政金融发展历程时，自然会想起红色金融的奠基人毛泽民的丰功伟绩。是他第一个在中央苏区统一财政，统一货币，组建完整的金融体系，被誉为“中国红色金融鼻祖”。他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培育的金融队伍，为新中国财政金融事业奠定了基础。

　　毛泽民生于1896年4月3日，字咏莲，后改为润莲。毛泽民幼年只读了4年私塾，自小就学习务农，是一个勤劳憨厚的农民。因受父亲的影响，他还能写会算。父母在1919和1920年相继去世，当时大哥毛泽东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弟弟毛泽覃在长沙上学，所有的家务和对兄弟资助的重担，便全部落在毛泽民一人身上。他把父母遗留下来的20来亩田地种得很好，家务管理得有条有理，过着温饱的日子。但是连年军阀混战，尤其是地主豪绅和族权的横行盘剥，使他对旧社会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对不合理的事情爱打抱不平，对贫困的农民充满发自内心的同情，但面对旧社会种种腐败现象的原因则迷惑不解。1921年春节，毛泽东因事回家乡，又讲起国难当头的情况，说民生多艰的根本原因是旧社会的制度不好，只有大家一起来改变旧社会，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国家和民族才有出路。劝泽民舍家为国，舍已为民。大哥的一席话，使毛泽民懂得了要革命，要推翻旧制度，才能救千千万万穷苦农民的道理。但又不解地问道：离家后不劳动，怎能有饭吃？大哥又给讲了从事革命工作的情况。毛泽民还想到家里的财产问题。大哥说：这些都好办，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都不要了。毛泽民完全按大哥的意见，迅速妥善处理了家务。几天后，带着全家，挑着简单的行李，到了长沙。

在长沙，毛泽民先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任校务，同时在长沙工人补习学校学习。1922年，毛泽民在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搞庶务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马列主义。他的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毛泽民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

1931年深秋，毛泽民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管理后勤事务。11月大会正式开幕。会间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毛泽民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并任行长。毛泽民担任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不仅仅是因为毛泽民工作能力强，善于创业，忠厚老实，还因他搞财政工作经验丰富。毛泽民开始筹建国家银行工作时，面临着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的艰巨任务。他从调人员，建机构开始，两手空空起家，到国家银行正式营业，仅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开始，银行的全部人马，只有一个会计，一个记账的，一个出纳，还有个管总务的，连他自己在内也不过几个人。来银行工作的人文化都不太高，业务也不熟悉，泽民就手把手地教这些同志记账、点钱。解放后曾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曹菊如，就是在他的培养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毛泽民在苏区不仅是银行的领导，还兼任第一任钨矿总经理，扩大了3个矿场，把钨出口香港。1933年钨产量达18万吨，1934年产值达200多万元。他还兼任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之一，为筹粮、筹款，常常亲赴前线，随部队活动。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一再失利，敌人对我加强经济封锁，财经状况很是困难，再加上坏人的造谣捣乱，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毛泽民很着急，为此他一次次地跑到前线筹集物资，还通知前线部队，把缴获没收的物资统统运回苏区合作社，然后指示金库拿出光洋、银元公开兑换苏区纸币。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15大队，负责整个红军的筹粮、筹款和全部供给工作。毛泽民任政治委员、曹菊如任支部书记，编入军委直属纵队长征。15大队有100多个运输员，挑着100多副装满苏区铸造的白洋、“红军票”的担子，背驮印票子用的机器随队出发。15大队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参加长征的14名干部有6人牺牲于长征途中，只剩下毛泽民、钱希均夫妇、曹菊如、黄亚光、曹根全等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