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注：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七页。），这是中国近代史应当着重研究的内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是近代社会发生的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阶级力量。近几年来，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日益为史学界所重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在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上，还存在着分歧。为了深入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现将讨论中若干重要观点简介如下。

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中国资本主义是怎样产生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关系；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的关系。

　　　　1. 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的产生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使一些资本主义萌芽遭到破坏。对于这两点，史学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何种程度，鸦片战争后被破坏到何种程度，它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起了什么作用？史学界的看法很不一致。

　　林增平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中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获得如同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种种有利条件，因而发展微弱。西方殖民主义侵入后，洋纱洋布排挤土纱土布，洋铁取代土铁，洋糖压倒土糖，轮船驱逐木船，不少行业相继萧条，甚至一蹶不振。曾经在部分手工业和商业领域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接踵枯萎凋谢，得以幸存的为数不多，“于是，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积累了财富的人们，就主要是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包括买办在内的商人。”（注：《中华学术论文集》，第三五三——三五五、三五七页。）

　　徐新吾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一直到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还是迟滞和稀少的”。他着重分析了在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中至关重要的棉手工业，指出：鸦片战争前“在以‘耕织结合’为特点的广大农户中，自植棉、自纺纱、自织布、自消费的自然经济形态占有绝对优势”，“‘纺’与‘织’的紧密结合，严重影响着棉纺织业领域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虽然布号商业资本已经相当发达，但在农村棉手纺织领域里还没有产生出商人包买主”，“还没有出现任何独立的棉手纺织业的小作坊，更无论手工工场了”；“到甲午战争前，棉纺织业的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也仍然没有出现过”，“中国国内近代机器纺织工业迟至甲午战争前不久的一八九〇年方始诞生” （注：《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

　　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在叙述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时认为，“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主要不是在手工业工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促使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由手工业工场主投资兴办近代工业或是在手工工场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机器生产的为数极少。”（注：《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五三页。）

　　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中认为，鸦片战争前，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稀疏地存在”，“它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难作直接估计”。他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他不同意说中国资本主义是西方移植来的，也不同意说近代工业的建立与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关系。他说，当西方侵略者来到中国时，他们遇到的是现成的工人，包括技艺高超的熟练工人。事实上，第一家外资工厂，即一八四五年广州的柯拜船坞，就是收买原来的中国手工船厂的泥坞建立的。第一家洋务派军事工业，即一八六一年曾国藩设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也是在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也是一家工场手工业，一八六九年采用车床，就变成机器工业了。”他还认为，“有些传统手工业，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帝国主义商品侵略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常是被夸大了。”他根据有关研究者对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的考察，指出：“在我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在清代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它们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主流。”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近代以使用机器为标志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途径之一，“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注：《中华学术论文集》第三〇三——三〇九、三二〇页。）。

　　丁长清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生问题初探》一文中也不同意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前进道路的看法。他认为这是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看成是“欧风美雨波及的结果”。他在对手工业各个行业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虽然不象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完全是从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也并没有违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仍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工业正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应当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有着密切关系的。”（注：《南开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2．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的产生

　　买办资本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何种作用？由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是不是民族资本形成的一种途径？早在六十年代，就对这个问题有过争论。汪敬虞曾提出：“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看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纯粹商办的是一种，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转化的是另一种，当然，还有一种不可忽略的形式是买办依附于洋行的企业的转化。从发展的主流看，后面两种毋宁说是中国民族资本所由产生的主要形式。”（注：《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一九六三年第八期。）邵循正认为，“以七十年代而论，从各企业总的情况看来，官僚、地主、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企业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同时，这里所说的‘商人’也可以概括少数向民族资本主义转化的少数买办商人。因此，我以为没有必要在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之外，另外提出买办依附洋行逐渐转化为民族企业家这一‘途径’作为补充说明。”（注：《关于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道路》，《新建设》一九六四年第一期。）

　　近几年来，对买办资本在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时的作用进行全面分析的论著不多；在论述近代工业产生，涉及到买办资本时，大体情况是这样：

　　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论述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企业时，均未提及买办资本，只是在叙述民族资本的投资情况时有所涉及。吴承明在列表说明一九一三年以前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时，是将买办资本包括在内的，但主要是地主的投资（注：《中华学术论文集》第三二五页。）。胡绳在列举投资创办民族企业的三种人中，买办和买办商人被认为是“近代工业的主要投资人”。

　　林增平认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投资创办近代企业的，主要是军阀官僚和买办势力。他说，在地主、官僚和商人当中，谁有可能较早地积累起稍多的财富，并首先产生创办新式企业的意识呢？“这无疑要取决于同外国侵略者关系的亲疏和本身权势的大小。据此，则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发迹的军阀官僚，在各通商口岸暴富的买办势力，具有比一般的地主、官僚、商人更为优越的条件。”“买办势力和洋务派官僚相结合，给洋务企业打下了一个稍具规模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成长”，而是早期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注：《中华学术论文集》第三五九、三六一、三六三页。）。

　　张国辉认为，投资官督商办企业的上层买办资本（如唐廷枢、徐润等）“反映了大官僚、大买办为垄断近代企业而深相结合的事实”，这部分买办资本转化成官僚买办资本，而来自中小买办的资本（如杨德、卓培芳等）则“有可能向民族资本转化。”（注：《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三四五页。）

　　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关系作了较多的论述。该书认为，“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原则上说，买办资本可以转化为民族资本，但必须“割断同帝国主义资本的直接联系，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与从属，不利用帝国主义的特权和不为帝国主义服务”，“这是买办资本最终转化为民族资本的重要条件”。因此，不能够认为凡是本国人投资于近代工业中的产业资本都是民族资本。那末，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民族资本产生时期，买办资本是否有转化为民族资本的呢？该书在分析这一时期买办和买办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企业的情况后说，买办资本渗入近代工业的事实说明，“它作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媒介，……力图渗透到生产领域，采取产业资本的形态，直接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为买办阶级的形成建立了经济基础”。买办投资洋务企业，参加洋务经济活动，是“官僚买办化和买办官僚化”。显然，该书不认为买办资本是产生民族资本的一个途径和来源。

　　汪敬虞与上述研究者的观点不同。他不仅明确指出而且充分肯定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是近代民族资本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他在《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一文中强调指出，那种认为“洋务派官僚的企业活动，就是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洋务买办的企业活动，就是买办资本的形成过程。而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只能是‘中国商人独立创办’，只能是‘旧式工商业者的投资’”，性质不同，产生途径亦必泾渭分明的观点，是简单化、一刀切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生时期，买办投资于既非洋行、又非洋务派的企业，就是投资于民族资本的企业，也就是“买办资本的民族资本化”。买办投资于洋务派企业，它既涉及到官僚资本的形成，也涉及到民族资本的转化。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这是历史的进步”。

3. 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的产生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在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其中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等形式。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在当时全部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中占绝对优势，是主要的构成部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也主要是投资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因此，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的产生，是阻碍还是促进，虽然涉及洋务运动的各个方面，如果从经济本身来说，关键在于如何评价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洋务企业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方向。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史学界有着各种不同意见。

　　张国辉持全面否定的态度（注：见《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五章《官督商办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他认为，官督商办是洋务派集团“作为控制新形势的工具而加以推行的”，“是以洋务派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作为特点的”，是封建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这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官督商办企业“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乞求外国势力妥协，自愿地落入受制于人的地位”，其中多数向外国资本求贷度日，成为外国资本势力的附庸。“亦官亦商”的承办人“执行着封建官僚集团的意志”，“不过是北洋集团的经纪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北洋官僚集团通过人事改组 ，从初期由各式商人承办过渡到官僚的直接掌握，又用压抑和堵塞私人投资、假手外资等方法，使企业向着北洋官僚集团私产的方向转变，引上官僚资本主义道路，最后成为洋务官僚的私产。

　　林增平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官督商办企业属于早期官僚资本主义，其进步性是主要的。因为官督商办是“有助于新式企业在中国兴办的一种经营管理形式”，它给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买办）手头的货币财富提供了转化为资本的场所，“否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也许要更迟缓和更加微弱。”

　　汪敬虞认为，官督商办企业里，“存在着化官督商办企业为官僚私产的力量，又存在着反对把它化为官僚私产的力量”，因此，“不能认为只有发展官僚资本的一个前途，而是既有走向官僚资本、又有走向民族资本的两种前途”（注：《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孔经纬认为，“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既以官僚资本占统治地位，又混有民族资本，不能只认为商办企业才是民族资本，而断然抹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中的民族资本成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有的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后来有转为官办的，有转为商办的，甚至有的民族资本正是因为利用了官商合办的形式而起家的。”（注：《论中国资本主义》，《吉林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官督商办企业包含两种资本成分，存在两个发展前途。

　　李时岳、胡滨在《李鸿章和轮船招商局》一文中，对招商局创办的原因、资金来源、官商关系以及与外资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后认为，招商局的诞生“是发展中国航运和民族经济的需要，是和洋商争夺利权的措施”。草创阶段，由旧式航运商人朱其昂等筹办；发展阶段实际主持者是唐廷枢、徐润，两人都是“由买办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代表人物”，只是在停滞阶段由盛宣怀为督办，但盛的买办化“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招商局公开招股，股票可以自由买卖，吸收了官僚、地主和商人（包括买办）的投资，促使这些人向资产阶级转化。招股时规定不许洋人“借名”，不准让与洋人，保证主权归中国人所有，等等。据此认为官督商办的招商局是一个“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和民族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注：见《历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二、资产阶级的形成、结构及其政治派别

　　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充分地展开讨论，但分歧显然是存在的。大体上说，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阶级形成于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戊戌变法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所发动的，肇端于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据此推论，则是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八九五年以前，即资本主义兴起阶段就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注：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和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注：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都是持前一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一个独立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为社会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是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林增平著文（注：林增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湖南师院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一期。）阐述自己对这两种意见分歧的看法，认为前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它是根据以下史实得出来的：第一，民族资本经济得到了比前一阶段较大的增长：第二，社会上资本家的数量也相应地增加，并有迹象表明，这个新兴的集团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已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存在；第三，一批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涌现出来，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第四，民族资产阶级已跃上政治舞台，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而后一种看法缺乏确凿史料为依据，与史实不符。其理由是，“从民族资本经济的微末情状，向商办企业投资的人们大多数还基本上同旧的剥削形式保持联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还完全由地主官僚的革新派借箸代筹等几方面来考察，在中国近代企业兴起阶段，民族资产阶级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为一个阶级，更不用说会产生上层和中下层的分化。”

　　与林增平上述观点不同，胡绳认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的经济基础。”而“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要是被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呼唤出场的。”在十九世纪末年，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即右翼）是“活跃在民族经济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主要力量”，而这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即中下层）“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只能处于前者的附庸和助手地位，远未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独立的发言权”（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

　　黎澍则认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资本家已经出世，“只是力量太微弱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很不成熟，“他们的作用终不能不因数量太少而受限制”；“由于中国的特别历史环境”，严重地妨碍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注：《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种形态，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也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和中下层。这种划分，为一般史学研究者所采用。就目前研究情况看来，对买办阶级的研究，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人物阶级属性的确定，分歧较大。例如：

　　唐廷枢和徐润，曾经是著名的买办，后来参与洋务活动，是创办和经营洋务企业的骨干，本人又投资兴办了近代企业，这种人还算不算买办？有的研究者始终把他们看成买办阶级的重要代表人物（注：见黄逸峰、姜铎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附录：《买办人物举例》。），有的研究者认为是“买办阶级上层分子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转化的典型”（注：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近代企业》。）。汪熙认为，“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应邀参加清政府所主持的官督商办企业，并担任商总、总办、会办等职时，都已经辞去了或已不再担任买办的职务。因此不能再说他们是买办了。而且他们所经办的企业同外国资本在华利益也有直接冲突的一面，并不是代表外国资本的利益，站在买办的立场办企业的。”（注：《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近代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二期。）胡演、李时岳则认为他们是“由买办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代表人物”。

　　虞洽卿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著名买办，后投资于航运事业，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近年来对虞洽卿的评价也有不同看法。黄逸峰、姜铎等认为虞洽卿在这一时期“俨然成为买办阶级的核心人物”，“在买办中跃居首位”（注：《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第一五三——一五四、二五七页。）。丁日初、杜恂诚在《虞洽卿简论》一文中认为，虞洽卿在一九〇七年——一九二四年这一时期，“经济上转化为民族资本，政治上赞助辛亥革命”，“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他对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特别是航运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能片面地把他划入买办资产阶级的范围”（注：《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以上三例是买办出身的人物如何确定阶级属性的问题，此外，如朱其昂、叶澄衷、胡光墉这类人物，有的认为是商人，有的认为是买办商人；朱其昂还被认为是“官僚化的商人”。看法很不一致。

　　再有，关于官僚买办化的问题。　黄逸峰、姜铎等认为，旧中国买办阶级的势力是沿着两条线分头发展的，“一条线是职业买办的队伍，另一条线是买办化的军阀官僚的队伍。……都在分润帝国主义的侵略余沥中，积累了庞大的买办资本。”（注：《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第一五三——一五四、二五七页。）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买办官僚化，官僚买办化”。黄逸峰、姜铎正是根据“官僚买办化”这条线，把洋务派、北洋军阀以及后来的国民党新军阀看成是一脉相承的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这里的分歧，一是关于洋务派的阶级属性，一是对个别人物的评价。洋务派的阶级属性与官督商办企业性质有关，分歧意见已见上述，认为官督商办企业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研究者，将洋务派官僚的根本阶级属性定为“封建地主而兼具有官僚买办资本家的身份”，认为官督商办企业是早期官僚资本主义的则认定“洋务派堪称早期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认为官督商办企业包含两种成份和认为官督商办企业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研究者没有与此同时相应的论述洋务派的阶级属性。至于其中个别人物的阶级属性，分歧更大，如盛宣怀，如左宗棠、张之洞及后来的周学熙。还有郭嵩焘，有认为是“洋务运动中最勇于发表言论的理论家或思想家”，有认为郭嵩焘和曾纪泽是帝国主义成功地铸造出来的合于他们需要的“第一批买办‘外交家’”。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一致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为了说明洋务运动是官僚与买办势力结合，自然要把朱其昂、唐廷枢、徐润乃至盛宣怀说成是买办势力的代表。反之亦然。从论证某一问题的需要出发，这似乎是一个原因。从学术研究来看，如何确定“买办”这一概念的内涵，它所应该包括的范围，以及买办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界限和标准，在研究者之间认识不一致，是产生上述分歧的重要原因。

　　汪熙在《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一文里注明“买办”一词在学术界有两种用法，第一种是狭义的用法，指充当外国公司、行号、银行、工厂的华经理或专门推销外国商品的经销人；第二种是广义的用法，泛指为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服务的，或与他们的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如买办政客、买办文人、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等等（注：见《近代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二期，第二〇六页注①。），并声明“本文是在第一种概念的范围内论述买办与买办制度”。

　　黄逸峰、姜铎等使用的是第二种广义的用法，“那些为外国侵略者服务并甘心充当他们代理人的中国人，如为军阀向帝国主义借外债、买军火的经手人，在帝国主义同反动政府之间担任穿针引线、谈判卖国条约的政客，以及贩卖帝国主义腐朽和反动文化的掮客，都称之为买办”，给买办一词“赋予广泛的意义”，成为“帝国主义奴才和爪牙的通称”。《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中所讲的买办阶级，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所雇用的职业买办，自己开设行栈，按照合同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出口货物的买办商人，此外就是买办化的官僚、地主、政客、商人等。至于什么叫“买办化”？该书并无明确的规定性。

　　聂宝璋解释“买办”的广义的涵义是：“既有在职买办，也有卸任买办；既有以买办名义经营商业的买办化商人，也有没有买办名义经营商业的买办化商人；既有出身买办而转任官职的官僚，也有兼任官职的买办商人。买办人物在发展变化中有无限层次的过渡形态，所以也就难以规定什么绝对的界线。”因此，他说：“凡勾结封建统治势力以服务于外来侵略势力的买办商人不论他有无买办名义，也不论他是经商还是充任官职，皆可视为买办或买办资产阶级分子。”（注：《中国买办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页。）既然广义的“买办”的概念如此没有界限，对谁应该划为买办和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出现分歧，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其实，上面所说的“买办”的第二种广泛的涵义，是指买办阶级除职业买办之外，还包括非职业买办出身的人，即非买办转化为买办，也就是“买办化”。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个“转化”的界线不是很清楚的。那么，从买办转化为非买办，亦即转化为民族资本家，这个界限是否清楚，是否有统一的认识呢？史学界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大致有这三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买办是否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就看其是否抛弃和脱离了买办活动”，“有表达独立意志的自由的条件”，“不再直接依附于帝国主义”。这个标准显然是比较严格的。

　　一种看法是，“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后，仍与外国资本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并不奇怪。因为与资本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来就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特点。”“独立经营的企业主、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外国资本竞争因而发生矛盾”，这三条转化标准，显然不如前面提的标准严格。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评价主要从事经济活动的历史人物，应由“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决定这个人物的阶级成份，某一时期的政治态度只能说明当时他在那个阶级中政治上的左中右表现”。根据这一看法，对经营民族实业又充任买办的人，只要在其经济活动中，前者是主要的，即使兼有买办身份，也不否认他们基本上已经转化为民族资本家。这个转化标准似乎更要宽一些。

　　汪熙在论述买办的转化问题时说：“在中国近代社会中，买办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我们应该追踪它的变化，如实地反映它的衍生和转化的动态，注意转进和转出的界限。”（注：《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关于资产阶级的结构和派别问题，另一个主要分歧是对于立宪派的评价。长期以来，史学界把清末戊戌变法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认作反动的政治运动，把资产阶级立宪派认作反动派，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

　　持原有看法的刘大年在《赤门谈史录》中认为，“他们（立宪派）的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资产者，带有极大封建性的部分”，“立宪派成员中很多人，尤其那些主要人物恰恰就是有官僚、地主绅士与资本家这两种社会属性”，“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封建性大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立宪派作为一个政治势力，从一开始，就站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反的地位。大资产者、官僚、地主的社会基础，决定了立宪派只要求改良，实行君主立宪，而坚决抵制和破坏革命。”

　　胡绳认为，立宪派的“主要成员属于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分子。他们虽无当权的重要官职，但是以绅士实业家的身份而同官场有联系。他们都从清朝的宣布立宪中看到了他们走上政治舞台的新希望。他们是既反对清朝统治的现状，要求有所改革，又反对革命的立宪派。”（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七二〇页。）

　　不同意持以往观点的，林增平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具有两重性，因为政治上、经济上同封建主义的联系，决定了他们不愿完全同封建势力分离，并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同时又由于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和清王朝专制主义又有矛盾，希望推行君主立宪制度。林增平肯定“立宪派人领导的收回利权运动具有鲜明的反帝意义。立宪派人要求立宪，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启发了人们的觉悟。立宪派人重视教育和出版等工作，致力于兴学育才，启迪民智。”“应该承认，立宪派的活动有抵制革命的意图，但不能说没有任何客观的积极因素。”（注：《略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第三八四——三八六页。）

　　耿云志在《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一文中，通过对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的评述，肯定这是一场群众性的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当时起了进步的历史作用，并进而指出，把在历史上活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认为是反动派，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从根本上说来，革命派与立宪派都是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他们都是与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相对立的。”就立宪派的成份而言，“国内的立宪派，又大体包含两种势力。一种是以张謇等为代表的江浙一带上层资本家和士绅。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同上层统治集团有一定的联系，因而有较大的妥协性；对革命党虽未直接交锋，但存有很大的偏见和嫉视心理。另一种，即其他各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直隶的孙洪伊、温世霖，湖南的谭延□、湖北的汤化龙、张国溶，四川的蒲殿俊等，他们同上层统治集团很少联系，甚或没有联系，怀抱一种较为纯笃的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理想，往往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斗争精神。”立宪派虽然是不赞成革命或者说是反对革命的，但不能由此认定立宪派就是反动派。革命派和立宪派“两派间的竞争，使他们的力量都得到发展，而他们的力量的发展，同是造成清朝统治垮台的条件。”同时他还强调认为，“革命党的方向正确，斗争坚决，起了主导的历史作用。不承认这一点，夸大立宪派的历史作用无疑是错误的。但如果无视历史事实，把立宪派说成是巩固清朝反动统治的力量，那也是没有道理的。”（注：《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李时岳认为，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但“不失为反帝反封建的广泛联合阵线中的不稳定的成员”；辛亥革命“起主导作用的是革命派而不是立宪派”，但立宪派卷入革命派是好事，加速了清朝覆没的过程（注：《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辛亥革命》，《吉林大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关于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史学界仍存在不同看法。除耿云志、李时岳外，金冲及认为，当时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歧“不是什么局部性的枝节问题，或只是什么方法之争，而是鲜明对立着的两条道路之争。”（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沈渭滨、杨立强认为，立宪派和革命派“属于同一阶级”，两者利害一致。革命派也是把立宪派看作可以争取的对象，从这一意义上说，“两者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武昌起义后，两派更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注：《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三、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近几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讨论，涉及到近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如何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则是和怎样认识近代历史发展线索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刘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依然走旧式王朝更替的封建主义道路？他认为，“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够引导中国走这条道路的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这条道路并没有走成功。”（注：《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李时岳、胡滨在《论洋务运动》（注：《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一文中认为，“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李时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辛亥革命》一文中对此又进一步指出，“在人们的观念里往往认为，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向下沉沦的过程，所谓‘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而不大注意在这个过程中还包含着向上发展的因素。如果没有向上发展的因素，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具有日益进步的性质，也就不可能具有光明的前途。”“没有社会的进步，便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然而，资本主义因素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的发生和发展，仍有其重要意义。它是进步的，是最终埋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物质力量。”（注：《吉林大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一些研究者不同意上述观点，理由有二：一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兴办近代企业的人或集团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进步势力”（注：陈铭康、郑则民：《谈谈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认识》，《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不能“把所有资本主义的东西都看成是进步的”（注：黄逸峰、姜铎：《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历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六期。）。他们都强调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者说中国近代工业化存在着两条道路：“一条是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相联系的工业化道路，它可能发展一点工业，但绝不能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条是和争取民主独立和民主自由联系的工业化道路，这就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注：陈铭康、郑则民：《谈谈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认识》。此外，胡绳《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和黄逸峰、姜铎《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也都谈到这一观点。）另一条理由是，“不能把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分割开来”，不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发展成为近代的工业国家，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这些分歧不但涉及对具体历史事件的不同评价，而且涉及到在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方向时，如何看待经济与政治、发展资本主义与争取民族独立的关系等问题。

2. 在中国近代，代表历史前进发展方向的是哪个阶级？

　　刘耀认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产生了资产阶级，它是新生的阶级，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的斗争方向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以后，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代表，已不是农民阶级了，而是资产阶级。”（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李时岳认为，“向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演化的推动力量来自包括地主阶级开明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内的人民大众。决定性的力量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他们所进行的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推动着资产阶级性的改革和革命向前发展。”又说：“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也就成为时代的中心”，“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领导农民争取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注：李时岳：《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辛亥革命》、《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

　　陈铭康、郑则民认为，“不能强调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史上有进步意义而否认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在无产阶级还未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以前，中国革命的主要社会力量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只讲农民的弱点而不承认农民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或者只看到资产阶级运动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不去分析批判它的弱点”，“是非历史主义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注：《谈谈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认识》。）

　　胡绳认为，“在对农民和农民革命的弱点进行科学分析时，必须充分肯定农民在近代史上的积极作用”，他说：“从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上说，资产阶级是比农民先进的阶级，但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上说，农民群众远远超过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斗争，不能缺少农民。”（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从上述不同观点可以看出，在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都是与农民阶级相比较而言。一些研究者是与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资产阶级是近代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代表；一些研究者则强调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表现，认为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远远超过资产阶级。这是就总体上说的。如果结合近代历史的具体过程，那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资产阶级出现以前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各该时期的历史的主流，这在史学界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几乎同时发生了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和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如何看待这两个运动，是评价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分歧之所在。

　　以往的历史著作在叙述近代历史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是以义和团运动作为标志的。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作为第二次革命高潮的标志，但在具体评价这两个运动时仍有主次的区别，维新运动是改良主义运动，“只主张点滴的改良，否定革命，主张向旧势力妥协，否定决裂”；义和团是农民革命运动，“是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占住历史的中心地位”，“构成中国近代史前期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林增平认为，义和团运动不能算革命高潮，他说：“难道中国人民费了三十六年的思想准备和力量积蓄，到头来竟掀起这样一次缺乏组织、缺乏思想指导、纯属自发的革命高潮吗？”（注：《评价义和团专题座谈会》，《光明日报》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七日第四版。）

　　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期，是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运动同时并举，“它们都是进步的，可又是分道扬镳的。”（注：《读书》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第十一页。）

　　　　3．近代中国历史前进基本脉络的标志是什么？

　　李时岳在《从洋务、维新到辛亥革命》一文里明确提出：“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序言里说：“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祁龙威表示完全赞同这一意见，并提出“以农民战争、资产阶级运动（包括维新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前进基本脉络的标志。

　　在确定历史前进基本脉络的标志问题上的分歧，还涉及到如何看待历史的继承关系，历史的内在联系。

　　一种意见认为，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间，存在着历史的联系，反映着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没有洋务运动就不会有戊戌变法，没有戊戌变法就不会有辛亥革命，正如没有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但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代表着不同阶级的不同政治路线，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否定，辛亥革命又是戊戌变法的否定，也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否定一样。这是既继承又否定的历史发展辩证法。

　　一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相继兴起的是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思潮和革命民主思潮。维新变法思潮脱胎于封建洋务派的“自强新政”，革命民主思潮又是从维新变法分化而来。这两种思潮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并没有什么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孙中山虽然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但仅仅是在“驱除鞑虏”这个意义上与洪秀全相一致，他的三民主义就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了。

　　陈旭麓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一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新陈代谢”说。他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决不只是一个简单否定和替代的公式，而是一个扬弃和吸取的复杂过程。近代中国的改革，……由上层肇始，逐级发自中下层，它的发展形成一个塔形。”“着眼于制造的洋务派，不过是地主阶级分化中的一批大官；倡导变法的改良派，则是略为扩大了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大夫及其知识分子队伍；号召自由民权的革命派，则是又扩大了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就是这样一个否定一个而且象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经历着一次次重大的新陈代谢（注：《历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另一些研究者对历史的继承关系持另一种看法。

　　胡绳在《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文中强调：“资产阶级革命派是继承了农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武装斗争的传统，并且把斗争提高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觉的水平。”（注：《红旗》，一九八一年第十九期。）

　　姜铎和祁龙威强调近代历史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祁龙威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自称是‘洪秀全第二，’公开声明他继承和发展了太平天国革命事业；而站在他对立面的袁世凯，却也公开声明自己是曾国藩、李鸿章的继承者。这一生动的对比，极其深刻地揭露了近代中国存在的两条本质不同的历史线索：一条是红线，一条是黑线。由此可见，所谓‘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完全联接不起来的。”（注：《红旗》，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姜铎认为，在整个旧中国存在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一条是反动路线，一条是革命路线，“洋务派是这条反动路线的始作俑者，后来继起的所有反动阶级，都是这条反动政治路线的追随者和积极执行者，反动衣钵，一脉相传，其间的继承关系是昭然若揭的。”“同这条反动政治路线相对立的，是从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其间的继承关系同样是明显的。”（注：《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五日。）　

　　刘大年也不认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间有继承关系。他说：“在政体问题上，洋务派尊君权，反民权——不管哪种形式的民权。维新派主张开议院，兴民权。革命派要求推翻君主制，实行共和制。事实证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在共和制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恰恰相反，是彼此对立的。如果维新运动、辛亥革命都讲‘民权’，表面上还有一点联系，那么，洋务运动一味尊君权，反民权，与共和制任何联系也没有。即使凭这一点，也不可以把辛亥革命同洋务运动放在一条历史轨道上去评价。”（注：《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究竟以什么为线索来说明近代历史发展前进的基本脉络，应当通过深入开展学术讨论以期得到较好的解决。李时岳等虽然提出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四个阶段作为基本脉络的标志，但对“以什么为线索”并没有明确的表述。陈铭康、郑则民认为这种意见是“主张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注：陈铭康、郑则民：前揭文。）祁龙威认为这种意见是“以抽象的‘学习西方’为线索”，而把另一种意见归纳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线索” （注：祁龙威：前揭文。）。这些分歧，不但是正常现象，而且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深入的反映，我们相信，通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