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潘君祥/李荣昌/钱小明

　　有关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是探索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在展开。本文选择欧美、日本和苏联学者的较有影响的若干观点，概述如下，以供国内史学界参考。

一、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首先就是商业资产阶级的产生。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主任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说，“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有区别，“资产阶级”即指“商业资产阶级”，其中包括现代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和实业家，而“中产阶级”则还应包括知识分子、土地所有者、自由职业者和一般商人。白吉尔认为，即使说商业资本主义自明代以来即已处于萌芽状态，但只是到了二十世纪，由于中国经济的某些部门发生了变化，商业资产阶级才存在。（注：白吉尔：《资产阶级的作用》，（M．C．Bergere：The Roll of the Bour geoisie），载芮玛丽编《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一九〇〇——一九一三》（Mary Wright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第二三〇——二三一页。）

　　美国田纳西大学历史学教授郝延平也持同样观点，认为晚清的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业资本主义之所以得到发展，一是因为条约制度保护了私有财产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二是因为私人储蓄和企业利润与资本积累有了密切联系，吸收存款和发放信贷的金融机构有了健全的发展；三是因为沿海地区处于儒教社会的边缘，较易接受经营牟利、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体系。郝延平指出，这一切并不是说还没有工业资本主义，但商业的作用远远大于工业，现代经济部门的利润大多来自贸易和金融，而不是制造业。郝延平还指出，近代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根子可追溯到十五、十六世纪，而十九世纪在中国沿海产生的商业资本主义是新与旧、内在与外来因素的混合体（注：郝延平：《晚清时期中国沿海的商业资本主义》，载侯继明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九七九年版。（Hao Yen-p'ing：Commercial Capitalism along the China Coast　During　theLate Ch'ing Period，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ed by Hou Chinming etc，）。）

　　美国西方学院历史学教授陈锦江认为，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真正的提高。首先是外贸带来了种种新式企业，新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在通商口岸有了新的环境。西方思想和习惯使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感到他们在社会上占有了重要地位。买办和工业企业家这些新商人的兴起，促使整个商界的社会地位提高。其次是官僚绅士出身的人纷纷加入了商人阶级队伍。到十九世纪末，实业活动实际上已成为除进入仕途之外的另一条可为人接受的有前途的事业了（注：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三九页（Wellington K．K．Chan: Merchents，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历史学教授小科布尔（P．M．Coble Jr.）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认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资产阶级是买办。经常是买办首先开始投资于现代银行业、航运业和各类工业。二十世纪中国的资本家大多是买办出身。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最初一、二十年的发展，商界和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后者不再完全控制前者。小科布尔指出，上海外国租界的存在是享有这种自由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中国政府的软弱是中国商业阶级获得新的独立地位的第二个因素（注：小科布尔：《上海的资本家和国民政府》，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第十五——十九页（Parks M．Coble Jr．：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Ramon myers）的看法是，中国在一八九五年被日本打败，从而迫使清政府加入了现代世界，第一次广泛地进行改革，在二十世纪初创造了有利于私人企业发展的气候。许多中国企业家在沿海和内地城市纷纷创办现代化工厂。同这个新阶级一起进行投资活动的还有外国企业家。双方的竞争和合作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注：马若孟：《中国经济：历史与现在》，威兹沃思，一九八〇年，第十七页（Ramon Myers:The Chinese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guierre）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时间稍晚。她说，一个真正的中国资产阶级只是在清皇朝最后五年中才开始出现的。这是一批现代化或半现代化的企业家、商人、金融界和工业界领袖。他们在物质利益、政治向往、集体命运、共同情绪和生活习惯等方面是一致的。中国的企业投资，一九一一年比一九〇五年大了三倍。中国资产阶级随着自己经济力量的增强，开始反对政府的无能，对政府不能提供保护表示不满。资产阶级参加了立宪运动和挽回利权运动。他们支持民族主义，要求在租界和海关行政方面有参预权，组织抵制外货运动和民团，反对外国人的控制（注：巴斯蒂：《社会变革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十一卷第二编，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第五五八——五五九页（Marianne Bastid-Bruguierre：“Currents of Social　Chang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1，Part Ⅱ））。

　　已故的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教授里井彦七郎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谈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他说，中国有“不成熟的原始积累过程”，或可称为“半原始积累过程”。与侵入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企业的资本积累一样，国内的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包括华侨）阶层也开始将积累的资金转化为资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开始了形形色色的企业投资与土地投资，积累过程的基础是掠夺农民的土地。洋务派官僚主要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重新强化对农村的统治。担当中国原始积累的主角是外国资本，同时不能不认为洋务派也是重要的角色（注：里井彦七郎：《近代中国的民众运动及其思想》，东京大学，一九七二年。）。

　　中村义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从洋务运动中产生的。他说，通过洋务运动，中国产生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新阶级。洋务派官僚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对外依赖，变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阻碍了民族的团结，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注：中村义：《帝国主义形成时期的中国社会结构》，摘自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访华团”在沪学术报告。）。

　　苏联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С．Л.Тихвеинский）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早在十五至十七世纪就已开始发展。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发展过程，同时也把这种发展引上了片面的畸形的道路（注：齐赫文斯基：《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三联书店，一九六二年，第二三页。）。他说，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列强把中国拉入世界资本主义势力范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关系不能不受到促进而有所发展。中国商品货币关系的迅速发展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后果。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后果。这时，买办阶级的活动仅限于充当外国资本和中国市场之间的经纪人；到较晚的时期，买办资产阶级尤其是大买办资产阶级才把他们在商业中的经纪人作用同独立经营企业的活动结合起来（注：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第一二四——一二五页（С.Л.Ти.хвинсский：《Новая историй Китая》）。）。

　　苏联汉学家诺维科夫（Л·Н·новиков）的观点大致相似。他认为外国资本的侵入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是具有两重性的。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加速，商品市场扩大，这就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客观的条件。这样，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比前一时期加速了。同时，在中国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保留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残余。为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它遏止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阻挠国内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注：诺维科夫：《辛亥革命前中国工厂工业的发展》，见《中国的辛亥革命（论文集）》，莫斯科，一九六二年，第九二页（Л·Н·Новиков：《Раэитие фабрично—Завод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в китае до синьхайской ревалюдии》，См．《Синьхайскал ревалюдия в китае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苏联科学院院士叶菲莫夫（Г·Ефимов）认为，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楔机，首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现象。但第一批大企业不是由私人倡导建立，而是由外贸较发达省份的省政府建立的。所以首批企业的建立是跟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官员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叶菲莫夫还认为，李鸿章所从事的活动表明，他已逐步地成为正在成长着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注：叶菲莫夫：《中国近现代史纲》，莫斯科，一九五一年，第八八页（Г.Ефимов：《Очеркипо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ще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二、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和构成

　　马若孟在谈到中国企业家是些什么人时说，清代的最后十年，即从一九〇〇年至辛亥革命前夕，许多中国工商业组织者还是一些重要官僚。他列举了周学熙自一九〇六年起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以及其它工业企业的活动。同时他还认为一些在商业和外贸中获利的私人企业家也在此时开始投资于工业。他列举了简昭南、简玉阶兄弟，指出他们原是从事于香港、日本、暹罗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他们于一九〇五年创办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注：《中国经济：历史和现在》，第一四三页。）。

　　陈锦江则认为，清末商人阶级的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为许多现任和退休的官僚担负起了企业经营的职能。有的还继续掩盖他们的投资活动，而让他们的下一代进入商业和工业界。聂缉□就是这样的例子。他标榜与华新纺织新局没有直接关系，却成为该局的总办。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为专职的现代工业资本家。这种事态发展反映了两种趋势：一，从旧绅士阶级中分化出了一个新的官僚企业家和绅商阶层；二，这一新集团是坚定地支持经济现代化的。晚清这一新集团兴起的原因是，一则当时土地报酬不断递减；二则当时官衔泛滥、官场腐败，一些人便从仕途转向了企业活动，如张謇。早期的官督商办企业的官僚所关心的是控制私人资本的运用，新的官僚企业家却把自己的资金投入企业并参与经营管理活动，如周学熙（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第九、五九——六一页。）。

　　巴斯蒂夫人也强调了士大夫转化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性，指出他们之中如陈壁、沈云沛、陆润庠、张謇、周学熙等都在一八九五年后加入了现代化经济活动。这种活动并不限于通商口岸，在一些最繁荣省份的县城里也存在。她根据一九一四年出版的《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指出，一九一二年在江苏省三八六家雇工二十五人以上的工厂中，二六三家不在上海；九十五家有限公司中五十一家不在上海（注：《社会变革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十一卷第二编，第五五六页。）。

　　美国科尔盖特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侯继明认为，中国工业资本的主要提供者是买办、通商口岸的商人、官僚和外国投资者。地主虽然也介入了工业发展的行列，但其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注：侯继明：《经济二元论：中国实例，一八四〇——一九三七》，载《经济史杂志》第二三卷第三期，一九六三年九月（Chi-ming Hou：“Economic Dualism: The Case of China， 1840—1937”，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XⅢ，No.3，Sept.1963）。）。

　　白吉尔说，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前人数不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通商口岸。他们由买办商人、银行家、实业家和华侨等不同集团组成。许多买办是“最有钱的和最受人尊敬的知名市民”。这些人在进入外商企业前已是当地富商。他们与外商实际上是合伙人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他们是一个小的封闭性集团，买办一职往往是世袭的。大商人一般从事进出口贸易。他们住在通商口岸，控制供销网，控制内地货物的流通，但他们的职能始终是辅助性的。银行家主要是一些钱庄主，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把外国银行提供的信贷发放给中国商人。商人和银行家在资产阶级中占大多数，实业家是少数。但是要区分实业家和商人常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制造业务往往就是他们商业活动的延伸。华侨企业家只是在十九世纪末才开始在中国经济事务中担任更多的角色，常常颇有成就，并开始在政治上显露头角（注：《资产阶级的作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一九〇〇——一九一三》，第二三七——二三八页。）。

　　津久井弘光通过对广东沿海地区缫丝业发展的考察，指出绅士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倾向。他研究了一八七二年南洋华侨陈启源在南海县创办的机器缫丝厂，此后乡绅阶层在顺德、南海、香山等县相继经营缫丝业，以及以旧式生产者为核心的各阶层袭击丝厂事件的经过，从而指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他认为这些新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乃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前提（注：津久井弘光：《关于袭击丝厂事件——清末南海县丝业的发展》，《日大史学会研究汇报》，一九五九年第三期。）。

　　苏联学术界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中最庞大的阶层是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由下列人员组成：手工工场主，面向国内市场和进出口贸易的商业和运输业老板，小型轻工业、公用事业以及加工出口商品和粮食制品的企业主。在齐赫文斯基看来，随着年轻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其代表人物不仅和清政府维护的封建秩序，而且也和外国资本发生了冲突。由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较密切的买办以及绅士或官僚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上层，在人数上，只占少数（注：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第二五一页。）。

　　某些苏联史学家进而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条件下，来自工业企业活动的收入不稳定，往往迫使中国工业资产阶级从事商业高利贷活动和购买土地，以便用封建的方法来剥削租佃农民。正是这部分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代表了中国民族资本，它不同于官僚和买办资本，同清政府和外国资本关系较少，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同它们的对抗越来越甚。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这个阶层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它竭力想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支持国内的革命运动。但是，它毕竟同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有某种联系，这一弱点决定了它的两面性和政治上的动摇（注：《中国的辛亥革命（论文集）》，莫斯科，一九六二年，第一一二——一一四页。）。

　　苏联史学界还注意到华侨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革命中起过积极作用。例如，齐赫文斯基认为，华侨资产阶级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另成一派”；从二十世纪开始，华侨资本在民族资本的形成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最成熟和最积极的力量是由华侨组成，因为他们有机会熟悉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莫斯科，一九八一年，第八——九页（《Kитай в новое и новейшееврeмя》）。）。拉依盖尔（С·Р·Лайнгер）在研究了归侨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后指出，归侨们尽管拥有财产情况不同，文化程度不一，思想水平各异，但由于有类似的国外生活阅历，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现状较少持保守态度。他还指出这些华侨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大多数是年青归侨、受过西方教育，并同资本主义西方有着很多联系（注：《亚非各族人民》，一九七三年第三期，第一三三——一三四页（《НародыАэий　и Африки》）。）。

三、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

　　白吉尔认为，在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爆发时，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可以说是“软弱”。这种软弱直接与中国的经济落后有关。一九一一年前，资产阶级在中央政权中没有人出任显职，但在地方事务中的发言权已日益增加。

　　他们组织了代表商人利益的商会和民团。中国资产阶级在一九〇五年的第一次抵制外货运动中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达到能够产生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阶段。新的思想主要是由年轻的知识分子和新军的军官们从国外传输进来的。清末资产阶级反对政府和反对外国人的政治态度使它很早就成为知识分子组成的反对党的坚强后盾。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从资产阶级的帮助中得到好处。一般地说，二十世纪初期改良主义得到中国国内资产阶级较多的帮助。一九一一年前夕，革命派思想开始为人接受，特别是在华侨商人中间（注：《资产阶级的作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一九〇〇——一九一三年》，第二三一——二四三页）。

　　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指出，十九世纪中国官僚工业家的特点是“固执地缺乏首创精神”，其结果是“晚清领导工业活动的人中相对缺乏企业家精神”。这同中国的一些制度有关，特别是接受传统教育、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制度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注：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一八四四——一九一六）和官办企业》，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二二——二六、五八——五九页（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利维（Marion Levy）也强调了企业家精神没有在中国得到发展，但是他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家族的结构和态度。商人把资本用在家族成员追求绅士地位上去，这不仅从商业领域抽走了资金，也流出了人才（注：利维：《促进中国和日本现代化的有关因素》，载《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杂志，一九五三年十月（Marion Levy:“Contributing Factors in the Mo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Oct.1953）。）。

　　近年来国外有些学者已不再同意中国资产阶级缺乏企业家精神的说法。郝延平说，十九世纪在外商企业充当经理的典型中国人，即买办，是“卓越的熊彼得式企业家” （注：熊彼得(J.A.Schumpeter 1883-1950)，著名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靠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推动的。所谓“创新”活动是指企业家采用新技术，创制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发现和利用新原料，以及改变企业的组织形式等。）。他们敢于冒风险，投资于工业企业（注：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的桥梁》，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第一〇二、一四六——一五三、二一五页(Hao Yen-Ping: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v East and west)。）。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Thomas Rawski）在描述二十世纪初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和早期发展时说，这里有“典型的熊彼得式企业家精神” （注：罗斯基：《一九〇〇——一九七一年中国重工业的增长》，载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第二〇八页(Thomas Rawski：“The Growth of Producer Industries, 1900-1971”，in Perdinsed: China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oal Perspective)。）。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高家龙说，简昭南在许多方面抱有熊彼得式的企业家理想，简氏无疑是中国卷烟工业中最有创造性的中国企业家，也是中国各类工业中最有创造性的企业家之一（注：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一八九〇——一九三〇年卷烟业的中外竞争》，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第二一四页（Sherman Cochran:Big Business in　ChinaSinoForeign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巴斯蒂夫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他们把自己称为企业家就是带着自豪感的。但他们很少独自采取行动，更为经常的是，他们作为广大现代上层阶层的一支辅助力量而起作用（注：《社会变革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十一卷，第二编，第五五八页。）。

　　北海道大学副教授中井英基的观点则不同，他指出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相比，不仅落后而且是跛行的，其原因不止是由于来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与国内传统制度的根深蒂固，更是由于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资本、劳动、技术、市场等各项生产要素的组织远不那么有效，也不活跃，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最近日本学术界开始有人提出，近代中国的实业家们的活动决不是如此无力。例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的轮船业、保险业、矿业、对外贸易等近代产业的各个领域，被称为买办商人的投资者及经营者果敢地开展了企业活动（注：中井英基：《中国近代企业者史研究》，《现代中国研究丛书》（八），一九七五年。）。此种观点已逐步为人接受。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苏联学术界则从另一角度来考察。经济学副博士涅波姆宁（О．Е．Непомнин）认为，绅士和官僚转向企业活动时，他们的等级特权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催化剂。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的上层就是官僚兼企业家。所以他认为：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某程度上说，还不存在“通常的资产阶级”，而是有“两种资产阶级”，即同外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企业有联系的为数不多的特权上层和大多数为社会、经济、法律困境所缠绕的企业主，这种自发产生的低级或初级形式的企业（手工工场，特别是前手工工场）创办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鸦片战争前时期的早期资产阶级（注：《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资产阶级（社会性质诸问题）》，见《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莫斯科，一九七八年，第一九一页（O．E．Непомнин：《Китaйская буржуазия накануне синьхайской рeволюций c проблемы cочиальной общeстности》，Cм．《Госyдарство и общeствоо Kитае》）。）。

　　麦利克谢托夫（А·В·Меликceтов）认为，处于落后的农业的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中国资产阶级，其发展带有买办性，并同地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这种情况不仅是指其出身，而且是指整个资产阶级的发展倾向。帝国主义的统治迫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寻求同外国资本的合作。没有外国资本，工厂企业往往就不能扩大再生产，银行和外贸等行业的投资的发展也不可能。同时，中国资产阶级的相当大一部分（特别是下层），不是竭力把自己的资金用于扩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而是将其中部分资金，有时是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购置土地，以便日后以苛刻的条件出租给贫苦农民（注：麦利克谢托夫：《中国的官僚资本》，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第九二页（A．В．Меликсетов:《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Китае》）。）。

　　在讨论十九世纪末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时，齐赫文斯基指出，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私人资本的一个特点是向往那些对企业主来说风险最小的工厂资本主义方式。企业主积极参予官商合办企业就是这些方式之一。这种企业由于有大官僚和各省督抚的参加，可以免受地方当局的欺压。然而在合办企业中，许多事情不让私人股东过问并且是违反他们意愿的。因此，到九十年代，站稳了脚跟的私人资本，开始拒不参加这类企业。不过第一批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由于得到国家的支持，取得了一定的优势，直到二十世纪初仍在中国工厂中保持主导地位（注：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第二八三——二八四页。）。

四、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

　　白吉尔认为，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虽然重要，但总是辅助性的。他们同绅士一起是立宪运动中的领导人。在白吉尔看来，尽管辛亥革命使用了一些革命、民主、共和等新名词，但在实质上更象是一场保守的运动。许多地方政权的推翻都是由军政大员煽动的；总督和将军们的反复无常，以及他们和地方势力的勾结、与外国人和好等等，没有一件事说得上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没有直接参加十月十日的武装起义，但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星期胜负未卜的关键时刻就决定与武昌军政府合作。在革命动乱中，部分地区的商人有退缩的现象；但总的来讲，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信心防止了经济危机，提供了物质援助，有时还积极地加入了某些革命活动（注：《资产阶级的作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一九〇〇——一九一三年》，第二五七——二六七页。）。

　　西德著名汉学家傅吾康（Wolfgong Franke）也不赞同将辛亥革命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他承认，在广州和其它沿海城市资产阶级参加了革命活动，在许多地方政府中他们也有一定的势力，但他们只是辛亥革命成员中的一分子，而且决不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分子。特别是在西南各省，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大。他们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而是如何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以及如何尽量少缴捐税（注：傅吾康：《中国革命百年史，一八五一——一九四九》，S·洛德曼译英文版，一九八〇年，第八一——八二页（Wolfgang Franke：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1949）。）。

　　美国俄勒岗大学历史学教授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则指出，辛亥革命后，新政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其资产阶级性质。在全中国范围内，这场革命特别关心商人的利益。在湖南，革命的第一个明显结果是城市市场的空前活跃。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年，湖南资产阶级对工业化作了巨大努力。省政府对一些新企业给予了财政支持。创办人中有知名的改良派和国民党成员。黄兴参预了一家轮船公司和两家矿业公司的创办，宋教仁也参预了一家矿业公司的创办。周锡瑞认为，清末立宪派的一部分成员属于资产阶级。清末湖南省谘议局已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议员们反对官僚控制操纵企业活动（注：周锡瑞：《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北和湖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六八——六九、一〇一——一〇三、二四六——二四八页（Joseph W．Esherick: Ro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北村敬直综合了有关清末经济发展阶段的各派观点加以研究，并对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为基础制成的工业门类、企业规模的统计表进行分析，指出到清末时，中国资产阶级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从而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一观点提供了论据（注：北村敬直：《辛亥革命与产业构造——问题的设定》，《经济学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四八卷第五期。）。

　　日本大学经济系教授小岛淑男通过上海总商会的构成、政治倾向、商团组织发展的过程，以及立宪运动、自治运动的分析，来考察上海商绅阶层的政治动向。他认为除一部分激进派外，多数成员是清朝立宪的支持者。小岛淑男还考察了上海独立的经过，他的结论是，商绅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在革命爆发前不久参加了革命，夺取了革命的领导权（注：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期上海的独立与商绅阶层》，《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东京大学东亚史研究会，中国近代史部会编，一九六〇年。）。

　　中村义则将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分为三种类型：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熊希龄为代表的立宪派资产阶级；以禹之谟为典型的革命派资产阶级。他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铁路、矿山、银行为杠杆，强行掠夺农民，成为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熊希龄那样的立宪派资产阶级则由于地方统治阶层的援助及引进外国技术，开办了近代工厂；前者受到清朝统治权力与帝国主义强大势力的庇护，后者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庇护，二者都因此获得进展。反之，禹之谟等则必须完全依靠自己；不仅如此，他们还由于外国资本、国内官僚买办资本和熊希龄式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进展而陷于困境，于是便进一步转向革命。中村义通过这些分析，把革命派资产阶级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主流，并给以高度评价（注：中村义：《辛亥革命史研究》，未来社，一九七九年一月。）。

　　中村义还为此作了实例研究，他分析了一九〇五年立宪派人士在湖南省醴陵县创办的磁业，指出这个企业的生产结构与该地从前的小企业和官营企业不同，它是建立在地区性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的基础上的近代企业，并以此为出发点，论证了熊希龄等立宪派人士参加反清政治活动和辛亥革命的必然性（注：中村义：《立宪派的经济基础》，《史潮》，一九五七年第六七期。）。

　　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狭间直树认为，革命派确实是以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为背景而产生的，它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的一面，是资产阶级左派。他们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也反映着当时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利害所在。革命派在与当时人民斗争的联合中确实发挥了革命的作用（注：摘自石田米子：《近期日本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成果》，《东洋史研究》，一九八〇后六月第三九期第一号。）。

　　苏联楚多杰耶夫（Ю．В．Чудодеев）提出，中国资产阶级复杂的发展过程，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各阶层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以革命方式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实行平均地权的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最高体现。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开明士绅主张在名义上保留清朝王权的情况下实行君主立宪。这一主张总的说来反映了资产阶级地主自由派的社会属性（注：楚多杰耶夫：《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见《中国的辛亥革命（论文集）》，莫斯科，一九六二年，第一四六页（Ю．В．Чудодеев：《Буржуаэно-либеральный лагерьнакануне синьхайской ревалюций》）。）。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同盟会第一次领导的革命。以后，由于自由资产阶级害怕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他们赶紧与农民分开。中国的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用了群众斗争的果实，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至于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和动力，《世界通史》认为，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分子、农民和工人是革命的动力，但是在各省的谘议局中，地主和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占有优势（注：《世界通史》第七卷，莫斯科，一九六〇年，第三六六——三六九页（《Вес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том Ⅶ）。）。至于革命的思想意识，齐赫文斯基认为，在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一种以反满为显著特点的中国民族主义（注：《论辛亥革命中的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相互关系》，见《近代和现代的中国》，莫斯科，一九八一年，第十一——十四页（《осоотношен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исоциальншх вопросовв Синьх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叶菲莫夫认为，辛亥革命的特点就其社会内容而论，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又是反满的民族革命（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孙逸仙（一九一一——一九三三年）》，莫斯科，一九七四年Бржуаэ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Китае и Сунь Ян-сен（1911—1913гг.）。）。涅波姆宁和齐赫文斯基认为，辛亥革命时期反满的民族主义的趋势之所以超过其他社会因素，应该以中国资产阶级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软弱性来解释。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一个松松散散的互有往来的阶层、集团混杂凑合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这次革命的可怜结局。通过辛亥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已被证实没有能力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封建要求。他们集中全力于推翻清朝君主专制，认为这种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和苦难的化身（注：《论辛亥革命中的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相互关系》，《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第十一、十二页。）。

五、关于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

　　费维恺在《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一八四四——一九一六）及官僚企业》的结论部分指出，官督商办企业预示了一种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企业组织模式。盛宣怀可以说是洋务派与后来所谓交通系的梁士诒和叶恭绰以及国民党的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的中间人物。李鸿章虽从洋务企业中捞到个人好处，但他之所以支持现代工业主要还是与外交、国防以及发展他的地方势力有关。盛宣怀从企业活动中积累巨额资金的目的还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力和要职。至于梁、叶、宋、孔，他们直接利用要职牟求私利。可以看出，十九世纪官督商办与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有联系（注：第二五〇——二五一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安多斯（Stephen Andors）认为，官督商办制度使私人资本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成为制度化，并以不同的形式在国民党政权下继续存在。十九世纪末，许多官僚在企图自强和抵制西方技术工业力量时，变成为企业家。到国民党时代，这种制度就发展成为全面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银行为一些高级官僚及其亲友的企业活动提供资金，官僚则利用职权控制了利润丰厚的经济活动（注：安多斯：《中国的工业革命》，纽约，一九七七年，第三二页（Stephen Andors：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马若孟研究了民国时期的官僚资本。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有官僚资本，也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官僚。官僚资本家损公肥己，经营不善，滥开厂矿，浪费资源，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并扼杀企业家精神。马若孟列举了一九一六——一九一九年间以曹汝霖为首的交通系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例子。曹利用自己以及交通银行的资金，投资于煤矿、地产和一些小银行。曹为政治目的操纵了银行的财富。这一切都是官僚资本家行为。马若孟列举宋子文作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官僚。宋上台后使政府的财政体制现代化，还废除了厘金，与列强缔结了关税自主的条约，废两改元，成立中央银行，特别是能在一段时期内抵制蒋介石的无限制军费扩张。但后来宋也同流合污，利用职权从事私人企业活动，积累私人财富，也是官僚资本家行为（注：《中国经济：历史与现在》，第一六七页。）。马若孟认为，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可以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时代（注：《中国经济：历史与现在》，第三八页。）。马若孟在另一本书中指出，中国需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愿意利用权力来鼓励新的生产和市场的官僚。这种人在晚清时期很少，在民国时期根本没有（注：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纽约，一九八一年，第三四二页（Gilbert　Rozman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小科布尔考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资本问题，他提出，国民党官员的个人投资和没有私人资本的国营企业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应该区别开来，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小科布尔指出，在一九三四一一一九三七年期间，南京政权的官员在工商业中已成为最重要的领导人物。在各个领域中，政府削弱了原来的上海资本家的权力与独立地位。但小科布尔认为，政府官员的投资并不必然会使国民经济受到损害。例如宋子文投资于南洋烟草公司就结束了十年来政府对中国烟草工业的漠不关心，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又如一九三七年前的资源委员会的活动表明，它也难于列入“官僚资本主义”。（注：《上海的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二〇八、二五六页。）。

　　铃木智夫指出，洋务派的垄断政策，使他们只有可能作为特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登场。这就妨碍了在上海、广东等地将要勃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结果反而是以自由贸易的产业资本为主的外国资本控制了中国市场。在外国资本压制下形成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前途只能是走上从属于外国资本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道路（注：铃木智夫：《洋务运动与帝国主义》，载野泽丰、田中正俊编：《中国近现代史讲座》（二），东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较多的日本学者在评价国民党官僚资本时，都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进行研究的，即国民党官僚资本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另一些人则把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当作第二次大战后亚洲所广泛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型进行研究。如已故学者中西功指出，把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仅仅认为后者才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这是不对的。他认为，如果要正确地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就必须评述支持国民政府的大资产阶级也有民族性的一面（注：中西功：《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青木书店，一九六九年。）。名古屋工业大学讲师奥村哲也认为，抗战前的国民党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肩负者之一，因此不能不考虑它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体性。他还说，官僚资本同样是遵循资本主义规律的，它是否属于“非生产形态”，不是看它对其它资本的侵蚀过程，而是应该从资本的全部周转过程中加以鉴定（注：奥村哲：《抗日战争前的中国工业之研究》，载《东洋史研究》第三五卷，第二号。）。

六、关于买办资本和买办资产阶级

　　费维恺说，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商业的发展，为“买办资本”的增长提供了地位和机会。“买办资本”，即从事外贸及有关活动的中国商人所积累的资本。“买办阶级”，一般指那些与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外国产品和外国经营方法有广泛接触的商人，他们支持创办西方式工业。郑观应就是这样的例子，他曾是英商颠地洋行和太古洋行的买办（注：《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第十六——十七页。）。

　　美国圣巴巴腊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徐中约指出，清末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新的买办阶级的兴起。他们是清末的暴发户。在商业交易上，他们有契约义务为外国雇主的利益效劳，这往往会损害其祖国及同胞的利益。他们帮助外国银行向中国人发放高利贷，反对一切爱国的抵制外货运动，从中国市场上为外国人榨取最大限度利润。但当他们一旦有足够资金和管理技能时，就会转向创办现代企业，如唐景星。徐中约说，显然不能轻率地把买办阶级说成是罪人或寄生虫，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还是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的（注：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第五一四——五一五页（Immanuel C．Y．Hsii: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陈锦江指出，自一八七〇年李鸿章发起邀请商人参加现代企业活动后，中国传统商人的反应不大，而熟悉西方的买办则作出了热烈的响应。他们既提供了资金，也提供了专门知识，在七十年代就成功地办起了三大现代企业，只是在官僚督办愈来愈干预企业决策后，才心灰意懒，不再对官督商办企业增加新投资（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第八页。）。

　　傅吾康指出，买办阶级包括那些为外商企业工作的商人。一直到三十年代，他们大多居住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内，受到租界的庇护，免于中国当局的干涉。总的来说，他们反对任何革命运动。当然要区分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成员并不是容易的。有时一个兄弟属于这一阶级，另一个兄弟却属于另一阶级。也有人由于职业的变动，先属于这一阶级，而后来又属于另一阶级。但两个阶级确实代表根本不同的利益（注：《中国革命百年史》，第五八——五九页。）。

　　美国圣克鲁兹大学历史学教授曼恩（Susan Mann）指出，多数买办来自广州周围，但生丝出口的增长以及银钱业的日益重要，促使江浙买办迅速兴起，特别是来自宁波和苏州的买办。二十世纪初的许多买办仍是广东人，但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上海已由江浙买办占主导地位（注：曼恩：《宁波的金融业：一七八〇——一八八〇年的钱庄》，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四七——七七页（Susan Mann Jones：Finance in Ningpo：The Ch'ien-Chuang 1780—1880，in W．E．Willmotl 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白吉尔则认为，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不可区分。她说，二十世纪初由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半殖民地经济不可能有独立的民族企业。不论从资金、原料、机器设备等各方面来看，各种中国企业都是在外国控制下进行经营活动的。整个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都是依赖于外国的。但经济上的依赖性却特别能触发民族主义感情和不满。中国商人，包括买办在内，都是有民族主义感情的典范。真正的矛盾并不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而是在于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依赖性和它的一致的民族主义目的之间（注：《资产阶级的作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一九〇〇——一九一三年》，第二四九——　二五　四页。

　　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恩伯格（Robert F．Dernberger）指出，到二十年代时，华商进出口公司已取代了买办而控制了中国外贸的最大份额（注：德恩伯格：《外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第四二页（Robert Dernberger:“The Role of the Foreigner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in Perkino 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郝延平的专著分析了十九世纪买办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的显著作用，并作了一些定量估计。买办总人数从一八五四年的二五〇人增为一八七〇年的七〇〇人，又增为一九〇〇年的二〇，〇〇〇人。一八四二——一八九四年间买办总收入估计达五亿三千万两。在一八六二——一八七三年间创办的上海六家轮船公司的资本中，买办资本占30％；在一八六三——一八八六年间的矿业投资中，买办资本占62．7％；在一八九〇——一九一〇年间创办的二十七家大型纱厂资本中，买办资本占23．23％；同期华商机器工业投资中，买办资本占30％（注：《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一〇二——一〇五、一二〇——一三六页。）。

　　苏联科学院著《世界通史》认为，买办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其出现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那时“尽管有重重的障碍，国内还是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内，买办阶级和阶层相当地巩固了” （注：《世界通史》第七卷，莫斯科，一九六〇年，第三五七——三五八页。）。齐赫文斯基认为，自八十年代起，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由于商业资本（其中包括唐廷枢、郑观应、杨德等买办资本在内）保持优势，中国资产阶级成份不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买办资本家朱志尧、吴懋鼎、刘人祥等向织布工业和食品工业进行了当时来说相当可观的投资。这些年间，官僚和买办资本还创办了头一批最大的使用机器的企业。他认为，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买办资产阶级还没有和正在形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对立，他们中间还有一些爱国分子力求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附性并发展独立的企业活动。他们批评政府的“自强”政策，要求清政府实行一些资产阶级改革。后来，在二十世纪，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资产阶级买办阶层的绝大部分，才把自己的利益同某一帝国主义强国或垄断组织的利益溶为一体（注：《中国近代史》，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第二八六页。）。

七、民族资产阶级与外资的关系

　　周锡瑞等人指出，外资控制通商口岸经济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成长；进出口比价的不利和赔款的支付使中国财富枯竭，加剧了民族企业的软弱地位。总之，帝国主义导致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混乱，以致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掀起成功的现代化运动。这一种观点，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帝国主义论” （注：马逢华：《外来因素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载《中国近代经济史》（Feng-hua Mah：“External Influence and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Modern China Economic History）。）。

　　法国著名汉学家让·谢诺（Jean Chesneaux）的观点与此相类似。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外资的竞争是不平等的。他列举了外资享有的而民族资产阶级缺乏的条件：能获得国外资金、尖端技术、经营管理人才、管理效率和政治外交特权，后者是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结果（注：让·谢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劳工》，载考文编《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纽约一九六四年（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utury”in Cowen ed：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关于外国资本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齐赫文斯基也指出，在那些由于外国工厂产品的进口而受到破坏或阻碍的部门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比较差（注：《中国近代史》，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第二七八页。）。

　　与之相反，侯继明等人认为，外资起了引进新技术等示范作用，带来了立志于发展新工业的民族主义精神，帮助建立一种可以期待从工业投资获得利润的环境，外资还提供了动力等便于中国企业发展的条件，条约商埠对设在那里的中国现代企业提供法律和治安保障等等，这些都说明外资并未压迫民族资产阶级。侯氏的“反压迫论”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侯还指出，外资企业可能资金雄厚、技术精良、不受中国政府的干扰，但民族资产阶级更熟悉本地情况，有爱国的民族主义的支持（注：侯继明《外人投资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八四〇——一九三七年》，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五年（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德恩伯格也说，进口商品和外资工厂产品的出现，迫使中国企业家采用新机器，以与外资企业竞争。面对着进口贸易和外国投资的迅速增加，中国工厂和产量的增加也是十分显著的。事实上，在外国竞争者的面前，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还是得到蓬勃的发展。外资为一大批中国新型企业，如银行、航运公司、保险公司、股票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及商业公会等，树立了榜样。外国商人从追求利润出发，向中国商人提供了银行和运输业务，贷给新式机器设备，派出顾问，培训技术力量。德恩伯格说，现有的资料说明，外资在华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率平均约为10％，与民族资本企业所获得的平均利润率不相上下。德恩伯格还认为，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很快地学会了西方经营方法，成为现代中国工业的最大投资者，而且具备了击败西方对手的能力。外资虽然资本成本较低，而民族企业的劳动成本更低（注：《外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

　　郝延平在谈到晚清沿海商业资本时也说，由于日益熟悉外国的方法，中国企业家不久就能有效地与西方商人在沿海贸易中周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招商局的兴起导致了中外轮船公司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方面的激烈竞争。中国商人的经营得法使这家企业成功地得到中国投资者和顾客的支持。中国轮运企业的建立曾使当时出现了一个低运费的时代（注：《晚清时期中国沿海的商业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三二一页。）。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美籍华裔学者刘广京对中外轮船业的竞争有专门著述（注：刘广京：《英美轮运业的在华竞争，一八六二——一八七四年》，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Liu Kwang-Ching：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1862—1874）；《中英航运业的在华竞争，一八七三——一八八五》，载考文编《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British－Chinese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1873—1885”，in Cowen 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Japan）。）。

　　高家龙在论述中外烟草公司的竞争时说，外资起示范作用的说法并不适用于卷烟业，因为南洋烟草公司并未从英美烟公司那里获得技术知识。高家龙又说，英美烟公司确实“压迫”了南洋公司，但在较小的程度上，南洋公司也“压迫”了英美烟公司。高家龙在分析了帝国主义掠夺因素和经济民族主义因素后，提出了企业家创造精神的因素，认为南洋公司和英美烟公司都具有企业家创造精神，因此中国卷烟业的这家外资企业和最大的民族企业能够长期共存（注：《中国的大企业》，第二〇一——二二一页。）。

八、对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评价

　　国外关于孙中山的研究较多。其中较著名的是美国杜鲁门促进和平研究所学术主任史扶邻（HaroldZ．Schiffrin）和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荣誉教授韦慕庭（Marliu Wilbur）的著作。史扶邻赞扬孙中山是个杰出人物，但说他个人的不足之处使他不能达到他的奋斗目标。多数人并不认识自己天赋才能的潜力，孙中山则试图超过自己的潜力。孙以革命为职业，是中国第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他的坚韧不拔而不是他的才华使他成为杰出人物。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不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理论家。他的三十年革命经历充满了失败和挫折。但史扶邻指出，孙中山尽管没有达到其奋斗目标，但他一心一意致力于革命起到了累积作用（注：史扶邻：《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九六八年（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孙中山：勉强的革命家》，波士顿，一九八〇年（Sun Yat-son，Reluctant Revolutionary）。）。

　　韦慕庭认为，孙中山在各个阶段的，一系列改革处方似乎总是反映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就是说，他吸收的和加以普及的比他创造的思想更多。从历史角度来看，孙中山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从腐朽的帝国传统走向工业化的民族主义社会的过程。孙中山的一生试图重组国家的政治体系。他也拟订了一系列发展中国经济的计划。这些计划在当时无法实现，但预示了今天的国际合作援助不发达国家的计划。韦慕庭说，研究孙中山之后，最强烈的印象是，尽管遭到巨大的挫折和一再失败，他是一个坚定不移地献身于祖国政治改革的人（注：韦慕庭：《孙中山：受挫的爱国者》，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七——九页（C．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国外关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张謇的研究和评述。费维恺指出，张謇是私人所有制和私人经营现代企业的鼓吹者，但也指出，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不得不依靠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注：《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第一五页。）。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学教授朱昌□认为，张謇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与当时其它改革者不同的办法。当时的主要人物，如孙中山和康有为，都只是专心致志于政治解决办法，而张謇的目标是使祖国现代化（注：朱昌□：《近代中国的改革家：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第一七六、一七九页（Samuel C Chu：Reformer　in　Modern China：ChangChien，1853—1926）。）。

　　巴斯蒂夫人着重研究了张謇为发展现代教育而作的努力，指出张謇曾从他的企业盈利中捐出大量的钱用于这些活动。由此，“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革命的幽灵出现了。”张謇宣传的道德原则中，从一九〇七年起再未提出忠于君主。巴斯蒂夫人总结这位保守的现代化促进者的态度时说：他唯一关心的内容是政治现实，似乎事事都表明他对政权的外在形式日益不感兴趣。他曾仇视革命，因为他害怕动乱和暴力。当他和他的朋友感到自己强大到足以将革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利用它为自己服务时，　他接受了革命（注：巴斯蒂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教育改革概述：张謇著作研究》，巴黎，一九七一年（MarianneBastid：Aspects dela Réorme de L'enseignement en Chine au debut de　 XXSiecl，d’après des écrits deZhangJian）。）。

　　中井英基认为，张謇是中国近代企业家中的伟大先驱者，并指出作为企业家的张謇，一贯抱有“经世济民”的“绅”的立场。这个“绅”的立场介于“官”与“商”之间。他还在防止横暴的“官”的掠夺，有效地运用民间的“商”的财力，经营新式的营利业务，谋求“民生”的同时，努力阻止外国商品的流入与国家财富的流出（注：中井英基：《中国近代企业者史研究笔记（一），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载《中文研究》第一三号，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讨论张謇等乡绅创办大生纱厂的动机时，中井英基说，民族和国家的危机感，促使这些人士的“爱国心和民族主义勃发”，痛感振兴实业的必要性，于是着手筹措资金创办企业（注：中井英基：《清末中国的棉纺织企业者的活动——南通大生纱厂的设立与张謇》，载《一桥论丛》第七二卷第一期，一九七四年七月。）。中井英基还说，根据“经世济民”的儒教精神和一种“洋为中用论”的民族精神创办起来的大生纱厂成功了。这种人物的精力之旺盛与果敢的实业家的活动实在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复杂的。例如，可以看出超越传统的官僚与商人经营方式的革新性、合理性，同时依然可以窥视到传统的士大夫、乡绅的侧面。在从传统的社会转变到近代社会的时期，不论那个国家都会出现这种过渡类型人物，张謇就是一个典型（注：中井英基：《清代棉纺织业的经营与市场条件——大生纱厂在中国民族棉纺织业中的地位》，载《社会经济史学》第四五卷第五号，一九八0年二月。）。

　　关于盛宣怀的研究，费维恺指出，盛宣怀所办的企业得不到发展同他对家族和同乡的忠心有关。为了家族，他把得自企业的合法、非法收入大量投资于当铺和房地产，创办义庄。他任人唯亲，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等企业的经理人员都是他的亲属和同乡。这同他的传统绅士的价值观念有关。作为官僚，他卷入了派系斗争，不能全力经营企业，并把官场陋习搬进现代企业。费维恺通过分析盛宣怀作为家族、绅士和官僚成员的反应阐述了传统价值观念对他的强大束缚，限制了他推行新事物的动力和能力（注：《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第八三——九五页。）。

　　中井英基提出盛宣怀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八四四——一八七〇年是作为士大夫的时期；一八七〇——一八九五年是在李鸿章庇护下参加洋务运动，参预近代企业的开办、经营等作为实业家的时期；一八九五一一一九一一年是从失势的李鸿章转到张之洞庇护下活跃于炼铁、建筑铁路等重要领域作为官僚资本家的时期；一九一一——一九一六年是随着清朝崩溃度过失意的晚年时期。中井英基说，盛与张謇比较，两人都是士大夫出身，但有前者为“官”，后者为“绅”之区分。盛宣怀作为“官”的权力背景是“绅”与“商”互相提携或利用，在安稳的特权之上懒于努力从事于事业，无意培养后继人员。张謇是从“绅”出发，介于“官”与“商”之间，努力从事企业的发展扩大，成为“绅商”。盛宣怀代表的“官僚资本”与张謇代表的“民族资本”有共同点与不同点，如两人都同样向外国借款，但张謇进入实业界的动机包含着民族主义精神，他不断陷于国内资本积累不足与考虑民族主义的左右为难的困境中，而盛宣怀只是借款，没有需要作出抉择的苦恼（注：中井英基：《近代中国企业者研究笔记（二），盛宣怀（一八四四——一九一六）》，载《中文研究》第一四号，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关于大商人的研究，费维恺以虞洽卿作为在通商口岸从事西方企业私人投资的商人的例子。费维恺指出，虞洽卿在一九〇三年担任荷兰银行买办之前已在上海外商企业受雇十年。一九〇八年虞与宁波同乡创办了四明银行。虞与两江总督端方一起又创办官商合办的南洋劝业银行。在辛亥革命前，虞还组织了一条上海宁波间的航线，但他在航运业的主要活动则在民国时期（注：《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第二〇页。）。

　　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尚在逐步深入中。有些学者，如白吉尔等，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专家，而较多的学者是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或近代经济史时涉及资产阶级研究的。他们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论点，当然也有不少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希望通过上述的扼要介绍，有助于我国学者将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