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东元

　　关于洋务派的阶级属性，学术界颇有争议。有的说，洋务派既以拯救清封建统治为目的，当然是封建地主阶级集团；有的说，洋务派在洋务活动中发展了资本主义，应属于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地主阶级集团；有人还提出了原始资产阶级的论点。据我看，评定洋务派的阶级属性，象评述所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样，要放在社会发展规律中来考察。

　　　　一、洋务派的组成及其发展

　　从根本上说，洋务运动是以“师夷长技”为手段来拯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的运动。由于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了达到这一根本目的，在各个时期的斗争目标，及其所采取的对策和洋务活动的内容是不同的。洋务派这个集团，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这些“不同”，它的组成成员和阶级属性也在变化着。

　　一八五六年到一八六○年期间，清政府遭到英法联军侵略和太平天国革命两重压力，而太平军则是足以置清王朝于死命的一种威胁势力，清统治集团中有一派人在“两害取轻”的思想指导下，确定了向外国侵略者妥协并依靠其先进技术主要是军事技术以镇压太平军的方针。在那时，凡是赞成取洋人长技发展新的军事技术，以便有效地把太平国旗压下去并参与其活动的人，就构成洋务派的成员。他们主要有：大官僚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买办和买办倾向较浓的开明地主土绅钱鼎铭、杨坊、丁日昌、冯桂芬等人。

　　洋务派的上述方针果然发生了效果，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人民起义逐渐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就在中外反动派相勾结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却大大深入了。侵略者依据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乘所谓“中外和好”之机，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而特别是加强经济的侵略。商品的输入和廉价原料的输出急剧增加，中外进出口贸易额从四、五十年代每年二、三千万海关两，增为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每年一亿至三亿以上海关两，漏□迅速加多，作为封建社会基础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侵略者的欲壑是填不满的，他们为了扩大侵略权益，破坏“中外和好”局面而诉诸武力了。继一八七一年沙俄侵占伊犁之后，日本于一八七四年发动了侵略台湾的战争，紧接着英法等国也不断地寻衅。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成了清政府的主要威胁。于是洋务派由制内为主变为御外为主了。御外的主要表现，经济上与洋商争利，军事上加强海军海防和塞防的建设。在那时，洋务派的成员起了很大变化，即凡赞成“师夷长技”对外抵御或“与洋商争利”并参与其活动者，都是构成洋务派的成员。他们除原有的一些成员和更多的从顽固官僚中转化来的之外，大批加入了买办和具有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倾向的地主、官吏、知识分子，如唐廷枢、郑观应、马建忠、龚寿图等人。军事上抵御外侮的措施和经济上的“与洋商争利”是相互为用的。洋务派几乎一致认识到：要御侮，必须强；要真正的强，必须富，而富只有发展近代工商业才能做到。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对立面而求富强，是洋务派在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至于其中有的人虽也要求富强，但在行动上不积极抵御而一意求和的妥协派（如李鸿章等少数人），那是政治上外交上的政策与洋务运动的目的相互矛盾的问题，虽与洋务运动有联系，但这不是洋务运动的主流，因而也不洋务派的主流。

　　　　二、拯救清封建统治却发展了资本主义

　　据上所述，无论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师夷长技”以镇压太平天国，还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师夷长技”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洋务派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当然，洋务派的各个成员的出发点和侧重面可能有所不同，例如有人主要从赢利出发，有人主要从御外侮出发，等等，但都不超越这个总目的的轨道。然而，主观目的是一回事，客观效果又是另一回事，甚至是取得同主观目的相对立的东西。这是因为，社会各成员的意向千差万别，这些矛盾着的意向互相斗争，其结果必然常常不是各人所预期的东西。其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各个人的意向始终要服从于社会内部“隐密的规律”（参见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缘故。从清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它与封建主义束缚的矛盾已很突出，地主阶级改革派如魏源等人的著作已反映和试图解决这一矛盾。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逐步深入，促使封建经济结构加速破坏，造成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市场等条件，从而促使资本主义趋势的发展，但这种发展趋势，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而洋务派冲破了这种阻挠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他们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和发展了与自己目的相对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

　　首先于六十年代创办了带资本主义性的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局等军用工业，所以说军用工业带资本主义性，是因为：一、价值规律对于军用工业的创办和生产起着作用。洋务派认为向外洋购买军火价值太昂，于是自办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降低费用，使产品“核价尚廉”。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产品披上商品的外衣——价值，就有变为商品进入市场的可能。事实上清政府从军工厂调拨给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从一八七四年起天津、江南等制造局都先后有出售军火的商务收入。三、制造局的工人不少是劳动力的出卖者，其中有些还是从外国工厂雇来的技工，他们的工资一般在十元至三、四十元不等。四、既然价值规律起着作用，部分产品又以商品形式出售，劳动者是劳动力的出卖者，那么，剩余价值规律在军工厂中起着作用就毫无疑义了。因而它带有资本主义性也就不言而喻。

　　至于七十年开始举办的轮船、电报、纺织、煤炭、采矿与冶炼等民用工业企业，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目的，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很明显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军用工业中的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对民用工业的创办起着促进作用的问题。举例说：基隆煤矿的创办，是因为福州船政局和炮船的用煤“苦于洋煤太贵”（一八七二年《淡水英领事报告》）；平泉铜矿的创办，是因为天津机器局制造子弹等件“所需铜料购自外洋，购运艰而价值贵，且恐不可常恃”（一八八一年李鸿章《请开平泉铜矿片》）。因为洋煤洋铜太贵而自己创办矿厂，表明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军用工业有了这些价值低廉的燃料、原料的供应，就有可能使产品比之购诸外洋者低廉，以便上以符合清政府“就动拨之款，考制成之数”的要求，下以满足官僚们贪污中饱的欲壑。这又表明了军用工业中剩余价值规律对民用企业起着促进的作用。

　　由此可见，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是有内在的经济规律联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我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的胚胎”。这种“胚胎”型的官僚资本主义，对外国侵略者虽有适应它们需要的一面，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民族性是主要的；对民族资本主义虽有压制的一面，但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是主要的。

　　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对立物。洋务派以拯救清封建统治为目的，却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改变洋务派的封建的阶级属性

　　封建地主投资于近代工商业，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他便由封建地主逐步转化为资产阶级，这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以这个原理衡量洋务派是再恰当不过的。

　　洋务派本来就是极为复杂的集团。这不仅因为它的成员有官僚、买办、地主士绅、商人、知识分子等复杂成分，还由于它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不断地有新的组合，也必然有分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洋务派本来是执行对外妥协和勾结的方针，但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外国的侵略成为清王朝主要威胁时，其中多数人转变为对外抵抗，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少数人仍然坚持妥协的方针；二、七十至八十年代洋务工业企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与之相适应，要求废除“官督”，实行由商股们民主管理，但清政府却逐步加强官督办的权力，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更是如此。这就使洋务派发生新的分化，有些人有着摆脱洋务集团一套做法自谋出路的独自经营企业的行动或倾向，而向民族资本家转化；有些人则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某些否定，而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转化。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中多数原来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分化和转化，不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直接向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转化，而是从“胚胎”的官僚资本主义中分化出来的。这就表明，洋务派这个集团，已不是封建地主阶级集团，而是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集团了。

　　事实也确是这样。洋务派各种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洋务企业的股东和资本所有者，买办如唐廷枢、徐润，旧式商人如朱其昂、朱其诏兄弟等，封建官僚、地主出身的人也大多是股票持有者或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当过山东肥城知县杨延俊的儿子杨宗濂，在洋务运动初期就以在籍户部员外郎的身份为清军“照料军粮及雇备轮船各事，后来任职于台湾水陆营务处兼办台南北铁路，并总办“商务洋务，兼开埠事宜”（《屠光禄奏疏》卷三）。与此同时他还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的投资者和曾一度被委为该局督办。

　　如果说杨宗濂是由小封建地主官吏在洋务活动中转化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盛宣怀则是中等封建官僚地主出身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典型。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当过湖北盐法道，他自己是中过秀才的封建知识分子，一八七○年入李鸿章幕即从事洋务活动，一八七二年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后，大力从事煤铁矿、纺织、电报等企业的经营，除实殷外，还有大批“口头上说的干股”（见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第一三八页）。这位洋务派骨干转化为资产阶级了，它的转化多少说明了洋务派集团的资产阶级性质。

　　至于洋务派中封建大官僚，他们中不少人也是洋务企业的投资者，李鸿章在招商局创办时即投入五万两白银（见《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一四○页）；由顽固派而有转化为洋务派倾向由巡抚升任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在洋务企业中尚有不少股份，到一八九六年盛宣怀筹办中国通商银行时，还为王“代留五百股”（见《愚斋存稿》卷二十五第三八页。）

　　以上几个事例说明，洋务派中由封建小官吏到大官僚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剩余价值的剥削者。即使没有实际的投资，也会以“干股”等名义来分割剩余价值的。这样，洋务派中封建地主阶级出身的人变为资产阶级或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人了。

　　　　四、洋务派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雏型

　　封建地主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不是他们预想的结果。他们的转化表明洋务派集团已不是封建地主阶级一个派别，而是超越地主阶级范围的带有资产阶级性的集团了。这个集团我称之为“官僚资产阶级雏型”。所谓“雏型”，是与“官僚资本主义胚胎”性质相适应的，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买办性，另一方面，有着对外国资本主义抵制的作用，和对民族资本主义促进作用的性格。在那时，洋务企业的许多投资者不少即是民族资本家，洋务派的一些成员即具有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倾向的人。因此，官僚资本主义胚胎与民族资本主义、官僚资产阶级雏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界线在某些方面是很难截然分开的。

　　洋务派是官僚资产阶级雏型的性质，是从整体上说的，从发展上看，前期与后期，资产阶级属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六十年代洋务派中尽管也有买办和具有买办倾向的人参加，但封建性是其基本方面，这个封建性已不是完整的，它由于带资本主义性的军事工业的创办，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其首脑人物如李鸿章其人，即已有资本主义的倾向。他经过几年的洋务实践而于一八六五年所说的“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和称赞西方国家对创造发明者“以为显官”的话，是对新的生产力的憧憬；而“臣料数十年之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第三四页）的阐述，则是对发展民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预期。这不是鲜明的资产阶级倾向吗？至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性的民用洋务工业企业的发展，洋务派中大官僚的资产阶级属性也在不断增加，他们中有的人如两广总督张树声，不仅要求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在上层建筑方面，有着用西方民主政治的“体”，来改变中国封建专制的“体”的提议（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和张树声遗折）。他认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如果“遗其体效其用”是达不到富强的目的的。不可否认，洋务派集团不具有资产阶级属性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