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喜所

一、构成问题

　　关于洋务派，多数论著将其限定为奕□、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中新兴的官僚集团。其实，并非全面。作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的波及面较广。以引进西方“长技”为共同要求的洋务派来说，除了李鸿章为核心的洋务派官僚之外，还应包括从事洋务经济活动的企业家；从事舆论宣传的洋务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的不协调的结合，构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夕的洋务派。

　　洋务官僚是洋务派的轴心。这部分人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在中央决定洋务大政方针的官员，如奕□、文祥等；二是地方督抚大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是涉外问题，大都由他处理。他慑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威胁，主张对外维持“中外和好”局面，极力主张仿照西法练兵、制造枪炮、培养外交人才等等，他是清廷中办洋务最坚决的一位王公大臣。文祥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要大臣之一，和奕□的思想最为接近。他认为资本主义列强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非寻常可比，只有办洋务，才可御敌。他常讲：“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1876年，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现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他认为，清廷在对外战争中所以失败就在于“中外大臣皆视办理洋务为畏途”（《清史稿》，列传，卷386）。出于这种认识使文祥成为办洋务的积极鼓吹者。但是，奕□、文祥这些人主要从政策上左右清廷，为办洋务争得合法地位，具体办实事的则是李鸿章等地方督抚。曾、李、左等人是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实力派。从忠于清廷的立场出发，他们镇压太平天国心狠手毒。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一是亲身感到了阶级矛盾的尖锐；二是意识到了清廷军事等方面的危机，尤其在向洋人“借师助剿”的过程中进一步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这就为他们在某万面企图有所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改革派大都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强者”。然而历史辩证法在于，农民起义却又“帮助”了一些地主阶级政治家头脑开化，在制订政策时多少考虑解决现实问题。从“文景之治”到“贞观之治”或者曹操的统一北方，都是这种历史的辩证发展。但是，太平天国之后的社会发展状况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时期，“内忧外患”使曾、李、左这些“胜利者”的变革思想以仿照西方练兵制器——办洋务的形式表现出来。曾国藩早在1860年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把办洋务看作是解救清廷危机的“第一要务”；并且他在1862年致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商战”的思想。李鸿章明确指出：“‘师夷之长’四字，尤为今日所当知也。”（《李文忠公尺牍》第8册）又说：“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35页）刘铭传是1885年台湾设省后的第一任巡抚，他竭尽全力修铁路、办煤矿、建新式学堂，对开发台湾具有重要意义。后期崛起的张之洞，也把办洋务和清廷的振兴联系起来，办了一系列洋务事业，成为洋务运动后期颇有影响的要员。这批办洋务的督抚大员，曾国藩于1872年死去，仅是办洋务的拓荒者；左宗棠1885年病死，有一定建树；张之洞侧重于中法战争之后。能和洋务运动相始终并影响全局的人物只有李鸿章。从政治上看，李鸿章等人是清廷显赫一时的官员，有权有势，思想观念和行动准则局限于封建主义的框框之内；但从他们办洋务的具体过程来分析，他们又和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发生了联系，是一般封建官吏所不具备的。这种地主阶级官吏从事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引进，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特点；也透露出闭关落后的封建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联系后的一般规律。

　　洋务企业家是洋务派的基本队伍，办洋务的决策是通过他们具体落实的。象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人朱其昂，把李鸿章办近代航运业的设想变成了现实。朱其昂出身沙船世业之家，往来上海、烟台、天津各口进行贸易，和美国商人亦有较多交往，还在广东、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设有银票号，有钱有势、有办航运业的经验，所以他敢“以身家作抵”来组建轮船招商局。这种实际办洋务企业的人员，其贡献不在洋务决策人之下。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有资本主义压迫，内有封建势力挡道，传统的思想观念又根深蒂固，真正办成一件实事比登天还难。再如唐廷枢，主持开办了影响很大的开平煤矿。从1876年起，他便组织人力进行勘测，并为解决运输问题，建议从开平到芦台修一条铁路。此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于1878年正式开工，1881年便全面投入生产。从此，唐廷枢一直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还有创办漠河金矿的李金镛，也是洋务企业家的一个典型。他从1887年向李鸿章报告漠河金矿情形开始，随后，经过实地勘测、化验、筹备，到1889年漠河金矿便正式开工了。在生产过程中，李金镛经常遇到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运输困难等许多问题，但都想办法克服了。实事求是地讲，没有象朱其昂、唐廷枢、李金镛这样一批办洋务的实干家，洋务运动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此外，如主持热河平泉铜矿的朱其诏、安徽池州煤矿和铜矿的杨德、山东淄川铅矿的徐祝三、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的胡思□、北京西山煤矿的吴炽昌、广西贺县和富川县煤矿的叶正邦等等，都属于洋务企业家。再者，在洋务官僚倡导办邮电、纺织、铁路等方面，也出现了一批实干家。从数量上看，这批人比洋务官僚要多；就其能力来说，这些人在当时也属上乘。但就其个性来讲，他们中的多数均具有官僚或买办商人的恶习，可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左右逢源。如唐廷枢早年做过香港巡礼厅和大审判院的译员，后往上海海关充翻译，1861年后在怡和洋行当买办，又做过福建候补道。杨德是汉口宝顺洋行的买办；吴炽昌是买办商人加太守；李金镛是候补知府兼商人；叶正邦是贵州补用道；秉臣为候选郎中、胡思□为候选知府。这些人的经历大都与“洋人”　沾边；与官府有关系。他们比较熟悉或适应新的中外形势和环境，干事容易成功，这是他们办洋务企业多见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此而言，他们是有贡献的。因为通过他们的实际活动毕竟把新的生产技术引进了古老落后的中国，起到开拓的作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还没有从地主阶级的队伍中完全游离出来，又具有买办倾向，但作为在洋务运动中产生的一支新的力量，还是顺理成章的。

　　洋务知识分子是附属洋务官僚的一个新型的知识层。他们在洋务运动中应运而生，又反过来从技术和思想两方面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运动时期，除了聘用一些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外，主要的技术力量还是来自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师夷长技”的工作大都是由他们来进行的。办洋务的一些理论宣传和兴举筹划，往往先通过这些人去论证和推进。客观地讲，在洋务运动时期，他们起着某种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例如留美的客□，于1854年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到祖国后，到处碰壁，直到1862年遇到曾国藩，才得以部分实施他的抱负。这种“巧合”，正反映了他和洋务官僚的某种因缘。同时，曾国藩等人也受到了容□的影响。如办洋务企业首先要办“制器之器”的母厂、仿照西法练兵、开办银行、建立轮船招商局等，都是容□第一个建议的。而且容□还帮助洋务官僚从美国采购机器，为培养洋务技术人才率幼童赴美留学。这批幼童归国后，多数成了洋务企业的技术骨干，涌现了詹天佑这样的佼佼者。在此期间，容□不失为洋务派中的重要一员，詹天佑等人也竭诚为洋务事业效力。至于1877年后派出的留欧学生，归国后都成为洋务事业的骨干力量。象刘步蟾，是北洋海军的右翼总兵，海军建制多出其手。左翼总兵林泰曾也是留欧生，对创建北洋海军有很多贡献。北洋海军中的管带，一半以上均来自这批留学生。留欧生魏瀚归国后成为福州船政局的优秀工程师，以他为首成立的工程处，基本解决了全厂的技术问题。这批人为洋务官僚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此得到一官半职，侧身洋务集团之中。无论情况多么复杂，这批人的命运总是和洋务官僚联在一起的。洋务官僚倡议办的三十多所洋务学堂，更直接服务于洋务运动，培养出来的各类人才，无不投身于洋务企业之中。就是通过个人努力而成长起来的科技专家，也和洋务官僚携手并进。徐寿父子堪称这方面的典型。徐寿一直受到曾国藩的重用，刨办安庆内军械所和金陵机器局，他曾作过许多工作。后来他多数时间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方的科技图书，是洋务官僚在科技方面的重要谋士。其子徐建寅，不仅为办洋务从事科学研究，而且具体主办洋务企业，曾任山东机器局总办、福州船政局提调、金陵机器局会办等职，也可称其为精通技术的洋务企业家。此外如李善兰、华蘅芳，无一不投身于洋务运动。北京同文馆的高才生张德□，可以作为洋务知识分子办外交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于1865年毕业后，就充当洋务官僚出使外国的翻译，还做清廷驻英使馆的译官。他写的海外见闻有八大本（八述奇），不仅介绍了海外的风土人情，而且还大力鼓吹学习西方的长技，呼吁办洋务。他认为“天下万国，各有所长，取长补短，彼此有益。”（《欧美环行记》卷3，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记）他每次归国后都介绍一些外国的情况，在早期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他是有一定贡献的。这样的翻译家虽没有直接办洋务企业，但服务于洋务官僚，其思想和行动都紧扣着洋务事业，不能说不是洋务派中的一员。至于说马建忠、薛福成这些人，他们本身就是洋务官僚直接培养出来的办洋务的新星。这些人既为洋务官僚办理外交等具体事宜，也为他们出谋划策，解决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马建忠在欧洲致李鸿章的书信、薛福成写的《筹洋刍议》等，实际上都是在探讨洋务运动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在洋务运动的初期和中期，马建忠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洋务派，至于后来的分化，那是另一回事。总而言之，在洋务运动中产生了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层，他们服务于洋务事业，也属于洋务派的阵营。

　　由上似可概括为，洋务派是由洋务官僚、洋务企业家和洋务知识分子三部分人构成。

二、洋务派和顽固派争论的性质

　　这个问题争论已久，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是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另一种认为这两派的争论是要不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即要不要引进新的生产力的斗争。前一种说法既笼统，又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统治阶级内部的任何一次“狗咬狗”都是有特定的社会根源的，不深入分析其具体背景和社会后果，用“狗咬狗”去解释历史未免太表面化了。后一种观点较合乎当时的情况，但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因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的问题后，就触及到了近代中国的一个中心课题——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按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是区分先进与落后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说是衡量革新与守旧的试金石。因此，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尽管十分复杂，但归根到底是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他们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争论的性质是革新与守旧。

　　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充满着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斗。70年代初期，在是否购买西方船舰以加强海防的问题上，洋务派和顽固派发生过一场争论。洋务派认为应该马上筹集资金，一方面从外国购买铁舰、水雷等军事武器；一方面练兵、造船、制器、培养技术人才，加强东南海防。顽固派则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会破坏中国“忠君亲上”的“人心”，导致“用夏变夷”，叫嚷“师事洋人，可耻孰甚？！”既不可“购买洋器、洋船”，“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122页）在培养懂洋务的新式人才上，洋务派和顽固派也发生过激烈的辩论。奕□在1862年开设中国第一个新式外语学堂同文馆后，遭到了顽固派的反对。1866年12月，为了使学生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同文馆增设了天文、算学馆，并招秀才、举人、进士及科第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这更引起了顽固派的不满。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奏说：“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同上书，第2册，第29页）理学大师倭仁进一步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同上书，弟1册，第121页）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867年夏，当时北京地区天旱不雨，狂风大作，顽固派说这是同文馆的建立得罪了“天意”，老天借机报复。可见，顽固派反对学习西方技术已经到了何等荒谬的地步。到70年代中期，随着洋务企业的开办，急切需要更多的新式人才。于是李鸿章提出，将原有的科举取士制度稍作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开设洋学局，教授格致、测算、火轮、机器、舆图、化学、电气学、兵法、炮法等课，如果考试合格，一样举为秀才、举人、进士。这更触怒了抱残守缺的顽固派。通政使于凌辰上奏说：如果按李鸿章的办法去做，“窃恐天下皆将为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指责李鸿章是在“用夷变夏”（同上书，第1册，第121页）。如此等等。顽固派的这种攻击，既暴露了他们的愚昧心理；也说明洋务派的主张与传统的封建守旧观念出现了裂痕。就是修铁路，顽固派也极力反对。1874年，李鸿章第一次提出要修建铁路，结果王公大臣一笑置之，守旧官吏“独痛诋之”，只好不了了之。1880年，李鸿章再次上奏，指出修铁路“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同时提出：“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同上书，第6册，第149页）刘铭传也写奏折，认为铁路对漕务、商务、民生、用兵等大有好处，应立即修建。但被顽固派攻击为“莠言”、“邪说”，置之不论。刘锡鸿在奏折中列举了修铁路的九大害处，徐致祥在《论铁路利害折》中也归纳了八大祸害，认为修铁路“利小而害大，利近而害远，利显而害隐。彼所为利者，在五年之中；臣所为害者，在十年以外。”（同上书，第6册，第168页）这些顽固派完全把修铁路看作“不祥之兆”，把火车视为“洪水猛兽”。他们罗列了种种“罪状”，借以阻止铁路的修筑。但是，洋务派还是顶住和回击了顽固派的进攻。郭嵩焘形容这些人“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皇朝经世文编》卷1020）然而这些人“钟表玩具，家皆有之。”（《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遗集》卷11）陈炽尖锐指出：“今之论者，动以奇技淫巧，诋斥泰西，而朝野上下之间，所用者触目皆是西人之物，不禁不革，仰给于人，力尽财殚，坐以待毙。”（《赛会》，《庸书》外编，卷6）从而把顽固派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从上面简略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洋务派和顽固派在引进西方技术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分歧。这种分歧虽然从本质上看是如何维护清廷统治的方法之争，但这种争论却是有是非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引进西方技术，创办洋务企业，求富求强，是对中华民族有益的一种前无古人的事业，而反对引进，力图仍以闭关锁国的老办法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不仅是作茧自缚，其结果必将使中国继续陷在悲惨落后的境地。因而，在是否引进西方技术的问题上，洋务派是激进的，顽固派是守旧的，他们通过统治阶级内争的现象反映出了改革与守旧的斗争。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改革与守旧的斗争都表现为本阶级内部治国方法的争论。在这种争论中，富有进取精神并对社会发展有利的一派是改革派；另一派则是守旧派。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斗也大致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认为：洋务派是以引进西方“长技”为标志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顽固派是反对变革生产力的地主阶级守旧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