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澍伟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派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雏型”，洋务运动为了“拯救清封建统治却发展了资本主义”（夏东元：《关于洋务派的阶级属性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7月13日）。（三）洋务派是“早期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洋务运动是“资产阶级的进步的改良运动”（孔令仁：《洋务运动浅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3期）。（四）洋务派“与改革背道而驰”，“压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某些积极成果”，但“起进步作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罗耀九、郑剑顺：《洋务派与洋务运动》，《光明日报》1981年4月13日）。

　　我们基本上同意第一种意见，但应把“改良”与“改革”加以区别。洋务派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改良派，洋务运动是晚清封建统治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把列宁关于改良主义的论述运用于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则其性质问题、评价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

　　　　一、应如何评价“改良”和“改良主义”？

　　“改良”和“改良主义”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语汇，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什么是改良主义呢？列宁指出，改良主义虽然也主张变更现状，但“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479页）。至于改良，则有两面性的含义。一方面，它是对旧秩序的加强和巩固，也是对抗革命的手段。列宁说：“改良是统治阶级的让步，其目的是阻止、削弱或扑灭革命斗争，分散革命阶级的精力，模糊他们的认识，等等”（《列宁全集》第12卷222页）。另一方面，改良又是对旧秩序的“改善”，含有“改善”、“改进”的意思。列宁说：“任何改良之所以为改良（而不是反动的或保守的措施），正因为它是趋向改善的一个一定的步骤或‘阶段’。”（同上，222页）

　　改良和改良主义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切改良主义者都必定“用改良来反对革命”，或者“只承认改良，而否定革命”（《列宁选集》第2卷406页）。他们力图通过改良给旧制度造成一些微小的、量的改变，并把改良当做最终目的。但是，就改良本身来看，它又“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同上，第4卷576页），与改良主义有所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地并不反对改良，反对的只是把改良当做终极目的、而避免触及旧制度根本的改良主义。列宁指出，我们同改良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只限于改良。改良具有两面性，而改良主义则以对抗革命为目的，是“改良”的保守、反动方面，或向保守、反动方面的发展。

　　如果我们运用列宁关于改良主义的特定论述观察历史上的同类现象，不难发现，发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洋务运动，正是一次仅限于“改良”而避免涉及封建制度根本的改良主义运动。

　　　　二、洋务派是改良派，洋务运动是改良主义运动

　　洋务派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政治派别，它没有固定的成员，没有明确的纲领和路线方针，上到皇族亲贵与封疆大吏，下至普通知识分子和商人买办，都可以进入这个行列。能把这些人维系在一起的，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是美轮美奂的，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圣人生于今日，亦不可置“洋务”不讲。因此要想适应这几千年来的大变局，非把“洋务”作为维持天下的治术不可。不谈“洋务”，“天下赖何术以支持？”——李鸿章的这句话很可说明洋务派拼命提倡“洋务”的缘由。所以，分析一下洋务派的思想和作为，很能说明洋务运动的改良主义性质。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洋务运动中最先实现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人。据薛福成说，曾国藩对于洋务，“讲求之要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庸庵文编》卷一）“制器”是兴建近代化的兵工厂，“学校”是培养兵工人才，“操兵”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技术训练较为新式的军队，“明清内奸，暗御外侮”（《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3）。学校是为了制器，制器是为了操兵，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仅仅这些，在曾国藩看来，还不足以使中国强大，“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造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他在《应诏陈言疏》中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曾国藩究竟希望用什么样的人呢？1867年，他几次写信给他的儿子们，其中一封说：“世家子弟，既为秀才，断无不应科场之理”；一封说：“明年鸿、瑞两人宜专攻八股试帖”（《曾集·家训》）。这时候，曾国藩力赞其成的北京同文馆已经建立了五年；再过五年，便有他奏请派幼童出洋留学之举。这说明，曾国藩一方面看到了科举制度下培养的人才不足以应付洋务，要“师夷智”必需另辟蹊径，比起极端守旧的顽固派来算是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却仍然把八股试帖和科举功名做为培养人才的“正途”，这一点和顽固派又没有什么区别。既接受某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事物进行社会改良，又极力保护封建传统、坚持守旧，可以说是洋务派的共同特征。

　　早年的李鸿章对于洋务的认识并不比曾国藩高明，1862年，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著名的江南制造局就是在“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洋务运动》四，14页）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从此，近代化的大生产开始在半封建的中国陆续出现。

　　左宗棠是洋务派中最先提出急造轮船、振兴商务，以敌洋商的人，但他提倡设局造船的理由是：“轮船成，则漕政举，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洋务运动》五，8页）着眼点仍是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左宗棠超出曾、李一筹的，是他模糊地看到了中西物质文明的巨大差距源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他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同上）不过，左宗棠的洋务，也始终没有跳出维护封建制度的窠臼。

　　光绪中叶以后，与李鸿章并称为洋务运动南北两大支柱的是张之洞。张之洞大举兴办洋务时的客观环境已与曾、李初倡时有所不同，一则是因为经过中法战争，暴露出仅靠船坚炮利并不能强国，还必需兴办那些“富在民生”的企业；一则是因为极端仇视洋务的顽固派渐渐消声匿迹，而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潮却逐步兴起。所以张之洞标榜他办洋务的纲领是所谓的“治、富、强”（《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53）。他把“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放在首位恰恰说明早期的洋务活动并没有使清王朝的统治得到稳固，而他办的洋务则首先要达到稳固清朝反动统治的目的。

　　先说“求富”。洋务派在“求强”过程中，深感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后，其庞大开支无力筹措，其原料、燃料亦不能自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又产生了“必先富而后能强”的思想。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万千里、数万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计，无非取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等税。”（《李书·朋僚函稿》卷43）从此，一批近代化的民用企业开始在半封建的中国出现了。不过，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这些企业虽然是“民用”，但仍服从于军需。比如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是为了“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李书·奏稿》卷25）。这固然说明洋务运动的内容和方向，受当时日趋尖锐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的影响，但也说明洋务派兴办洋务，并非想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其二，私人资本虽然开始依存于洋务企业，但始终不能得到发展。洋务派为什么要纠集私人资本呢？这除了由于清政府的财源竭蹶外，还因为洋务派与早期的民族资本在“稍分洋商之利”这一点上，有其暂时一致的地方。但是洋务派容纳私人资本是以接受封建统治为前提的，是要利用私人资本来巩固封建制度，在这些企业中权握于官，最终不过是为封建政权开辟一条掠夺私人资本的新途径。

　　再说“求治”。这一点虽为张之洞所提出，但对于说明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改良主义性质，却很典型。洋务运动后期，随着“师夷长技”的范围不断扩大，人们已不满足于单纯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被提到日程上来，也就是说，开始从“西技”方面扩大到“西学”、“西政”方面。如何把这股潮流纳入到“洋务”范畴，化“西学”为“中学”，免使封建制度遭受根本的冲击，遂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所必需应付的课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来的。张之洞标榜他办洋务的出发点是所谓“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对于“西学”、“西政”的取用标准是：“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劝学篇·内篇》）。把“洋务”当做应时治事的方法、尊君固本的工具，张之洞最具有代表性。他的幕僚辜鸿铭说：“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张文襄幕府记》卷上）这些话把张之洞办洋务的封建改良主义实质表达得非常清楚。

　　总之，洋务派与中外历史上发展转折时期的“改革派”（如奴隶制末期某些奴隶主要求转化为封建主，封建社会末期有些封建主要求转化为资产阶级）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虽然主张“师夷之长，去我之短”，但仅限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外，更有其它学问”（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心以为只要能在物质文明方面模仿西方，就能继续保持封建统治的巩固。他们虽然也主张改变成法，但仅仅限于“变事而已”，“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编端而举之，无其本源、失其辅佐”（康有为语，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顽固坚持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根本。他们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于封建制度，极力限制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虽“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以变旧”（严复：《上皇帝万言书》），企图把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文化，作为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和前提，他们始终没有反映出其他阶级或阶层的要求，所代表的是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说洋务派是晚清封建统治阶级的改良派，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是恰如其分的。

　　当然，这样说是就其主流或本质而言。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随时受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制约，参加洋务活动的中下层官吏和旧式商人，不少人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或成为早期的资产阶级。一些为洋务派所信用的知识分子，随着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逐步看出了洋务运动弃本逐末的改良主义本质，思想逐渐倒向资产阶级“改革派”方面去，成为日后维新运动的奠基人。不过，“洋务派”的主体仍然是“改良派”，而不是“改革派”。

　　　　三、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既然改良能给旧制度带来量的变化，那么这种量变即使是微小的、缓慢的，我们也应加以合理的、恰如其分的肯定。这是因为：一、洋务派的改良比起顽固派的深闭固拒、仇视社会向前发展总算是进了一步。顽固派拒绝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企图照旧靠男耕女织来维持“治安之本”；洋务派要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技术来加强封建统治，两相比较，不能不说用资本主义某些先进的东西来取代封建社会某些落后的东西更为开明和进步。左宗棠说：“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洋务运动》五，8页）这表明，洋务派不仅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抱着比较现实的态度，而且比起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守固陋和一事无为来，他们也表现出一定的进取心。二、量变的逐渐积累，是达到部分质变的条件。在洋务运动中，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和传统的闭锁政策的失灵，使改良派中的一些人眼界逐渐开阔，开始怀疑这种封建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否能够走通，进而转化为“改革派”，这就是前进。洋务派中的王韬、郑观应、马建忠、黄遵宪等人，能够成为日后维新运动的先导者或积极参加者，甚至成为“改革派”的中坚人物，难道不正是这种“部分质变”的体现吗？戊戌变法所要努力实现的“新政”，诸如废除科举、设立学堂、保护私人工商业、广译外国书籍、召开国会、立行宪法等等，无不源于这些人的可贵启蒙。甚至革命派的孙中山，最初也曾产生过“改良”的幻想。这说明，“改良”和“改革”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者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质言之，对于洋务运动，我们否定的，只是洋务派的局限于枝节改良、而不肯触动封建制度基础；而不是否定他们在改良过程中，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改进或改善。假如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认的话，那么，洋务派和顽固派还有什么区别呢？

　　尽管洋务运动的结局是令人沮丧的，洋务派改良活动的内容及其影响却不能忽视，因为它毕竟在很多方面使中国社会前进了一步，而不是向后倒退了，虽然这种前进是缓慢的、迁延时日的、甚至是痛苦的。

　　从经济方面看，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开始在中国确立，是由洋务运动发其端的，有些企业甚至是很有气魄的。左宗棠主持的福州马尾船政局曾经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张之洞主持的汉阳铁厂，规模宏大、技术先进，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与洋务运动有关，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若没有洋务运动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做了量的积累，怎么能够产生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呢？目前的分歧仅仅在于，洋务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或是否自觉地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这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洋务派造炮制船，进行军事上的革新，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革命还是为了抵御外侮？这并不是问题的症结。军队作为国家机器，自然具有对内对外的两种职能，这要看内外两个方面，哪一面成为威胁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主要矛盾。虽然那时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但尚未完全殖民地化。封建统治阶级完全被帝国主义所驯服，是义和团运动以后的事。说洋务派的军事活动完全没有防备外国的一面，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从理论上也讲不通。首先，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更新，比起顽固派的“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槽，执梃可敌坚甲利兵”的极端守旧态度，无论如何是个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有划时代的意义。洋务派的海军建设也是有成效的。甲午战前，倾全国之力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其规模居世界第四（《清末海军史料》，肖劲光：《序》），特别是定远、镇远二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左宗棠平定新疆阿古柏之乱，也应属于洋务运动的军事范畴。1884年，新疆正式改为行省，不但实现了清朝末叶以来有识之士的愿望，而且在强邻逼处之中，使这块新归的故土成为中国永远不可分的一部分。

　　再看看洋务外交。洋务派办外交，旨在维持住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以使清王朝的统治得到苟延，妥协退让、屈辱求和自然成为不可避免，而且是主要的一面。但是，其中一些人，由于掌握了新的国际观念与外交知识，在与侵略者的谈判中，能够折冲尊俎，多少挽回了中国的权益损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比如曾纪泽通过谈判，废除了昏庸误国的崇厚于1878年与沙俄擅自签定的《里瓦基亚条约》，虽然曾纪泽与俄国签订的改订条约也是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领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并增加了赔款，但中国方面毕竟收回了伊犁等九城，同时拒绝了沙俄企图以中国沿海地方作为“补偿”的狂妄要求。我们能把曾纪泽与崇厚（尽管他不属于顽固派，但其愚昧无知，并不比顽固派强多少）视为一丘之貉吗？显然不能。曾纪泽早在1879年就曾向清政府建议与各国谈判，逐步废除各项不平等的条约，以后他又提出关于废约的具体作法。另一个洋务派外交家黄遵宪，由于他能积极研究世界，眼界大开，产生了中国要学日本的想法。后来，黄遵宪把他在日本搜集的许多重要资料汇集起来编成《日本国志》，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对日后的戊戌变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教育方面，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变更，也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1862年，总理衙门奏设同文馆，中国从此出现了第二种教育形式，教学内容也开始改为以外国语言文字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为主。此后在上海、广州亦开办了同文馆式的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才。其次是各种工艺学堂的设立。江南制造局成立后，为培养技术人才于1869年将上海广方言馆并入，建立该局的“学馆”，主要学习自己翻译的有关机器制造的各种基础知识。1898年又将局内“画图房”拓设为“工艺学堂”，并仿日本大阪工业学校的建置，设化学、机器两科，学制二年，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工学院。天津机器局亦于1876年设立电机、水雷学堂，培养电报、水雷各项人才。复次是近代军事学校的设立，其中包括马尾船政局附设的前后学堂、天津机器局附设的天津水师学堂，和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操炮学堂（后改为炮队营）等等。最后是留学生的派遣，先后去美、英、法和日本留学。这些做法，是洋务派“另设一科取士”和沿海各省设立“洋学局”设想的具体体现，它动摇了传统的教育制度，为新学制开创了门径，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由洋务派组织的翻译西书工作，成效也很显著。近代西洋科技文化书籍的大量传入中国，与洋务运动是分不开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学馆”（翻译馆），自1869年成立至清末四十年中译成西书一百五十余种，百分之九十属于科学技术方面，包括算学、物理、化学、农学、医学、工程、地理、军事等等。其中李善兰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是明末徐光启所译前六卷的续译，事隔二百多年终于把欧几里得的这部世界名著凑成完璧。社会科学著作约占百分之十，除介绍各国历史的书籍外，以《西国近事汇编》最为出类拔萃。是书经过长时期编纂，共108册，专门介绍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世界知识。江南制造局不仅造就了一批科技人才，而且向清政府输送了一批外交人才（如使美的陈兰彬，使德的李凤苞，使英的刘瑞芬、龚照瑷，使日的汪凤藻等人）。此外，北京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亦兼翻译，与江南制造局鼎足并称，在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方面均有相当成绩。

　　　　四、应把洋务派称作“改良派”，把维新派称作“改革派”

　　历史科学应有明确的概念，才能对历史上不同性质的事件进行分类总结，才能概括出规律性的认识。“改良”与“改革”，一般常被混用，但在历史科学的含义上，则应加以区别。在英、俄等国文字中，“改良”、“改革”通常为一个词，在译成中文时，则需视其含义有时译作“改良”，有时译作“改革”。原文是一个词，中文却有两种译法，似乎没有区别，但又往往不能互易，在严密的意义上，二者是有区别的。“改良”的含义，一般是指微小的量变，“改革”的含义则或者是指具有部分质变性质的措施（如“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的“地税改革”），或者是指通过一系列这类措施而实现的社会变革（如“德国资产阶级改革”）。若把“改革”与“改良”混同为一，那就势必要把“德国资产阶级改革”、“俄国农奴制改革”、中国的“土地改革”这一类重大历史事件与点点滴滴的、修修补补的社会改良混同为一；把上述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改革”一词换成“改良”，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曾在一篇文章里，把戊戌变法称为“失败了的资产阶级改革”（《试论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光明日报》1980年7月29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并非标新立异，而是着眼于与改良主义相比较孰好孰坏，既然康、梁等人发动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那么戊戌变法就与洋务运动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显然不是维护旧有统治基础的变更。当然，这种自上向下的改革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不过就其实质来看，实在不属于“改良主义”。我们把“改良”和“改革”加以区别，并试图明确两者的含义，目的正是要避免理论上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