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维革

　　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影响问题，研究者的目光一向注视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领域。现在的基本看法是：洋务运动缓缓地拉开了中国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近代化的帷幕，使中国近代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出现了新陈代谢的过渡形态。这种看法不错，但不全面。事实上，洋务运动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瓦解了封建政治，是中国封建政治大厦最后坍塌的重要一环。

　　要弄清洋务运动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问题，必须首先对“封建政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一般说来，在每一个社会的政治领域里，除政治制度以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层次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事象。在政治这个大家族里，政治制度固然是具有绝对权威的族长，但也不能漠视其他社会制度和政治事象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大凡一种政治制度，如果对于环绕其旁的其他社会制度和政治事象不能协调和适应，它就将立即变成孤立无援的独臂将军。反之，如果它能协调、适应和运用其他社会制度和政治事象，并不断地在新开辟的领域里建构起与自己协调吻合的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事象，那么它的影响力、控制力和生命力就将惊人地增长。中国封建政治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利用和创造了一套与之相吻合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事象，诸如军事制度、用官制度、教育制度、思想学术和社会风气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政治制度施行的结果，但又是政治制度的推动力。它们不但从外部给予政治制度以深刻的影响，而且还变成了政治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这无疑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延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原因。基于此，对于洋务运动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问题，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了。

　　　　一、洋务运动瓦解了封建经济制度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政治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是世人皆知的常识。但人们往往忽略另一方面，即封建政治一经确立，它就拼命保护这种经济制度，而且这种经济制度还内化成了封建政治的一种机能。那么，洋务运动引进“西用”，对封建经济制度影响如何呢？按照时间顺序来说，洋务运动引进“西用”，首先创办了军事工业。对于军事工业的性质问题，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但有许多权威人士认为它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其理由是：第一，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虽然是为了“以利攻剿”，但已受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影响，也就是主持上海洋炮局的马格里所说的，由于“购买外国军火所付的代价过高”而办洋炮局的。其它军火工厂的创办，也往往是因为较之购诸外洋者“所省亦多”或“核价尚廉”。这表明价值规律对军火工业的创力和生产是起着作用的，而且这种作用在日益扩大着。第二，近代军火工业是与商品经济密切攸关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设备、原料和燃料等生产资料主要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也由于它的军火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当时军火买卖的形式，有的由清政府调拨，各省军营在军需项下拨款给价，有的是各省军营向制造局直接订货或购买。80年代以后，某些兵工厂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还相当多。第三，军火工厂的劳动力不少是作为商品购买来的。例如上海洋炮局相当部分的工人，就是李鸿章授权马格里雇来的。因此，近代军火工厂中的劳动力相当数量是具有商品性质的。第四，既然价值规律在军用工业的创办和生产中起着作用，它的相当数量的产品和劳动力都具有商品的性质和形式，那么，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就必然起着作用，投资就必然有资本的性质和作用，近代军用工业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至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的性质问题是显而易见、没有争议的。因为它们一般都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购买新式机器，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产品主要是作为商品倾销于市场，以牟取利润，所以它们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样，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了。而资本主义是与封建主义对立的，它一经发生，就必将对封建主义的肌体起着腐蚀作用。从生产力方面说，它是新生的，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它必将通过价值规律等经济规律的作用，逐步战胜使用落后生产工具的小生产者。从生产关系方面说，资本主义对旧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起着分解作用，作为封建经济结构中的小生产者必将向两极分化，为资本主义不断创造资本、劳力和市场等条件；对于地主阶级来说，也将突破封建主义的框框，其中不少人将向资产阶级转化。事实上，一般洋务派成员随着洋务工业的发展而兼具了资产阶级的身份，即使是洋务派大官僚也成为兼有一定资本人格化的人了。封建主义遇到资本主义，真好象木乃伊遇到新鲜空气一样迅速地腐烂了。因此，洋务运动瓦解了作为封建主义“体”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

　　　　二、洋务运动瓦解了封建用官制度

　　对官吏的铨选、委任、考绩和转迁制度，是封建政治的重要内容。在清代前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都是由皇帝或代理皇帝办事的衙门铨选和委派的。中央各部、寺、司的首领自不必说，就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也要通过科举选拔，通过吏部委任。如果遇到特殊事情，皇帝就派钦差大臣专门办理，事结官免，钦差大臣并不是常设的官员，清政府的这种用官制度，构筑起一个官僚等级金字塔。在这个金字塔里，各级官员唯书（四书和五经）唯上（上级和皇帝），既无创新精神，又无应变能力，整天浑浑噩噩，无所事事，仅能完成一个纯粹是政治上的统治职能。

　　洋务运动展开以后，清政府旧有的用官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了。主要的洋务派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了承担同外国人打交道、创办新式企业和建立新式学堂等任务，突破旧规，建立了一个为自己服务的文武兼备的幕府。他们四处贴榜招贤，广延才人奇士，作为幕府的幕僚，来辅佐自己的政务。例如，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不仅幕僚满座，而且人才济济。其中，遵义的黎庶昌、武昌的张裕钊、桐城的吴汝纶和无锡的薛福成被称为“曾门四子”。他们不仅帮助曾国藩掌管钱粮刑名，举办洋务事宜，而且还和曾国藩一起讨论群籍，提出应将《庄子》、《楚辞》、《文选》、《史记》、《汉书》、《通鉴》、《通典》、《文献通考》、《说文》、杜诗、韩文十一种书列为“亚经”，和十三经一道作为国学的基本读物。这虽然主要是为了反对当时科举制度“发题考试，先四书而后五经，废注疏而遵朱说”，把传统学问简单化和庸俗化的恶劣风气，但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同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每开展一项新的洋务工作，都设置一种非法定的“局”来负责。如管理军火工厂、民用工厂和电报企业的许多新机构都称为“局”。对于这种局，他们委派幕府中的幕僚或其他公认的专家为委员来负责主持。如唐廷枢和容闳都曾担任过这种职务。很明显，局和委员体制与幕府和幕僚体制并不是天各一方，没有内在联系的，实质上，局是幕府在外围的衙门化，委员是幕僚在地方的官僚化。这样，幕僚和委员群的出现，就使旧的用官制度出现了断裂，使旧的官僚队伍出现了异化因子。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幕僚和委员的自身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既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对西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另一部分人则对传统文化接触不多，对西方文化较有造诣。可见，在文化观念上，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两栖者。但在西方文化日益涌入，中西文化冲突日益加剧的文化背景下，这种两栖者是难以长久不变的，而且他们的变化趋势又必然会舍弃中国传统文化，追随西方近代文化。事实也是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都冲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堡垒，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拳拳膺服者。关于这一点，薛福成的思想变化轨迹就是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薛福成1838年出生于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入塾读书，21岁考上秀才；此后又屡次登场，不过累试不第；30岁时考上了“副贡”。可见，早年的薛福成也和一般士子一样在科举的道路上爬行匍匐，并没有什么独特不群的地方。1865年，薛福成利用父亲薛湘与曾国藩的旧故关系，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1872年曾国藩死后，他去苏州书局任事。1875年薛福成又被李鸿章收入幕府，一直工作到1884年。在这两番共16年的幕府生活中，薛福成不仅学会了传统的兵事、饷事和吏事，而且还熟悉了近代的世事、洋务和西学。最后他把自己对近代世事、洋务和西学的观察、思索和评判，行以为文，写成《筹洋刍议》一书。《筹洋刍议》是幕府生活给薛福成的报答，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这部书中，他揭露了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国获利，各国均沾；洋人居住中国，不受中国官吏管治等。为了使中华民族摆脱不利处境，他要求改变现存的官吏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加强国防，警惕日俄的军事侵略。他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现在时代变了，中国治理国家的办法也应改变，从而提出了变法的要求。他关心商民利益，主张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夺外利以润吾民”。他提出了“人人欲济其私”的观点，这是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格格不入的。这本书的思想，新颖大胆，震聋发聩。从而薛福成成了洋务派的一颗新星，李鸿章甚至把他称为“不可多得之才”。

　　其次，从幕僚和委员的地位看，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官吏都是整个官僚网络上的一个网结，而各个网结丝丝入扣，构成封闭的官僚体系。但洋务派大员的幕僚和委员们，却不是封建官僚网络上的实际网结，而只是某个实际网结的依附品。因而，他们既不在封建官僚网络之外，也不在封建官僚网络之中，而是生活和活动于封建官僚网络的缝隙里。但在当时封建官僚体系日趋坍塌的形势下，他们很难向后转，去获得实际网结的地位，而是很容易向前进，成为封建官僚体系的异己力量。在这方面，薛福志、马建忠、朱其昂、杨宗濂和徐润都是典型的例证，只不过他们前进变化的路线有所不同，薛福成和马建忠转变成了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朱其昂、杨宗濂和徐润转变成了民族资本家，但他们对封建官僚体系及封建政治的冲击和瓦解作用，却是殊途同归的。这里仅以徐润为例，作以说明。徐润早年是上海宝顺洋行买办。1873年李鸿章派他会办轮船招商局，从此他成了李鸿章的洋务委员。徐润经过轮船招商局的10年洋务活动，逐渐产生了举办民族工商业的思想。后来他毅然离开轮船招商局，开始从事民族工商业活动。他于1882年建立同文书局，1885年创办广百宋斋书局，1889年与唐廷枢合办广东青山天华银矿，兹后又创办热河建平金矿、锦州天一垦务公司和景伦缫丝厂等。从而，他由大名鼎鼎的洋务委员变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民族资本家。

　　在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不仅冲破了封建的用官制度，而且还造就了封建政治的掘墓人。

　　　　三、洋务运动瓦解了封建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是中国封建政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最初，教育制度是封建政治制度实施的一个结果，但它一经产生，就很快地内化成了封建政治制度的一种内在机制，并给封建政治制度以积极的影响。清朝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因袭明制，学校与科举相辅而行。不过，清朝200多年的教育比明代更偏重于科举，学校基本上等于具文。在名义上清朝也设有各级各类的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和为八旗子弟所设的官学，地方有各级儒学——府学、州学、县学，各地还有由国家设立的大小书院。为补书院之不足，或为教育贫寒子弟起见，国家有时在地方也设立小学、社学和义学。此外还有各级各类私立的教育机关或“私馆”，有的私馆设在富贵人的家里，聘请教师来教，贫寒之家则常联合一村或数村开设一个书馆或“村塾”，聘请教师来教，有时由教师自开私馆或“门馆”让附近子弟出钱来学。但在实际上，各级各类学校都只不过是科举的附庸，有其名而无其实。有的学校如各级各类的儒学，不过是科举入门，为取得科举的资格而已；有的学校如大小书院或私馆，基本上是科举的准备或补习的机构。因而，到鸦片战争时期，清代的教育制度已经变成了腐朽、空疏、无实、无用的古树枯藤了。

　　洋务运动主要是以同外人打交道、用西法训练军队、创办军用工业的民用企业为内容，因而它需要大批的翻译人才、技术人才和军事指挥人才。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新型人才，清代腐朽空疏的教育制度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为解决人才问题，洋务派在旧有的教育制度以外，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语学堂，主要有：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京师同文馆，1963年在上海设立的广方言馆，1864年开设的广州同文馆，1893年建立的湖北自强学堂等。这些学堂主要培养翻译人才。第二类是军事学堂，主要有：1866年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1881年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1886年开设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开设的广东水陆师学堂等。这些学堂主要培养军事人才。第三类是技术学堂，主要有：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1866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1880年在天津设立的电报学堂，1892年在湖北设立的工程学堂等。这些学堂主要培养技术人才。同时，洋务派还派遣留学生到英、法、德、美、日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如1872年开始的幼童留美；

　　1875年沈葆桢派遣福州船政学堂学生5人前往法国学习制造，派遣12名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驾驶；1886年李鸿章派武弁7人赴德国学习兵技；1888年李鸿章又派船政学堂学生10名分赴美、德学习等。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培养出了一批新型人才。如在归国留学生中，詹天佑不借外力，设计并领导修成了京张铁路；吴应科在甲午中日海战中表现英勇，得到了“巴图鲁”的荣誉称号；蔡廷斡所译的唐诗，至今仍为英美流行的唐诗译本；梁敦彦在清末当了外务部尚书；唐绍仪在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等。

　　诚然，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是与旧教育制度平行并存的，但它提出了新的人才标准，开辟了新的育才途径，并为新型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这实质也是向旧的教育制度发起了挑战，并极大地否定了它的存在价值，从而使中国的教育制度出现了新旧交替的过渡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