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

【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全面回顾了国外和国内中国近代城市问题研究的状况，介绍了有关著作的主要内容。

【正文】

一、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特别到了近现代，城市化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研究城市发展已成为研究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的关注点。城市已不仅是一张线形图或平面图，而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立体的社会，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载体和创造基地。同时，城市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的产生也愈来愈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认为，开拓城市史和城市发展问题的探究，无疑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国际上学者包括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从60～70年代以来对城市包括城市史的研究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我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城市发展问题开展研究起步较迟，可以说只有十多年的时间。正是在这个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我国史学界思想解放和学术发展的要求，以及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呼唤，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地学者纷纷投入一个新的城市史研究热潮。1949年底中国只有建制城市69个，全国城镇人口5765万，城镇人口是全国人口总数的10.6%。据 1997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字，1996年底全国已有城市666个。这个数字是1949年数字的约10倍。确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已愈来愈加速发展，估计1997年底中国建制城市已达700个左右，城市总人口已达5.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43%，比1990年的30%高出13个百分点，比1985年的21%高出22个百分点。如此引人注目的城市化进程，当然引起了不少学科学者的研究兴趣，包括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

    城市化常被看作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可以说是与城市化同步的。中国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和近现代化进程也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在近代中国，上海首先倔起为一个繁华的大城市，在本世纪20、30年代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会，其他沿海地区以及长江沿江地区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城市化发展。1949年以后，国家政策谋求城市与农村、沿海沿江与广大内地的均衡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势头有所削弱，城市功能退化，作用下降。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沿江城市再次崛起。目前沿海沿江城市在市场发育过程中的先导地位，同它们曾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地位十分相似。上海学者深深感到开展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意义十分明确，就是通过有意识地探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历史，为即将到来的21世纪提供可借鉴的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二、国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回顾

    60年代前，一些西方学者受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影响对中国近代城市够不够城市标准，抱否定态度。韦伯根据西方文献在《城市》和《中国的宗教》（注：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 ）：《城市》（The City），纽约1958 年版：《中国的宗教》（ The　Religion　of China），纽约1951年版。）两部专著中，提出了衡量城市的5大标准，即城堡、集市、法庭、社团和市民选举产生的市政机构。受这一城市发展理论的影响，50年代时在华盛顿大学执教的罗兹·墨菲（注：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作为变革中心的城市：西欧与中国》（“The City as a Center of Change:Westem Europe and China”）《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年鉴》（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Geographers），1954年总第44期，第349～362页。）等美国学者认为，同西方城市相比较，中国传统城市封建色彩浓厚，到了近代，尽管有上海等这样的城市兴起，中国城市也不能担当起近代化的重任，而是淹没于中国农村的汪洋大海之中。正如墨菲在他的著作《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所认为的，“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伸展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在乡村，人们看不到上海影响的任何迹象”（注：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Shanghai-key to modem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页，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进入6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跳出韦伯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力图从新的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如原斯坦福大学、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施坚雅就提出了关于中国集市体系和宏观区域的理论。他把中国划分为9个宏观区域，并引入了中心边际说， 认为每一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缘两部分，并认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化发展表现为集市和城镇的蓬勃兴旺，还用“城乡统一体”（Urbanrural Continuum）一词来形容中国近代城市与周围乡村的和谐关系（注：施坚雅（ G. W.Skinner）：《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Late ImperialChina），斯坦福1977年版。）。 值得国内学者重视的是，近20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发展问题进行了不少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史料充实与论点鲜明相结合的佳作。这里择要介绍几本。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的两卷本著作《汉口》是单个城市研究的佳作（注：罗威廉（William Rowe）：《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 》（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 ），斯坦福1984 年版：《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斯坦福1989年版。）。他通过大量搜集地方文献，从经济、社会、市政和市民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后得出了与过去认为中国城市缺乏自治性的经济、社会组织的看法相反的结论，认为清末汉口已有相当规模的自治权，并且指出中国城市的变革是自发的，是内在原因在起作用，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只有在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后中国城市变革才得到启动。

    对中国近代城市政治与管理问题开展研究的有著名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魏斐德。他的《上海警察》（注：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上海警察》（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在英语世界获得好评。他充分利用了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档案资料和其他第一手资料细致地研究了一个有多元警政的特殊城市处理都市治安的情况。上海在20、30年代为4 个不同的警察机构所管辖，包括公共租界巡捕房、法租界巡捕房、淞沪警卫队以及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安局，并且它们还得假手黑社会才能有效动作。值得指出的是，魏斐德教授不仅研究了警政情况、户口情况，也研究了经济情况、商业情况等，把政治、社会、人口、经济和文化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和见解。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的《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连系人物，1843～1890》（注：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连系人物，1843～1890》（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1843～1890），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通过研究晚清上海道台这一特殊群体，展示19世纪中后期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演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作者通过考察上海道在外交方面的活动与作用，说明他如何在传统的天朝中心观念与新的国际观念两方面发生联系，指出在1860年以前，中央对于外交没有统一的机构，道台可凭自己的经验处理“夷务”，自由度很大，而1861年以后，随着总理衙门与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上海道台在外交方面不再拥有以往那么大的便宜行事的权力，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书中分析了上海道台在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中的作用与影响，指出他们实际上担当了近代化实行者的角色。

    澳大利亚学者马丁的《上海青帮》（注：马丁（Brian G.Martin）：《上海青帮》（The Shanghai Green Gang,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1919～1937），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96年版。 ）在广泛搜集和利用中、法、日等国有关档案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了1919～1937年间青帮在上海的活动。本书特别研究了青帮的活跃与民国时期上海特殊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法租界社会管理的特点与青帮活动的关系，青帮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租界及华界当局等多方面政治力量的关系。马丁认为，青帮之所以在上海有那么大的势力是因为华界与租界在政治系统上的巨大差异，一个是正在进行现代化的、民族主义的政权，一个是殖民主义政权的变种；一个是法制薄弱、政治不稳定、权力受到限制，一个则相对安全、公共秩序较好；这就为帮会活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青帮便成了他们可以利用的对象。

    德国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以前以研究《老子》的王弼注而驰誊于世，最近几年研究兴趣转入上海城市史，对近代上海传播媒介与社会大众的关系着力尤多。他系统地研究了《申报》的早期历史，研究了英国人美查对《申报》的经营方针和《申报》的内容，分析了《申报》的读者、《申报》在清末的影响，而且查阅了美查在英国的档案，有很多新的重要发现。

    此外，法国安克强、德国叶凯蒂、美国贺萧对上海妓女史的研究，对妓女与文人关系的研究，在方法上很有启发意义。他们认为，妓女是被别人记录、描述很多而没有自我声音的群众。通过研究对妓女描述的时代背景、都市社会特点等，可以对这一问题有一新的理解。他们认为在晚清，“妓女”本是一个中性词汇，到1920年代，才被作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类别，在不同时代，妓女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近代城市的劳工问题也是美国史学家关注的另一个热点，研究成果也很突出。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现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的《上海的罢工：中国劳工政治》（注：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上海的罢工：中国劳工政治》（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斯坦福1993年版。）利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档案资料和工人访问资料，重点分析了烟草、纺织、交通运输3 个行业的罢工活动，时间跨度大，还与欧美工人运动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如裴宜理不同意国外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承担相对枯燥乏味的工作的行业工人容易罢工的观点，不同意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把工运史纳入中共党史的研究范畴的观点，提出工人基于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的罢工活动是上海工业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等观点，对我们研究工运史、经济史和近代史的学者都带来了启迪。另外两位年轻女学者分别在80年代到上海和天津作了该两地的工运史研究，出版了两本佳作。韩起澜的《姐妹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女工，1911～1949》（注：韩起澜（Emily　Honig）：《姐妹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工人，1911～1949》（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1～1949），斯坦福1986年版。）通过大量史料和访问老纺织女工，发现相对来说，纺织女工在劳工运动中发挥作用不大，因为女工之间受着各自社会经济地位如出生地和方言等传统观念的制约。盖尔·赫沙特的《天津的工人，1900～1949》（注：盖尔·赫沙特（Gail Hershatter ）：《天津的工人，1900～1949》（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 斯坦福1986年版。）也反映出天津劳工运动的复杂性，指出天津码头工人小宗派的排他性为工人阶级团结造成障碍，因此提出了天津工人阶级的特点之一是小团体团结、大团体分裂等观点。

    对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者特别有兴趣的还有国外对中国近代城市企业发展的研究。美国康奈尔大学高家龙的《中国的大企业：中外资本在卷烟工业中的竞争，1890 ～ 1930 》（注：高家龙（ Sherman　Cochran）：《中国的大企业：中外资本在卷烟工业中的竞争，1890～1930》（Big Business in China:Sino- 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1890～1930），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是国外对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中的一本力作。对过去一般强调外资在华企业得益于帝国主义特权和民族企业得益于国货运动的观点，高家龙强调了企业创新精神的重要性，提出了正是创新精神使英美烟公司和南洋烟草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双赢的观点。高家龙教授在1993年上海举行的中国城市史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华人企业与个人关系网：剖析1915～1937年的申新棉纺企业》（注：张仲礼主编《城市进步、企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1840～1949）》，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一文中，又对中国近代最大的华资企业中新纺织企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他不同意西方史学界那种认为企业家的人际关系网降低了企业效率的观点，认为申新通过这些关系网，成功地处理了劳资关系以及成功地化解了政府对企业的干扰。高家龙教授在1996年上海举行的中国城市史国际讨论会上提出的《从新亚药厂看上海在抗战期间的经济地位》（注：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还不同意上海在抗战期间是“孤岛经济”的习惯提法，又提出了上海在此期间并未减弱其经济中心地位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

三、国内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回顾

    “七五”和“八五”规划期间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承担了两项国家重点项目，即由我主持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和《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前者于1990年出版，后者于1996年出版。与此同时，四川、武汉和天津的学者承担了有关重庆、武汉、天津3 个城市历史的研究，并已先后出版。现一一介绍如下。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分总论、经济篇、政治社会篇、文化篇4大部分共20章。本书力图既较全面、系统，又有重点地分析上海城市形成、兴起、发展的原因，初步提出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3 条规律和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9个特点。3条规律是：（一）走由商而兴的城市发展之路；（二）努力保持内部安定的环境；（三）坚持走开放之路。9 个特点是：（一）典型的近代倔起的城市；（二）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三）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四）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五）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六）全国文化中心；（七）移民城市；（八）富有反帝反封建斗争传统的城市；（九）畸形发展的城市。

    《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注：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是《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扩展与深化。本书所指东南沿海城市，南起广州，北至上海，在中国新月形的海岸线上构成一条特色鲜明的城市带。这些城市的历史和规模参差不齐，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与外部世界联系越密切，对外开放程度越大，这些城市就越繁荣。本书在结构上分为总论、分论、专论3个层次。 总论部分力图从宏观态势上把握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经验，分论部分分析了各个城市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各自的特色，而专论部分则按照近代化进程中东南沿海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不同领域或层面的发展特点作了多侧面的专题研究。这项研究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地理上的二元结构是区域发展的基本特征。东南沿海城市按照发展经济学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在区域二元结构中是核心区，它们和边缘区的相互作用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即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东南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的联系同时具有集散和辐射的双重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就是对中国近代化的推动。本书显示了东南沿海城市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市政建设、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内地多有示范和导向作用。

    《近代重庆城市史》（注：魏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有绪论和13章，重点对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近代重庆城市发展的原因与特点等方面作了探索。重庆在近代由一个规模不大的地区性政治城市和商品集散地，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长江上游特大城市，作者对其兴起的原因归纳为以下3点：（一）开埠的影响，包括开埠引起的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 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变化等；（二）商品贸易的发展；（三）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作者从地理环境、成长动力和演变过程三方面来概括重庆发展的特点。从地理环境看，重庆是西南与华中、华北、华东及国外联系的枢纽，在近代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洋货分销中心和最大的土货购运中心。从成长动力看，重庆在近代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外力又起了主要作用。从演变过程看，重庆城市起步晚，发展速度是突变型，特别得益于抗战内迁的强刺激。1998年重庆已成为全国第四个直辖市。

    《近代武汉城市史》（注：皮明麻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分为4编共30章，前三编按历史时期划分探讨了武汉在近代的发展轨迹，第四编则为专题研究。作者对武汉发展特点归纳为以下4点：（一）因商而兴，商贸成为武汉城市运行的龙头；（二）由内向型向与外向结合型的转变，成为国内埠际之间以及与国外贸易的重要枢纽；（三）城市由沿河型转向沿江，即从沿汉水转向沿长江发展；（四）由于战争和大水等影响，城市发展线路扭曲多折。对武汉城市功能分析则归纳为以下7点：（一）内河通海港口； （二）中原陆路交通枢纽；（三）内向与外向相结合的华中商场；（四）轻重并举的工业基地；（五）区域文化中心；（六）区域行政中心；（七）区域性、全国性革命风暴中心。

    《近代天津城市史》（注：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分5篇共23章，即按时期分篇，按专题分章。本书结论认为天津城市发展有以下4方面的特质。第一， 天津地区在古代虽开发很早，但由于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城市聚落出现较迟。第二，天津在历史上是中国政治重心北移后对首都至关重要的附属城市。第三，天津城市自其出现之日起，便是一座沿河发展的、开放型的无城垣城市。第四，天津是我国近代崛起的沿海通商口岸和工商城市。作者指出，与上海相比一方面政治意义更大，开埠后天津九国租界并立，这在全国16个设有租界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1860年的开埠使天津作为首都附庸格局被打破了，天津逐渐脱离北京的控制，开辟了与华北各省商品交流的新网络，到了30年代，天津的工业投资总额已居全国第二，成为仅次于上海的闻名于全国的大都会。

    《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正在进行中的上海市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这一课题以上海、镇江、扬州、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岳阳、沙市、宜昌、重庆等长江沿江城市在近代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从各沿江城市在近代对外开放以后所发生的城市结构变迁和城市功能发展着手，分析在社会、经济、文化非均衡发展情况下，上海城市的开发与发展同沿江城市的联动关系，进而探讨沿江城市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阐明了通商口岸与各自腹地的关系以及开放城市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本课题将进一步分析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城市和农村的集聚和幅射的双方效应如何在沿江城市间层层传递。从上海到沿江城市，从各沿江城市到各自的腹地，资金、技术、人才、原材料以及文化质变、社会变革等等方面都存在纵向和横向的集聚和辐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长江流域近代化历史过程的全景图。这个课题的重点和主攻的难点就是探讨这方面的规律和特点。

    最后还应指出，10年来在上海已召开4 次中国城市史国际研讨会。第一次会后出版了《上海：通往世界之桥》两卷（注：洪泽主编：《上海：通往世界之桥》上、下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二次会后出版了《城市进步、企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1840～1949）》（注：张仲礼主编《城市进步、企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1840～1949）》，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第三次会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注：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在1998年这次中国近代城市史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参与“沿江城市”课题组的成员提出的是他们的阶段性研究论文，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探讨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中外学者在这次会议上的论文将再次汇编成册，希望与过去三次在上海召开的城市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一样，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