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

【内容提要】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这是近代史研究中许多问题争论的焦点，它涉及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是“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所发起的洋务运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近代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并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这个过程，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发展线索。

【正 文】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诸多讨论问题，发展线索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它不仅牵涉到近代史的编写章节的安排，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如何评价和分析近代中国的阶级结构以及各个阶级在近代史上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和对社会性质认识有关的问题，因而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

　　　　一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谈到中国近代史的几件大事。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准备阶段时指出，这第一步是“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先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也作了同样的论述，并且指出，以上各个阶段“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可知，毛泽东同志列出各个阶段是着眼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突出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其间，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又有了新的内容。即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内容，这一运动并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便以五四运动为转折点。从时间上分为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两个阶段。大多数近代史的论著都是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五四运动的八十年历史，并以毛泽东同志提到的前面几个阶段的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也是这八十年的历史，而不是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整个近代史。

　　上述毛泽东同志提到的几个阶段，显然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的。在阐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方面是比较完整的，使人看了一目了然。然而，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文章都是为了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重要的政治文献，作为编写历史的线索。自然还必须有别的补充和归纳，因为事实上几个阶段的历史作用并不是一样的。因此历史工作者完全可以把上述各个阶段，加以研究分析，提出有关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见解。例如胡绳同志在一九五四年写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以及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都提出了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即“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一八五一——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运动和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是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的辛亥革命时期。”持这种意见的人也是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争取民族独立，在八十年历史中，突出了这三次革命高潮。另一种意见是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线索来论述近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是从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着眼的。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洋务运动直接导致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发展了生产力。因此，尽管洋务派倡办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大多“停滞不前或亏本”。但它的出现不仅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必经阶段，而且洋务企业也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是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与途径。据此，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一个阶梯；第三种意见，介于前两种意见之间，即提出用三个革命高潮、三个阶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来表述近代中国的历史线索；第四种意见，认为鸦片战争之后的三个历史阶段应当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是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三个连续递进的历史阶段，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上述四种意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不过，应该说，这四种意见都能谈出一些道理，也都能从近代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中找到根据。但这些见解的歧异，却绝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涉及到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因为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革命的任务、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讨论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必须从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入手，实事求是地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任务，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作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掣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状况。以及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的作用，和资产阶级在近代史上发生、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等等。

　　　　二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这在史学界是没有多大分歧的。那么，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含义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又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论》）这两段话基本上概括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脉络。至少说明了如下三个问题：一是中国自一八四○年以后，已经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二是这样一个社会的特点，是由于封建经济解体，促使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三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不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的侵略会造成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考察：首先由于天国的大门被外国侵略势力轰开，在中国的领土上凡是外国侵略势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就成了他们的商品市场，西方的物质文明在列强的炮火掩护下输进了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经营商业，这就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而这种由外国侵略者控制的商品市场，其主要经销人，大多是华人，这些商店的经营、雇佣关系自然是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其次，一些靠替外国人推销商品的中国人，以及替外国人经办其它业务的人，也就是早期办“夷务”后来称为“洋务派”的人，这些人逐步构成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也就是早期的买办阶层。这部分人是附属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也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上述两种资本主义因素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怪胎。洋务派办的军用工业基本上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它的性质和后来在洋务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不是一回事，不能同日而语。第三，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炮声中，看到帝国主义侵略者有可“师效”的一面，即提出所谓“师夷长技”，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要求和愿望，而学习的目的是在于“富国强兵”，“和番人并雄”。这部分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对西方的政治、军事和工业生产有强烈引进的愿望，他们逐步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先驱和代表人物，如曾经参与洋务派筹办过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的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后来都转变成为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王韬主张“恃商为国本”（《□园文录外编》）马建忠主张矿业的开采“其办理之法，总以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为根本。”（《洋务运动》，第2册第410页)郑观应认为和外国侵略者斗争有“商战”和“兵战”两种，他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因此，他主张“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商战》，见《盛世危言》卷三）保启、胡礼垣明确反对官督商办企业，指出办企业必须“独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何启、胡礼垣：《新政始基》，《新政真诠》三编）他们都一反过去，主张废弃官办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积极主张发展民族商业。这些思想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在七十年代，民族工业的不断兴起和出现，它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是洋务派转向民用工厂，如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等。这些企业的举办，就洋务派的主观动机，当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些工业既然有私人投资，在管理制度上又逐步采用某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又有新式的劳资关系。这些企业中的商股便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还有一些纯粹私营的民族企业，这部分企业当时资金不多，规模也小，但它们是民族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民族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是违背外国侵略者的愿望的。他们对民族工业采取了多方的限制。从七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民族经济，发展是十分缓慢的。

　　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看，外国侵略者和清王朝勾结起来，操纵着清王朝的中央政权，中国人民的命运受制于外国侵略者。因此，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争取政治上的独立，这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在考虑中国近代史的线索时，就要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争取政治上的独立，贯穿着这个任务始终的，是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主义斗争，其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是争取独立的反帝爱国斗争。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就不可能有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独立，人民群众反击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二是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所作的斗争。如上所述，这是在抵制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两个方面进行的，也就是要认真考察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非常薄弱，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力量又非常强大，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独自担负起这一革命任务。所以，在旧民主革命时期，农民的作用就很突出，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时，不充分估计农民的力量，就不能如实地提示近代历史的本质。

　　　　三

　　这里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也是和近年来讨论近代历史发展线索问题关系较大的，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年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否在争取政治上独立和争取经济上发展民族经济呢？我以为是不能这样看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外国侵略者是“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洋务派既然是半殖民地的产物，是代表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的利益的。他们所办的洋务企业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事实上，洋务派的头子奕□、曾国藩、李鸿章等辈，把外国侵略者只看成是“肢体之患”，而农民的反抗斗争才是“心腹之患”。他们企图借西方的技术来发展军事工业，目的是消除“心腹之患”，借以维持摇摇欲坠的清封建王朝的统治。洋务派的外交方针，是采取所谓“和戎”政策，出卖祖国权益，割地赔款，引鬼入邦。当然谈不上是在政治上争取独立了。有的说，评价洋务运动，无须考察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外交路线，只考察他们兴办洋务企业就行了。这种用摘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办法来评价某一历史事件，当然不可能是客观的。洋务运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的出现首先是出于清王朝的政治需要，而外交路线则是为他们政治主张服务的。兴办的企业，不论是军用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其前提和出发点，同样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因此，政治、外交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时，自然是要考虑其中的。

　　当然，洋务派在经济上的措施和发展趋向，要复杂得多了。他们打着“自强”的旗号，兴办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以及福州船政局等等，而兴办这些工业又是从西方引进技术，如建立造船厂，就是采取“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第5卷第34页）而随后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甘肃机器织呢厂等等民用工业。这些工业，虽然还不能等同于民族工业，但在吸收私人资本入股以后，打着“求富”的旗号，经营管理比起官办工业来，无疑是一种进步。如上所述，其中商股部分，是带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也应该看到洋务派在一个生产力相当落后的国家，突然兴办起这些现代化的工厂，对开阔国民的眼界，引起一些富商大贾产生愿意投资办工厂的欲望，当时在上海、广东等地都有人申请办企业，这些不能说不是洋务派企业带来的直接后果。由上可知，在经济上，尽管洋务派的最初目的，并不是在于发展民族工业，但是，他们既然看到西方生产力进步，并把先进技术引进来，它就必然要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并远远超出他们原来的意愿。实际上，洋务派正如我们上述分析的，这部分人是带有资产阶级性的封建官僚，其政治主张不但不触动封建王朝，而且是为了巩固封建王朝的，而在经济主张上，他们却承认西方的技术先进，并愿意把它搬进中国“为我所用”。所以，洋务派是半殖民地社会的怪胎，严格地说，洋务派是一个带有典型的殖民地性格的阶层，这部分人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却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是中国买办阶级的前身。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不能如同过去那样全盘否定，也不能违背历史事实任意拔高。近人梁启超就曾经指出过，李鸿章等人搞洋务“不变其本，不易其俗，……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戊戌政变记》第83页）改良派对洋务派的批评尚且能一针见血，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对洋务派当能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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