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

　　关于黄海海战的接战队形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由于史料记载不同，军语表述（包括翻译）中的差距以及研究者的不同理解，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曾在《中日黄海海战北洋海军的接战队形再探》（注：姜鸣：《中日黄海海战北洋海军的接战队形再探》，《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那篇短文中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这里再结合新查阅到的史料进行详细说明。

　　1894年9月16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中国舰队主力“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镇南”、“镇中”十四舰及“福龙”、“左队一号”、“右队二号”、“右队三号”四鱼雷艇，完成了护送招商局“新裕”、“图南”、“镇东”、“利远”、“海定”五船载运刘盛休部十二营六千人从大连湾至中朝边界大东沟登陆的任务。17日早晨7时，运输船队接到指令，可以各自返回港口。舰队主力泊于大东沟口外10余海里的锚地。10时，“镇远”的了望哨首先发现南方天际的一抹淡淡轻烟。不久看清是日本舰队正向这个方向驶来。丁汝昌、汉纳根、刘步蟾在“定远”舰桥上发出“立即起锚”的信号，率领“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十舰向南迎击。

　　此时中国舰队排出启舰队列。杨志本、许华将其称作“五叠雁行阵”。认为全队在前进中，分为五个小队，每个小队2舰，各成一字雁行阵。由于航速、风流等的影响，各小队的队列角、队列线可能有错落，但各小队之两舰基本呈左右排列。（注：杨志华、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此说缺乏必要证据，难以立论。根据《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记载，战前“提督开战事会议，议决战时众船前后分段纵列，成直线，每段大抵姊妹舰二，成四度行列（In Quarter Line）”。（注：张荫麟译：《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43、45页。）戚其亲、孙克复、关捷将其称作“犄角鱼贯小队阵或夹缝鱼贯小队阵”（注：戚其章、孙克复、关捷：《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队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其排列见图一）。尽管史料中也曾出现过“犄角鱼贯阵”、“犄角雁行阵”的说法，但严格按照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翻译出版的《船阵图说》，将两舰组成的小队称作犄角阵是欠妥的。不过其绘制的队形与史料相吻合。确切说来，启航队列是五叠梯队。丁汝昌在行进中发现日舰以单纵队向己方驶来，便根据战前预定方案，下令中国舰队改变编队，排出迎战队列。《冤海述闻》称：“我军阵势本犄角鱼贯，至列队时，复令作犄角雁行。”（注：《冤海述闻·大东沟战事纪闻》，《普天忠愤集》卷五，页二十二。）《东方兵事纪略》说：“时汝昌自坐定远为督船，作犄角鱼贯阵进。遥望倭船作一字竖阵来扑，……汝昌谓其直攻中坚也，以‘镇远’、‘定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令作犄角雁行阵。（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四，页九一十。）上述史料是戚其章等提出、“犄角鱼贯小队阵”的依据，此处不再多作讨论，但舰队确实由纵队状态改变为横队状态了。

　　丁汝昌下令排列的是怎样一种队形呢？这是争论的焦点，丁汝昌本人战后写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称，当时“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注：“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战阵亡各员折”（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34页。）“镇远”舰洋员马吉芬战后回忆说：“我舰队形实为鳞次横阵，以两铁甲舰为中心线，顺次排列于鳞状也。”（注：归与：《中日海战评论撮要（续）·美国海军少校马格奋躬历是役之述评》，《海事》第10卷，第3期。）前去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也报道说：“华阵初定，本作‘二’字形者。既遇敌舰，即似成‘人’字形。”（注：林乐知著译、蔡尔康纂辑：《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丛刊，第七册，第548页。）这些记载，比《冤海述闻》、《东方兵事纪略》更直接、可靠和准确。

　　我们本来可以据此断定，丁汝昌下令的，即是一个夹缝雁行阵（呈鳞次状的双横队）。可是，又有一篇“定远”舰洋员泰莱的回忆录，把事情搞得扑朔迷离。学术界通常使用的张荫麟先生译文说：“时指挥舰队排布之信旗已发出……为诸舰相并横列（Line Abreast），以主舰居中”。（注：张荫麟译：《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43、45页。）对此，戚其章等提出：“什么叫‘相并横列’？从词义上来说，只能是一字雁行阵……就是水手们习惯上叫的‘一字阵’，或称‘一字横阵’。在这里，不能作其他解释。……但是，揆诸史实，泰莱的这个说法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注：戚其章、孙克复、关捷：《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队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吴如嵩则说，北洋舰队接敌时是一个涣散的夹缝雁行阵，泰莱之说并不虚假，只是“相并横列”一语不太确切。（注：吴如嵩：《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第1，2期。）

　　我们查阅泰莱原文。泰莱写道：

　　The signal was for Line Abreast with leaders in the middle istead of　 Line Ahead of Sections，as had been decied by the Admiral in consuitation with his captains。（注：W．F．Tylhr：Pulling String in China，London，1929.99、48。）

　　问题的关节点在于：Line Abreast即舰队横列是否只能表示单横队？能否解释双横队显然，原文并未指明Line Abreast的具体列数，而在英语中，Line是能够表示两列横队的意思的。

　　还需借助外证。

　　1985年出版的英国《海军年鉴》刊载的W·莱尔德·克洛斯所撰的“中日海战”一文，提供了Line Abrdast的重要论据。文章写道：

　　The first formation in which the enemg was to be approached was the fighting formation recommended by Captain W．M．Lang，R．N．viz：dolumns of divisions in Line abreast，the ship of the sechnd division bein in rear of the itervals between those of the first（注：T．A．Brasshy：The Naval Annual，1895，Portsmouth，1885．pp．11，305）

　　译成中文即：“接迎敌方的第一个编队是琅威理上校所推荐的战队编队，亦即排战横阵的分队组成小队，第二列分队各舰置于第一列分队各舰相隔间隙之后。”

　　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Line abreast在这里表示双横队。第二列军舰与第一列军舰夹缝排列，前后交错的各对姊妹舰彼此结成小队。这一队形，恰似夹缝雁行阵。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作五列梯队。

　　斐利曼特而曾具体形容过中国舰队的队形：它们排成琅威理上校所传授的战斗队形，即各舰组成一对对，按Quarter Line排列成锯齿状的横阵。Quarter Line相当于战术上所说的二舰组成的横阵小分队。各小分队的船舰间距超过2链。并且各姊妹舰采用同一步调，齐头并进，“（所谓Quarter Line，是后舰在前舰右后方45°夹角处，斜距400码）。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回忆中还保留了中国舰队最初企图排成的队形（注：“フリノマトル海军中将，日清海战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别卷，第31，42页。东京，1905年。）（见图二）

　　。这一回忆，与其它史料是比较吻合的。由于中国舰队在迎敌时队形没有保持好，结果预期的编队没有走成，反而形成一个涣散的人字阵势，在日军远远看来，颇象一个不规则的单横阵，又似“V形阵”、“楔形阵”，或是一个半月形，这是画虎类犬的结果。杨志本、许华以为中国舰队原先由五叠小队阵改变编队为一字雁行阵，由于变形需要一个过程，队形在外观上好象是燕翦阵（人字队形）或鹰扬双翼阵等过渡状态。又由于某些军舰速度较慢，最终形成了略呈弧形的一字雁行阵。（注：杨志华、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这显然是个误解。

　　还有一位海战的重要当事人汉纳根战后向李鸿章的报告也颇引人疑惑。他说：“我队……终至采用后翼单梯阵。（注：《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公文》，《海事》第8卷，第5期。）所谓后翼单梯阵即鹰扬左（右）翼阵或称左（右）翼梯队。这种队形在当时公布的各种海战简图中从未出现过。以致彼认为是一个孤证，难以使用。但鉴于汉纳根在舰队担任总教习的身份，对他正式报告显然又不能漠视。其实汉纳根的后翼单梯阵之说并不是孤证。同样乘坐旗舰“定远”的泰莱报导说，当北洋舰队的Line Abreast队形走成接近一字形的半月状后，他向丁汝昌、汉纳根建议全队同时向右转移四个罗径点（Four point to starboard，张荫麟译文称“向右转移四度。”（注：原文见译文见W．F．Tyler：Pulling string in China，pp．49，译文见《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46页。）每个罗径点的差度为11■平度，四个罗径点恰为45度）。倘若这个建议被实施，中国舰队便在临敌之前变为左翼单梯队了（见图三）。可是，泰莱继续写道，当汉纳根到舰尾通知旗尉发出变阵的信号后，刘步蟾却命令舵手慢些动作，以致整个舰队变阵停顿下来。而在此时，战斗打响了。（注：原文见译文见W．F．Tyler：Pulling string in China，pp．49，译文见《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第46页。）现在无法断定这个新队形没能完成，究竟是刘步蟾私下改动命令，还是由于时间仓促，各舰来不及机动，但中国舰队在接敌前之瞬间，曾打算变为左翼单梯队的说法当为不诬。

　　中国舰队展开迎敌队形的排列序列，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观点有三种：

　　第一种序列，即从右到左的排序为1．“杨威”，2．“超勇”，3．“靖远”，4．“经远”，5．“镇远”，6．“定远”，7．“来远”，8．“致远”，9．“广甲”，10．“济远”，是根据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1894年9月12日战况报告的附图（载日本海军军令部编《二十七八年海战史》1905年出版）确定的。外山三郎的《日本海军史》）（1980年出版）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1985年出版）也采用这一说法。

　　第二种序列，即从右到左的排序为1．“杨威”、2．“超勇”、3．“靖远”、4．“来远”、5．“镇远”、6．“定远”、7．“经远”、8．“致远”、9．“广甲”、10．“济远”。采用这一说法的有英国《1895年海军年鉴》、《日情战争实记》（1896年出版）、浅野正恭《近世海军史》（1903年出版）等书。且《1895年海军年鉴》说明其资料依据，亦来自伊东祐亨的报告。此外，伏拉底米尔《中日战争》（1896年出版）所附的图示，除将“广甲”误作“威远”是个明显的错误外，其它九舰的排列，也用第二种序列。一、二两种序列的区别，在于“经远”、“来远”位置的更换。鉴于它们是一对外形相同的姊妹舰，在海战中被对方混淆是有可能的，故推测这两种序列是一种史料的衍化和修正。

　　从史料性质看，伊东报告属于第一手材料，有相当的权威性。但它与中国舰队乘员的回忆不相吻合。50年代，郭毅生、汤池安根据“镇远”舰洋员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评》一文，怀疑上述序列。马吉芬说，“定远”以左为“致远”、“济远”、“广甲”；“镇远”以右为“来远”、“经远”、“超勇”、“扬威”（缺“靖远”位置）。郭、池认为，马吉芬在“镇远”服务，故“来远”傍“镇远”之右必为可信。他们的第三种序列是：1“扬威”，2．“超勇”，3．“经远”，4．“来远”，5．“镇远”，6．“定远”，7．“靖远”，8．“致远”，9．“广甲”，10．“济远”。（注：郭毅生、汤池安：《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文史哲》1957年第6期。）印诸《冤海述闻》所载：“丁提督乘‘定远’铁舰为督船并‘镇远’铁舰居中，‘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分作左右翼保护督船而行。”（注：《冤海述闻·大东沟战事纪闻》，《普天忠愤集》卷五，页二十二。）以及丁汝昌在交战前发布的命令：“在战斗中，各姊妹舰或组为一个小队的军舰，尽可能留在一起，协同动作，相互接助。”（注：T．A．Brasshy：The Naval Annual，1895，Portsmouth，1885．pp．11，305）此说似为可信。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1981年出版）、戚其章等《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队形考》（载《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1983年出版）均持这一排列。

　　然而第三种序列无法解释在前两种序列中“靖远”舰为何均被日本方面排在第3号位置。戚其章解释说是“靖远”、“经远”同音致误。（注：戚其章《北洋舰队》第103页。）查郭毅生文章据以立论的《中日海战评论撮要。美国海军少校马格奋躬历是役之述评》是篇译文。译文作：“我舰队由九舰编成。‘定远’（旗舰）‘致远’、‘济远’、‘广甲’，张于左翼、‘镇远’、‘来远’、‘精远’、‘超勇’、‘扬威’，张于右翼。”（注：归与：《中日海战评论撮要（续）·美国海军少校马格奋躬历是役之述评》，《海事》第10卷，第3期。）说译文有两个错误。一是军舰总数少了一艘，二是无“精远”舰名。郭文在引用时显然采用了推理的方法，将“精远”改作“经远”。又注明缺“靖远”一舰位置。准确的译文当为：当时我舰队由十舰编成。“定远”（旗舰）、“致远”、“济远”、“广甲”四舰张于左翼，“镇远”、“来远”、“靖远”、“超勇”“扬威”张于右翼。（注：米国海军少佐マク■フィン：“鸭绿江外四海战”《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别卷，第573页。）在这里，漏脱的一舰竟是“经远”，而“靖远”依然排在第3号位置！尤其引人兴趣的是，马吉芬在回忆录中还附有一幅午后零时三十分的交战图。在这图上、“经远”位置被画在“来远”之右，“靖远”之左。这还不是一个孤证，在另一位现场目击者斐利曼特而的回忆录所附的开战之际中国舰队的排列阵形，其从右左的编序是1．“扬威”、2．“超勇”、3．“靖远”、4．“经远”、5．“来远”、6．“镇远”、7．“定远”、8．“致远”、9．“广甲”、10．“济远”。根据斐氏的图示，“靖远”是从计划中的五列梯队右起第四列首舰（参见图二）跑到了涣散人字队形的3号舰位置上去的。

　　综上所述，中国舰队从启舰队形五叠梯队到丁汝昌下令变换的拟定队形（五列梯队）到实际走成的涣散的人字队形的变化如图四所示。对于马吉芬、斐利曼特而所述的第四种排列是否可靠，以及“靖远”为什么违反战斗中姊妹舰在一起的命令，跑到右翼去，并被大多数目击者（他们大多数不是根据丁汝昌训令来确定中国军舰排列的）牢牢地认定在第3号位置，由于所见资料有限，还不能解释清楚，只能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抛砖引玉，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