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增平

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渐次形成，开始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跃登政治舞台。基于同封建统治者联系的亲疏有别，经济实力的大小不同，资产阶级又相应地区分为上层和中、下层，并拥有各自的政治派别——改良派和革命派。清末民初时势的演变，政潮的起伏，都不难从资产阶级两个阶层及其政治派别的离合消长探寻到其内在联系。追索这两派的离合轨迹，可以表述为：“对立——联合——分裂——再联合——再分裂。”

一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否有上层和中下层的区分?在学术界是颇有争议的。对此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把资产阶级分为上层和中下层，缺乏足够的依据，即使存在这种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上层支持革命者颇不乏人，中下层反对革命者更非罕见。也就是说，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参阅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第152页。

上述问难，敬答于下。

有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已没有分歧的看法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绝大部分不是资本主义前史时期的手工工场主或商人包买主，乃是封建制度下的主要剥削者官僚、地主和商人，而其中买办更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多数企业的盈亏成败，除了受外国殖民者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府的扶持和摧抑的程度。如同郑观应说的：“第商务之战，既应藉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为振作。……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而后战本固，战力纾也。”《商战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清末民初各类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状况来看，确属如此。大多数企业的赢绌，都能从它与封建官府之间关系的亲疏探寻到因果始末。这样，与各种资本主义企业相联系的资产者，各人资财的多少，社会地位的高低，也就不能不因此而大见悬殊，从而在中国资产阶级里渐次分化为不同的阶层。转入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上层和中下层的畛域就颇为明显了。

应当指出，二十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阶层的划分，除了国内市场有所扩大，爱国运动的勃兴等因素外，清王朝推行变法新政确是不应忽视的重要条件。

清末新政名目繁多，包括调整对外关系，增删官僚机构，兴办学堂，编练新军等，而其中很重要、并确有一定成效的措施，是开始摒弃一些“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的积习，强调要“使商与官息息相通”，“讲求保商之政”，制订了不少“通商惠工，奖赏实业”的政策。从而使得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藉助于官力绅势，得到较显著的发展参阅邓亦兵：《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在一定范围内还出现了资本集中的趋势。在长江下游，就有一部分因经营缫丝、棉纺织、面粉及其他轻工业而较快扩大其雇佣剥削的积累，占有或控制几个以至十多个企业，获得一定官衔和顶戴的资本家参阅拙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在形成伊始的民族资产阶级里据有显赫的地位。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因集股数额的等差，或被赏给从商部四等顾问、四品顶戴到头等顾问、头品顶戴的殊荣，或被赏给商部五等议员、七品顶戴到头等议员、五品衔的职衔，成为清末所谓“通官商之邮”的头面人物。随着商会的兴办，他们当中不少人相率成为通都大邑商务总会或总商会的会董、总理、协理，周旋官商之间，开展联络工商和振兴实业的活动参阅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在内地，则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各省官办、商办铁路公司、矿务公司接踵兴起。充当这些企业总理、协理、坐办、提调、董事等职务的人们，一般凭藉自身世家巨绅的权势，通过筹款集股等方式，把持路、矿事务，逐渐增殖雇佣剥削的积累，或控制着兴办路、矿的垫付资本(如投向矿业的官款、铁路的租股等)参阅鲜于浩：《试论川路租股》，《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傅志明：《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华书局出版;《清末湖南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在各省集结成一股新兴的社会势力。在这种情势下，几千年来“视工商为末务”的封建主义传统观念也开始消逝，崇尚实业，赞誉商务的风气渐次开展参阅拙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故两位被尊崇为“天子门生”的状元——陆润庠、张謇，也毫不踌躇地于1896年分别领衔创办苏州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南通大生纱厂。其他企业创办人和各省铁路，矿务的倡首者，也多有现任或在籍的达官显宦。也就是说，到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社会里，无论是沿海通商口岸还是内地省分，一批翎顶辉煌，家资巨万，孜孜于设厂制造、开矿筑路事业的人们，已是彰明昭著，随处可见的社会现象。就拥有的资财和社会地位来看，他们同数量众多的醵资合股创办和经营中小企业的股东，经营手工工厂的企业主以及那些已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中小商人等比较，无疑是有明显的差别。如果不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层和中下层的名称持异议，那末，这个新兴阶级至迟在二十世纪初即分化为上层和中下层两个部分，是有充分依据的；这种区别，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既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出现以及他们雇佣剥削的积累主要来自同封建官府的联系，而尤其是有赖于清政府革除病商的弊政，推行保商的新政。因此，上层这一社会集团的利益，是以清王朝的存在为前提的；他们的利益能否持续扩大，则系于清王朝能否持续地革除弊政，推行新政。尤其是当反清革命的危机迅速加剧时，他们就更期望清王朝亟起革新，做到有效地抵制革命，消弭革命。因此，清末立宪派的主张和开展的活动，是同上层休戚相关的。这就是把立宪派看作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的主要依据。

诚然，在清末，确有一些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支持反清革命，而且为此作过不少工作。但这并不能据以否定立宪派是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派别。因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由于某些原因或特定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的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肯定清末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立宪派，是指立宪派的主张、纲领或是章程、宣言之类，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整个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和它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

如果把若干上层人士支持革命的史实，作为否定立宪派是资产阶级上层政治派别的推理方法用于辨别革命派的阶级属性，那末，否定革命派是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派别，就更属是名正言顺了。因为，以下三点是确凿有据的事实。

1.从事反清革命是要冒丧失性命、籍没财产的风险的。当革命没有确保取得胜利之前，资产阶级中的人们，绝大部分不会也确属没有投身革命或对革命表示支持。从辛亥首义的武汉来看，在四十多个民族资本家当中，没有一人参加了革命活动；在六、七千户商人中，也只有一、二人参加武群文：《辛亥革命前武汉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江汉学报》1961年第4期。马克思曾经风趣地嘲讽法国资产阶级说：“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作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9页。在这方面，中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是决无二致的。

2.孙中山为首创建的同盟会，是领导全国反清革命的革命党。据考查，1905～1907三年内加入同盟会，可以查出本人成分的379人中，留学生和学生354人，占93%以上；官僚、有功名的知识分子10人，教师、医生8人，各占2％多一些;资本家、商人6人，占1%多些。领导武昌起义的秘密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也类似。文学社社员三千多人，现在知道的97人中，新军士兵80人，占81.6％，新军排长、中学生各4人，新闻工作者5人，陆军学生2人，留学生，农民各1人；共进会会员二千多人，现在知道的169人中，新军士兵87人，占51.4％，新军排长4人，陆军学堂学生27人，中学生22人，留学生8人，新闻工作者2人，中、小学教师3人，商人5人，资本家3人，会党5人，家庭妇女2人，铁路稽查1人。据刘大年：《赤门谈史录》，第33～34页。从这三个革命团体不很齐全的统计来看，投身辛亥革命的人们中，留学生、国内各新式学堂的学生、新军士兵，占绝大多数，商人、资本家是极少数。

3.当时的革命者，也确没有任何人认为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竭智效力。有的还公开宣称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社会弊害。孙中山就曾一再宣称，在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同时，还得实行民生主义，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在中国出现象西方那样“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的现象，使“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4～86页。，“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得其所。”《军政府宣言》，《孙中山选集》，第78页。

既然资产阶级人们绝大多数不支持，不参加反清革命，投身革命的人们中具有资本家身分或与资产阶级有联系的也是极少数；几乎所有的革命者都不认为搞革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冒险犯难，那末，凭什么说革命派是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代表呢?

不错，上述三点确属毋庸置疑的事实，也是正常的现象。但认定革命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代表，是以如下三方面为依据的。

第一，清末革命者一般都是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志士。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大都表现了对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的倾心景慕，认为中国革命必当步欧、美的后尘。如同邹容在《革命军》里所倡说的：“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这种虔诚的祈求，在同时代革命者的言论中是所在多有的。

第二，那时中国革命者在酝酿、提出自己的主张、纲领、章程、宣言的过程中，无一不是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各种著述中汲取理论知识和思想资料，并将其中主要的著述奉为圭臬，视同瑰宝，宣称要“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邹容：《革命军》。那种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理论和学说顶礼膜拜的心情，可谓跃然纸上，溢于言表。

第三，不管当时的革命者是如何表明他们从事的革命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出现少数富人垄断，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社会弊害，但他们提出的主张和纲领，明显地是要求在中国建立象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即使孙中山极力把自己提出的“平均地权”敷陈为旨在中国实现“社会的国家”的方案，但实际上，它无非是一种主观设想能在中国预防社会主义革命的土地纲领。故列宁说它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7页。

由此可见，尽管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人们不支持反清革命，但按照革命派所提出的主张、纲领和为革命胜利后所设计的社会制度以及国家模式来说，是符合民族资产阶级，首先是它的中下层的利益的。这就是把革命派确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政治派别的依据。

有位外国学者曾著文申论，觉得中国的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解释辛亥革命，“按照资产阶级上层和下层的划分……来区分资产阶级中的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分子，但是这似乎是一个太机械的做法。”转引自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版，第321页。在另一篇文章里，这位学者觉得，中国的历史学者宣称“资产阶级不但领导了这场革命，同时也是革命的主要受益人。其实，事实并非这样。”理由是他考察了当时中国的若干史事，发觉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在起义时采取主动”，“这个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而在上海，恰恰是被划作立宪派的社会基础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在起义之前和之后都支持了革命。故结论是：“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法〕白吉尔：《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版，第2331～2345页。

应当承认，这位外国学者所考察的史事确属事实。但我们认为，决定辛亥革命是否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并不以资产阶级是否支持和参与革命为准绳。可以说，除极少数人因特定原因外，资产阶级人们不支持、不参加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通例。如同马克思指出的：“小资产者干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肯定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是以组织、发动这次革命的党派、团体所提出来的顺应历史发展趋向的主张、纲领和所要实现的任务为依据。同样，若干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由于某种特定的条件和个人的处境，支持或参加了反清革命，也不能成为否定立宪派作为资产阶级上层政治派别的口实。这些，我已缕陈于前，不再赘述。至于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得益不多，乃是由于这次革命虽获致推翻清王朝的成果，但没有得到反帝反封建的彻底胜利，并非这次革命不具备资产阶级的性质。

如果我的上述意见能为国外同行学者所理解，从而消释了“太机械的做法”的误会，并重新考虑中国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那末，我将会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二

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公开对立，势同水火，肇始于1903年。其明显标志，是章太炎《驳康有为书》的发表，邹容《革命军》的问世，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的流传，以及《檀山新报》披露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从此起，两派经历了好些年在政治上的拼死抵牾，在思想战线上的激烈论争，确有誓不两立的态势。这些具体史实，为学术界所素稔，无庸赘述。

1905年清王朝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给立宪派人以很大的鼓舞。嗣后，经立宪派人士陆续地分头上书请愿，清王朝的所谓“立宪新政”，终于蹒跚瞻顾地开展起来。对此，立宪派人虽深表不满，甚至怨怼丛起，但却没有失去信心。因为立宪派和他们所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受惠于清王朝的维新新政而发迹致富的。在他们看来，既然朝廷前此能颇著成效地维新，则做到日具规模的立宪，当不是没有指望的。然而，他们不曾料到，1908年8月《钦定宪法大纲》颁发后，朝廷上的政局即开始产生对他们更为不利的变化。

朝政的变化以光绪、慈禧的踵接去世，宣统的继位为转折点。原来，清政府颁行变法新政，继而又下诏仿行宪政，令各省筹办谘议局，发布《钦定宪法大纲》等，某种程度上是迫于时势和企图自救，但也与朝廷内外亲贵大臣之间的权势角逐有关联。1901年发端的变法新政，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确曾发挥了进言效力的作用。嗣后，在推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张、袁及端方、锡良等满汉大臣，态度最为积极。如袁世凯就曾竭力窜撮庆亲王奕NB03F站到立宪一边，藉以擢任内阁总理大臣，俾可提携他充当协理大臣。其他人也不免各有所图。但不论他们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或真假掺半的立宪，总能多少给立宪派以某些臂助。及宣统继位，皇室亲贵善耆、载洵、载涛、毓朗等，迅即集结于摄政王载沣周围，形成一个少壮亲贵集团。这帮“少不更事”的“天潢贵胄”，面对日益汹涌的反清浪潮，深感忧危。首先就罢黜袁世凯，收兵权，旋即逐步集权于皇室亲贵参阅李侃：《对宣统政局的若干考察》，《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版；迟云飞：《预备立宪与清末政潮》，《北方论丛》1985年第5期。罢黜袁世凯后，载沣即借口遵循《钦定宪法大纲》所列君上统率陆海军的条文，代溥仪任全国陆海军元帅。1909年，筹设海军部，命他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又仿日本参谋本部例，设军谘处，派宗室贝勒毓朗和他另一弟弟载涛为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与此同时，朝廷十二个部的尚书加上外务部另置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在内的十四人中，满族贵族占九人，蒙古贵族一人，其中皇族达七人之多参阅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筹办海军大臣年表》、《军谘大臣年表》，《清季重要职官年表》，《部院大臣年表》，均中华书局出版。亲贵集权的政象，较清代任何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

立宪派人士也多少看到了载沣集团务在集权专制的种种形迹，又鉴于预备立宪愈加迟缓虚假，而革命风潮却迅猛上升，因而积极聚集力量，在1910年从春徂冬连续发动三次要求速开国会的大请愿。此时，一方面是继袁世凯放逐之后，先是张之洞逝世，接着是端方被载沣借故革去直隶总督，朝廷上支持立宪的势力急剧减弱；另一方面是立宪派请愿愈殷，愈益招致亲贵集团的不满和疑忌。一些善于逢迎希旨的朝官御史，则相继上奏，指控立宪派“乃欲借立宪倾陷朝廷以阴行革命也。……昔之倡革命排满者，潜伏于海外，今公行于朝右矣。……其处心积虑，无非夺君主之权，解王纲之纽，阳美以万世一系，阴实使鼎祚潜移。”刘廷琛:《为宪政败象渐彰以救危机折》，《皇朝续文献通考》《宪政》八。把立宪派说得比革命派还要险恶。在这种情势下，尽管立宪派竭诚罄哀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伏阙上书，都不能不带着愤懑失望的情绪而散去，他们同亲贵大臣的嫌隙就迅速地扩大起来。

据参与请愿的徐佛苏事后说，在第三次请愿碰壁，清廷下谕驱散请愿代表的当天晚间，即有一部分代表聚集在“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刊物《国民公报》馆，“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秘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514页。征诸当时和稍后发生的史事，徐佛苏的说法显有夸张失实之处。但参照有关文献和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却不难看出，皇室亲贵集团顽梗乖张，拒谏饰非的举措，确已激起立宪派人普遍地产生厌弃清廷的离心倾向。

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场。立宪派人气愤异常，没想到历年奔走呼号，伏阙哀恳，最后却请出了这样一个集权皇室、极端专制的“立宪”内阁来了。这个内阁成立伊始，即颁发所谓“铁道国有”政策，并由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出面与英、美、法、德四国财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两条干线的路权出卖。各省商办铁路面临被劫夺的厄运,粤汉、川汉首当其冲。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所期待的立宪新政，化为泡影；与他们利害攸关的商办铁路，横遭劫夺。他们对清王朝的指望终于幻灭，遂导致了立宪派舍弃清廷，转而采取与革命派弃怨合作的对策。

辛亥武昌首义给了清王朝以致命的一击，不旋踵而大部分省区相继响应，掀起了全国革命高潮。这当然是革命党人发动新军、会党及其他反清群众，与清朝反动势力进行英勇斗争所获致的成果。然而，也不能忽视各省立宪派人、多数城市商会和商界人士的作用。他们或在起义之前即与当地革命党人达成反清的协议，共同发动起义；或在武昌首义引发全国革命高潮的形势下，相机改制易帜，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或是在革命派起义后，迅即输诚捐献，使清朝统治加速瓦解参阅耿云志：《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与谘议局》；王耒棣：《立宪派的“和平独立”与辛亥革命》；拙稿《评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均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固然，立宪派人的相率转向，也给革命带来不利因素，如有的省立宪派排斥革命派，攫取了军政府的实权；有的省立宪派发动攘夺政权的讧争，使政局杌陧不安；以及立宪派的转入，增大了革命方面的妥协气氛；等等。但总的说来，辛亥革命取得推翻清朝，肇造民国的胜利，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为领导，与立宪派形成了联合的局面，使清统治者陷入极度孤立的形势下取得的。可以设想，如果立宪派一成不变，一如既往地同革命派拼死抵牾，那末，武昌首义的烽火，只怕很难演成燎原之势。

三

革命、立宪两派弃怨修好，获得了辛亥推翻清朝的胜利。但是，两者并设有因此就泯没了彼此的嫌隙。袁世凯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后，两派又重起龃龉，再度水火，展开了又一场角逐。

临时政府北迁后，相当多的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黄兴，都对袁世凯存在或多或少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们却不曾放弃实现民主共和政体的主张，力图建立和完善议会制度，订立宪法，使内阁确能行使治国施政的权力。为此，同盟会于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在全国范围扩大组织，倾全力夺取国会多数议席，藉此由国民党出组内阁，执掌政权，并恃以箝制袁世凯。1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选举揭晓，在参、众两院合计870个议席中，国民党获392席，占压倒多数。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行将出任内阁总理，俨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大多数立宪派人既与清廷决裂，当武昌首义、全国反清高潮出现后，他们也鉴于清王朝行将覆亡，再倡君主立宪已失去依据，因而相率转向赞成共和。惟有少数人胶执旧见，如康有为撰《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以示弟子，长篇大套地论证“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版，第652～694页。但却遭到多数弟子的抵制，有的甚至指斥乃师“偏辟迂谬，不切时势”，表示“万无附从之理”《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8页。1912年2月，康有为仿长歌当哭的体例，写了一篇《辛亥腊游箱根与梁任甫书》，悲叹“神州陆沉，宗社忽焉”，称赞“梁生才薄贾谊，志希伊尹”，期望他“联镳骖靳，同拯堕日于虞渊;比翼齐飞，同事救民于涂炭”《康有为政论集》下,第695～697页。梁启超立即复函，反劝乃师转向改辙，拥戴共和，“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腊不尽十日致康有为函》，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附录。在此前后，不少立宪派名流相率公开表明赞成共和的立场。1911年12月26日，熊希龄以湖南共和协会正会长名义，率同副会长张学济以次一百五十余人致电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声称“人心所趋，大势所在，万不能再有君主立宪之理”1912年1月25日《申报》。敦劝袁世凯速促清帝下诏退位。1912年1月初，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黄可权、向瑞琨、张嘉森等原立宪派名流在上海发起成立“共和建设讨论会”。尚滞留日本的梁启超应邀入会。这表明向持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人，在新形势下，大都转而主张民主共和了。

然而，原立宪派人虽赞成共和，但并不愿与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携手并进。他们对民国伊始的政治力量的看法，反映在张嘉森给梁启超的一封信内：“今后中分天下者，袁、孙二党而已。吾党处此时代，所以待之者有二：超然独立，另标政纲与天下共见，一也；与两党之一提携，以行吾辈所怀抱，二也。”权衡利弊，他认为，“此二者比较的适于建设之业者，实在北方，故森以为下手之方，在联袁而已”《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0页。

联袁就必须制孙，故梁启超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向袁建言，组织一“健全之大党”，由“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组成。“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去制服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使之“自归于劣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7页。可是，梁启超所设想的“健全之大党”——共和党在第一届国会竞选中失利了。在参、众两院计870个议席中，国民党占392席，共和党只175席。梁为此颇有点懊丧。

国民党竞选获胜，使袁世凯大为惊恐。于是指使党徒在1913年3月将宋教仁谋害。4月14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公宴参、众两院议员，梁启超作长达三小时的题为《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的演说。他指孙中山一派为“乱暴派”，是“祸国最烈之派”；袁世凯一派是“腐败派”，宣称“故吾党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而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中华书局版，第20页。曾记否?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注全力以与同盟会论战时即曾提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3页。对比之下，所谓“第一敌”、“第二敌”，不正是“第一义”、“第二义”的同义词吗?这说明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又回到辛亥前双方论战时的那种对立状态。5月29日，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成立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等九人为理事。梁启超在成立大会上演说，重申“先注全力以与抗”“乱暴派”，对“腐败派”“暂时稍为假借”的策略。

果然，梁启超所指的“乱暴派”真的“乱暴”起来了。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据江西湖口宣布“独立”，起义讨袁。“二次革命”爆发。次日，进步党本部即发出“戡乱通电”，“促令政府迅速戡乱”1913年7月13日《时报》。进步党理事、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发表谈话，指控“这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1913年7月24日《时报》。8月，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就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原立宪派名流相率入阁。梁启超所谓“先注全力以与抗”“第一敌”，“暂时稍为假借”“第二敌”的策略付诸实行。

“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了。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王朝的离异导致了立宪派和革命派捐弃前嫌，走向联合，那末，清朝倾覆后两派的再行分裂，也能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向找到原因。

原来，清朝的倾覆和民国的成立，使得资产阶级人们对发展近代企业抱有很大希望，咸认为“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1912年2月28日《民声日报》。为了尽快地增殖利润，他们无不急于要求革命尽早结束，让袁世凯的统治迅速稳定，使他们期待的“产业革命”得以实现。故“二次革命”一起，资产阶级人们无不表示厌恶，各起义省分商会、商团，相率抵制。黎元洪在《致政府国会请褒嘉商会》一函内，历数各省商会、商团公开或消极抵制、破坏反袁起义的情况。提及武汉商会时说：“前年鄂军起义，武汉商会首表欢迎。此次厉阶潜生，各属商团，全体反对。在该党冀援昔以例今，乃商民忽转向而为背。”《黎大总统文牍类编》1923年上海会文堂印，第151页。袁世凯得报，立即发出《通令查明各省商会拒乱有功人员呈请奖励文》，称赞“各商界烛其奸邪，绝其资助，遂使逆谋无由大逞，乱事得以速平。曲突徙薪，功匪鲜浅。”《袁大总统书牍汇编》1914年广益书局版，卷二，第70页。

资产阶级人们政治态度的转变，牵曳着原立宪派和革命派重修旧怨，再度分裂。

四

进步党人“暂时稍为假借”“腐败派”，把“乱暴派”一度打得七零八落。下一步措施，就是梁启超在进步党成立大会上提出的策略，即对“腐败派”“徐图改造”，置“一大政党监督其旁，日谋所以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梁任公对于进步党成立大会上之演说》，《谠报》第3期。，使之确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可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落空了。

为了“稍为假借”袁世凯，进步党不得不多次忍隐曲从。首先是阿附袁世凯先举总统后订宪法的谬见，在宪法会议上先行议决“大总统选举法”。袁遂依此“法”，部署亲信包围国会会场，于1913年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接踵是熊希龄以国务总理名义，违心地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追缴该党议员证书的乱命上副署。1914年1月10日，熊希龄又被迫副署了袁世凯解散国会的乱命。一个月后，袁世凯连熊希龄这样一再屈从的内阁都感到很不遂心，于是使亲信讽劝熊辞职。5月，袁依据其御用“约法会议”议决的《中华民国约法》，于总统府下设政事堂，取代了国务院。进步党人没能“假借”腐败派，倒是腐败派“假借”了进步党，使进步党人充当了搞垮国会和内阁的帮手。他们原打算“监督”袁世凯，“日谋所以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完全落空。袁世凯越来越腐败不堪，在他卵翼下，“不知共和政体为何物者，今皆柄握政权”彭热忱：《论中国今日人才之消乏》，《谠报》第12期。民国政府又仿佛前清官场景象。

在政治上失意的同时，进步党所制订的整顿财政，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的计划，也迭遭袁世凯所倚恃的北洋系官僚资本的阻挠。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开始膨胀，成了袁的“财神”。他们“把持款项，超然于国库之外”，“国家的大宗入款供少数私人之增殖。”牟琳：《评交通银行则例》，《中华杂志》第1卷第2号。熊希龄组阁时自兼财政总长，曾力图夺取交通部和交通银行，亦未能得手。

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挫折，引起了进步党人的反省。他们自讼道：“吾辈一年来拥护国家统一之结果如此。”“试问吾辈若事事与国民党一致行动，则今日之域中，是谁家之天下?”1913年12月22日《申报》。张东荪在进步党机关刊物《中华杂志》一卷七号上发表题为《自忏》的文章，对自己原来发表的言论深自懊悔，并批评梁启超倡说的排除乱暴派的主张。梁启超也不禁喟然叹息：“今日之政治与吾侪之理想的政治甚相远。”梁启超：《发刊辞》，《大中华》第1卷第1期。在另一方，原国民党人也在试探着与进步党言归于好的可能，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刊行的《民国》杂志发表一篇题为《革命与暴政》的文章，声称：“改良也，革命也，皆政治上救济手段之一种，目的既无所殊，结果或亦相似。特革命为急进之改良，改良为平和之革命，措施之间，形式乃觉稍异。”玄中：《革命与暴政》，《民国》第1年第3号。这不啻是向进步党伸出了和解的手。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反动政变，加速了革命派(原国民党人)同改良派(进步党人)弃嫌修好，再度联合的进程。面对严酷的现实，进步党有识之士作了进一步的反省，声称“吾人抚今追昔，转不得不叹赏曩时国民党浮气青年者流反贤于吾辈也。”1915年11月8日《申报》。回顾与革命派论争的往事，甚至感到“无颜足以相见”1915年12月1日《时事新报》。故发表于《中华杂志》上的《现时势对于进步党之要求》就直率地承认：“与国民派分子以释怨媾和之机会，相期于平和改革之目的”，确属“时势之要求”丁佛言：《现时势对于进步党之要求》，《中华杂志》第1卷第9号。及至反袁护国战争兴起，进步党人更明确地承认：“袁氏之卖国奴民，自为帝制”，“非革命之罪”；“革命之外，无法可施”1916年2月29日《时事新报》。这种言论，表明进步党人不仅公开宣布要同国民党释怨媾和，而且在反袁的战略方针上——“革命之外，无法可施”——有了共同语言。

反袁护国战争的胜利，是原国民党和进步党在政治、军事上实现了联合的基础上获得的。前此已有文章作了较详的论述参阅谢本书、高光汉：《护国战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联合》，《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谢本书、冯祖贻、顾大全、孙代兴、高光汉：《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版；李育民：《民初国民党与进步党离合关系新探》，《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不再赘陈。事实上，躬亲斯役的孙中山早已作过结论：“民国五年已变为洪宪元年矣!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孙中山：《民权初步序》，《孙中山选集》，第383页。梁启超也承认：“急进派反诸平实，稳健派力去弛惰，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的主因”《松坡军中遗墨》1926年松坡学会重印本第1页，梁启超在蔡锷来函上的签注。

如同革命派和改良派前此一度联合(辛亥武昌首义前后)和重新分裂(二次革命前后)都同资产阶级的向背有联系一样，两者在护国运动中再次释怨言和，也与资产阶级的动态息息相关。

二次革命中，资产阶级之所以支持袁世凯，乃是希望袁统一全国，使他们能实现“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的愿望。可是，袁世凯于镇压二次革命后，迅即解散国会，撤销内阁，露骨地推行封建军阀专制统治；不旋踵又亟图复辟帝制，遂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蜩螗NBE21扰。在推行复辟逆谋的过程中，袁世凯更大肆增征苛捐杂税，故一时流传“文官加秩，武官加爵，商民加税”的民谣。且袁政府又把各地商民存入交通银行的“爱国储金”挪充帝制靡费，致“商民群起反对”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342页。特别是袁世凯一意仰赖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处处对日妥协，导致了日本商货进口的激增。尤有甚者，是袁世凯不惜卖国求荣，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陷入覆亡的险境，给民族资本带来被日本殖民者囊括吞噬的厄运。这样，就出现了马克思所描绘的那种情景：资产阶级“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作家。”以致二次革命失败了，反袁的革命党人纷纷流窜海外。“结果是它的政治家和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9页。资产阶级很快地转到了反袁的一方。进步党人既不自觉，又似乎是自觉地代表资产阶级说出了他们的心愿：“四年以前之袁氏，唯恐其去；今年此日之袁氏，乃不得不求其速去。”1916年2月29日《时事新报》。对袁世凯及其党徒来说，他们恰好陷入了与革命派在二次革命时相同的处境，那就是黎元洪形容当年革命派的一句话：“在该党冀援昔以例今，乃商民忽转向而为背。”资产阶级人们的转向为背，是反袁护国运动赖以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俗话说：“旁观者清”。一位外国人的观感，正可作为本文论点的佐证，他记叙道：“商人厌于满清失德，当辛亥之变，力助革党，其结果遂推翻朝廷。及癸丑之役，商民望治心殷，援助袁氏，故不数月而事变全定。总言之，则商界者，乃忍耐爱治之民也。然以商民忍耐力之富，今犹不克忍而诋诽袁世凯之压制者，随地而然。则袁之不得民心，从可想矣!”《护国军纪事》，上海中华新报馆1916年版，第516页。

在反袁护国运动中，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深感相互合作的必要。梁启超在写给蔡锷的一封信里谈到：“当思自辛亥以还，苟非吾侪党派轧轹，意气相陵，何至两败俱伤，使夫己氏匿笑而坐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昔所作孽，今宜自赎。海上民党方努力从事于大合同，其大部分之有力分子，既有耦俱无猜之感，滇中诸彦，鳞萃气象，宜益郁葱。”《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38页。孙中山也认为：“至袁氏今日势已穷蹙，而犹徘徊观望，不肯自归于失败，此固由其素性贪利怙权，至死不悟。然见乎倡议者之有派别可寻，窃疑党争未弭，觊觎其猜忌自纷，而不能用全力以讨贼。殊不知阋墙御侮，浅人审其重轻，而况昔之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见仇者虽欲有所快，无能幸也。”《讨袁宣言》，《孙中山选集》，第113页。这反映革命、改良两派分裂所导致的苦楚，使双方都有痛定思痛的感觉，彼此甚愿长此相安和好。确认只要两派都以合作为重，则旧势力就无隙可乘，国家也就能安定，得到发展。

但是，毕竟由于革命、改良两派各自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故两派关系的发展变化，终究不能以他们各自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所以，梁启超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鉴诫，没多久就置诸脑后。两派政争也不象孙中山所说的“已成陈迹”，而是倾轧又起，参商再现。

原来，进步党人与原国民党人联合反袁护国，虽基于反帝制复辟的信念，但两者并不曾完全泯灭彼此之间的政见分歧。袁世凯一死，进步党人又本能地故态复萌，仍不能忘怀原已确定的稍事假借腐败派，注全力以抗乱暴派的策略。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宣布遵行民元约法，续行召集国会。消息传出，梁启超就力主解散反袁各派组成的军务院，稍后即离粤北上。8月，国会复会。黎元洪宣誓就任大总统职，段祺瑞仍任国务总理。原进步党人大多数改组宪法研究会；原国民党人先后分化为宪法商榷会、政学会、益友社、政余俱乐部等社团，继续在国会内展开政争。段祺瑞象袁世凯一样，独断专行，目无国会。1917年，他为了扩张势力，力倡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梁启超极力附和，但未能得到国会通过。段于是煽动张勋等各省督军群起鼓噪解散国会。6月12日，黎元洪被迫签发解散国会的命令(据称此命令系出自原进步党要人林长民之手)。于是张勋入京，拥溥仪复辟。段祺瑞既唆使张勋驱散国会，推行复辟逆谋，旋即组织讨逆军，将辫子军赶走。段遂以“再造共和”的姿态，仍出任总理，一时气焰嚣张，不可向迩。不久，梁启超、林长民、汤化龙等即联袂入阁，分别充任财政、司法、内务等部总长。他们在京召集宪法研究会会员大会，议决重整进步党。北京政局，俨然就是1913年二次革命后的重演。

孙中山在《讨袁宣言》中本坚持“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期望乘反袁护国运动胜利的形势，确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死后，他不辞辛劳地为恢复约法奔走呼号，但成效不大。转入1917年，北京又重现1913年的景象。他失望了，于是借助海军的力量和部分原国民党议员的支持，利用西南数省实力派与北洋军阀对峙的形势，号召国会议员南下，到广东恢复国会，开展护法斗争。8月初，抵粤议员举行非常国会，作出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决定，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职，发布公告，以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实现真共和为职志。南北两个政权的并立，延续了若干年。

南北分裂，主要是封建军阀各派势力倾轧割据所导向的现象，但也同革命、改良两派的再度分裂相联系。军阀纷争，两派对峙，中国的民主政治，统一大业，仍陷入茫茫难期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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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初至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跃登政治舞台，纵横捭阖，引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年代。分别代表这个阶级上层和中下层的两大政治派别——改良派和革命派，经历了“对立——联合——分裂——再联合——再分裂”的过程。掌握两者离合轨迹，确不难探寻到清末民初政潮起伏与民族资产阶级势力消长的内在联系，并可藉以理解这个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中成败利钝的因果和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