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盘庚

　　在洋务运动开展过程中，洋务派和顽固派进行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过去，人们在评价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时，往往强调洋务派与顽固派同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派别，它们之间的斗争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洋务派与顽固派虽然同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派别，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方面有一致的地方，但它们之间的斗争还具有革新与守旧斗争的性质，同时也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下而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的斗争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在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的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分辨一个派别是革新的还是守旧的，一个主要的标准是要看这个派别的主张、政策是有利于还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分析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的性质当然也不例外。

　　为什么说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呢？主要在于：

　　第一，洋务派要破成法，而顽固派要守成法。

　　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地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洋务派办洋务一开始就懂得破除成法的重要。因而，他们一直以“破成法”相号召，大声疾呼：“通商以来，中国万不能闭关自治，即周、孔复生亦不至鄙夷洋务置而不讲。”李鸿章说：“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济。”郭嵩焘更明确表示，办洋务要“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注：《洋务运动》（一）第142页。）事实也是这样，洋务运动的兴起、深入和发展都是在破成法的过程中进行的。当然，所谓“破成法”有的是指改变具体的规章制度，有的是指改变某些固有的思想观念。例如，开展洋务运动，首先就碰到一个向外国学习的问题，而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却有很大的阻力。因为“严夷夏之防”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心理。因而，要把洋务运动推向前进就必须破除这种陈腐的观念。又如，办洋务事业需要一批掌握西方近代科技的人才，而培养近代科技人才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诸方面不能延袭封建教育那一套，这就必然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即成法）进行一番改革。同时，洋务学堂毕业的学生有个选拔、录用的问题，这又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挑战，产生了“另开洋务进取一格”的要求。总之，洋务派每兴办一项洋务事业都必须冲破“成法”的牢笼。无论是兴办近代军民用企业、创建新式海陆军，还是设立新式学堂，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等等，不破成法就会寸步难行。

　　从顽固派方面看，他们攻击洋务派最激烈的一点，就是认为洋务派破坏了祖宗成法。对洋务派办的洋务事业，他们“动云祖宗时所无”（注：《洋务运动》（六）第232页。）。极力加以阻挠。叫喊“毋庸日思变法，失我故步也”（注：《洋务运动》（一）第135页。）。“祖宗成法”简直成了顽固派手中的一根棍子，常常使洋务派陷于被动。譬如，顽固派攻击郭嵩焘、丁日昌等人是“创建邪议，专以用夷变夏，破坏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注：《洋务运动》（一）第255页。），使郭嵩焘、丁日昌不能为士林所容；攻击李鸿章、刘铭传倡议修建铁路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以致铁路建设延误了许多年。在顽固派看来，在祖宗成法面前是不能越雷池半步的。因此，他们总是百般加以维护。

　　总之，破成法还是守成法，这是洋务派与顽固派长期论争的一个焦点。洋务派呼吁破成法，目的是为洋务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以便把洋务运动推向前进，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而顽固派守成法则是妄图把社会拉回到鸦片战争以前闭关自治的状态中去。因此，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破成法还是守成法的斗争，其实是革新与守旧的斗争。

　　第二，洋务派扶持新生事物，而顽固派要扼杀新生事物。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从外国学来的新生事物越来越多。对于这些新事物，顽固派开始是极力阻止它们出世，后来见阻止其发生不成，就企图将它们扼杀于摇篮之中。而洋务派眼看自己苦心经营的洋务事业有遭受夭折的危险，自然要千方百计地加以维护。这样，就构成了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的又一个内容。

　　譬如，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既不看仿制轮船的重要性，又无视仿造轮船已取得明显的实效这一事实，却抓住福州船政局开支的经费超过原定计划而发难，大肆攻击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要求清政府停止制造轮船。面对以宋晋为代表的顽固派的攻击，洋务派也不示弱，他们纷纷上折清廷，对宋晋的迂阔之论进行了驳斥。他们认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实以西洋各国侍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注：《洋务运动》（五）第110页。）并强调制造轮船是关系到“自固藩篱，为民御灾捍患”的大事。（注：《洋务运动》（五）第113页。）论争的结果，洋务派取得了胜利，福州船政局这一洋务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得以保护下来。

　　又如，洋务派与顽固派就修铁路一事进行的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也表现为保护新生事物还是扼杀新生事物的斗争。早在1874年，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就提出过修铁路的主张。1880年12月，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又再次提出了修铁路的建议，并得到了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但却遭到顽固派的群起反对。侍读学士张家骧首先发难，指斥铁路有“三大弊”。侍讲张楷也断言铁路有“九不利”。御史洪良品说铁路有“五害”。这样，刘铭传关于修建铁路的建议也被打入冷宫。后来，洋务派在创办开平煤矿时出于运煤的需要，冲破顽固派的重重阻力，修成了从唐山到胥各庄的一段铁道——唐胥路。这时，顽固派见阻止修铁路已不行了，于是又极力阻挠洋务派延伸铁路的计划。如内阁学士徐致祥曾四次上奏，要求清政府“直示中外，已开之铁路姑且存之，未办铁路立予罢之”（注：《洋务运动》（六）第192页。）。特别是当津沽铁路建成，准备接造天津到通州的铁路时，遭到顽固派更为强烈的反对。一时间，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元、掌山西监察御史屠仁守、户科给事中洪良品等“或信道听途说，或竟凭空结撰，连章论列”，坚决反对修建津通铁路，并将铁路之害概括为三条：一曰资敌，二曰扰民，三曰失业。为此，又把修建铁路的论争推向了新的高潮。对于顽固派的攻击，洋务派针锋相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提出修铁路有三大利：一是有利于陆战；二是有利于海防；三是有利于河运，“至于通货物，销矿严，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利之所兴，难以枚举”。（注：《洋务运动》（六）第226页。）因而坚决不同意停建津通铁路。这时，两江总督曾国荃、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等人也为奕譞、李鸿章助威呐喊。总之，当时两派争论得相持不下。后来张之洞提出了暂停津通，改建芦汉铁路的折衷方案，被清政府采纳，这场争论才慢慢平息下来。由此可见，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铁路之争，从某个角度讲，是保护新生事物还是扼杀新生事物之争。

　　有的论者或许会说，李鸿章等人所说的“变法”并不是要改变封建政治制度。这种意见无疑是对的。是不是只有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变法”，才具有革新意义呢？恐怕不能这么说。笔者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变法，只要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新东西，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就具有革新的意义。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运动。它虽然未触及到封建政治制度，但其范围涉及到军事、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其革新意义是不能低估的，更是不应抹煞的。譬如一大批近代工业的兴办，新式海陆军的出现，新式学堂的兴起，铁路、轮船、电报等现代交通通讯设施的建立等等，都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也是近代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促进了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

　　　　（二）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反映

　　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说到底是将西方近代文化引进到中国来。由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状态，因此，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引起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对立和冲突。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由于这个问题涉及的面比较广泛，这里只择其要者来说明。

　　首先，顽固派严华夷之辨，视华夏文化为普天下文明存在的唯一形态，以师夷为耻；而洋务派却初步摒弃了华夏文化优越意识，不将西方列强以“夷狄”视之，主张奉夷为师。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出了自己灿烂的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是在没有广泛吸取其他古代异质文化信息和文化营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独创的方式萌发并成熟起来的”（注：肖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第8页。）。与此相联系的是，古代中国人不具有世界各种异质文化多元并存这样一种文化心理，而把自己的华夏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包含的价值规范，作为普天之下文明存在的唯一形态。因而只能是四夷向慕和学习华夏文化，用夏变夷，而不能允许有中国向蛮夷学习之事。十六世纪，耶苏会传教士利玛窦曾对他所见到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进行过一番描述。他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注：《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1页，中华书局83年版。）利氏这段描述虽有不确切之处，但对中国人这种文化上的自我中心意识的议论却是深刻的。

　　在洋务运动时期，顽固派仍死抱住这种意识不放。他们仍然以以尊临卑的傲慢态度，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同中国历史上的周边一些国家同样看待，把那些挟带着商品和大炮到中国来的西洋人看作是“不谙礼义，不通文教，惟以力之强弱争为雄长”（注：《洋务运动》（一）第87页。），即不懂“礼乐教化”的野蛮人。譬如在同文馆延聘西人教习正途的问题上，之所以遇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关键是顽固派固守着“华夏文化中心”这样一种观念，不愿意承认西方文化也有比华夏文化优越的地方这一事实。倭仁说：“同文馆延聘夷人教习正途一事，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注：《洋务运动》（二）第34页。）“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注：《洋务运动》（二）第30页。）杨廷熙则认为，“延聘西人在馆教习，此尤大伤风教”，叫喊“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否则，“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注：《洋务运动》（二）第47页。）妄图在国人心目中保住华夏文化中心的地位。顽固派似乎也预感到，“奉夷为师”的风气一开，必然会危及到“华夏文化中心”的地位，“今以重洋人机器之故，不能不以是为学问、为人才，无论教必不力，学必不精，……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对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注：《洋务运动》（一）第87页。）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表现出仲仲忧心。

　　洋务派通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比较客观地认识到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史上的“夷狄”“情形绝异”（注：钟叔河：《定向世界》第195页。），西方文化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譬如郭嵩焘等人就能比较正确地摆正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不将它看成普天之下文明的唯一形态。他说，“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二千年，……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又说“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注：钟叔河：《定向世界》第225页。）由于洋务派对西方文化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因而能冲破陈腐观念，不但大胆主张奉夷为师，而且将其付诸实践。如在同文馆中聘请西人教习正途，在洋务企业中聘请洋匠，还派幼童出国留学等等。当然，当时洋务派因受历史的局限，接受西方文化主要在器物文化方面。

　　事实也证明，随着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旋涡，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奉夷为师”，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无论顽固派怎样重弹“严华夷之辨”的老调，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华夷之防的堤坝无可奈何地崩溃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乃至文化心理都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

　　第二，传统文化重义理，洋务派却重功利。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重义轻利的。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对梁惠王也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话，则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名言。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更是把义理之辨推到了极端，叫“存天理，灭人欲”。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是反功利主义的。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都讲“自强之道”。但是如何自强？两者的主张是不同的。洋务派认为，要自强，就要师夷之长技，设机器局，造船制炮，开矿，修铁路等。奕说：“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注：《同治中兴京外奏稿编》卷5。）李鸿章也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注：《洋务运动》（四）第14页）。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造出第一艘轮船时则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注：《洋务运动》（四）第17页）。从洋务派的这些言论中，我们闻不到重义轻利的气味。在他们看来，要抵抗外国侵略不能靠空谈性理，而要靠实力，“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实未敢信。”（注：《洋务运动》（二）第33页。）这种观念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里是难以找到的。

　　当时的顽固派攻击洋务派的大量言论则是基于传统文化重义轻利原则来立论的。譬如倭仁反对同文馆延聘西人教习正途时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注：《洋务运动》（二）第30页。）杨廷熙说“修德行政，实千古临御之经；尽人合天，乃百代盛强之本。”（注：《洋务运动》（二）第43页。）总之，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侍者民心也。”要自强，只要“正人心”就可以了，因为“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这与孔孟以及宋明理学家的说教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传统文化重“亲亲”，洋务派却不重“孝”。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宗法制度的文化。中国伦理以家族为本位。一切社会组织均以家庭为中心，人与人的关系亦由家庭关系扩大而成。由中国传统家庭衍射出来的道德价值网络，首先是儒家所创造的亲亲原则和由此产生的孝的价值观念。因此，“亲亲”与“孝”是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核心。有人干脆称中国传统文化为“孝的文化”。这种“孝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祖先的顶礼膜拜。洋务运动的开展也强烈地冲击着这种文化心理。譬如铁路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标志，被洋务派视为自强之一端。为此，洋务派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不久就主张修铁路，但是一直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顽固派反对修铁路的理由很多，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认为修铁路毁坏坟墓。他们诰问洋务派：修铁路“沿途居民能不骚扰，坟墓田舍能不迁移？”这是“干天地之和，戚生灵之命”。坟墓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不重要的，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是祖先崇拜的象征，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心理。洋务派虽然强调修铁路可以见坟墓绕道走，不会毁坏坟墓，但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因为“铁路取经宜直，又宜平，势必铲墓拆庐，蹂田堙井”。这就说明，洋务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的“孝”文化，洋务派“孝”的观念在逐渐淡化。

　　第四，传统文化以农为本，洋务派却重工商。

　　中国素称以农业立国。历代王朝及其思想家们都非常重视农业，而认为工商业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害之原也”。（注：《汉书·景帝纪》。）因而主张“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注：《管子·轻重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