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学稷

　　方伯谦（1854—1894）是清末北洋海军屈指可数的高级将领，他的一生与海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我国早期海军的建设曾有过一定的贡献。本文拟对他的略历及其海军生涯作一介绍。

　　　　（一）

　　方伯谦，字益堂，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市）人。生于1854年1月14日（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十六日）（注：方伯谦《益堂年谱》，见《方伯谦问题研究资料》（1991年7月编印）第156页。《年谱》系方伯谦亲记，截止于1892年，所记生平略况，当系确实可靠。过去一般研究者多误以方伯谦生平为1852年或1853年，籍贯也误作侯官。）。1867年6月（同治六年五月）考入刚创办的福建船政局附设的英文学堂（又称后学堂）第一期，学习驾驶专业。这时他年方十三周岁。由此机缘，使他得以跻身于初创的中国海军事业。

　　福建船政前、后学堂学制都是五年，但是加上实习，他们实际上学习了七年多。后学堂第一届33名学生于1873年9月正式毕业（注：《清末海军史料》第436页：陈道章《马尾船政大事记》第33页。）。当时国内还很少新式学堂，他们在校时系统和札实地学习了英文和算法（数学）、枪炮操法、驾驶、测算等有关科学技术的专业基础课程，1871年6月经大考合格后才开始航海实习，方伯谦与同班学友严宗光（严复）、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叶祖珪、蒋伯英、林永升等十八人被分派到“建威”号练习船进行实习，练习驾驶和操演枪炮，当年向北航行至山东半岛沿海、渤海湾、辽东湾的牛庄、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等口岸：第二年扩大航程，除北洋各口外，更南行至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各口，进行了中国海军史上第一次远航；第三年又继续往南至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连续三年的航海实践，对于这些经过专业学习，有了初步技术知识的未来海军军官来说，是一番很好的锻炼。1874年，船政大臣沈葆桢给他们以褒奖，方伯谦被颁予五品军功，派充“伏波”号正教习。这年正值日本和美国勾结一起，借端派兵企图入侵台湾，沈葆桢受命率兵轮赴台部署海防，方伯谦奉调随同巡视，改派为教练行营精兵，以后又改调长胜号轮船大副。台事结束后第二年，方伯谦因随沈赴台巡视有功被沈葆桢保荐由千总升守备留闽尽先补用。此后两年，方伯谦与众多学友调入“扬武”号练船，继续航海实践，先后随船北行赴日本长崎、神户、横滨各口，南行到香港、新加坡、槟榔屿、马拉甲、小吕宋等处（注：据《益堂年谱》。）。

　　在清政府举办洋务的初期，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即已刻不容缓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在舰船的建造与驾驶管理上，迫切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问题上，人才的培养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继容闳率我国第一批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后不久，七十年代初、中期，原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也在酝酿着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先进技术以建立中国的造船业和建设中国海军，沈葆桢联合北洋大臣李鸿章倡议派遣学生到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法等国学习海军，包括舰船制造和驾驶管理等科学技术。1877年（光绪三年）由福建船政局派遣的首届赴西欧留学研究学习轮船制造与驾驶的学生包括其中兼任工作人员的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三人在内共38人终于成行，他们分别到英、法两国学习驾驶、制造。这次派出的留欧学生成员与前此不久由容闳率领那些未经专业学习训练的首批留美“幼童”不同，除随员马建忠外，全数从船政前后学堂毕业且经过几年实践锻炼、年龄都在二十岁以上的优秀生员中挑选。其中被选派赴英国学习驾驶的十二人，方伯谦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严宗光、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等，都是经过约十年时间专业培训具有一定航海实践经验的后学堂第一、二届的拔尖人才。

　　这批出国人员因为具有相当的专业基础，学习专业对口，目标明确，所以到英国后很快便掌握了有关技术。

　　出国时方伯谦年方二十三周岁，到英国后与严宗光等五人被分发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或译作格令尼次官学）学习一年专业课程，第二年下半年起即开始参加海军航海实习，在海上实习两年间曾随英舰航行到印度洋并随同驻扎在南印度。1880年（光绪六年）春，三年学习期满回国。

　　根据有关资料证明，这些首届官费留欧学生们大多数都胜利地完成了预定的学习任务，没有辜负国家和派出单位的期望（注：《海末海军史料》第387、389—391页所辑沈葆桢、李鸿章奏折。）。从留英学海军管驾的十二人情况看，当年负责带领他们出国学习的洋监督英人师恭萨克于1886年在向前驻英公使、兵部侍郎曾纪泽的报告中说：其中“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出色，萨镇冰、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次之，林永升、林颖启、江懋祖、黄建勋又次之”.方伯谦在学习成绩上在这里所说的虽只属中上等，但师恭萨克随后特地指出，“方伯谦可谓水师中聪明谙练之员”（注：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师恭萨克一译作斯恭塞格。）。李鸿章也认为方伯谦是在英国学习驾驶五个“颇为优异”中的一个（五人为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萨镇冰），给他以较高的评价（注：《李文忠全书》奏稿四十，页二。）。这些都说明了经过十余年在国内外的专门培训后，方伯谦已成为早期中国海军的骨干人才。

　　　　（二）

　　1880年方伯谦学成归国后，福建船政局安排他到马尾的管轮学堂任正教习，这所学堂是1868年创办的，主要培训轮机技术人员。但不久又调到他的母校——后学堂任教习，并加参将衔。1881年李鸿章为建立北洋舰队，调他到天津，委派他为从英国新购的当时在中国算是最新式的四艘兵舰号称“四镇”之一的“镇西”炮船管带，第二年调管另一艘“四镇”之一的“镇北”炮船，巡驻旅顺、威海、烟台、登州等口岸。1883年任“威远”号练船管带，1889年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快船。

　　在北洋海军建军前后十余年间，方伯谦发挥其所学与专长，为北洋海军的建设作出一定贡献。

　　首先是在中法战争期间修建了威远炮台，这是由中国人自修的第一座新式炮台。

　　当时方伯谦受李鸿章之命带“威远”号练船驻守旅顺。为了加强防务，有效地抵御入侵的敌舰，方伯谦建议在旅顺险要处构筑炮台，并亲自进行督修。在此之前，我国沿海炮台的建筑，均系依靠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代为设计与督造，其建筑费用都较昂贵。例如旅顺沿岸由德人汉纳根所建的老虎尾炮台化了五千三百多两。而由方伯谦主持修建的这座炮台，规模与老虎尾炮台相当，同设有长炮两架，炮筒口径还较它大3厘米，却只用了三千四百余两，所费节省了三分之一以上。这座炮台当即命名为“威远炮台”。威远炮台的建成，开创了中国人主持修建近代化炮台的先例，张扬了中华民族的志气。

　　其次是在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前，方伯谦参与制订了北洋海军的组织章程和条例。

　　1888年5月（光绪十四年四月）在海军衙门的组织和委托下，方伯谦与林泰曾奉命赴天津，会同直隶按察使周馥、候补道罗丰禄（也是方、林在船政学堂和留英时的学友）以及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一起研讨北洋海军章程，其中包括定额兵制、官制、驻扎、会哨等章程准则条例。由这三个留英学习海军的人员参与制订的章程，大半采取了英国海军的规则，此外还参考了德国的规则并沿袭了中国的旧体例。这份章程经海军衙门厘定奏准颁行，成为是年12月北洋舰队宣告正式成军后所遵循的法规条例。（注：《益堂年谱》；《李文忠公鸿章年谱》第368一369、372页；《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三，《拟议海军章程奏底》。）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官制的规定，设海军提督一，总兵二，副将五，以下还有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经制外委等各若干名不等。提督和左、右翼二总兵是海军正副最高长官，副将属于高级将领。1888年12月17日（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北洋海军宣告成军之目，清政府任命丁汝昌和林泰曾、刘步蟾分别为提督和左、右翼总兵。1889年2月20日（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李鸿章提请清政府任命北洋海军新设副将至守备各要缺名单中，副将五缺为邓世昌、方伯谦、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方伯谦升署中军左营副将并任济远舰管带（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六十四，页一至十一，《海军要缺拣员补署折》及所附名单，并参看《益堂年谱》。）。这说明李鸿章当时对方伯谦是很器重并加以重用的。在当时海军将领同辈中，方伯谦的职位仅次于林泰曾、刘步蟾，而与邓世昌、叶祖珪等人并列，并高于多数他在船政后学堂和留英时期的同届学友，进身于海军高级将领之列。

　　1891年5—6月间，李鸿章会同山东巡抚张曜等进行北洋海军建军后第一次大检阅，事后在奏请清政府对历年办理海军出力人员予以奖叙时，方伯谦以办海军出力，获赏给捷勇巴图鲁勇号。1892年2月更实授为海军中军左营副将。

　　在这些年里，方伯谦一直受到清政府和李鸿章信任，海军有什么任务往往首先派方伯谦去执行。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统治者请求清政府派兵镇压。6月初，李鸿章命丁汝昌派方伯谦率济远、扬威二舰赴朝鲜仁川、汉城“护商”并调遣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陆军一千五百名乘招商局轮船从海路赴牙山加强驻防。这时东学党已被镇压下去，日本却借口保护侨民，陆续出兵朝鲜达一万余人，占据了以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蓄意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舰在朝鲜沿海和中国海域附近活动极为频繁。置身于前沿阵地的方伯谦，预感到日军随时有可能发动战争，特向李鸿章提出五条建议，主要内容为：

　　一、要集中海军战舰，不宜分散驻防。他认为：“我聚各船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洋巡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至收泊之处，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并有针对性指出：“若以数舰分驻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顺流而下，而遭暗算”。

　　二、认为调遣陆军应“当由陆进”。他主张在中朝边境如九连城、凤凰城、鸭绿江一带驻兵数十营，“遇有变局，则进兵韩京，且重兵出九连城各处，则兵有后路”。并有针对性指出，从海路调兵，“易为敌算”，“盖兵由船往，虽多派兵舰保护，倘敌以兵船邀击，复分击运兵船，运船皆商船，不堪受炮，危不可言”。

　　三、认为应利用英、俄等国对中、朝利益的争夺矛盾，联英保朝，使之互相牵制，“则倭不敢公然逞志”。

　　四、主张断绝与日通商以断其兵饷来源。

　　五、主张“速筹添战舰”。认为“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以我海军战舰无多，且皆旧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提出具体做法为：与英、德各国签订合同，定购他们在华战舰，价钱讲定后，“即可升中国旗，以壮声威”。认为“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则彼自闻而震慑”（注：《方管带驻韩日记并条陈防倭事宜》原载《普天忠愤集》卷五，叶二十五上，转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94—95页。）。

　　以上五条建议，有三条是属于军事方面的。在不久后发生的中日海战中，证明这几条建议含有相当的合理成分，有的是完全正确的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当然，在这些建议中也反映出他对“泰西”列强的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在当时是不足为怪的。总的说来，方伯谦提这些建议是本着一个爱国将领保家卫国的责任感，主要的方面是积极的。可惜的是李鸿章并不把它当一回事，而不久，战争也就爆发了。

　　　　（三）

　　方伯谦参加了甲午战争的两次海战，即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

　　甲午中日战争是以丰岛海战揭开序幕的。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经过预谋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以多打少，向中国兵舰和运兵船进行围歼的一场战斗。在海战发生前几天，丁汝昌奉李鸿章命又派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赴牙山巡护增援叶志超等部的清军，7月25日清晨，当济远、广乙二舰完成预定任务从牙山起航途经丰岛西北海面驶向旅顺，突被等候在洋面的三艘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江”的截击围攻。这三艘日舰的吨位都在3000吨以上，较之2000吨的济远和仅有1000吨木质钢皮小船广乙都要大得多，时速和炮数也都远远超过。战斗开始不久，广乙就不支逃遁，日方三舰合攻济远。济远奋战一小时多，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相继中炮阵亡，还有不少官兵受伤，方伯谦见势危急，下令悬白旗和日海军旗诈敌，然后全速向西逃遁。日舰吉野紧追不舍，济远在吉野迫近时猝用尾炮，连发四弹，吉野受创起火不敢再追，济远终于摆脱了日舰的追击，返抵旅顺，挫败了日方企图全歼之的阴谋。

　　当日舰追击济远时，清政府雇佣运载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与运载饷械的操江舰（950吨，木质炮舰）正好由天津相继驶至，被日舰浪速与秋津江分头截住进行逼降。高升号上广大爱国官兵拒绝降敌，遭浪速击沉，船上近千官兵大部分殉难；操江舰转舵逃跑，被秋津江追及，管驾王永发随即投降，舰只为日方所获，官兵被俘（注：以上参考季平子《丰岛海战》，《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如前所述，方伯谦在战争前夕给李鸿章的建议书中曾根据中日战舰的实力对比提出“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如用船运兵”易为敌算，……”的那些看法，如今不幸而言中。不仅济远、广乙遭伏击因势弱而失利，而且连高升、操江也都遭暗算，造成高升号全船近千将士被歼、操江舰被俘的悲惨结局和巨大损失。

　　在丰岛之战中，中方四舰船：广乙逃走后触礁自焚，操江被俘获，高升被击沉，损失惨重，仅有济远一舰虽受伤犹得返航。因而济远舰在这次海战中的战绩是应予肯定的。方伯谦作为济远舰的指挥官，在以弱战强的不利条件下，用伪降的手法迷惑敌人，不仅摆脱了强敌的围攻追击，保全了自己，而且出其不意地给穷追的敌舰吉野以重创。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多少年来曾有不少论者对方伯谦打出白旗和悬挂日海军旗加以谴责，认为这是贪生怕死。但事实证明，济远这样做，不是为了降——贪生怕死，而是为了跑一一保全自己的力量。对待敌人不仅可以而且应当用各种诡计加以迷惑，所谓“兵不厌诈”。在方伯谦指挥下，济远号保全了自己，也就是保全了这艘战舰继续战斗的有生力量，应当说这是值得表扬的。因此连作为敌方统帅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称许方伯谦在这次丰岛战斗中“甚谙海战”。

　　丰岛海战不到两个月，在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济远舰因船炮受伤严重中途驶出战场返回驻地，李鸿章不等查清真相、不经审问，即报请清政府下令，匆匆将方伯谦“即行正法”，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外战争史未有的怪例。

　　关于清政府对方伯谦所加的不实之词和李鸿章、丁汝昌等以方伯谦作为替罪羊的真实用心，海内外已有不少文章加以论证，因非本文主旨所在，且为篇幅所限，所以在这里就不作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