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宏仪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我国逐步兴起的洋务工业，标志着我国第一批近代工业的产生，标志着资本主义在我国的生长。但是，这批近代工业来到中国后，并不像在它的欧洲老家那样充满着活力，而像被一条无情的绳索捆缚住了似地，呻吟着，挣扎着，终归于失败。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德国时指出：“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页）与德国相比较，洋务运动时的中国在近代工业上要落后很远，而封建影响却要强大千百倍，正是这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那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象幽灵一样死死地缠住洋务工业，把它致于死地。

　　　　一、封建基础不清除，封建幽灵就必须要抓住活人

　　洋务工业遭受封建主义的严重摧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洋务工业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跨越了工场手工业阶段，从萌芽状态一下子进入大机器生产，而整个上层建筑却没有随着发生变化，封建基础仍是十分强大的。

　　在西方，近代的大机器生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清除了封建基础的前提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给本阶级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清除封建主义这个旧的基础。封建专制主义被推翻了，封建的上层建筑土崩瓦解了，革命宣告了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诞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猛烈地抨击封建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肃清着封建残余的影响。在经济领域，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商品经济日趋发达，并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段十分精彩的论述，生动地描绘了封建主义在欧洲是如何没有市场的情景。

　　而在中国，当洋务派将近代大机器生产引进来时，仍然是一个老的封建帝国。封建专制没有受到任何触动，依然是由一人独裁，存在着一套臃肿而办事效率甚低的腐败的封建官僚机构，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批判。就象西欧中世纪把城市资产阶级看成第三等级一样，在中国，士农工商这四种人中，唯士唯大，农工商都是卑贱的。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是我国经济结构中的主要成份，闭关自守、阻止交往流通成了千古不变的国策，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仍十分严重地存在着。这一切都意味着，当近代工业来到中国时，它只能根植在封建的土壤之中，从土壤中只能吸收到封建主义的毒汁，因此，在肌体中就不能不长满了封建的肿瘤。

　　其二，面对严重的封建主义影响，主办洋务工业的洋务派没有、也不可能去着手清除封建基础。

　　洋务派办洋务工业，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们试图在不变更现行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设工厂、开矿山、筑铁路来“自强”、“求富”，也就是把近代工业的生产纳入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轨道。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对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多大的冲击。那时，连“利”字也成了忌讳的字眼。李鸿章欲修筑铁路，顽固派即指责说，这“是洋人以利啖李鸿章，而李鸿章以利误国家也”。（注：《洋务运动》第六卷，第二○七页）在封建卫道士的眼中，讲“利”也成了一大罪状，吓得李鸿章只能将其称为“理财”，而丝毫也不敢承认为争利；封建主义强大到使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在它的面前俯首贴耳。

　　实际上，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僚，洋务派所接触到的只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形态，在思想意识上越不出小农经济的思想范围。由他们来领导近代工业，封建的小农经济思想必然要作怪。同时，作为封建官僚，他们所熟悉的只是如何坐衙门，充其量也只知道以农业为本业的诸如兴修水利、组织屯垦、讲求农业生产技术等农业生产中的简单生产过程，当他们来创办近代企业时，必然习惯地使之官僚化和简单化。总之，他们没有像近代资产阶级那样经过数百年的锻炼，从封建经济中脱胎而出后，在生产上所具有的那种卓识远见和才能，而只能围绕着封建主义的磨盘团团转。

　　正是由于这样，尽管洋务派引进了不少近代的科学技术和设备，尽管他们力图振兴和改革，由于没有同时对原有的封建基础加以清除，就必然被潜移默化而丧失原先的面貌和意义，一切改革也只能是枉费心机。洋务工业创办起来以后，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失败，使洋务派从中得到了一些教训，在嗣后办“官督商办”企业时，是企图进行一些改革的。李鸿章认为，“官督商办”企业必须“评考西国各厂章程办法，悉心查核，参酌定议，会详核夺，以期经久无弊。”这在当时来讲，应该说是可取的。但在实际上，不久就全部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人曾指出，“官督商办”企业，“先时定章止有商董商总名目，在局办事者，亦无司董之称，曾不数年，而初意尽失，私弊相仍，可为殷鉴”。（注：李鼎颐《中国土乡钢铁棉花论》，见《皇朝经世文》第三十一卷，第九页）这里所讲的初意尽失，即“官督商办”企业中当初参酌定议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章程尽失；私弊相仍，即封建主义的东西相继恢复起来。李鸿章曾经为“官督商办”企业规定了不少方针，什么“一切悉照买卖常规办事”，什么“摒除官场匀气”等，但没有一点做得到。究其原因，就是由于没有肃清封建主义，封建幽灵在作怪。“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九四页）封建基础不铲除，所获得的必然是封建的恶果。

　　　　二、洋务工业中所反映的封建经济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经济在生产、流通、分配等方面，有它固有的特点。这是与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一旦把这些强加于近代的大工业生产中，就成了生产发展的桎梏。在我国，封建经济发展得最完善，它所反映的经济特点给洋务派人物的烙印也就十分深刻，洋务工业所受到的桎梏也就特别严重。封建经济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不讲究经济效果。

　　封建经济在生产上突出地表现为不讲究经济效果。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主可以凭借超经济的强制手段，任意征调所属臣民服劳役；在朕即是国家的前提下，所经营的一切工程，都是由国库开支，只要能满足个人的欲望，国库的钱币可以花得如水淌，寅年可以用到卯年的钱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封建经济是不讲究时间，不考虑成本，也不计较人力物力的。

　　反映在洋务工业中的这种“三不”现象也是十分严重的。不少企业的投资都是由于当权者不懂工业，只是根据一时的需要，心血来潮而提出来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结果导致比例失调，布局不合理等而纷纷下马。从一八七五——一八九四年间，洋务派开办的各类煤铁矿等企业有三十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或开始即难产，或兴隆了一阵子而又中辍，也终归于失败，根源即在此。盲目性还表现在各个企业的投资上，为了达到目的，一味蛮干，不惜倾天下之财而为之，张之洞创办汉阳铁政局即为典型的一例。汉阳铁政局是当时远东地区的一个最大的钢铁厂，而动工之前却没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只是一味地盲目蛮干。一八九○年四月份才搭起筹办机构，张之洞就限定“自五月起，务须于一年之内，造成铁厂，以便安炉炼铁，赶造钢轨。”于是整个工程既没有通盘规划，也没有精确核算，在资源不清，水文地质不清，燃料动力、交通运输不落实，工艺不过关的情况下，边计划、边施工，仓促上马。由于厂址选择不当，地势低洼，仅筑地基九尺、修筑江堤一段，就耗费不少资金。整个基建工程用去近百万两，超过机器设备费用的二倍以上，占全部投资的40％以上。“自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止，共耗母财560余万两”，“除厂地机炉可作成本200余万两外，其余皆浮费之款。”即使这样，依然是“经营数年，未著成效”。（注：《汉冶萍之历史》，见《中国实业杂志》第六年第六期等。）

　　第二、害怕竞争，搞垄断。

　　封建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自给自足。在这种经济结构下，生产技术十分低下，生产规模也分散和狭小，这就必然要产生排他性，亦即搞垄断。我国封建社会中的行会，就是这种防止竞争、维持自己的存在而建立起来的封建垄断组织。封建行会组织此疆彼界、略域攸分，绝不容许任何的竞争。这在洋务工业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洋务工业所表现的封建排他性就是所谓“专利权”。洋务派要求专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不致徒为他人争衡”。轮船招商局建立后，立即垄断了市场。上海和广东的商人曾经多次要求创建远洋和内河轮船公司，都被洋务官僚以“不准另树一帜”所阻拦。连台湾的官轮也不允许到北方贸易，认为这是“对招商局商场的侵犯。”上海机器织布局在一开始创办时就规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注：《李集》，奏稿第四十三卷第44页。）从而垄断了机器织布业。垄断的直接后果是，它本身不发展，也不允许你另外创办，把工业的生产规模匡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一八七七年，轮船招商局在与怡和、太古两洋行竞争时，船舶的净吨总数是23，967吨，同时的怡和、太古两洋行合计仅20，932吨；到1893年，招商局降至23，284吨，两洋行已扩充到达58，496吨。由于全国仅招商局一家，另无分店，遂使外轮霸占了中国市场。

　　第三、保守落后，不思创新。

　　封建经济还因其自给自足而必然产生保守性。洋务工业兴办后，洋务派人物也依然带有十足的保守性。这表现于：一是习惯于旧的一套生产方式。1878年台湾基隆煤矿正式投产后，待解决煤炭外运问题，正巧两江总督沈葆祯购买了英人强建的吴淞铁路。路轨运至基隆附近，煤矿总办却将其弃置海滨“任其潮汐冲渍”，（注：《益闻录》光绪六年三月初十日。）依然用旧式驳船运输，也不准修筑铁路。二是易于满足现状。不少洋务企业“乃因陋就简，坐耗时日，工事不讲，无意改良，仍复越国输金，束手以待之，美恶粗精惟人所择，一似不劳而获甚为满意者。”（注：《论中国宣注重军械》，1905年12月30日《中外日报社论》。）马尾船政局建立后，虽然能够自制轮船，但其型式、功率和吨位均是根据外国人传授的程式，依样画葫芦，不敢越雷池一步。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话说，叫做“步能亦步，趋能亦趋”，言下之意，就是能够这样做已经很不错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船政局从1869——1874年间，先后共造船十五艘，除“扬武号”兵轮装配250匹马力的引擎之外，其余都在150匹马力之内，而且是当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就过了时的旧型式，根本谈不到创新。

　　　　三、强加在近代工业头上的封建官僚机构及其弊端

　　洋务工业中，无论是军用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沿袭封建衙门的方式，建立起官僚式的管理机构来管理生产。用这种官僚式的管理机构来管理生产所产生的弊端，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首先，经营管理中权、责、利脱节，从上到下的当事者都不承担任何实质性的经济责任。这样，企业的经办人对所经营的企业的成败抱无所谓的态度，因而造成企业经营管理不善。

　　“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所有权虽属入股的商人所有，但管理人员是由北洋大臣委扎的；股东与企业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无权罢免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经营企业，又与企业没有多大利害关系，权、责、利相脱节。上海机器织布局三起三落的筹办过程，足可证明这一点。该企业在筹办过程中，经办人系北洋扎委，与企业无直接经济关系。这些人对于企业筹办中经费的开支一点也不痛惜，往往是一掷千金。第一个筹办人彭汝□办事只图规模大，根本不考虑实际经济效果。郑观应接办后，做了不少筹建工作，地基打好了，机器买来了，雇来的一位美国工程师就在等着安装机器，一切大体就绪。正在这时，经费发生短缺，而郑观应却私自将织布局的经费拿去搞投机生意，使整个工程停顿下来，机器任其锈蚀，地基任其荒芜。后来，郑应观干脆撒手不管了。而对于这种使企业受到损害的严重失职，北洋大臣也不加追究，李鸿章只是在事情揭发出来后，轻描淡写地说郑观应经理不实，依然加以重用。既有这样的先例，接替郑观应筹办织布局的龚寿图兄弟更不把筹办织布局当作一回事，乱开乱支，贪污中饱，导致企业再一次亏折。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备中出现的这一问题，仅是洋务工业的一个缩影。这种权、责、利的脱节，直接导致了不少洋务企业的失败，

　　其次，一切凭上司旨意办事，企业无自主权，往往是经营好的得不到发展，经营不善的照样可以混日子。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汉阳铁政局倍受亏累的时候，同时办起来的湖北织布官局“开织以来，销售甚畅，获利颇丰”。把这些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必然使我国的棉纺织业得到较大的发展。但张之洞却“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局自相挹注”，拿织布局的钱去填铁政局这个坑。结果，织布局不但不能够得到发展，反而由于原先筹集资金时借了山西善后局等高利贷款，须偿还利息而被拖得九死一生。另一方面，汉阳铁政局虽然“无煤可用，无铁可炼，终日酣嬉，糜费不知凡几”，由于依赖于织布官局的资助，不思改进，照样混日子。

　　第三，用封建官僚式的管理机构来管理生产，还突出的表现于生产管理中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

　　官僚主义的特征是，只凭长官意志，不按照实际情况和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少洋务官僚在管理近代工业中无知无识，只凭想象办事。张之洞在为汉阳铁路局订购炼钢炉时，本需先化验矿石成份，尔后预订炉子，而张之洞却主观想象：“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买一份可耳。”（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421页）结果买回来三座，就有两座炉子因不适宜而无用。这种主观武断的做法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马尾船政局造船，有人告诉船政大臣沈葆祯说：“兵船狭深而面平，免招炮招风，商船腹宽而楼其上，货客可多装。”“沈葆祯奋然武断曰：‘宜改为半兵半商之制，使两适其用’”，（注：袁昶：《议复寄谕文件条陈》，见《于湖文录·文五》）结果造出来的船既不宜作商船，更不宜作兵船。

　　官僚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人浮于事，毫无行政效率。封建社会后期，官僚的腐化日甚一日。不少洋务官僚也正是这样。他们养尊处优，考虑的只是自身和家庭、官职的高低和俸禄的厚薄，即使办事，也只是满足于一般地发号施令，对所负责的事情，根本不加检查和督促。贵州为要开铁矿曾订购相当多的机器，但巡抚把机器交给一些本地人去管理，结果，机器没有好好照顾，反而错误地使用，致使计划失败，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类似这样的现象在洋务工业中是普遍存在的。

　　用封建官僚机构来管理近代工业，封建官场的劣迹也随之传染到近代企业中来。徇私情、讲排场、贪污腐化等不仅在官场中普遍存在，在洋务活动中也比比皆是。比如，洋务派官员在近代企业中以办公为名，常常安排许多光拿钱，不干事的士绅或眷属。当时，有一个英国人曾描述说：“在中国人经营的工厂里，都可看到一个令人惊异的情况，就是：每部门都有一些衣服华丽而懒惰的士绅，各处偃息，或专心钻研经书。我们向英籍经理询问，才知道他们是主管官吏们的朋友，虽然对于工作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都领薪水，当监督、稽察与上司，并有相称的好听名衔。这些装饰门面的指挥者们，得自由地来往出入，他们唯一要按时去做的工作，只有领月薪一项而已”。（注：《洋务运动》第八卷，第426页。）当时，工矿企业中充塞着不少这样的冗员，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食禄阶层。

　　又比如，洋务工业中的贪污盗窃现象是十分惊人的。不少经办人化公为私，把企业的资金当作私人财产那样任意占用，他们长袖善舞，巧取豪夺，吞食民族资本。徐润帮办轮船招商局后，套用轮船招商局的公款在上海投机地产生意，结果投机失败，使招商局遭受很大的亏累。还有，在招商局购买旗昌洋行的轮船时，唐廷枢与盛宣怀勾结洋行，“旗昌原本已亏，收买时仍照原价开报”，用二百多万两银子买了十八只旧船，而他们却通过获取五厘中金的所谓“花红”，捞到了不少好处。盛宣怀就是这样通过贪污盗窃，从“一空心老大”而逐步积累出拥有六千万两以上白银的大财主。再比如，在封建社会中，当官的出巡，前呼后拥，肃静迥避，以显示威风。上级官僚到属下巡视，下级官僚要花红彩绿迎候，珍肴美味接风，备下厚礼奉送。这种讲排场的风气，在洋务派举办洋务工业时也十分盛行。时人曾加以揭露说，在洋务企业中，“主其事者……惟好排场，任其挥霍”。当时，“督办到厂一次，全厂必须悬灯结彩，陈设一新，厂员翎顶衣冠，脚靴手本，站班迎□。酒席赏耗之费，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居然列入公司帐内。督办之下，复设总、会办，月支薪水二百两、一千两，一凡绿呢轿、红伞亲兵、号挂，以及公馆内所需一切器俱、伙食、烟酒零用，均由公司支给”。（注：《时报》1913年3月4日。）花费公家的钱财，迎合上司之喜好，大摆自己的威风，洋务官僚的腐败竞达到这样的程度，失败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