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曦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商战被当作郑观应的特有思想，而忽视了对它的全面和综合的考察。本文除对“商战首先是郑观 应提出的”说法提出异议外，着重论述了在中国近代社会，商战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和强权政治的削弱、 自然经济的解体以及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而形成、而演变、而完善。商战纯属晚清生产方式下的上层产物， 赖于社会需要而存在，同传统思想、外来资本主义有着与共及内在的联系。虽然，它自19世纪60年代提及 以后，几乎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时期，曾对政治、经济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其最终未能也不可能付诸实践。所 以它只是近代中国早期商业资本思想的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的显示。

【正 文】

　　在近代，商战以曾国藩言及到黄炎培、庞淞的《中国商战失败史》出版为止，前后历50余年（注：商战直至本世纪的30年代还被沿用，本文所述范畴限于近代社会。）。其间几经标榜，几经提倡，终而折戟沉沙，声逝寥寂。建国以后，商战成为史学研究对象，从60年代的“把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提出来”（注：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第321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到80年代的“商战思想及其一整套经济主张，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注：夏东元：《郑观应传》，第8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20年来，有关的研究不少，然较多的还是阐述郑观应的商战思想，综述商战者则语焉不详。本文试图对商战作一较为广泛的考察。使它在总体上有更清晰的反映。

　　　　一

　　文化思想是人类按照物质生产发展而建立起相应社会关系所创造的，商战或为初期意识形态，或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均植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基础。超经济地租、高利贷剥削与封建强权政治构成了社会主要生产关系；同时，西方金融资本，变为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支配着象我国这样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因此，烙有时代印志的商战纯属晚清生产方式下的上层产物，赖于社会需要而存在，同传统思想、外来资本主义有着与共及内在的关系。若论时，恐非郑成功其时其人已具有和付诸实施（注：《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第85页。）；若论人，非某集团、某派别特有，更不是郑观应的匠心独运。

　　“‘商战’口号究竟是谁先提出的？”前两年有同志以此撰文质疑：一、郑观应论及商战不能算最早；二、曾国藩在1862年业已提出“商战”（注：黄清根：“‘商战，口号究竟是谁先提出的？”，《新华文摘》，1984年第9期；另见《文汇报》1984年4月6日。）。第一点纠正了陈陈相因“商战由郑观应首先提出来”的说法（注：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第297页，中华书局1980年修改版。），至于第二点文章引证曾国藩“复毛寄云中丞”和李璠奏折中“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认为曾国藩较早地提出“商战”口号。这似有探讨余地。

　　诚然，曾国藩曾较早地讲到“商战”，但它不是口号和后人所论的商战涵义。曾国藩说：

　　自古圣王以礼让为国，法制宽简，用能息民安国。至泰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然彼自横其征而不禁中国之榷税，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国之稽查，则犹有恕道焉（注：曾国藩：“复毛寄云中丞”，《曾文正公全书·书札》，第17卷，第14页。又据同书第28卷第33页云：“秦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

　　此中“商战”乃相对“耕战”而言。《商君书·慎法第二十五》：“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得其所乐。”（注：《商君书·慎法第二十五》，第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耕战”指耕作（重农）和征战（拓疆），即秦“田开阡陌”、“斩敌赐爵”的施政方略（注：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68卷，第2238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曾国藩引申商鞅“耕战”提出“商战”，系指商务和征战的国策。即时人所谓：“泰西以商贾为国本”（注：朱克敏：《雨窗消暑录》，第186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这点李璠在19世纪70年代作了透彻的解释。为此，与其说曾国藩的“商战”是口号，毋宁言其较早地提及“商战”。

　　清政府自被迫开放条约口岸以后，列强凭借海上优势向我输出商品和鸦片。尽管如此，我对外贸易犹持出超。但是，列强利用政治特权和不平等的关税协定，以大量的鸦片冲击我市场，不久便造成贸易呈下降趋势。1864年我国对外贸易仍然出超，至1865年到1871年轮船招商局创办前，急剧逆转。时人痛感国势陵替，利源外溢，在1868年提出“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注：牟安世：《洋务运动》，第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这里的“商战”被特定在对外通商的国际关系上。

　　　　二

　　任何商战论者的理论阐述，总是要考求“商务得失”和“消长盈虚”的。据此，归根结底商战是半封建半殖民中国早期商业资本思想的体现，无由游离近代商务观念之外而“独树一帜”。返而言之，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探索商战的源流，分析它的不同形态及其内部联系，不能忽视当时的商务思想。

　　19世纪60年代的“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并未广泛流传。由于海防争议和兴办航运活动，19世纪70年代，时论、官方文书较多地使用“隐分洋商之利”、“以商敌国”以及“寓兵于商”。争议，辨明了事与物的曲直和时与势的趋向；赢得洋务派，改良派或其他派别（即使顽固派也在变）对近代商务以轮船为嚆矢的认识。如19世纪60年代的丁日昌就提出：“（火轮）无事则任彼经商，有事则归我调遣，若使各口有轮船二三十号，夹板百十号，不惟壮我声势，亦且夺彼利权。”（注：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4页。）又如左宗棠初视轮船为海战利器，用以“防洋缉盗”。尔后他重新估价：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借以捕盗而护商，兼可习劳而集；纾商民之困（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18卷，第2、4页。）。丁、左所揭示的兵商关系，实际就是郑观应“寓兵于商”的刍议。同样，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的“稍分洋利”，也是针对舶来品充斥市场，白银外流，财源涸竭，以“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0卷，第20页。），抵制和制约商品的流入和外商在华的商务活动。这些认识的改变或提高不啻有利于我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思想的完善，还为商战思想的产生准备了原始的理论依据。

　　丁日昌、左宗棠、李鸿章、郑观应均主张造船，发展轮运；扶掖、振兴商务，以商养兵，用兵护商；以外商为争衡对象。所不同者，郑观应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唯有自理商务，核其出入，以期互相抵兑”，更接近自己总结的商战观念；时间上的差异，丁日昌为最，郑观应为次。姑且勿论商战之源流，就时序言，先者于后者有无发微和启迪，谅必不再是耐人寻味的问题了。

　　当然，19世纪60、70年代除丁、郑之外，还有其他的商务观，承上说或稍加衍义有之，标新立异、自树一说也有之，但万变都不离“分洋利”之宗。比如不满“天下日趋于苟”，主张“振兴商务”的朱采（注：朱采：“复夏侍郎”、“市袜说”，《清芬阁集》第4、2卷，第21、7页。），就引丁、郑为同调，建议以“五船为一帮”，“或以一帮之中商兵兼用，一以任载，一以备战”；“以八十号轮船纵横江海，揽货图回，以利生利，以息生息。”（注：朱采：“时务策（1873年）”，同上书，第22卷，第24—25页。）再如薛福成认为：“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注：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第25、26页。）提出隐分洋商之利，夺洋人之所恃。并且具体设想：“彼此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商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注：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第25、26页。）显然，是分是扩还是夺，其根本点就是通过商务途径与外人争较。薛福成和朱采的商务观念虽未标以“商战”字样，然与同时商战论者所思相通，都要汲汲于争。

　　　　三

　　19世纪70年代肯定商战，视商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当推李璠了（注：“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67、168页。以下凡引奏折、折片，具不另注。）。他虽是监察御史，却主张“以商敌商”、“以商制敌”（注：“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67、168页。以下凡引奏折、折片，具不另注。）。他认为洋务兴起数十年，兵衅迭开，上下交困等百变之事咸为“通商”所致。因此，他提出“鼓励沿海义民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往贸易”。他说沿海商民皆知此事关系大局，只是骤难联合，国家如能善为联络、隐为体衅，商知有所依赖，必闻风而起，“破敌之谋而暗销兵患”。李璠还提出两个“自行”：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造。不过他的“自行”领域没有李鸿章“自为”包括铁路等那样广泛。其所言制造主要指购求机器，学习仿造洋布、呢毡之类日需消费物质。这和189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商务”篇中所说“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能运售”，与此说并无多大杆格。

　　李璠对商战的认识是肤浅的，他只知“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而不知其由。又如他鼓励“凑集公司”，发展商务，但却强调官商联为一气；见到“不必提拨公帑”的一面，而不见唯恐官府陵商、剥商，商人资本宁附洋商之尾的另一面。凡此，说明他的商战感性不足，理论自相抵牾，未能提出较多的内容。

　　郑观应、薛福成、李璠等人的商务、商战观，几乎都以招商局的活动为内容和理论依据。招商局创办伊始确染有争利的色彩（注：刘广京：《英美航运在华的竞争1862—1874年》（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y in China 1862—1874）第151页。），时人对其用于争利、商战寄以厚望和持乐观的态度。象陈兰彬估计招商局创办前后的进出“合计三年中少归洋商者约1300万两”，建议扩而竞之，由内江外海以至泰西，逐渐开拓，往彼经商，“隐制洋人之根本”（注：“太常寺卿陈兰彬奏稿”，《洋务运动》（六），第10—11页。）。事实上真正商战要比他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因此，19世纪70年代商战缺乏丰满的内涵，显得偏隅而浅薄，其因主要是囿限在“原借以分洋人之利”的招商局（注：“王先谦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97页。），没有更多和更广泛的实践活动。

　　但是，19世纪80年代就不同了，近代化的工矿业兴起，资本主义相应发展，不少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兴亡计，鼓吹洞达洋务，以商力浚利源，要与洋务并驾齐驱，“潜夺其权”（注：王韬：“治中”，《弢园文录外编》，第1卷，第23页。）。洋务、商力不单是航运和军工，而是包括开矿、制造、造船、铁路、电报等（注：王韬：“西人渐忌华商”同上书4卷，第2页。）。既然商务观念扩大到生产部门，那末与之有关的商战也非往日之调了。

　　说“商战从容坐镇而屈人者”的刘铭传（注：刘铭传：“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刘壮肃公奏议·谟议略》，第2卷。以下凡引此奏折，具不另注。），不仅是我国铁路的倡言者之一，而且还是19世纪80年代商战思想的充实者。他的商战观首先表现在为“商”正名。他批评礼部尚书奎润等“外洋将商务当着国本，自强在于经商；中国以民生为国本、自强在爱民”的片面说法，指出商者即民，商务即民业，“经商是爱民之实政”；“恒心根于恒产，足食方可足兵，而自强之举首在致富，致富必先经商”。他认为我商务不兴，咎在官商不合。商有难言之隐，而政府于商睽违疏逖，既无保邦惟名之意，又无振兴良策，致商困顿。政府亟应改弦易辙，“讲求商政”。商政者，当自成体系，刘铭传主张举凡丝茶、煤铁、纺织、种植、制造、矿务、航运等都应列入“商政”。政者，正也，需加统辖管理。由政府委派公正大员督理，并与有关商政诸务的殷商富户妥议取益防损的章程，使之行有章法。

　　刘铭传议论于1889年，我国近代化铸造、开矿、筑建铁路各业，有在创办，有在筹议，处在洋务运动势犹未衰之际，但不少洋务官吏在兴办工商企业中多主官办或官商合办，成了阻碍发展的消极因素。鉴此，刘铭传向统治集团提出“不聚敛于民者，不能不藏于民；不与民争利者，不能不与敌争利”，摆平与协调官商和敌手三者的关系。不容置疑，刘铭传的观念和他在直隶提督、闽台督抚任上的实践确比有些商战论者引经据典泛谈富强要高明。

　　　　四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兵威顿挫、国威扫地，引起举国各阶层对清廷的不满，他们不但力主变革政治，还要求发展近代经济以抵制外侮。因此，商战交融于政治变革而灌注“以财战不以力战”“以商战取代兵战”等内容。在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当中，除了郑观应、汪康年专门撰写商战与兵战，商战与政治、外务关系著作外，康有为等也间接或直接阐发了“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二），第145页。）。“以商为战，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注：谭嗣同：“报贝无征”，《谭嗣同全集·思维壹台短书》第422页。）。由此可见，商战已趋系统化和理论化，集中体现资产阶级要摆脱封建羁糜，改变生产关系以及抵制侵略的愿望。

　　郑观应从“初习商战”时期起就潜心商战的考察，经过数十年的政治、军事和洋务企业活动对商战的概括和总结，在19世纪90年代已形成权威性（注：参见拙作“郑观应‘初习商战，时期及其商战思想”，《江海学刊》，1987年第4期。）。“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以及“形战”、“心战”等等，随着《盛世危言》的流传影响遐尔中外，但商战如何结与国家现状有的放矢，却不逮汪康年、吴桐林所论。

　　汪康年发表“商战论”相去郑观应的“商战”时间不远（注：汪康年“商战论”，《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汪穰卿先生遗文》，第14—17页。以下引文出自是篇，具不另注。）。该论以强食弱肉的观念阐述：国家立于地球之上，咸以战争自存，教以夺其民，兵以夺其地，商以夺其财。而夺财之战，在未通商之前商商自为战；通商之后合一国之商与他国之商相战。汪康年说商战与兵战不同，商之为事常，兵之为事暂；兵者备而不必用者，商者无日不用。此说虽与郑观应雷同，但立足之点却不一。郑观应以商为四维之首，汪康年强调政治因素。他认为商之所利者，不外四端：货物美、资本轻、程途捷、行销广，不惜国家之力，难继为功。如不行激劝奖励，不定专利法律，货物不美；政府不设银行，税则不更，借贷之法不变，资本不轻；铁路不筑，轮船不广，程途不能便捷；国家不设公使领事于各国及其通商之埠，就不能以轮船载货之它洲，又不能以兵卫商。此外，汪康年对照中国的现状指出：自与西国交通以来，兵则屡战而不一胜，条约屡订而权利愈失，国权不足；西国之货销行岁亿万计，货财日失，利源日涸，财力不足；商人勤力与西人相搏相持，国家所需者多取之商，而对商不加体卹，致商日蹷，商力短绌。有此“三不足”，商战不行，商务难驾于他国之上。

　　要克服“三不足”展开商行，汪康年认为首从国家着手：改革币制，不使白银外流；于商自主，设馆立会；改进税则，重进口而轻出口；设领事馆简派公使，使商出洋有所依恃。他还认为切实振兴亦非易事，各事可分轻重缓急，陆续施行。定商政、改税则、铸钱币、设银行、筑铁路变革成法和不易筹举的，不必之于今日。而给商权、允设商会考求商务，不致西人抑勒；仿制泰西各物，渐行各国争利；办商报，互通商情等，时时可行，不必久待。

　　汪康年的“商战论”内容比较多，抑或因其办报的缘故，有点哗众取宠，且有赖上倾向。但因其着眼于政府，所以对政府的批评较多，尤其对官吏侵商，罗列了17条之多，恰与郑观应的“十战”对应，给人的印象：商务弊政不革除，侵商日甚，徒言“十战”。

　　读了“商战论”，与之“私心吻合”（注：“吴桐林致梁启超、汪康年函”，1897年10月28日，《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未刊稿）。）的吴桐林，由于他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和沟通南洋侨商关系，积累了比较系统的商战思想。他的商战观与汪康年不同，重在务实。汪康年赖上，他主自立；汪康年并列战具有三，他主兵商并行不悖。他说“商务益盛，其国势益强”，欲使中国跻入富强之林，必须放手商民“自立”；各埠华商自行集股购造兵船和大小船只，或购机器仿外洋制造各物，行销中外（注：“吴桐林致梁启超、汪康年函”，1897年10月28日，《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未刊稿）。）。反之，政府筹措经费，拣派熟悉商务通权达变的人，召集“海外豪杰”，联合“洋面壮士”，展开兵商之战亦可。吴桐林的民力和重商不倚官的商战，完全是吸取卫台反日血战中，政府不图恢宏，不思援救的教训，颇具切肤之感。

　　　　五

　　“商战于实业为重要，国家之所以强盛，人民之所以乐利，胥赖于此”（注：“论实业”，《东方杂志》第1卷，第10期。）。

　　“列强倾向注集商战，经济竞争列于军备”（注：“商箴”，《华商联合报》，1910年第2期。）。

　　“士民工商兵皆各尽其心，联合为用，以争胜于学战、农战、工战、商战、兵战之世界”，“商帜一扑，国徽无色”（注：“华商联合报序目”，《联合会报》，第1期。）。

　　20世纪第一个年代，如上引表明，商战不只是当权阶级、资产阶级的态度，随经济变化和社会需要。关键是用于指导实践。从需要的角度，资产阶级较为迫切，但不排斥对当权阶级的影响，就如“商战”在官书里的出现。自庚子、甲午以还，两次军事实力较量，相形见绌的现实首先迫使少壮官吏岑春煊、端方、载振等承认“西人制胜之本不在兵”、“以商战九万里而制五洲之货与其死命者”（注：岑春煊：“山西巡抚岑奏请振兴农工商务所折”《政艺通报》，壬寅年，第6期。）的事实，见到商战与国家的利害关系。然而，他们所要的商战，更多地是考虑国家利益的部分，如采取建立商部，制定商律，颁布开矿、筑路章程一系列发展工商的辅助措施。而整个商战在这段新政时期，相应前者表现为逾越旧时“商握四民之纲”、“商之体用在工”，而成为实业思想的一部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发展。民族资本同外来资本矛盾变得尖锐，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超于概念化逐渐演义为口号，乃至竞争、图存的象征。这可从吴桐林所办的《商务报》中见到一斑（注：《商务报》由吴桐林创办于1903年，停刊于1906年，前后共约70期，其中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涉及到商战。）。

　　20世纪初的商战命意已较“以商为战”、“无形之战”的含混说法进了一步，明确商战“好比两国交兵一样，你要胜我，我要胜你”的竞争性。而且还具有坚韧的精神：“不胜的总要设法求胜，就是胜的也要精益求精，必要立于不败之地”（注：“商务教科书演说“，《商务报》，第53、45、45期。）。“精益求精”，无疑是指生产制造部门，包括整个生产到商品的全程等，即当时的工商实业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其次，突出商战旨在“筹边”，直言不讳“取人之财，兼能弱人之国，渐渐地夺他的土疆，奴役他的百姓”（注：“商务教科书演说，《商务报》，第53、45、45期。），公然标榜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固然，郑观应也曾涉及拓土开疆，但其强调“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注：《盛世危言》。商战（上下）。），国家政策以商为轴心，置商于受保护的地位。“筹边”此说则不然，讲究商之主动于力争，以及内在的进取性。

　　其三，郑观应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以财战不以力战”、“决胜于商战”，是一味强调商战。而在20世纪初的《商务报》中的商战，既不轻视商战，也不忽视兵战和其他方面的手段。其说外国人“借商务为殖民之计”，“开口便说商战，而暗抱掠夺宗旨”（注：“论中国物产”，《商务报》第52期。）。并针对英国专用这个方法，变加拿大、印度、非洲、澳洲为它的属国，又要争占西藏，提出“合力以抵制”（注：“商务教科书演说，《商务报》，第53、45、45期。）。所言“合力”当包括各方面的因素和力量，有商有兵，有政治也有外交。

　　其四，对于商战的进行，郑观应、汪康年洋洋洒洒列了十条八条，面面俱到。但《商务报》所反映的就比较概括，它简洁地归纳为“以开商智为最”，事之成败在智慧利钝，将启濬商智当视为根本大计。提出要有战略的远虑，遍遍开实业学堂，延聘通儒，广招学生，俾得专门肄习。此外，还要在商民中树立利权思想，善于自谋，尽力创造，不要“甘为负贩，代彼运销”（注：“论绅商宜提倡实业尤以农事手工最要”，《商务报》第60期。），充当附庸。实际上这就是吴桐林的自立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加速了我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扩大了商品销售、劳动力供应市场，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但是初步的发展又因帝国主义的压迫、排挤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复趋停滞。因而在“商战剧烈之顶冲”时期，出现了以中国“小资本家”经营“个人商业”，只能“师法各国”，无能匹敌的悲观论调（注：“论中国商战失败之原因及挽救之方法”，《江汉日报》，1908年7月。），即商战失败说。

　　商战失败说，早在19世纪末谭嗣同引外商对厘金批评说：“厘金为呛喉咙之石灰……得不到呼吸，此商脉之所以绝，商战之所以败北。”（注：《谭嗣同全集》，第121页。）只是没有象20世纪初谈得那样普遍，分析失败的角度也没有那样广泛。如上海立宪公会孟昭常说国贫民弱导源于商战失败，商战失败因商法不行，商战无方（注：“商法调查案问答”，《预备立宪公报》，1909年6月30日；又见《华商联合报》第15期。）。还有的说我国不讲实业，农工诸务均不如人，导致“人胜而我负”（注：黄炎培、庞淞：《中国商战失败史·总论》第1页。）。也有极端地认为：“中外互市以来，商则有之，战则未也；商与商自为战有之，与外商战则未也。”（注：沈恩孚；《中国商战失败史·序》第3页。）显然商战失败说，在20世纪初或稍后伴随着商战呼声高涨也被提了出来。

　　纵览近代中国，商战作为与外来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竞争，未对我国的经济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或者说未能得以实施，本身就无成功可言。究其原因，有政治因素，也有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但根本还是经济原因。首先，是晚清生产力低下，它既不适应，也不可能产生商战所需的物质基础和固有的竞争精神。详而言之，商品经济的竞争，必须具备商品的货物与商品流通的市场。就商品论，19世纪我国除了密集型原棉、丝茶自然物品和非熟练劳动所增的产品，别无他物用作“战具”。况且，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些物品供生产者直接消费，在剩余的情况下由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其交换也是为了使用价值。至于市场虽有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外来的投资、商品倾向而得以扩大，但被列强控制和垄断的，尽为外人所占；国际市场不可企及。

　　另则，商战主要是通过世界贸易的交换进行竞争，这种竞争应是以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19世纪末叶，西方资本主义完成了向高级阶段的过渡，在资本输出同时向我国和世界市场倾销商品。无疑，两种不同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不等价的和强制性的贸易，成为强者实行经济扩张，政治控制、掠夺资源攫取垄断高额利润的手段。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既无同样的生产方式与之抗衡，又不能抵制外来商品的冲击，无从展开商战。再则说到底，商战所要求的贸易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即重商主义所主的保护性贸易，希望通过国家权力，采用关税和财政措施抑制外来的贸易。因此从社会发展观点看，商战只是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的显示；从实际意义上看，以其昔日之新，难为今日之最，有点不入于时。

　　　　六

　　商战贯串着近代社会很长一段时期，涉及开放主义、抵货运动以及重商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这里仅就重商主义与商战关系略作阐述。

　　重商主义产生在欧洲15世纪，兴盛于16、17世纪，它并不是一般的商业资本思想，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即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工业资本产生以前的思想体系。商业资本是一种古老的资本形式，当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方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须的历史前提，同时成为货币资财集中的先决条件。重商主义产生在两种社会形态的衔接和交替时期，具有为集聚商业资本要求打破封建割据，统一领土的积极意义和为了资本原始积累从事掠夺扩张的两重性。反映在两个阶级的关系上，即封建阶级与商业资产阶级互相牵制、互相利用。然而，商战思想如上述表明无可分辨地蕴含着重商主义的内容，只是与重商主义因时因地因社会形态不同而表现出外观上的差异。具体地说，商战产生晚于初期重商主义约300年左右；形成在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其时资本主义犹处在稚嫩、初步发展的阶段；商业资本尚未完全发展到足以转化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程度；国家机构也不象欧洲封建政权干预到经济生活。再则，商战和重商主义一样，也存在着初期不完善与后期理论化的区别。因此，其所包含的内容和研究的对象，就不可能完全与重商主义相同。

　　说商战思想与重商主义有关系，主要是指商品流通的问题上。当然，与早期重商主义的重金观念似关联不大，纠葛在于后期的贸易差额论，即贸易平衡论上。按托马斯·曼重商观念：国家的财富是生活的必需品，就是土地的自然产品和本国工人劳动产品，而工业产品对国家更有利。意即把生产当作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财富的直接源泉在流通领域，输出创造财富；在国际贸易流通中少买多卖，造成顺差。至后期的新重商主义者塞卡卢非则又明确要求国家干预，实行护商措施和对外扩张，而完成了重商主义的所有理论。据此，对照前述商战内容，如郑观应之通塞损益说，通过国际贸易获利，“保护商务”，“借官权为振作”，呼吁变更关税协定、改命币制等等。不难看出有许多甚至很重要的地方不啻相似，而且如出一辙。汪康年、刘铭传、李璠以及我国的重商主义者马建忠、薛福成等亦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