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权，黄翰英

　　一百多年前，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的口号，作为推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这个口号，史学界长期以来予以否定。七十年代末以后虽有所改变，肯定了这个口号在中国近代曾产生过某些有益的作用，但基本上还是否定的。我们认为，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这一口号，它虽然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其主流却是好的，它指导下的洋务运动，为我国提供了许多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东西，对这个口号，应该基本肯定。

一、“中体西用”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在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以前它是比较先进的思想

　　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船坚炮利”之术的呼声，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英国军舰的炮弹，打破了部分中国人的“天朝”“尽善尽美”的幻觉，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及其对中国的重要性，古老的中华大地传出了学习西方的阵阵呼声。还在禁烟运动期间，林则徐便决心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并组织一批人员翻译、编写了介绍西方的书籍。鸦片战争结束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建议组建近代军队，建立近代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姚莹、包世臣等则主张变革社会现实。地主阶级中的部分有识之士如此，农民阶级中个别先进分子也是如此。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一文主张效法西力资本主义，发展近代金融、工矿、交通事业，实行专利制度。总之，鸦片战争后，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几乎成为时尚，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中体西用”的提出，乃是这一社会思潮的继续与发展。“中体西用”的积极实践者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页1）尽管李鸿章一生有不少罪过，但他的这一思想却是适时的、进步的。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中国要强大，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其做法（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建立新式陆海军等）正和魏源、林则徐等人的主张基本合辙。可见，“中体西用”口号的提出，是完全符合历史潮流的。

　　“中体西用”这个口号，自六十年代提出来以后，到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之前，可说是中国比较先进的思想。有的同志因为“中体西用”之“中学为体”旨在维护封建制度而全盘否定它，这是不够客观的。任何思想家、政治家所提出的理论、思想、政治主张，都不是他们个人头脑的天才发明，而是以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客观物质基础为根据的。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新民主主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6页）经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封建顽固势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小农经济如同汪洋大海。在传统的“重农抑末”思想的毒害下，人们轻视工业生产，轻视商品流通，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习惯于简单再生产。十六世纪中后期虽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它发展极其缓慢，小农经济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后，小农经济开始逐渐解体，但仅仅限于东南沿海一带。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可能企求出现比“中体西用”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中体西用”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在它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造就了一批人材，形成了新的观念，这是当时任何别的思想主张都不能相比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应该历史地、辩证地进行考察，判断历史的功罪，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时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是否提供高于他们的前辈和同辈人的新东西。不难看出，和“中体西用”基本上处在同一时代的各种思想，都远远落后于它。如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盲目排外思想，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视而不见，斥之为“奇技淫巧”，坚决反对向西方学习。顽固派人物大学士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决不能师事夷人，否则“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页24—25）顽固派对当时中国局势既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又反对向西方学习，只是一味维护封建制度。如果说“中体西用”中的“中学”与顽固派的“尚礼义”和所谓“在人心”在维护封建制度上并无区别的话，那么，“中体西用”的“西用”作为一张济世药方，无疑是比顽固派的盲目排外思想先进得多。又如集中反映农民思想的《天朝田亩制度》。不可否认，《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平分土地的方案，反映了广大农民强烈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要求，和渴望获得土地，追求平等的思想，对发动和鼓舞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所描绘的是小农经济的“理想”画图。它力主实行绝对平均分配制度，建立一个所谓“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这不仅不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而且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结果终于失败了。不庸置疑，即使太平天国运动取得最后胜利，也只能是改朝换代而已。我们不能否认太平天国运动的伟大功绩，但作为太平天国革命钢领的《天朝田亩制度》，与“中体西用”相比，是逊色得多的。

　　综上所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存在的顽固派的盲目排外思想，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以及“中体西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封建制度，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但是相比之下，“中体西用”比别的思想要先进得多。它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不管洋务派的主观意愿如何，封建制度终究因此而被打开缺口。所以我们说，在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之前，“中体西用”是中国比较先进的思想。

二、“中体西用”口号的提出，促使西方科学技术以较大的规模传入中国，加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公式虽然到1895年才正式出现，但它作为一种思想是与洋务运动同时产生的。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个思想，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诸国富强之术。”这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一思想的出现，尤其是洋务运动把它作为指导思想以后，“西学”首次得以较大规模地传入中国。虽然地主阶级改革派早在四、五十年代就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但真正能付诸行动的却是“中体西用”思想形成之后。

　　“中体西用”口号的提出，为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清除了障碍。“中体西用”口号本身有封建糟粕，但它使顽固派失去了反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理由，即西方科学技术会危害封建统治。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学习西方的呼声甚高而无实际成效，究其原因，盖出于封建统治阶级对西方科技的恐惧。在一个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国度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往往成为传入先进科技的巨大障碍。“中学”和“西学”原本是对立的，“中体西用”却把它们描绘成为伙伴。事实上，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两者的确可以短暂地相处。这样，顽固派便无法提出强有力的理由来反对学习西方科技。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下半期开始，顽固派虽多次挑起与洋务派的争论，但他们只能提出“尚礼义”，“根本之图在人心”，学习西方必“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这类空洞苍白的理由，既无法说动清朝最高统治者，又被洋务派驳得体无完肤。正是“中体西用”口号使顽固派失去了最重要的口实，才使西方科技得以传入中国，加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中体西用”口号的提出，导致了一场学习西方的运动。（一）洋务派兴办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新学堂。如开设同文馆、工业技术和军事专业学校，学习外文、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近代军事技术等课程。（二）派遣人员留学欧美。洋务运动期间，官费留学生达二百余人。（三）翻译和出版西书。在洋务派主持下的同文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翻译和出版了大量西方书籍。这些书籍除了外交、军事外，还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和医学等近代各门新科学。如此的学习西方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尚属首次，而且其成效也是空前的。它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第一批人才，许多人在近代事业中发挥了作用。如科学家詹天佑，独立主持建成了京张铁路，等等。同时，它把西方科技文明引进我国并在全国较大范围内传播，为中国近代工业创造了一定的技术条件。

　　建立中国第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是“中体西用”口号下学习西方的又一功绩。千百年来，中国处于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下，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中国工业是落后的靠手工操作的手工业生产。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蒸汽技术、机床、枪炮弹药制造技术，建立了第一批军事工厂，生产出当时堪称先进的枪支、大炮，使清军的装备得到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抵御外敌的能力。另外，还引进西方的舰船制造技术和技术人员，建立了福州船政局。据载，在1869—1895年的二十六年间，尽管厂房在中法战争中一度为法舰轰毁，仍制造出三十五艘舰船，包括当时属先进舰种的铁甲舰。技术也不断改进，轮机由旧式单机改为复合机，马力由一百五十匹增至二千四百匹，为中国海军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又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如第一家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煤矿——开平矿务局；第一家电报总局等。当然，洋务派建立的工业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封建性，它不能与欧美工业革命相比。但它在中国工业史上，毕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中体西用”这一口号，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的。

　　“中体西用”不但促使西方科技传入中国，而且加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首先，“中体西用”口号使西方科技大量传入中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外国资本的入侵，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关键在于我国内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引进科技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清政府允许洋务企业进口技术装备的同时，也不能不允许民间引进先进的技术。1869年上海打铁作坊主方举赞引进了机床，成立发昌机器厂，以机器代替了手工生产，成为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企业。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投资引进蒸汽技术，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此后广东、上海的缫丝业都有较快的发展。缫丝业成为我国早期民族资本最大的行业。总之，外国科技的引进，加强技术装备，对加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更新了观念，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思想前提。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其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千方百计压制工商业，对工商业者横加歧视，禁止他们及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使得这些人财富虽多而社会地位很低。为改变处境，他们往往将所获利润购买土地，不愿投资手工业生产，使中国工商业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中体西用”口号提出后，洋务派创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民用企业与传统的官府手工业不同，它的着眼点在于利润而非使用价值，这就打破了官府不以工商谋利的惯例。另外，民用企业大部份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出现，公开招收商股。这就意味着官府默认投资工商业并以此获利并非低贱行为，工商业者的地位因而也就有所提高。加之投资工商业易获厚利，传统上轻视工商业者的思想也就逐渐扭转。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最后，洋务民用企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当时，为了达到所谓“求富”的目的，洋务派大都采用“官督商办”方式办民用企业。这种办企业的方式，资金多来自民间，生产主要为了追求利润，产品几乎全部在市场销售。这种相当程度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投资者带来了盈利，使人们乐于投资办厂。因而，商人、地主、官僚、洋务人士随之掀起了办厂热潮，一批近代企业相继出现。据统计，到甲午战前，中国民族资本总额已达730万元，工厂近80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投资办企业的官僚、洋务人士有一定的权势和地位，因而他们所办的企业受到封建势力的干扰较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总之，“中体西用”及其指导下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如果没有“中体西用”和洋务运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就会更迟，道路也会更加曲折。

三、“中体西用”在思想上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中体西用”口号的提出，在思想上也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些分析。

　　第一，“中体西用”给封建顽固保守思想以严重冲击，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长期以来，清朝统治集团自以为他们统治下的中国是“天朝上国”，并以为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尽善尽美”、无与伦比的。清朝统治集团这种骄妄自大、盲目排外的思想，长期禁锢着人们，使人们与世隔绝，不能了解和学习外国，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鸦片战争唤醒了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有识之士，使他们在战争的失败中产生了对“天朝”的某些怀疑，并开始懂得了要睁眼看世界的道理。然而，真正在思想上打破“中学”一统天下局面的，却是在“中体西用”这一口号提出之后。“中体西用”实际上肯定了“西学”的先进和“中学”的不足，这就使向西方学习、引进“西学”成为合法化。这样一来，清朝统治集团的顽固守旧思想便遭到了严重的冲击，而原先以“中学”为唯一体系的思想界也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此后，尽管在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如何学习等问题上仍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但实际上学习“西学”已成为事实，并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个历史潮流下，洋务派官僚办起了“洋务”；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致力于近代工商业；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提出了革除弊政、发展民族经济、富国强兵、抗御外侮的主张；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要求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效仿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用暴力推翻腐败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连封建顽固派的最高代表人物慈禧太后，到后来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也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要学习西方，推行所谓的“新政”。所有这一切，都是与“中体西用”对封建顽固保守思想的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分不开的，可见“中体西用”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诚然，后来早期维新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这已与“中体西用”中的“中学为体”大相径庭，但如果没有“中体西用”对封建顽固保守思想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那末要求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主张是不会凭空出现的。因此，我们应该把早期维新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看作是“中体西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对“中体西用”的进一步的发展，而不应该以此来否定“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

　　第二，“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这就是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的本意是没有这个内容的，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命题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迪。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为人们遵循的法则。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尽管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维新派人士和孙中山对怎样学习外国的思路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