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明/代毅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走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道路。那么我们是否应依此审视和反思一下深圳的产业格局现状与定位呢？

一、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产能看，第一产业表示人类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源及初级产品的能力，第二产业反映对所获物质资源、初级产品及其各后续环节中间产品的转化能力，第三产业则指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的能力。从中不难看出，第一、二产业是先导性产业，作为为之服务的第三产业是随第一、二产业的发展而发展的跟进性产业。除一些以特殊旅游资源等为特色的中小城市或小型城市国家外，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大城市来说，第三产业是不可能孤立和超前发展的。而对大多数农业和采掘业比重不大的大都市而言，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就必然构成其经济实力的基石，成为其竞争力的中坚和经济腾飞的发动机。只有制造业的充分和超前发展，才能引致服务业亦即第三产业的繁荣，从而也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整个经济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1.发达国家实例。美国长期雄居世界经济实力排行榜之首，首先在于它一直执全球制造业之牛耳。这从它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地位及拥有全球500强中的大部分制造业公司可见一斑。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保持较快经济增长，也主要靠制造业的复兴拉动，除传统制造业外，贡献最大的是微电子、计算机、通讯、航空、航天、医药等新兴制造业。这一时期，全球IT制造业的大部分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和知名品牌为美国公司所垄断。正如一美国专家所说：“美国要生活好，首先要制造好”。日、德等国则以二战后大量技术发明为契机，实施“制造业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战后经济复兴和发展的奇迹。人们一定还记忆犹新，60～80年代，世界各地公路上跑得最多的就是美、日、德以及后来崛起的韩国造汽车，在家庭中普及率最高的大约就是各式日本造家电了。1998年，日本制造业占GDP和就业的比重分别为25.2%和23.4%。日本政府也自认为“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以制造业为核心进行的，而他的成功又建立在他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之上”。

    许多发达国家也曾尝到过忽视制造业的教训。70年代以后，由于过多强调服务业，美国对制造业的发展一度有所放松，没能在技术和体制方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及时做出反映，制造业竞争力呈现衰退，以致被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日、德迎头赶上。这一时期美国制造业增长速度和利润率的大幅下跌充分反映了这一趋势。到了80年代中期，美国制造业才意识到危机，惊呼要“夺回制造业的优势”。1993年，美国着力提升制造业，实施制造业振兴战略，重新夺回了制成品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经济恢复强劲增长态势。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竞争力强弱的主要象征，其先进程度是美国经济能否在全世界率先垂范的决定性因素。日本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经济一蹶不振，许多人把原因归结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巨额的银行坏帐，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被人忽视，那就是日本制造业竞争力明显下降。从美国《幸福》杂志每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主要由制造业企业组成）排名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事实：90年代初以来，日本公司入选世界500强比例连年下降，而美国公司则连年上升。统计表明，日本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数，近3年中减少了23家，而美国则增加了11家；且位次有较大变化，多年雄居榜首的日本“三菱商事”、“三井物业”在1996年终于让位给了美国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1998年6月美国《商业周刊》公布了全球最大1000家企业名单，其中美国有480家，占了近一半的比例，而日本仅116家，占总数的1/10强。这一切说明，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有很大提高，而日本制造业竞争力明显下降，这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日本的经济、金融危机。

    2.新兴工业体实例。号称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也是从振兴制造业开始崛起的。它们曾在20世纪70～80年代紧随日本之后而享誉传统制造业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至今人们还记得当时行销于中国内地的韩国面料、汽车，香港服装、电子表，台湾收录机及各式电器等。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制造业转型，微电子、计算机、通讯设备等新兴制造业迅速崛起并与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而成了承载经济增长的两大年轮。也正是在此时，韩国、中国台湾抓住机遇紧随发达国家之后成功完成了产业转型（中国台湾成了美国之外的全球最大IT制造业代工基地），新加坡虽稍有迟缓但仍在产业转型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香港却因满足于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及服务业的一时繁荣而错失了提升制造业的时机。中国香港在20世纪80～90年代传统制造业大规模北移后，忽视了对制造业的重视、转型和提升及对新兴制造业的培育，过多依赖金融、贸易、旅游、房地产等服务性产业，出现了产业空洞化。1984年制造业生产占中国香港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4.3%，到1994年下降到9.2%。结果一遇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经济马上显示出其脆弱的一面而受冲击最大，远甚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甚至中国内地；进入新世纪后，仍未能从衰退的阴影中走出。如今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香港已从1998年的第2逐渐降至2001～2002年度的第17（在最自由经济体中仍排名第1），中国台湾却从第6升至第3。因此，改善中国香港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高附加值的高科技制造业，已成为香港舆论的主流和港人的共识。

    3.中国内地实例。制造业在中国内地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地区或大都市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北京为龙头的京津地区如此，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如此，以穗深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依然如此。具有雄厚重化工业和轻工业基础的上海，近几年不仅大力发展钢铁、造船、汽车等传统制造业（从“八五”起即将汽车制造业确立为支柱产业中的支柱产业），而且大力引进跨国公司发展机电设备、化工、电子等优势产业，同时大力引进和培育IT、IC、生物医药等新兴制造业，也带活了金融等第三产业，使之稳居全国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排行榜之首。苏州及其所属的昆山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也都因为制造业的发达而得到振兴，发展势头惊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深圳周边的广州、东莞、惠州等地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纷纷向制造业倾斜并开始修正自己的产业发展规划，如广州又将造船、汽车、石化、重型机械等制造业摆上重要位置，惠州壳牌石化项目业已启动，东莞则早已成了全国最重要的IT制造基地之一。

    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1992年后在海南、北海、淡水等地出现的那波投资热，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脱离制造业而超前、孤立发展第三产业的后果。当时全国各地企业对上述热点地区趋之若鹜，大量资金集中投向房地产、贸易、金融、旅游等服务业，但当地相对滞后的第一、第二产业却未能提供与之相匹配的有效需求，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房地产过热和经济泡沫，留下的只是无数的闲置地皮、空置楼、烂尾楼、被死死套牢的资金加上惨痛的教训。

二、深圳产业结构的缺陷与隐忧

    令人忧虑的是，深圳的产业结构正日益呈现出“重服务、轻制造”的倾向，其未来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和挑战。

    1.从历史看，深圳的产业结构经历了跨越式演变，导致制造业先天发育不足。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将工业化过程划分为初期、中期、中后期和后期四个阶段，工业化的一般次序是从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开始，然后过渡到以重化工业为主的阶段，再到深加工工业阶段，最后到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具有不可逾越性。即使在完全开放的条件下，某个特定区域可能借助区域分工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这种跨越式发展仍会留下一些早熟的痕迹或先天的不足。

    深圳80年代以“三来一补”为主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遵循了一般工业化进程中的“初期”发展阶段，经济开始腾飞。90年代以后，深圳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提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政策，以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从1990年至2001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8.1%提高到42.3%，第三产业也同时得到快速发展。这样，深圳的工业化就直接从以轻工业为主的“初期”阶段，跨越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中期”阶段，直接进入到了以深加工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中后期”阶段，并进而加速向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迈进。这种跨越是深圳寻求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同时也造成了其产业结构的早熟和先天发育不良，主要表现为结构单一、重型化不足、制造业稚弱、第三产业增长空间狭小等。

    2.从现状看，深圳的制造业竞争力呈下降趋势，整体经济开始暴露出结构性缺陷。制造业占深圳工业总量的90%以上，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工业经济来观察深圳的制造业状况：一是增长速度减缓。1980～1999，深圳工业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49%，2000年为22.8%，2001年为17.4%，2002年1～9月为19%，增长速度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工业仍是深圳经济增长的龙头和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与其他城市相比，2002年1～9月的统计数字表明，有8个大中城市的工业增长速度高于深圳，尤其苏州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深圳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二位，显示深圳在全国工业实力排名中已开始出现跌落的趋势，其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领头羊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效益不稳定。2002年1～5月份深圳市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59.4%，比2001年同期下降1.2个百分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值占全市工业的50.9%，是深圳工业的主体，但产值利润率、成本利润率、增加值率三项经济指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在全市13个主要产业中排列第8位，工业增加值率只排第11位。这种状况表明工业主体附加值偏低，大部分属于后序加工和来件装配，在国内产业趋同性增强、国外厂商冲击也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在市场处于竞争劣势。三是名牌产品较少。不论是与拥有青啤、海尔、海信、三星、奥柯玛等民族名牌的“青岛造”相比，还是与拥有桑塔纳、别克、帕萨特、三菱、理光、施乐、贝尔、阿尔卡特等众多洋品牌的“上海造”相比，“深圳造”的知名度和名牌数量都有些相形见拙。四是国际化水平较低。不论从引进外来大型制造业跨国公司的成绩看，还是从本土制造业公司的规模和走出去的绩效看，深圳恐怕都要落后于上海、苏州、广州等竞争对手。

    3.从前景看，由于深圳的产业定位仍偏重服务业，未来产业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堪忧。进入新世纪，深圳市在十五计划中将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和物流业确立为三大支柱产业，并制定了优先发展的方针和全方位的扶持政策。如此产业定位凸显了服务业（金融、物流均属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名为“三分天下有其二”，实为“三分天下有其二点五”——因为高新技术产业还可划分为高新技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服务业。这预示着深圳的产业格局将进一步呈现出“类香港化”特征，深圳将加速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阶段。由于服务业的涉入门槛相对较低，上述产业定位实际上已在实践中产生“放大”效应：2000年、2001年、2002年1～6月全市基本建设投资分别增长2.0%、2.3%、0.1%，而房地产投资却分别增长21.2%、16.0%、20.9%。也就是说最近几年，深圳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主要是由房地产投资贡献的，而包括工业设施与装备投资在内的基本建设投资一直呈疲软状态。这无疑将严重影响工业发展的后劲，加速经济泡沫的形成。

    然而制造业本来就是支撑都市经济的基础。服务业始终都是围绕着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来进行的，是依附于制造业而生存和发展的。尽管美国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出和就业人口占到经济与就业总量的6～7成，但那绝对是建立在极其发达的第一、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基础之上的。正如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空心公司”》的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种以为后工业化能使美国在服务业经济的基础之上不断繁荣的想法是一种危险的神话，服务部门的繁荣最终还得依靠制造业的发展。深圳产业结构跳跃式发展，试图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阶段，导致本区域内制造业发展不充分，服务业的发展就只能建立在依靠对外部经济服务的基础之上。可一旦区域分工体系被打破或外部经济环境发生突变或恶化时，深圳经济就会随之产生大的波动并受到严重打击。近在咫尺的中国香港就是例证！过多倚赖服务业的中国香港的衰退正是因为一方面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及周边东南亚地区经济恶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了中国全面开放、其作为中国唯一开放窗口作用减退的影响。因此，深圳如忽视制造业的发展，依靠服务业来支撑经济将是十分危险的。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三、优化深圳产业结构的对策与建议

    按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论，深圳目前应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至中后期阶段，发展制造业仍是主导方向。深圳三次产业的劳动结构从1990年的6.08∶69.76∶24.16发展到1999年为3.34∶48.10∶48.56，而此时的GDP结构则从4.1∶44.8∶51.1发展到1.2∶50.5∶48.3。两者比较，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快于第一、三产业，尤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较多。这也说明，发展第二产业的潜力还很大，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大发展尚缺乏足够空间，时机还不成熟。因此，深圳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亟待通过提升制造业来优化其产业结构。

    1.优先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业。深圳目前的产业优势首先在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其中的高新技术制造业。但这个优势只是暂时和相对的，因为它已受到上海、苏州、北京甚至东莞等地的严峻挑战。深圳要继续保持这一优势，除需努力巩固和扩大在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外，尚需在IC制造、软件开发、光机电一体化以及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使高新技术产业始终成为深圳经济的亮点，使深圳真正成为全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的第一重镇。

    2.继续发展优势传统制造业。深圳在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确立第三产业为支柱产业的同时，忽视了传统产业的发展。钟表、食品、服装、家具、纺织、消费电子等传统制造业曾为深圳早期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产业裹足不前，升级缓慢，呈现出“高新产业一枝独秀，传统产业日薄西山”的两极分化状态。造成深圳传统制造业今日之困境，既有因营商成本增高而向外转移的外在因素，也有因企业规模狭小而缺乏技术升级能力和动力的内在因素。从市场导向的原则看，因在国内外的市场空间大，传统制造业仍可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是重整优势传统制造业。政府对有增长潜力或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干预是通行的做法，这叫“选择赢家”(Picking Winners)。深圳的钟表、珠宝及黄金饰品、服装、纺织，家具、塑料制品、消费电子等占深圳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政府要制定产业规划，充分发掘这些产业的潜力，使它们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二是推进传统产业的深加工。走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的道路，不能只停留在技术改造的传统方法上，要有新思路。如拉长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的深加工就是一种提升传统产业的好方式。中国土豆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当肯德基的土豆条和土豆泥出现供货危机时，中国土豆却因为品质和深加工技术问题每年错失3亿元的商机。美国有3个州使用汽油醇，所谓汽油醇就是汽油里面加上15%的酒精，使用起来既节能又环保。这种醇是对粮食进行深加工后的产品。经质检部门核定，1999年我国粮食库存中的陈化粮为450亿公斤左右。但我们对这些陈化粮进行处理时，只是简单加工为饲料而已，而没有考虑功能转化性的深加工。三是创造名牌和规模。没有名牌，就没有引领传统产业发展的旗帜。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曾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世界名牌，只能为别人加工，就会永远受人制约和剥削。没有规模，就没有成本优势，没有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因此，要树立名牌意识，规模意识，着力培育“深圳制造”并通过企业重组来组建深圳的制造业“航母”。深圳的钟表业占全国市场的70%，出了“飞亚达”等名牌。该产业完全有潜力再创辉煌，象瑞士的钟表业一样，长期屹立于支柱产业之林。

    3.适度发展重型制造业。深圳产业结构的症结是结构单一、过度超前或“虚化”，因此调整的重点不在“提升产业结构”而是“充实产业结构”，亦即“扩充”、“补充”产业链，扩大我们的“产业谱”，形成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和制造业结构，以夯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重型制造业属资金密集型产业，具有“投资呼唤投资”的乘数效应，它的联动性可以形成强大的经济增长惯性，同时又是高科技发展和运用的最强载体。因此，适度发展一些重型工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必要的。比如汽车制造业的关联性强、波及效应高、带动系数大，美、日、德、韩等国的经济腾飞就曾被喻为“在汽车轮子上实现的”。上海、天津、北京、重庆、长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加速发展汽车工业，如今迎来了汽车内需急剧扩张的丰收时节，成为带动其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当然，现在从头起步发展传统汽车工业已为时过晚，但从制造业发展的未来方向看，开发或引进新一代绿色汽车、环保汽车、新能源汽车仍不失为一条赶超的捷径。还有装备工业（资本资料制造业）、石化工业以及属第一产业的海洋产业（包括海洋捕捞、养殖、采掘等）等，也都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

    4.大力引进跨国制造业。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给一个地区高起点发展制造业提供了可能。我们也可以在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的同时，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当前，我们应抓住发达国家和地区陆续向外转移传统产业、重型加工业甚至部分劳动相对密集型新兴制造业的机会，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吸引力和劳动成本优势，积极承接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在引进外资问题上，如果我们继续囿于高新、金融、物流三大产业定位，就会失去很多机遇。因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主要诱因是我们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在这方面，上海引进通用汽车、大众汽车和三菱电梯，广州引进宝洁日化和本田汽车，惠州引进壳牌石化等大型传统工业项目对当地经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当然，在高新技术制造业领域我们更应加快引进并加强与跨国公司合作，中国台湾的IT制造业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紧密合作并为之大规模代工生产的经验就颇值得中国内地研究和借鉴。

    5.全力推进制造业研发。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依赖国外，导致技术同步化、产品同质化严重。事实证明，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能受制于人，永远给人家当装配车间。要避免技术“空心化”，就必须舍得在核心技术上花血本，以卧薪尝胆的决心奋起直追。深圳的制造业尤需对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值得注意的是，与自身的产业格局及产业定位相适应，深圳目前的研发力量较多倾向于金融、物流、房地产等服务业领域，高等教育及培训也多集中于上述领域及管理、营销、财经等方面（这可以从几大名牌大学深圳研究院的专业设置及专、本、硕、博招生简章清楚看出），而真正的科技尤其是工业应用技术的研发、教育力量十分薄弱。须知，不论是美国的硅谷、中国台湾的新竹，还是北京的中关村、武汉的光谷等等，都无一不是依托周边的工科院校和科研院所发展起来的。中国台湾的新竹科学园不仅毗邻著名的理工最高学府“清华”、“交大”，更依托着专事制造业应用技术研发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正是从这里，“育成”（中国台湾称“孵化”为“育成”）了台积电、台联电、宏基电脑等一大批全球知名的IT制造业巨擘及其“舵主”张忠谋、曹兴诚、施振荣等——他们均有工研院服务经历，张忠谋还曾任工研院院长。我们何不也照此组建甚至“克隆”出一所深圳的“工研院”？

    在全球经济发展继续放缓的今天，保持经济“一支独秀”的中国正在加速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的同一语就是“全球制造中心”。如果我们仍陶醉于往日的成就与辉煌而不猛醒，就会错过千载难逢的机遇而被这个“全球制造中心”边缘化。在南有亚洲金融中心中国香港、北有中国内地金融中心上海的格局下，未来的深圳不必奢望再成为第三个金融中心。在全国各地大兴物流热，且物流配送日益现代化、网络化、信息化的趋势下，深圳也无必要把争做全国物流中心作为首选目标。未来的深圳应在“世界工厂”或“全球制造中心”占有一席之地，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为以高新技术制造业为主导的制造业重镇，届时金融、物流及整个第三产业自然会全面繁荣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