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泰来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首创企事业创办的宗旨以及与洋人争利角胜，开展商战的大量史实，说明了中国近代首创企事业的爱国主义性质。中国近代史书不仅要从整体上肯定中国近代企事业的爱国主义性质，而且要说明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创业史。

【正 文】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这一论断，是大家都接受的，已往的近代史论著和教科书都是如此说的。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创业史，可能就有人不敢苟同了。因为，中国近代首创的企业、事业，除少数外，都是在他们的权威论著里被拴在帝国主义侵略战车上的。在他们看来，近代首创企事业不过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加工厂”等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行业。近十年来，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鼓励和保证下，一些史学工作者开始恢复一些企事业的本来面目，肯定它们的爱国主义性质。但是，中国近代企事业的一般性质如何？整体形象如何？能不能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创业史呢？

　　近十年来，本人接触到不少近代首创企业的资料。这些资料说明，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创业史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近代首创企事业一般都具有很明显的爱国性质。

　　关于这一点，我的论述，要从当时或80年前一个外国人对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惊叹开始。1910年，《东方杂志》刊有上海《万国商业月报》译载的西方报上的一篇文章《论汉阳铁厂装运钢铁出口将为欧美两洲实在之中国黄祸》，该文说：“曩者华人梦昧醰醰，略无知觉，弃财于地，不足顾惜。今则狂睡初醒，昭光霍霍，振刷其精神，磨砺其胆略，以搜罗遗利，步武西法，宏兴工业，百废俱兴，一鸣惊人，加以选派学子，游习西方，以备将来回国，开浚利源，其处心积虑，大足使人寝不安席。”“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其虑也。”外国人感到“一鸣惊人”，足以说明中国人创办近代企事业的成就之巨大。外国人感到“寝不安席”，足以说明此种外国人站在与中国人对立的立场，对中国近代化成就的恐惧心态。

　　中国人创办近代企事业，为何令外国人“寝不安席”呢？近十年来，本人对中国60多个首创企事业进行了考察，其中，多数创办者，都明确提出“敌洋产，保利权”，“杜绝外耗，收已失之利，还之于民”与洋人角胜争雄的宗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虽然不能一一列举，但也要尽量多举出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爱国宗旨和其他足以令洋人“寝不安席”的事实。

　　中国的近代化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是在与外洋侵略者的军事对抗中发生的，由一些“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要谋“永远之利”的督抚大臣所创导。他们深感中国落后受外洋所欺之苦，在坚决拒绝英国侵略者利用清政府购买一小队炮舰以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之后，便立即着手筹办中国自己的近代军事工业。曾国藩率先在安庆建立用手工制造近代武器的军械所。他为这个所设计制造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的雏型成功，高兴地在当天日记里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同年，李鸿章买下了随阿思本舰队带来的供造军火的机器设备，办起了上海、苏州洋炮局。参加洋炮局建设的洋人马格里说：“这件事值得一提，因为它标记着外国的机器在中国人倡议之下，在中国的土地。竖起的事实。它又标记着中国政治家们采用端。”不久，曾国藩、李鸿章又在上述基楚上，再个美国人办的旗记铁厂并派容闳出洋购些机器，办起了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近代化工厂。为了“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将铁厂改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李鸿章一再强调：“机器制造局之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注：《洋务运动》（四）第77页。）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造船厂，是1866年筹创的福州船政局，即今天还存在的福建马尾造船厂，它的宗旨，据创办者左宗棠说：“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旅之所恃”（注：《左文襄公文集》“书牍”卷七，第25页。）。

　　中国第一个近代钢铁厂，是1885年贵州巡抚筹创的贵州青溪铁厂。这个厂规定“无论何省绅士商民，均可附股”，惟独“不令外人附股”，严重地挫折了当时英法觊觎贵州矿权的野心。

　　石油在中国近代始称洋油，全靠进口。外国资本家不仅向中国推销洋油，而且企图掠夺中国的油矿。光绪二十六年，德商世昌洋行企图开采陕西延长石油矿，被陕西官府力阻。其后，日商、法商又谋夺取陕西石油。在此种情况下，陕西巡抚曹鸿勋恐利权为外人所夺，便于光绪三十一年成立延长石油官矿局，开创了中国第一个近代石油矿。

　　中国第一个近代棉纺织厂，是上海机器织布局，它之所以创办是抵制洋纱洋布的输入。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洋纱洋布从各通商口岸倾泻而入，“各国所出之布行销于中国者，每岁不下三千万两，财源日以外溢，有心世道者患之。”（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042页。）为了敌洋产，杜塞这一漏厄，有心世道者前四川候补道彭汝宗、浙江候补道戴景冯、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翰林院编修戴恒、龚寿图、经元善、李培松、马建忠、杨宗濂等，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委派下，便协同办起了这个织布局。1890年，织布局投入生产，每日夜出布六百匹，销路颇畅，部分地抵制了洋纱洋布。

　　中国第一个近代毛织品厂，也是素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宏志的左宗棠创办。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以后，见当地盛产羊毛，便想“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制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打破了西方毛织品在中国商场的垄断局面，以免利权过多外溢。

　　张裕酿酒厂，是中国第一个近代酿酒厂。中国酿酒业本有几千年的历史，然而酿制方法数千年如一日，致使中国的名酒椒酒、桂酒、瓜酒、甘蔗酒、桑椹酒之类，都抵制不了葡萄酒、啤酒之类的洋酒的输入。“酒类一业，其利已半为外人所攘夺矣。”清末捐道员、常怀振兴中华实业之志的南洋华侨张振勋，“值海禁初开，粤省得风气之先，饮食服御，以及交际酬酢，日趋欧化，烟必雪茄，酒必白兰，漏厄所出，日有增加”之际，便在烟台办起了张裕酿酒公司，成为远东有数的大酿造厂之一，减少了因消费洋酒而造成的漏厄。

　　中国最早一批烟草公司的兴办旨在与外国烟厂相抗衡。简照南兄弟创办的南洋烟草公司，“其定名南洋公司者，盖欲与北洋公司分峙南北，并驾齐驱，同兴国货，共挽利权，免令外商以纸烟之微，每岁撵我巨款于海外也。”（注：《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小史》。）

　　中国的火柴工业也是由于洋火输入、白银外流的严峻形势逼出来的。李鸿章在一份给总理衙门《议制造火柴》的信中说：“遂查火柴即自来火，近来英、德、美各国载运来华，行销内地日广，日本伪造运人通商各口尤多。检查总统税务司造送上年各关贸易册内，洋货自来火一项，运销四百十四万六千八百零各罗斯之多，值银一百三十四万余两。几于日增月盛，亦华银出洋一漏卮也，日本既然仿造，必应劝谕华商，集赀购器，设局自行制造，以敌洋产而保利源。”（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十，第21页。）由于洋务派官吏积极提倡，最早一批火柴厂相继办了起来。

　　山东平度金矿的兴起，也是针对外国侵略者对中国金矿的觊觎办起来的。1869年，一支由外国商人、领事、水手及海军官兵组成的侵略队伍，活动在山东半岛平度、招远、栖霞一带。他们带着洋枪、铁锨、镢头，到处掘挖，寻找金矿。他们不听地方政府的劝阻，置中国主权于不顾，还向当地政府诈取旅费，是“一些想立刻发财的穷恶人”。清政府不得不派天津洋枪队驻烟台巡防，以杜侵略者对山东金矿的觊觎。然而，清政府当时并无开采金矿的能力，到1885年，广东巨富、前济东道李宗岱请开平度金矿，清政府予以允准，于是揭开了中国用近代科学方法开采金矿的历史。

　　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的开办，是由于办理台湾海防事务的钦差大臣认识到：“台湾产煤甚富，各省船炮等局用煤日增，然多购自外国，且有购自日本者，致中国开采不旺，而利暗夺于外人。”沈葆桢奏请降低土煤出口税，照洋煤进口税一律征收，促进土煤的开采，并积极筹划近代化煤矿。此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等也鉴于洋人“屡有开挖煤窑之请”，“中国开采土煤未便由洋人采”，也奏请令南洋通商大臣与沈葆桢等会商，“俾利普于公，权操自我。”于是，沈葆桢等测地、购机，办起了近代化的台湾基隆煤矿。

　　长沙炼铅厂也是由于要摆脱外国人的压迫而办。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在世界上是很著名的大矿，但是，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三十四年（1908），十余年间所产铅锌矿砂，均由湖南矿务总局发售给德商多福、礼和洋行转销外洋，价格高低全由外人作主。而且一经定价以后，因无化验设备，即使出了质量极佳的矿砂，也无法提高价格。当时湖南政府为了免受外人操纵与欺压，便在长沙办起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炼铅厂。

　　中国修筑铁路无疑是由于中国近代工矿业发展的需要，但除内因之外，也有自强以御侮的外因。光绪六年（1880）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在陈诉西方列强利用铁路欺辱中国，建议以京师为中心修筑南北三大干线时说：“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琛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其君臣师西人之长技，恃有铁路，动欲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华，亦遇事与我为难。”“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注：《洋务运动》（六）第137页。）

　　电话业的兴办是由于洋人到处谋设电话，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邮政大臣盛宣怀谋划自设电话进行抵制。光绪二十五年（1899），盛在上疏中说：“……况西人眈眈逐逐，欲攘我电报之权利未得其间。沿江沿海通商各埠，若令皆设有德律风（电话），他日由短线而达长路，由传声而兼传字，势必一纵而不可收拾。不特中国电报权利必为所夺，而之消息更速于我。防备不早，补求何从？”于是，他劝集华商资本，自办电话，与电报之设相辅而行。先从通商口岸次第开办，再次及于省会各郡县，以图“预杜彼族觊觎之谋，保全电报已成之局”。盛宣怀首先在天津电报局内架设起中国第一台电话机。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兴起，其主要原因是针对外国银行对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所施的金融压力，企图“使华商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盛宣怀在他给朝廷的奏议中，明确提出为了“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必须自办银行。他办起中国自办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近代学校的兴办，也是由于对外交涉事务的需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对外开放，外事骤然增多，急需翻译人才。已往“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注：《洋务运动》（二）第139—140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于1862年就奏请设立同文馆，培养外事急需翻译人才，同文馆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开端。

　　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的派出，也是出于一腔爱国热情。由于洋务运动的兴起，各方面的人才奇缺，尤其“在许多至关紧要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假手客卿，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害：军舰、军队、海关大部分都大权旁落。”（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页。）为此，必须派出留学生“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已足以说明中国近代企事业的爱国性质。而且中国首创的近代企事业的成就是相当显著的。如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公司，据1909年关册记载：铁厂出生铁7.4万吨，内1.68万吨运上海及他口，2.37万吨运日本，0.38万吨运美国。美国称之曰：中国生铁，定价美金25元，而英国及欧洲各国之铁价只24元半。出口铁轨及接搭等件共2.85万吨，较上年出货加倍，该货系接济浙江、江苏、福建、湖南及个旧、南浔、津浦、粤汉、京汉各铁路之用。定货之单甚多，有应接不暇之势。1910年3月27日《时报》所载《汉冶萍营业之扩长》一文说：“调查该厂四年度转运出口铁吨，比一、二、三年增加六倍有余，营业发展，实居环球铁厂三百余处中之第一。”又据1910年《东方杂志》所载《汉冶萍煤铁矿纪略》报导，汉冶萍公司每年约出生铁14.5万吨。约出钢7万吨。有人因此预言“湖北省具有一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的匹茨堡、米克里斯布鲁及威斯法里亚。”因此，有的洋人则以为是“黄祸”来临，说：“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小之势，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勿以么么视之。”延长石油矿炼出的轻油“足与美孚相敌。”张裕酿酒厂是当时远东少数大酿造厂之一，所造的酒不亚于当时的“五帽”“老斧头”（白兰地）等名牌洋酒。大大限制洋酒在中国的销售。中国近代企事业崛起，与西方先进国家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当然“大足使人寝不安席。”

　　西方侵略者决不仅仅是“寝不安席。”他们对中国近代企事业的兴起，采取了种种为难、设障、破坏的行动。所以，中国近代企事业是在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不断斗争中兴起和发展的。下面略举几例。

　　前述陕西延长石油矿是为了抵制洋商对中国石油的掠夺而创办起来的。日商原有投资收买之意，见中国自办，便企图利用办油矿所需机器和技术人员来控制中国油矿。延长石油矿从日本购买机器，又从日本雇佣技士。日商的侵略野心到日本技士被解约时完全暴露出来。延长石油矿第一井建成后，所雇日本人期满，尽行解约，但日本人不愿离去。据1909年4月18日《时报》载：“闻日人去时谓：厂中如无日人便可停工。有学生某闻而诘之，日本人曰：机器无人能知其用法，偶有小失，不能不停工也。学生某答曰：阁下安心回国，静听石油停工之消息可也。日人悻悻而出，谓工人曰：石油固系绝大利益，文明人应操之利权，然非贵国人之所应享，亦非贵国之能办云云。”日本人走后，机械果然已大半不复用。但并非中国人员不能操作，而是机械残破老化所致。原来，日本人将从他们的油井拆下来的残破机器当作新机器卖给了中国。可是，中国的石油采炼业并没有因此中止，中国人员作了种种努力，终于战胜了困难，不仅第一井没有中止，而且凿成了深30丈的第二井，“产油尚丰”，“其油的质量还可与美孚煤油相比。”

　　中国通商银行从筹办到成立，也经受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种种阻力和破坏。英、俄、法、奥等国都提出来要与中国合办，法奥的领事、公使在中国通商银行已经开业后，还向盛宣怀提出要归并合办的要求。盛宣怀仍以“中国是主人，仅一通商银行，论面子亦断不可少”为理由，予以“婉词拒绝。”

　　中国首创近代企事业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斗争最激烈者，要数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中国自办轮船公司是苦于中国内江外海之利为洋人侵占。中国自有的沙船运输业，因外国轮船公司的侵入，受到致命的打击，“沙船资本亏折殆尽。”一支拥有30余号沙船的运输队伍，不到十年竟衰落到剩下四五百号船。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侵占尽”（注：《洋务运动》（六）第5页。），一些爱国意识较强的中国人办起了中国自己的轮船运输公司。《招商局局规》明确规定了该局的民族资本主义性质，股票要详填姓名籍贯，“以杜洋人借名”入股，也“不准让与洋人”，保持清一色的民族资本，便于与洋商争利。轮船招商局于1873年成立，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招商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部包揽了南漕北运的任务，并在内外选择19个比较重要的商业港口设立分局。招商局摆开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角胜于世界商场的架势。招商局在国内抵制洋商，杜塞漏卮方面是很有成就的。“招商局未开以前，洋商轮船转运于中国各口，每年约银七百八十七万七千余两。该局既开业后，洋船少装货客，三年共约银四百九十二万三千余两。因与该局争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八百一十三万六千余两。是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将来扩而充之，中国可以自操其利”（注：《洋务运动》（六）第9页。）。另有说，招商局成立九年，“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西方列强为了搞垮招商局，保住其掠夺中国江海的权益，联合起来“并立相敌”，将运费一减再减。例如1873年上半年，各口外轮水脚最低者每吨汉口四两，宁波两元半，天津每担六钱，汕头去货两钱，回货四角，广东两钱或三钱。可是，这年六月，即轮船招商局开始筹建之时，外轮水脚则大幅度减价，差不多普遍减了一半。至汉口减为二两，宁波减少一元或半元，天津减为每担三钱或四钱，汕头去货一钱或一钱二分，回货二角半，广东一钱或一钱半。外国资本家企图用降价手段将中国正在筹建的轮船公司扼杀于襁褓之中。但轮船招商局筹建者敢于迎着洋人蓄意制造的困难而上。李鸿章、沈葆桢等已认识到：“洋人轮船之入中国，为害最甚，中国自创办招商轮船以来，洋人不能尽侵占中国之利，办理已有成效，为中外大局一关键。”“招商局为官与商合之发端，亦为隐制洋人根本，万一中止，洋人将乘锋而起，将来之害，有不可胜言者矣！”（注：《洋务运动》（六）第11页。）因此，李鸿章等全力扶持轮船招商局。外国轮船公司跌价，招商局也随之跌价。因跌价所亏则以漕粮水脚补之。同时“北洋又酌拨官帑以济之”。这场剧烈的竞争，首先使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败下阵来。最后以它的16艘轮船及设备高价卖给招商局而告终。而轮船招商局成为一个拥有33艘轮船的大公司。轮船招商局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把外国轮船完全逐出中国域外，但它确实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夺回了部分权益。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鸿章在一次上奏中说：“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此实收回利权之大端”（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第25页。）。招商局的历程十分坎坷，但它一直存在下来，到1947年11月止，共有轮船460艘，33万余吨，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几十年来，它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的作用。

　　我认为，仅仅说明中国近代首创企事业的爱国主义性质，上述事例已经足够了。当然，我不敢说，就没有例外，世间事物是复杂的，个别现象总会有的，但我敢断言，多数首创企事业是具有明显的爱国主义性质的。为什么，这些在不同年月，不同地域，由不同人创办的不同性质的企事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国主义性质呢？因为它们的历史背景相同，历史赋予它们的使命相同，制约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矛盾相同。它们处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侵略、压迫日益加深的历史背景下，历史赋予它们的共同的使命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西方的科技人才，建立足以杜塞漏卮，收回已失之权利，并能与西方列强角胜于世界市场的近代企事业。它们始终受到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制约，一个有气血的中国人，无不受这个矛盾所激励。他们创办的近代企事业，不管是否提出明显的爱国主义宗旨，在客观上都是有益于维护中华民族和国家的主权及利益的。“华商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当然，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服务，从中捞取好处者有之，但敢肯定为数很少。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见了某个为洋人服务的企业，就否定中国多数近代企事业的爱国主义性质，统而言之斥之为“帝国主义的加工厂”之类。我认为，上述中国首创近代企事业，才是中国近代企事业的代表，它们才代表了中国近代企事业的方向和性质。它们为中国近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决不可忽视它们，对它们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和业绩视而不见，更不可将外国侵略者视之为“黄祸”者，而我们自己反而斥之为洋奴。“里外不是人”，这种认识怎能促进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