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启

本文试图通过赫德与德璀琳争夺中法战争谈判这一简短而集中的事实，从中国海关所处的历史地位，阐述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及其局限性，从而加深对中国近代海关实质的了解。

一

海关参预清政府的外交活动，是中国近代海关史上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一般国家的海关，都是隶属于财政部门，而清季海关却是隶属于办理对外交涉的总理衙门。中国海关隶属关系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于中国关税问题，“不独有关国帑，且有系于抚驭大局……又为中外交涉最要之端”。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恭亲王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42页。所以上谕总理衙门统辖海关。全国海关直属于总税务司署，总税务司为全国海关最高负责人。这样，总税务司署成为总理衙门的附属机构，总税务司也就成为总理衙门大臣的属员了。总税务司署对总理衙门这一隶属关系，为总税务司渗透外交部门，参预清政府的外交活动，从而影响清政府的外交动向，开辟了捷径。

总税务司署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营，到中法战争前已拥有19个海关，华洋总人数约3600余人。参阅1875～1888年《新关题名录》，第1期至14期：“差委数目清单”。海关机构虽然不是很大，人员也不是很多；但组织严密，要求严格，待遇优厚，各关无一冗员，所以人员的工作效率高。它不但承担了全海关的征税工作，而且管理港务、航政以及外债、同文馆，创办邮政，协助建立海军，为清政府开拓外交领域以至参与外交活动等等。

总税务司的职务和职务外的工作如此广泛，权力如此庞大，在列强争夺中国的情况下，必然成为各国争夺的对象。

19世纪80年代以前，英国在华势力占绝对优势，所以海关开办以来，英国的控制地位，没有受到严重挑战；进入80年代，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都集中到东亚来，其间最严重事件是法国企图侵占整个越南而发生的1883年的中法战争。在中法战争中，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和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趁着清政府急于求和的机会，争夺操纵中法谈判，并进而争夺总税务司的职位。这是英国在中国海关的控制地位，遇到第一次挑战。

清政府的外交权力，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来的二十多年中，逐渐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央的总理衙门，它是统辖全国外交的最高机构，拥有外交政策的决策权力。总税务司凭借着对总理衙门的隶属关系，为清政府办了许多洋务，开拓了外交领域，逐渐成为总理衙门的洋务外交顾问，从而参预了外交活动。

另一个权力中心是设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直隶总督李鸿章是清政府中和列强打交道最久的老官僚，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他虽然没有总理衙门那么大的权势，但关于外交问题，总理衙门大多通过李鸿章去进行交涉。因此，直隶总督衙门俨然成为清政府的准外交部。德璀琳在津海关工作多年，和李鸿章关系密切，成为李鸿章的洋务和外交顾问。

总税务司和津海关税务司都有强大的后台，都能对清政府的外交决策施加重大影响，因此，他们在外交领域中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开展着对总税务司职位的争夺。从上面这些事实看来，中国海关已大大超越了海关业务的范围，而集中全力于“业余外交”活动了。海关的本质也越来越暴露了。

二

在中法战争前期，德璀琳因从德返华，路经香港，遇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那时法军攻占了越南战略要地北宁，清军败退。福禄诺趁机向德璀琳侈谈法国军情，以为恫吓，然后大肆诱和，谓“若此时与和，似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夺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福禄诺自称“愿为从中讲解，密致一函交德〔璀琳〕税务司”，径交李鸿章。李鸿章立将此议专函总理衙门转奏。上谕立“着李鸿章通盘筹画，酌定办理之法，即行具奏”；并谕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科道等，大议中法和战问题。大臣们随谕附和，“以目前事势而论，迎机利导，俾就范围，未始非收束之一法”上奏。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李鸿章致总署密函，《清季外交史料》卷4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6～339页。于是李鸿章通过德璀琳和福禄诺进行会谈。为了提防德国公使和赫德从中破坏，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函中特地指出：德使巴兰德，“深忌德璀琳、福禄诺之从旁调停；总税务司赫德亦不以德璀琳议和为是，皆有幸灾乐祸之心”，“祈勿听信”“左右进谗者”。光绪十年四月十三日李鸿章致总署函，《清季外交史料》卷40。1884年5月，李鸿章和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条约》要旨是把北越全部归并法国。

总税务司赫德对于这个条约，用轻蔑的口吻函告他的亲信总税务司署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这条约是我所见到的最奇特的文件”。“它容许法国在越南为所欲为，比法国国会的法案还有驰骋余地”。“我高兴我们将得到和平，但我不赞成这条约，我以为德璀琳的活动虽然是成功了，但这仍然是一种可以憾惜的条约!”1884年5月14日赫德致金登干Z字第175号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四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0页。可是，这个可怜的条约，却是赫德后来追求的目标。

德璀琳诱和成功，对清政府的影响激增。赫德见此情况，大为惊慌：“对于他(德璀琳)这正在增长的权势，我所畏惧的倒不是他将代取我的地位，而是德国的势力将因他而高涨，英国的势力却衰沉下去……我的得意日子也许快完了吧!”他忧伤地告诉金登干:“也许有一天你会接到命令，把伦敦办事处移到柏林”。1884年5月28日赫致金Z字第177号，6月4日Z字第178号函，《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58、159页。对于他的敌对势力李鸿章，他认为“李一向认为我是他的批评者而不愿我的势力太大，他利用我的属员(按指德璀琳)来抵制了我”。1884年6月10日赫致金Z字第179号函，《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59页。

但是法军在条约生效之前，竟然进攻谅山，被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清军大获全胜，于是双方又陷于敌对状态，这就为赫德提供了插手谈判的机会。他伺机取代德璀琳介入中法谈判。1885年1月初，赫德认为这场业余外交“象一场‘惠司脱’(Whist)牌戏。我们两方平手而且已打到最后一盘。现在轮到我开牌，我算计一下所有的王牌都已经出来了，而最后一张王牌却在我手里”。“现在我这张牌已经打出来啦”。1885年1月8日赫致金Z字第204号函，《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80～181页。

赫德在和总理衙门密切接触中，确切地了解到“中国一定不会打到底”。他密告金登干：“中国如果真能打到底的话，它会赢的！但不幸的是我所能据以行事的是中国一定不会打到底”。1885年6月14日赫致金Z字第221号函，《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87页。这是赫德从清政府一边“据以行事”的出发点；他从总理衙门得到承诺，即可按天津《简明条约》成议；“但不要公开发表，因为〔它〕不愿露有急于求和的表示”1884年12月14日赫致金第164号电，《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2页。。这张牌是任何人，包括李鸿章都无法拿到的。正因如此，他“拼命地抓住裂缝的两端，以使它们能重新接合”起来。1885年2月17日赫致金Z字第208号函，《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83页。现在他已经抓住了清政府一端了；但对法政府一端则掌握不住；如果能够确切地了解法国也有媾和意愿与媾和条件，那么两端就可以接合了。

这个时候，赫德提请英政府出面调停，但英政府宁愿法国忙于越南战争，以免顾及埃及的争夺；英国外交部既不愿调停，赫德索性把外交部扔在一边，“我们不妨自己来一下，也是于事无损的”。1884年12月17日赫致金第163号电，《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4页。他决定自行搞他的业余外交，包揽其他国家或其他人无法解决的中法议和谈判。1885年1月上旬，他电令金登干驰往巴黎，借着向法政府交涉收回海关灯塔供应船在台海被法军俘获事，径晤法国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茹费理，秘密传达赫德主张和议的愿望，并探询法政府对和议的态度。赫德电告金登干：你要“向他(茹)解释说，我(赫)主张和平，曾多方试图解决”，并电令：“你可不必再有所顾忌，直奔中心问题”。1885年1月8日、22日赫致金电第178、184号，《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68、71～72页。还提出按《简明条约》成议的和议条件。茹当即表示：这是“他所听到的惟一合理办法”；但“他以外交部长身份，对任何提案，除非直接来自总理衙门并正式送交，不便赞成或接受”。1885年1月25日金致赫第316号电，《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72页。赫德当即取得清政府的授权，由金登干转致：“(1)皇帝批准以下四款方案：第一款：中国方面允准1884年5月天津草约……；第四款：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受命为专使代中国与法方所派代表签订本草约，作为初步协议或〔谈判〕起点”。1885年2月28日赫致金第198号电，《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83页。同时把这个谕旨转交法驻津领事林椿。这样，这笔秘密交易就在赫德和金登干包揽之下顺利进行了。当协议完成时候，清军在谅山大举反攻，获得大胜，法军惨败。清政府内部主战派“意气复壮，……认为中国能以武力光荣地结束纷争。”“一天过一天，好战派的主张可能在北京占得优势；一天过一天，舆论的压力可能使中国政府撤回已经答应的让与。”《内阁的危机与初步协定的签定》，《中法战争》第7册，第403页。法国国会因战败而通过增拨军费案，准备大举增援，茹费理内阁也因而倒台。赫德眼见数月来谈判的结果将付诸东流极为焦急，于4月3日急电金登干：“总理衙门对未能迅速解决，甚觉不耐。一星期的迟延，可能使我们经三个月忍耐坚持的工作而达成协议，归于失败”。在此危急之际，茹费理召集阁僚会议，全体一致决定在已达成的协议上签字。4月4日下午由政治司司长毕乐代表法国和金登干签字，初步协定就这样确定了。《内阁危机与初步协定的签定》，《中法战争》第7册，第402、404页。以后的正式谈判由李鸿章去完成了。

三

中法谈判完成，清朝统治者赏给赫德花翎一枝，一等第一宝星一面；赏给金登干二等第二宝星一面；“至该税务司等往来电信所用银两，该〔总理〕衙门查明支给”。光绪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军机大臣奉旨，《中法战争》第6册，第496页。清政府对总税务司的信任已达顶点。赫德自述：“谕旨坦率地传谕中国，英人赫德实现了和法国的和平，昨天还要求我推荐朝鲜总税务司。这表现了我是强而有力的，并使中国人承认英国是他们的朋友”。1885年8月31日赫致金请转致朱利恩、波恩斯福蒂电，《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第7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8年印行(以下简称《汇编》)，第114～116页。

这次谈判自始至终没有通过任何正式外交途径，也没有任何其他人插过手，而是单凭总税务司和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通过频繁的密电达成的。英国政府把赫德完成这件事看做是一个奇迹。那时，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刚于3月间死于任上，英国政府认为赫德是最适当的继任人选，所以当谈判即将取得最后结果的4月间，维多利亚女王便决定任命赫德为驻华、驻朝鲜公使。5月2日外交大臣格兰维尔(Granvill)专函赫德：“女王已经优渥地任命你为女王陛下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并按此职位每年给予5500镑的薪俸”。1885年5月2日格兰维尔致赫德函，《汇编》第6卷，第542～545页。6月下旬又发了另一公函，附有任命赫德为驻华、驻朝鲜公使而致中国皇帝和朝鲜国王的国书。

赫德对于公使职务，当然乐于接受，庞大的权力使他泛起更大的构想。这个构想就是为协调英国公使馆和总税务司署的对华方针政策，以加强对清政府的影响力，他企图由自己出任驻华公使，而以其弟赫政继任总税务司，兄弟俩掌握英国在华的最高权力。

赫政是于1867年1月到关，当时仅任海关最低级的职员，但在六年之内，即1872年10月，便提升为税务司，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担任海关的重要职务。当1884年4月中旬恭亲王被撤去总理衙门职务而由庆郡王奕NB03F接替时，庆郡王就答应让赫政会同一位中国同僚担任下一任总税务司。1885年7月17日，赫德电告他的老友蒙特利郡下院议员，在英国政界很有影响的伦道尔(Baron Stuart Rendal)：“我的兄弟有可能委派为总税务司：一种坚强的结合”。1885年7月17日赫电金转致伦道尔，《汇编》第7卷，第115页。8月8日，又电告金登干：“很有可能是这儿〔公使馆〕新的工作，对另一个人(指赫本身)来说更为容易，公使馆的一般工作，将证明对我可能更为适合。我相信赫政将是我的接班人”。8月8日赫致金Z字第227号函，费正清等编《总税务司在北京》，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5年版,第603页。

于是，他告诉金登干：“我将在〔8月〕22日担任公使馆职务”。跟着他得意地叙述他的在华经历。“现在我在中国已经31年了”。“我担任总税务司22年”，“我在海关已26年，我是26岁任署理总税务司的”。8月8日赫致金Z字第227号函，费正清等编《总税务司在北京》，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5年版,第603页。

8月中，他颁发了第317号通札，向海关的同事们告别：“今天我将履行其他职务因而写这个通札，把我即将辞去在中国海关担任这么久的职位这一事实通知你们。我的继任人将于下一通札介绍他自己”。最后以伤痛的口吻告诉海关同事：“我极其遗憾的是中断我和海关的联系。亲爱的多年在一起的同事们，当我悲痛地、深情地撰写这个告别辞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会体会到我怀着怎样的心情。”1885年8月15日，《总税务司通札》(第2辑)，第317号。

在过去20年间，总税务司对英国驻北京使馆发生着无法估量的影响。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但公使和总税务司之间也有不相协调的时候。比方巴夏礼关于对华政策问题，不但和赫德不一致，甚至是对抗的。赫德曾写道：“巴夏礼虽然愿以保持和平为目的，但他憎恶中国，偏袒日本，并且曾经坚持要朝鲜国王在条约内宣称自己是独立的”。1885年3月23日Z字第212号函，《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85页。这种憎恶中国的态度，显然不利于海关和总理衙门的关系，赫德当然不同意。如果“由他的兄弟来继任他的位置，赫德可能感到有把握使他答应中国人，要为他们作某些事见诸实施”，“并且他也可能感到有把握借着英国公使的地位，对总税务司署继续发生影响，正如过去二十年，他在总税务司署对英国使馆的影响一样”。参阅1885年9月18日《北华捷报通讯》；米琪：《阿利国旅华记》第2卷，第166页，转引自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10页。

赫德既接受公使的任命，就得卸去总税务司职务。这个问题是他最感头痛的。他于7月16日由金登干机密地转电伦道尔，请他就这个问题和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商量。他说：“海关所做的工作和〔对洋员〕的募用，是关系到中国和国际的重要利益问题，因此，它应受重视”。如果“我离开海关而又留任公使，我就不便推荐下一任的总税务司；而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可能导致海关的混乱和崩溃的总税务司空缺问题，看来现在就可能采取行动。……如果我仍任总税务司，海关的利益是有保障的”。因此，“请问……究竟我应该冒一切危险去承担公使馆的职务或者不妨辞去这个任命而仍留任总税务司?”并请伦道尔“充分地迅速地经由驻伦敦税务司赐复”。1885年7月16日赫致金机密函，《汇编》第7卷，第114～115页。

伦道尔当即电复：“已和格兰维尔商量过，在公布你为公使的任命时，他已设想总税务司的委派是有保障的，而且已为你的兄弟〔赫政〕拿到手”。“为了公众的利益，无论如何，他(格)毫不犹豫地让你自行处理。通过这样做，采用了既能使你保持使节而又能推荐下一任总税务司的最好方法”。“格兰维尔公爵已经见过〔首相〕索尔伯斯里公爵，跟着给我如下的备忘录，现在转送给你：你放弃这个使节，他们将感到遗憾；但是他们完全同意你所能做的为公众服务最充分的自行选择”。1885年7月15日金登干复电，《汇编》第7卷，第115页。

从赫德和英国外交大臣与有关方面的电商中，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倾向于赫德继任公使而由他的弟弟担任总税务司，这和赫德的构想完全一致。

赫德的疑虑不是没有理由的。在1885年7月间，当总税务司职位还没有确定地为赫政拿到手时,一些反对的迹象出现了。

最明显的是，“赫德指定的〔总税务司〕接班人可能变成英国公使馆的一个附属的追随者”1885年7月15日金登干复电，《汇编》第7卷，第115页。。这一事情，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猜忌，因而引起批评，这就必然影响赫德的盘算。

在赫德向他的海关同事告别不到几天，总理衙门突然宣布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为继任者；1885年8月21日《北华捷报》，8月19日北京电报，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09页。几天后，又突然改任赫政。1885年8月28日《北华捷报》，8月25日北京电报，引自同上书。这显然是赫德在幕后活动的结果。

与此同时，另一种更加可怕的活动在默默地酝酿着，这就是赫德的对手德璀琳的活动。德璀琳的后台是李鸿章，李鸿章对于赫德和赫政的结合，是不会置之不理的，而从李鸿章当时的权势观察，也有可能使德璀琳进入总税务司署。这就使赫德深深感到，“形势使海关令人极端忧虑。对于海关利益、海关行政和国际关系，前景是恶劣的”。“除非我个人免去公使馆的任命，我看不出有什么相应的和肯定的好处”。1885年8月31日赫电金转致英国外交部常任副大臣波恩斯福蒂电，《汇编》第7卷，第114～116页。

早在7月31日赫德就意识到，“我已几乎做出了拒绝接受公使职位，仍然留任总税务司的决定。我现在怕已成了一块拱顶石；如果一移动，海关的拱门就有倒塌的可能”。“我不能让你们其余的人(按指海关人员)冒着窒塞的雪崩而独自攀登顶峰”；但他仍征询金登干的意见：“我仍然担任总税务司的决定是否正确?是否应该改变?”到8月底，他突然做出了最后决定：“留在海关”。为什么有此突变?这可以从他于8月底向英国政府呈送的辞职书上看得十分清楚。

辞职书说：“我于此际离开海关而担任中国的其他职务，对于中国海关将会发生极其严重的影响，而对于需要一个行政管理机构的商业利益集团，对于从中国的发展中寻求改善的国际关系，非常有害”。他的离开，“非常可能的是，各种各样有益的结果，将由于海关落在别人手中而不幸崩溃或者发生一种可怕的对抗的发展，从而〔使海关〕变得没有什么价值，说不定还会被完全抵消”。他坦率地说：“我所掌管的这个机关虽然叫做海关，但是它的范围是广泛的，它的目的是在各个方面为中国做有益的工作，它确实是一个改革所有海关分支机构行政管理和改进一切帝国行业的应有的核心组织，因而首要的是，其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这种领导权已经由于谈论我的告退所引起的种种建议而受到危害”。正因如此，所以“我认为最好是留在原来的职位上。”1885年8月28日英国代办欧格讷致首相索尔兹伯里函，附件赫德函。《汇编》第6卷，笫542～545页。就这样，他最后撤销了告退总税务司的决定，并于1885年11月2日以总税务司第318号通札，简短地通饬各海关税务司：“现仍担任总税务司职务”。《总税务司通札》(第2辑)，第523页。没有做出任何说明。

赫德仍留原职的决定，堵住了德璀琳对总税务司职位的争夺。

赫德把英国公使馆和总税务司署结合成一体的构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他仍企图加强两者之间的结合。他通过外交部波恩斯福蒂向外交大臣和首相建议说:“如果你们需要我在〔公使馆和海关〕里面有一种真正的结合，那么请特别训令新任公使和我亲密地工作”。他还极力推荐欧格讷。他说：“在我担任〔公使〕的情况下，〔公使馆和总税务司的猜忌〕肯定会消失；当我拒绝公使馆的职务而仍留位总税务司时，猜忌肯定会增加。”为了避免这种猜忌的增长，赫德向外交部提出了他的公使人选：“我了解许多公使馆的秘书，没有一个象现在代办欧格讷的广阔眼光，或者巧妙的接触，或者在总理衙门的得人望。你不能在此间获得比由他担任公使和由我担任总税务司更好的了”。《总税务司通札》(第2辑)，第523页。由此可见，赫德仍在继续搞着公使馆和总税务司署的结合。显然，他不是一个一般行政机关主管人，而是个老练的政治家。

四

从上述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

第一，公使是一国的驻外代表，地位当然比总税务司高；但是总税务司拥有对总理衙门的影响力，这就使他在中英关系中具有超越公使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总税务司的地位如此重要，主要是由于他和清政府的要害部门——总理衙门有密切的关系。远在1862年2月，卜鲁斯就向外交大臣罗素汇报说：“在这个〔外籍税务司〕制度创建之中，对于中国的进步和改良方面，〔海关〕所做的比一切条约所做的更多”。1862年2月13日函。全文载于《汇编》第6卷，第127～128页。赫德也说：“通过税务司制度，可能比通过任何其他方法，看来似乎是引进各种改革和有利思想方面一个更好的开端。”英国议会档案《中国问题》1865年第1号，全文载于《汇编》第6卷，第172～194页。长期担任海关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认为在总理衙门还没有外事经验的时候，“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从谈判一件条约直到解决一项土地争端……总是凭靠北京总税务司的忠告和帮助”。总理衙门经常征求总税务司的意见，“不仅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问题和内政事务方面”。《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16、425页。不但如此，从赫德日记中，可以看出他还经常参加总理衙门的议事。

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列强争夺中国及其邻邦的斗争逐步尖锐化，清政府和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总税务司凭借着他和总税务司署伦敦办事处税务司这一特殊渠道，凭借着总理衙门对他的信任和密切关系，对于清政府的外交动向产生了影响，甚至在中法战争及其以后的10年间，作为清政府的外交代表参预了所有主要的外交谈判。总税务司还管理着庞杂的事务，权力很大。海关在中国行政组织中，又是自成一个系统；总税务司只接受总理衙门的命令，各关税务司只履行总税务司的指示，来自其他任何中央或地方机关的命令，一律拒绝接受。所以总税务司“所运用的权限也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行政人员所运用的要少受限制得多”。《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207页。

海关总税务司一般是英国公使所安置的，但英国公使却须借助于总税务司。卜鲁斯曾函告外交大臣罗素说：“如果没有赫德先生，和他从他的官方地位具有处理财政的知识，我不能想象我能够在北京逐一地实行《天津条约》。现在我必须赖以克服中国地方官员的无知和刚愎的，就是他和他的欧洲帮手”。“如果我没有这位助手，由于没有希望，我就会放弃实现赔款和根据条约制定引进中国各项商务改革的任务。”1862年2月13日函，全文载于《汇编》第6卷，第127～128页。

由此可见，从重要性和作用方面看，总税务司的地位超过公使。所以赫德宁可牺牲公使职位仍任总税务司，以保障英国对中国海关的统治地位。

第二，海关的职责如此广泛，权力如此庞大，所以“英国〔在华〕利益海关占大部分”(赫德语)，它又是改造清政府一切行业的核心，因而被英国政府看做是对华关系的基石。正如卜鲁斯所说的：“因为在一个中国行政的重要部门任用一个干练、正直的外国人，将是我们复兴清王朝的第一步，并且这样做也有利于我们将来的交往”。引自葛松著《李泰国与中英关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2年版，第115页。因此“我认为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应该提供赫德去接近恭亲王和文祥这样地位极高的人物，而且给予他们一种良好印象”。1861年7月1日卜鲁斯致罗素第85号函，《汇编》第6卷，第131～133页。由于海关是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所以赫德虽称海关是“国际性”的机构，“代表各国的利益”；但其领导权务必掌握在英国人手里，也就是总税务司这个职位是英国的禁脔，别国的人不能染指。

第三，总税务司不但是英国的禁脔，在赫德看来，简直被视为他个人的私产，即使同是英国人也不得染指。从1867年开始他就培养他的弟弟赫政，以备日后作为他的接班人。1885年，他极力推荐赫政继任总税务司，终因德璀琳的争夺而没能实现。1897年又自设副总税务司一职，以妻弟裴式楷任之，准备他卸职时作为接班人。1908年，赫德因为“最近两年来，我的健康一直在衰退，我感到，当日益不适合去做繁剧工作的时候，政府或者海关都不可能希望我继续留在我的职位上”。他对于他的职务问题，预先作好了安排：“我提出副总税务司裴式楷爵士，在我请假期间派充为代理总税务司。此外，还申明我希望从年底开始将总税务司署一切工作交给他代行。俟转年四月再将责任交代清楚……裴式楷爵士从今天起将以副总税务司代行总税务司职务签字”。1908年2月14日，《总税务司通札》(第2辑)，第1483号。在他给总理衙门请假的申呈中，他极力为裴式楷吹嘘：“查副总税务司裴式楷，自同治二年到关，光绪二十三年升任副总税务司，勤慎奉公，毫无贻误；且自庚子后，所有关务暂移上海，亦系由该员经理。本年自夏迄今，一切公务多由该员代拆代行。若蒙允准假期，则总税务司一缺，拟请派副总税务司裴式楷接署，俾资熟手，并请奏明赏加头品顶戴，以示优异”。引自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税务处奏折，《汇编》第2卷，第604页。赫德这样安排，可谓殚精竭虑，他人几乎无隙可乘。当时一股反对赫德的激流正在英国和中国的英籍人员中兴起。他们反对裴式楷接任。英国外交大臣葛雷亦面告清政府驻伦敦公使李经方，“风闻中国将令裴式楷接充此任，英国上下咸不谓然，我劝不必任用。此系私谈，请代转达”。1909年(?)李经方致外务部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外务类，海关税务项，第3964号卷。可是清政府在赫德续假一年时，由税务处奏准委派安格联取代裴式楷署理总税务司篆务，而裴式楷则调税务处差遣，赫德时已76岁了，年老病重，但仍“拟于〔1911年〕5月9日乘北德轮船公司轮船‘约克’号离开多奎返回中国”。1911年4月13日莫理循致布拉姆函，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715页。由此可见，赫德不但把总税务司看做是英国的禁脔，而且简直看作自己的私产。“从总税务司的人选上，可以看出赫德的私心。这不但得不到海关洋员的拥护，也得不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莫理循语)。

第四，清政府既把海关管理权交给英籍总税务司，在列强争夺中国的情况下，势必引起各国的猜忌，酿成争夺总税务司职位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中法战争中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到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俄法乘“还辽有功”，取得关税抵押中俄借款的时机，企图挤进中国海关。跟着争夺第二、三次借款而对总税务司职位的争夺达到白热化。赫德说：“我们(英)已经被排挤一边了，俄法现在可以随心所欲。俄国已提出共同享受海关的权利，这是企图控制海关的楔子。只要我一走，他们必定立刻下手”。1895年8月25日赫致金Z字第674号函，《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190页。当争夺第三次借款时，俄国趁机向李鸿章提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出缺时，应任命一位俄国人充任”。英国议会档案，《中国问题》，1895年，第1号，第9页。英国公使窦讷乐强迫总理衙门：“由于英国对华贸易凌驾于其他各国，英国政府认为嗣后总税务司一职，应一如既往，任用英籍人员”。参阅《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32页。而总税务司赫德，企图“使海关维持到下世纪的中叶”，1895年4月21日赫致金Z字第657号函，《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162页。则以关税抵押第二、三次借款，规定还期为36年、45年；在借款偿还之前，“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清季外交史料》129卷，第221～223页。到《辛丑和约》签订时，更规定庚子赔款由关税抵押，按年摊还，最后清还日期延至1940年。这就把外债、赔款和海关紧密挂钩，从而保证了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和总税务司职位在1940年以前都控制在以英国为首的“国际官厅”掌握中。

五

我们所以选择近代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在中法战争谈判中的作用这一史实作为论题，主要是因为从这一史实中，可以充分看出仅仅是作为征税机构的海关，到中法战争时竟然演变成为清政府的“业余外交部”，而总税务司赫德一跃而成为“业余外交部”的“部长”了。从这一史实，我们可以看出海关干的究竟是什么?什么力量在指使它这样干?了解了这些，对于海关的影响和作用就可以做出比较恰当的评估。

中法战争时代，是列强在东亚开展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时代。这个时代正是维多利亚女王在全球建立殖民帝国的全盛时代。她建立了许多保护国、殖民地以及一些具有一定自治的殖民地。英国在中国建立的是一种扶植、改造清政府作为维护、发展英国在华权益的半殖民地。这是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正是这种统治机构的实际建立者。

作为英国女王忠实臣民的赫德，从他一贯的言行中，都体现了这种民族自私、英国利益的观点，这种观点最好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他于1864年应卜鲁斯之嘱，写了一个关于中国海关税务司制度创办问题的备忘录，提交英国议会。备忘录谈到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起源时明确地说：“和中国签订条约是在列强强制之下进行的，这些条约，无论有多大的相互利益，总是制定者从外国立场出发强迫签订的，因此，极端重视的是要求外部贸易的发展，而不是首先发挥中国内部的潜在能力。为使中国人按照条约规定的方式进行，为使中国人按照条约规定强加于他们的贸易方向行动，没有这样一种税务司制度将显得更加混乱。按照各项条约，并考虑到条约规定的贸易前途，一个正直的税收行政是一件首要的事情。这样一种行政，没有给予帮助，中国人是不能提供的”。英国议会档案，《中国问题》，1865年，第1号。全文刊载《汇编》第6卷，第172～194页。由此可见，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显然是为了实行条约强加于中国的贸易方式而设置的。这种贸易方式是不平等的，半殖民地式的。它规定了世界上没有如此轻微的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率，没有哪个国家有百分之二·五子口税的规定；根据条约规定，外商船货的通关手续以至违章走私的处分都要由各自国家的领事加以干预。这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政策，海关税务司和总税务司在外人无法觉察的情况下默默执行这种政策。正如备忘录所说的，“税务司署在为各口随时拟订章程时，未尝片刻忽视〔外商〕贸易的利益和要求”。英国议会档案，《中国问题》，1865年，第1号。全文刊载《汇编》第6卷，第172～194页。

总税务司制定的《会讯章程》，已为外国领事取得了违章走私处分的会讯特权，但是英商却极力反对中国海关监督会讯的权力。为了屈从英商的要求，缓和英商与海关的矛盾，总税务司竟然通饬各关税务司，“所发生的事端……只要商人(外商)解释一下，就应该立即予以接受，其他争端属于琐屑的性质，扣留货物和勒令解释即含有斥责意义，应该足够代替惩罚与警告了；还有其他争端显然咎在商人的一类，如果用友好的方式同领事商得应采取的行动，也不应有什么困难——在所有这类案件中，只要商人并不请求法庭进行会讯，税务司不必送交关监督，即可采取行动”。《总税务司通札》(第1辑)，1869年第24号。

从这个通札行文中，可见总税务司搞的《会讯章程》只是摆个样子，无意认真执行。他所希望的是税务司们背着海关监督，和领事进行私下交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免海关遭受外商特别是英商的攻击。所以税务司魏尔特说，《会讯章程》订定后六十多年很少应用。《中国关税沿革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11～212页。

这些有限的事实，说明总税务司的英国籍成分，使他必须服从本国的利益，遵行本国的对华政策，履行种种不平等条约有关海关行政、关税、贸易等等的规定。这就使总税务司的一切活动，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无论哪个总税务司都无法超越。所以我们在评论海关的作用时，不好忘记这些限制。

另一方面，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时代。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突破了国家界限，摧毁了落后国家、地区的经济基础，使民族的闭塞隔阂状态逐步消失，它们的生产和消费被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漩涡。在资本主义洪流的冲击下，落后的、封建的民族壁垒被冲垮了，它们虽自甘孤立，却孤立不了，虽欲自主，却自主不了。这样，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跟着漂流进去。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商业集团都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尽快修建铁路、行驶汽船、开采矿产、开办工厂。因为只有这样，它们的商品、原料才能顺畅地运输，加快资本的积累，壮大本国的经济力量。所以跟着世界市场的建立，近代化的交通工具、生产工具也跟着输入。可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设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征服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和资本主义加强资本积累的强制联系在一起。近代中国海关的近代化设施，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面搞起来的。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虽然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吸收了中国的大量财富；但也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那就是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的先进人物，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下，亟待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设备，以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冲击和推动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海关的近代化设施，对于中国社会也有同样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些作用，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实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有的被抵消了，有的被利用了，有的则受到阻遏。所以近代中国社会只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强制下匍匐前进，得不到正常发展。中国近代海关所搞的近代化设施，其终极只是加强了海关的力量，扩大了海关的权力，从而支持了外籍税务司制度的长期存在，维护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利益。

所以我们研讨近代中国海关的影响和作用，要把它们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才不致把它们扩大或缩小，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