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现代社会，机械化程度越高，反映出社会越进步，社会的生产力越发达。然而，在机器传入中国的时候却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中国应不应该引进机器，应不应该发展大机器生产？争论时间长达几十年。   

没有人敢光脚从煤气工厂走过

    大机器是一个新生事物，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开始人们不了解，甚至有恐惧的心理。一些人认为这种东西会妨碍国体，国家的体制会因此而遭到破坏。

    1864年，上海首先使用了煤气灯。从前中国没有路灯，西方人在上海设立了使用煤气的路灯。煤气是煤经过干馏而获得的一些气体，是近代工业的产物。当时人们不明白其中的原理，看到从地下的铁管中喷出来的火，认为这是地火。所以在煤气公司和煤气灯创办的时候，谣言很多：地火盛行，马路会被烧伤，没有人敢光着脚从煤气工厂走过，担心地火攻人心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没有看到灾害发生，才逐渐习以为常。1869年，北京也开始使用煤气路灯，起初也同样因为不了解而引起了一些疑虑，怕路灯的设立有碍风水。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其它一些较大的通商城市陆续开始使用煤气灯，如天津在1877年设立煤气灯。煤气灯逐渐得到推广，一方面为人们夜晚行走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人认识西方的工业文明提供机会。   

风水观念是大机器的死对头

    1865年，一位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永宁门外铺设了一条1里长的小铁路，试行小火车。这一做法引起了北京市民的惊诧和猜疑，认为它是不祥之物，官方下令拆除，群众的情绪才平息下来。

    同时，上海、广州的西方人也在酝酿着修建铁路。比如说，上海的英商组织了凇沪铁路公司，向中国官员申请修建一条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但是遭到官方的拒绝。广州的西方商人也有类似的举动，被官方拒绝后，写了一些文章介绍铁路的一些优点，但仍未获得许可。在1864年左右，在上海海关工作的西方官员向丁日昌建议，从上海到吴淞沿途架设电线，安装电报，同样遭到丁日昌和总理衙门的拒绝。上海的一些商人在没有经过中国官方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设立电线杆，官方认为这种做法侵犯了中国的权利，乡民则认为这些东西破坏了风水。风水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大机器的引进和生产发展起了一种阻碍性的作用。后来，西方商人多次提出设立电报线，均被拒绝、经过不断的努力，直到1870年，西方人才在上海的租界内架设了电报线。

    电报、铁路这两种近代的交通、通讯事业，在中国从酝酿到成功都颇费周折，反映出观念的变化是很困难的。

    另一件事情也比较明显地反映出两种观念的交锋。中国地大物博，有很多矿藏，只有在现代的工业文明下，这些矿藏才能够得到开采、利用。西方人提出要和中国联合或单独通过一些方式开矿，这一点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对。从士大夫的角度来说，从深地中取出东西完全有悖中国的风水，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是反对引进机器、反对修铁路、反对开矿的。对此，上海的一家报纸《上海新报》就风水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收到了很多中国士大夫的来稿，大体而言分为3种观点：

    一种坚持风水说。中国自开天辟地以来，风水就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周公、孔子以来的历代圣贤创造了天下最优秀的文化，典籍中记载的道理是非常神圣的，风水说是这些典籍中非常精华的一个部分。反对开矿，认为开矿会破坏风水，同时要加强华夷观念，西方人是夷人，不知道风水，不知道圣贤文化。西方人“生不养亲，死不祭先人”，妇超夫权，这些与中国的一切都是相背离的。西方人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国风水的奥秘，所以才敢于开矿。

    第二种观点赞同开矿，认为风水之说没有道理。风水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固有的，风水之说不见于十三经。有人专门写了《开矿论》，说开矿对于国家是地尽其用的表现，可以使国家富强，矿业是应该发展的。

    第三种观点比较折中，既要照顾到人们的习惯，开矿可以，但要等到今后。还有一些虽然不赞同风水论，但同时也对西方人开矿进行了批评，西方人来到中国，应该“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要尊重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不应该急于开矿。

    在洋务派办洋务的过程中，引进大机器生产，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关于造轮船的争论

    在与外国人打交道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中一些比较务实的官员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中国也要造洋枪洋炮。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制造现代化的轮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比较有成就的是1866年左宗棠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专门制造轮船和军舰。左宗棠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轮船的厉害，所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就想仿造轮船，但是因为军务繁忙而暂时没有实行。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左宗棠立即上奏：造机器、造轮船刻不容缓，尤其是中国的海岸线较长，北京离海岸也比较近。奏折得到了清廷的同意。福州船政局聘请了法国专家。

    另外一个重要的机构是李鸿章创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以制造枪炮弹药为主。后来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轮船厂，开始建造轮船。

    1872年1月23日，顽固派的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上折：认为造船厂浪费金钱，轮船、军舰并不是当务之急，此时中国和各个国家的条约已经签定了，中国国家已经太平了，不会再和外国发生战争了，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建造船厂。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今后和外国人发生海战，中国的军舰肯定不如别人。如果内部剿海盗用，传统的水师的船已经足够了；如果是商用，传统的帆船也就足够了。看不到轮船的巨大作用，在他的奏折中将福州船政局描绘得一事无成。他认为国家强盛的时候可以兴办一些这样的企业，只是为了向别人展示一下创新、奇技，在现在国家财政十分紧张的时候是不应该办这些企业的。他在攻击福州船政局的同时也攻击了江南制造总局，主张停工，已经造出的船可以租给商人使用。

    清廷倾向于支持宋晋的建议，交给两江和闽浙等省督抚传阅，并且在批语中认为宋晋的奏折有一定的道理，希望有关人员重视审议。此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同时又是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人，是制造轮船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织者，他不同意宋晋的奏折。1872年3月给总理衙门写信，信中说：我们之所以要制造轮船并非不知道要花费大量金钱，而是中国要自强就要从建造现代化的机器入手，应该节省经费但不应该终止洋务事业。同时他针对造轮船、造军舰花费巨大而提出一个建议，可以制造一部分商船，平时租给商人，政府从中得利，到战时这些商船可以运送军队。

    一些地方官在讨论中支持宋晋的意见。只是由于曾国藩的威望比较高，清廷不敢断然地做出决定。在1872年4月7日清政府发出倡议，各地发表讨论。李鸿章、左宗棠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先后对宋晋的奏折表示反对。左宗棠认为学费已经付出，开工时定出5年造16艘船，现在才3年已经造了9艘，完成16艘的任务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技术越来越精，在军舰上可配的炮也越来越多，开始只可以配3门炮，后来可以配8门炮，以后还可以建造配13门炮的军舰，而且轮船的马力越来越大。在办厂造船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这些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很有用。反对者说，这些造出来的船的质量、性能都不如外国的船。实际上，中国的军舰在3年的时间就取得这种成果，这样发展下去，以后可以机器造机器，以华人学华人，以新法变新法，这样中国就可以追上西方。福州船政局的成绩相信以后大家都会看到和认可的。他认为，现在还不能断定，中国的海军能否抵挡外国的海军，但是有军舰总比没有军舰强，总是可以抵抗的。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军舰，就根本没法抵抗。

    当时，洋务大臣沈葆桢也起来反驳宋晋。宋晋认为中外已经签定条约、实现和平，不会发生战争。沈葆桢就指出，中国还处在危机阶段，外国随时都有侵略中国的可能。虽然西洋各国造轮船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中国造轮船才3年时间，但也不能因此而放弃，认为学了3年的学生一定超不过老师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机器都是花大家的钱买的，一旦停工，机器就要报废，已经造好的船坏了也没有地方维修。所以，沈葆桢是坚决反对宋晋的意见，要坚持下来，应该造船。

    针对宋晋的说法，许多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李鸿章也有一份奏折，反对宋晋的观点。他首先分析了中外局势，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3000年未有之变局，西方之所以能在中国横行，无非靠的是他们的船坚炮利，最近的几次战争已经证明中国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总打不过后膛枪炮（西方的洋枪洋炮），中国的帆船、木船总打不过外国的现代化的军舰，所以我们才受制于列强。中国要“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这样列强所依靠的优势就没有了，双方就可以平等交战。他又提出，西方造船有百年的历史，中国才3年，当然不如人。但是，日本是一个东洋的小国，近几年才学习西方，就开始在台湾附近进行挑衅；中国的士大夫就只知道章句之学、考据孔孟，不考虑中国近30年的变化和原因，与现实隔离太远，这就是宋晋这种人能提出停止造船的原因。所以，现在中国万不可前功尽弃。李鸿章也承认，财政是一个大问题，他对此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把建海关的费用直接拨来建造轮船；各省停建传统的木船旧船，把费用集中起来建造新船。

    清廷把他们的奏折交到总理衙门，而总理衙门又支持曾国藩等人的意见，所以清廷最终没有采纳宋晋的建议。

    这次争论从表面看是经营方面的问题，但实质上，还是要不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是否要推行洋务运动的问题，顽固派企图阻挠制造轮船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是，李鸿章提出的解决轮船制造费用的方法也没有被批准，所以办洋务的经费还是很有限的。

要不要修建铁路

    在洋务派和顽固派所有的争论中，争论时间最长、最激烈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修铁路。铁路之利，对于国防、民用及经济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近代中国，经历了相当曲折的道路才建立起铁路。

    1872年，李鸿章首先提出要修铁路。他说，如果在新疆发生侵略活动，新疆离内地太远，运兵很困难；英国从缅甸到云南也加紧了侵略活动，中国戍关军队的运送只有通过火车，所以要修铁路。修铁路就要开矿，而开矿本身也要火车。当时很多人听到修铁路的建议，都大惊失色，所以他的提法也就不了了之。

    1874年日本开始在台湾进行挑衅，清朝统治集团感到防务空虚，南海各省都有危险，所以有开矿修路的要求。于是，李鸿章又重提开矿修路的建议，尤其是提出要修一条南北铁路，南是清江浦，北是北京。他向恭亲王上奏，恭亲王表示同意。但是恭亲王又说，此事阻力太大，没有人敢出面主持，就是太后也不敢。所以当时的一名洋务官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说：最大的灾祸莫过于鸦片在中国的传播，莫过于割让租界给外国，这是国家最大的耻辱；但是许多的士大夫不以此为耻，反而认为修铁路是大耻，一听说修铁路、架电线就痛心疾首，群起阻拦，一见到洋人的机器就群情激愤。所以李鸿章这次提出修铁路依然没有下文。

    1880年，沙俄加紧了在新疆的侵略，淮军将领刘铭传应诏进京汇报防务。刘铭传就说，自强之道在于练兵、造机器、造轮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造铁路，铁路可以运兵，又可以促进商业、矿山、财政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经济收入的提高。他具体提出修建东南西北四条铁路，实际上是以北京为中心，修建一个铁路网，这在当时是很有胆识的。他提出为了修铁路，没有钱可以借钱。

    于是，清廷就命令李鸿章等人进行讨论。李鸿章写了长达4000字的奏折，又阐述了国内外的形势和修铁路的作用。他说西方各国的铁路都是四通八达，长达数十万里，这是他们国家富强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惟独中国没有铁路，那么中国很快就要被淘汰。所以修筑铁路，对国计民生、军政、运输、矿务、邮政都是很有利的，而其中对于国民生计和军事的作用最为突出。他还认为，刘铭传提出的以借外债来解决经费是一个办法，同时要有一个慎重的态度，在合同中注明一切招工、原料、管理均由中国做主，尤其不能用海关来抵押。

    顽固派立即提出反对，修铁路将使洋人获得更多的利益，铁路沿线要毁田，拆迁房屋和坟地，这些都是扰民。顽固派直接对刘铭传和李鸿章进行了攻击，说他们作为大臣怎么轻而易举地更改历代帝王和本朝列主的国家体制？他们将修铁路和变更神圣的国家体制联系在一起，攻击他们是为外国人牟利而不是为朝廷牟利，认为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外夷是以商立国，铁路可以为他们带来利润；中国是以孔孟之道立国，不追求利益。

    左宗棠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意见，认为铁路修成后，民会因此而富，国会因此而强，重提修建一条江浦到北京的铁路。为了减少阻力，左宗棠提出将终点由北京改为通州，因为当时通州属于直隶而不属于北京。但是顽固派还是坚决反对，他们提出一个理由：西方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他们不信有山川之神，修铁路要开山、辟路，要打隧道，要架桥，这样会使山神受惊，是不祥之路，尤其是在河里架桥，使水神、龙王受惊，都会带来很大的灾害。所以他们一再强调修铁路有里通外国之嫌，反对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洋务派内部也并不统一。当时的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是官场上很圆滑的人。他一方面表示赞同修铁路，列举了修铁路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列举了修铁路的不利之处。1881年2月14日，清廷谕旨不许修路。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洋务派的失败。

　　但是洋务派并未中断努力。李鸿章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1881年修了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大约有50公里长。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他又重提修筑铁路，由于顽固派的反对，还是没有得到实现。

    李鸿章看到醇亲王弈（讠＋寰）有很大的权力，他是慈禧的亲信、光绪皇帝的生父。洋务派将火车的益处告诉醇亲王，经过他的同意后，李鸿章将开平矿务局运煤的铁路延长到大沽和天津，并且想修到通州，遭到强大的反对。几十名顽固派的官僚纷纷上奏，认为这是夺民生计。因为有了醇亲王的支持，洋务派反驳说，敌人来了可以拆铁路，可以炸铁路。1860年并没有铁路，英法联军还是攻占了北京。修铁路可以增加民众的就业机会。顽固派再次拿出风水、迷信等理论来反对，修铁路会扰天地之和谐，祖宗所未创，火车的巨大声响会损伤地脉。铁路四通八达，男女共乘破坏了男女之大防，是有害于风俗的，是破坏祖宗成法，会搅乱天下的。洋务派再次反驳，提出天下没有不变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能墨守成规。古代的井田制我们现在也不坚持了，现在商与民要统一，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都需要铁路。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

    经过了几十年之后，慈禧太后在1889年2月14日发布懿旨，要求各省的督抚就修建津通路(天津到通州)展开讨论，赞成者少，反对者多。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要先修卢（卢沟桥）汉（汉口）路，同样避开了北京，这一建议最终被通过，此时修铁路才具有合法性。

    从1872年李鸿章正式提出修铁路到1889年最终通过，经过将近20年的时间。修铁路对国家的利益是很明显的，但仍然经过漫长的等待，可见现代化在中国遇到多么大的阻力！到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仅修了两条铁路，一条是天津到山海关，一条是从台北修到新竹的铁路。

拥抱未来还是恐惧未来

    洋务派最大的功绩，是在一个完全闭塞的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引进了新的生产力、机器生产和机器生产所必须的科学技术。依靠或多或少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官僚推进机器生产，遇到的阻力之大、困难之多是可想而知的。顽固派代表了社会最腐朽、最反动的一种力量，他们对新的文明采取一种抗拒、敌视和抵制的态度，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洋务派在和顽固派论战的过程中，仅仅抓住了救亡御辱这面旗帜，提出我们要富国、要强兵、要抵制外国的侵略，就只有学习他们的长处，借西方的富强之术。后来的资产阶级也是通过这一点来论证变法、革新的合理性。同时，洋务派也表现出一种不惧怕未来的开明态度，因为顽固派认为引进机器生产会给未来带来很大的变化，有伤国体、破坏伦理之道，而洋务派则认为要引进先进的东西，所以他们对未来的变化抱有开放的胸襟和乐观的期待。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洋务派和顽固派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两派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持封建的清王朝的统治，区别只是统治方法的不同。顽固派认为守旧才能更好地维持清王朝的统治，洋务派认为只有创新、引进西方先进的东西，清王朝才能存在。应该看到在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之中，洋务派引进的大机器生产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代表了对新文明的态度的不同。

    小结：现代化大机器对古老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怪物，但是或迟或早它必定要进来。如果把它当作魔鬼拒之门外，必然要使自己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