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南生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传统工业生产力发生了一些变革，主要体现为手工工具的改良和"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这是手工业从传统向现代技术过渡的中间技术，传统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产生了若干积极效应：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过渡准备了条件，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区的兴起，同时在某些方面为民族机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从而丰富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中国近代工业化始于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官僚对西方先进机器技术的大规模移植，此后便艰难地行进在一条"移植型"的工业化道路上。无论是当时的经济界，还是当下的经济史学界，人们往往将移植或引进西方先进机器技术的得失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成败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失败原因，但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不成功的全部原因吗？换句话说，"移植型"模式是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的惟一选择吗？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近代传统工业生产力的变革及其取向的研究，说明在中国近代"移植型"道路之外，还存在着一条通过传统工业生产力的改造而形成的"嫁接型"的渐进化道路。所谓传统工业，是指以生物动力为主的手工业，与它相对的则是以非生物动力为主的机器工业。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以来，随着通商口岸的逐步增加，外国在华资本急剧增长，民族机器工业初步发展，中国传统工业的生存环境十分不利。以工业化为特征的"西力"既对传统工业的生存构成压力--工业化以排斥和取代传统手工业为历史使命，如中国传统手工业中的手纺纱、制靛、踹布、土针、土烛、土烟等行业遭到严重摧毁，但是，要实现对传统工业经济整体的取代，并非一蹴而就，其过程是漫长的，同时工业化也对传统工业的发展形成动力--为传统手工业进行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创造了前提，如机纱的出现解除了手织业发展的"瓶颈"，为手织业的改良创造了条件，西方的先进机器及工具的引进客观上有利于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据统计，1891～1893年我国"机器及工具"进口值为1259176元，在进口总值中的比重为0.5%，1935年增至65853248元，比重上升至7.2%[1](p75,76)。工业化技术也刺激了手工业者的技术创新意识，他们在商会的支持下，积极筹组工商研究团体，谋求手工业革新之道，如1915年3月成立的天津工商研究所就是一个以手工业为主体的实业研究团体，它的发起人除北洋火柴公司和天津造胰公司为使用原动力的工厂外，其余11家均为规模不等的手工工场，在成立大会上被吸收的36家会员企业中绝大多数也为手工工场，该所旨在"开工智、联商情、疏商团"，每月阴历初一、十五定期集会，共同研究手工业的变革[2](p2626～2628)。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工业出现了以手工工具改良和"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为主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发展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产生了积极效应。下面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一

手工工具的改良主要体现为旧式手织机、缫丝机、金属锻制工具的改良和使用。我国旧式手工棉织机是一种全木结构的简陋工具，据考，这种织布工具大概就是元末王桢《农书》中所绘制的型式。在我国各地广泛存在，但名称互异，"广西的玉林称为'矮机'，河北定县称为'扔梭机'，高阳称为'投梭机'，而四川巴县则称为'丢梭机'，但其构造与生产能力，各地相差无多"[3]。这种织布机在工作时不仅需要两手同时投接，而且在作打纬、送经、卷布、伸子等工序时，必须停止打梭，同时由于受到双手投梭腕力的限制，布幅宽度多在1尺左右，最宽不过1.4尺，使用投梭机每人每天至多出布30尺。旧式丝织机也长期停留在木制结构阶段，工作原理与手工棉织机相同，工作效率异常低下，以南京织缎业为例，"云锦每日每机仅能织数寸到尺余，漳绒、建绒均在2尺左右，缎子4尺上下，织工出口微小"[4](p696)。与此相关联的手工纺线和手工缫丝更加落后，成为制约手织工具进一步改良的瓶颈，如在手纺车和手织布的比例上，据估计至少需三人纺纱才能满足一架织机的生产需求。鸦片战争后，随着机纱逐步取代土纱及缫丝车的改良，手织机也逐渐改进。1896年浙江宁波人王承淮率先改良手工棉织机，以"旧机作新式东洋西洋等布，专用女工，不借汽力"，踏脚增至5竿，可多层开口，王承淮因此获得清廷"五品顶戴之颁赏，并专利15年"[5](p261)。1900年日本手拉机传入我国，手拉机在原有投梭机的织纬结构上安装滑车、梭盒、拉绳等件，"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6](p682)。此后改良与仿造的手拉机日益普遍，四川忠州"留学日本研究实业专科"的易某"回忠后即在周家场益智学堂内仿造纺花织布各机，灵巧异常，不亚东瀛"[7]。重庆府城裕济布厂"自出心裁，创造木机，织成宽布，比洋布来者价廉质美，木机织布不用人力，梭机来往纯用滑车"，所织布匹分为三等，"头等细布长10丈有奇，宽2尺6寸，重11斤。二等宽2尺5寸，重10斤。三等宽2尺4寸，重9斤"[8]。1905年以后又有日本铁轮织布机的输入，该机"比起以双手投梭打纬并用卷布送经的旧式木机，动作要快若干倍，每分钟打纬数在120以上，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以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且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9](p11)。由于其效率倍增，很快便被仿造和使用，四川新津乡绅陈某"新造织布机一具……织工一日可得布10丈，宽尤倍之"[10]。上海、天津、武汉、山东等地民族机器工业对铁轮机的仿造推动了旧式手织机的改型换代，如上海"在1922年至1924年间，年产铁木机四、五千台，包括天津式及日本式，初期销路以上海为主，后销至江、浙二省的江阴、常州、无锡、嘉兴、杭州等地，并远销汕头、厦门"[11](p270)。

手拉机和铁轮机在织布工场中得到了广泛使用。"1907年起上海郊区计有小型工场百余家，主要由安徽帮手工棉织业者自安徽安庆、芜湖等地迁来，当时生产工具仅有手拉机和脚踏机两种"，到1925年，上海手工棉织场增至1500余家，已能生产充线呢、洋麻布、大布、自由布等[4](p96)。据同年对南京的调查，"全城厂数，约有350余家，工人数目共约2300余人"，所用织布机有木机、铁机、花楼机，其中铁机、花楼机是从上海、日本等地引进的[12]。在天津，据1929年调查，共有织布厂328家，织布机总数4805台，其中平面机1665台，提花机3140架，两种机型虽有区别，但"梭端均有绳索，系于一滑车之上，以右手拉之，梭则即能返复往来，以织成纹布焉"[13](p28,42)。重庆在1928～1929年间，"铁木（机）合计，凡小厂三千，机数二万四千"[4](p97)。此外，改良织布机在一些中小城镇织布厂及乡村手织业中也得到了广泛使用，如1903年江苏常熟织布工场达31家，"合计31家之铁机、提花机、平面机总数当在3000部左右"[5](p666)。河北高阳手织业经济区1928年时已有铁轮机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9](p18)。后起的山东潍县手织业区在1915～1916年时仅有铁轮机500台左右，到1923年全县达到50000台以上。

丝织机的改良是从著名织绸产区杭州开始的。1911年杭州绸业公所董事金溶仲从日本输入新式丝织机，成为杭州"民间使用新式纹织机之嚆矢"。1912年，另一留学生朱光焘集资2万元创设杭州纬成公司，同时向日本引进仿法式手拉机10台，此后，杭州丝织业中改良机的使用越来越多，"迨民国元年，约有40台，二年末增至200台，三年末竟达700台，四年末乃越过1000台以上"。其它各主要手织业区也开始推广应用改良丝织机，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丝织区改良丝织机的使用情况如表1：

　　表1　近代主要丝织区改良丝织机应用情况简表

改良缫丝机在华南、四川、东北等主要蚕丝区得到了使用，如华南丝区，汽机未发明之前，主要使用手缫机，"只有手縆，其丝略粗，不过供土人纺织而已"。在汽机的影响下，出现了改良足机，最初被蚕农在家庭缫丝业中使用，"厥后渐有商人创设机多具，收购蚕茧，雇妇工缫之，更有集股公司，设置场所，购备足机百数十具，排列成行。"[5](p53)在四川，"为了使川丝适于外销，有些四川的制丝商已经很快地改变了缫车，这一点充分地说明了他们的企业精神。"[5](p90)据《三台县志》载，"从前县人缫丝，皆用大车，其质甚粗。清光绪中叶，邑人陈宛溪倡办小车缫细丝，初为足踏，继为扬返，仿而行之者，相继不绝，现各乡小厂林立。"1904年，东北地区有人"仿烟台的CANNAL式制丝机做了一件脚踏机器，开始制造大粹丝，这种事业遂引起了许多人的注目"，其结果，东北地区的安东、西丰、涨城、盖平、岫岩、凤凰城、开原等地，都建起了脚踏机的榨蚕工场[5](p315)。

机器修造业的前身铜、铁、锡器等业金属器皿的制作主要依靠各业匠人高超的手艺，凭借大锤、老虎钳、手摇钻、手挫等简陋工具，鸦片战争后，该业在原有手工工具的基础上引进或自制手摇车床、钻床，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如创建于1875年的建昌铜铁机器厂，资本仅200元，起初完全是打铁作坊，1880年左右，购进五尺老式车床1台，雇工手摇[11](p88-89)。戴聚源铁工厂原为铁铺，甲午战争后开始仿制轧花车，"1897年购进东洋新车床1台，价200元，当增雇车工1名，摇车床小工2人（时车床多系手摇，尚无动力）"[11](p171)。武汉周天顺机器厂的前身是历史悠久的周天顺炉坊，1896年自制了第一台长5尺的木式土车床，人工摇动，1898年又自制了2部钻床、1部刨床，并购进2部英国旧车床。从总体上看，我国旧式铜、铁、锡器作坊在向机器工厂过渡时，大多经历了手摇车床时代。

二

"石磨＋蒸汽机"技术模式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特殊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近代中国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与此相适应，手工业生产技术上也出现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过渡模式，最为典型的就是以蒸汽机带动的石磨。本文之所以将"石磨＋蒸汽机"作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契合的技术模式，是因为石磨是传统技术的象征，蒸汽机乃现代技术的同义语。当然，传统的手工工具并非仅限于石磨，蒸汽机也涵盖不了现代技术的完整意义，因此作为一种模式，这里泛指手工工具与现代技术的融合。

传统缫丝、磨粉、榨油等业中出现了"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旧式缫丝业技术落后，主要工具有缫车、竹磨、锅马、丝笼、缴竿、铁锅等，传统家庭缫丝多在土灶中以炭火加温煮茧索绪，"缫丝之法，以大锅盛清水，候其沸，加入荞灰汁，调匀，乃置茧于中，约煮半时，将茧翻转，再煮一二刻，视其茧软，壳外浮丝松散，则茧熟可缫矣"。这种煮茧方法温度难以控制，并容易造成生丝纤度不匀净的毛病，不适应近代机器丝织业的要求。最早对手缫丝煮茧技术加以改进的是陈启源，他在继昌隆缫丝厂安装了蒸汽机，其作用是，"一、用来发动抽水器向外涌吸水入厂；二、煮沸水，并将沸水透过汽管输送到各缫丝工作位去。尚未作过推动丝縆自动旋转的用途"[14](p786)。继陈启源后，广东顺德、新会、南海等地也出现了技术改进的缫丝工场，如顺德的缫丝工场"由炭火改为蒸汽热水，俨如汽机缫丝厂焉，其所不同者，惟缺乏机械与转动车轮缫丝，此无疑受汽机缫丝影响所致"[5](p53)。新会、南海等地涌现出了数百家手工缫丝厂，"其大厂有用八、九百工人者，大率以四、五百人为多"[5](p356)，并由炭火煮茧改用蒸汽锅炉热水，称"汽喉踩縆"[15](p909)。

旧式磨粉业的主要工具是石磨，上下两片，大小不一，厚度不同，家庭磨粉工具较小，以人力即可推动，俗称手推磨，作坊石磨较大，必须以牛、驴、骡等牲口为动力，称畜力磨坊，主要加工小麦、玉米、小米、高粱等粮食作物，加工能力的大小受到生物动力的限制，扩大规模只能依靠多喂养牲口，既不经济，又不卫生。因此，如何打破生物动力的瓶颈制约，成为磨坊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设立于1878年的天津贻来牟磨坊标志着旧式磨粉业技术变革的开始，"这家磨坊是用蒸汽机带动石磨，其他工作仍靠人力"[16](p8)。1902年的无锡保兴面粉厂也是以60匹马力的引擎带动四只法国链子石磨[17](p42)。据现有资料，在1878～1913年间开办的以蒸汽机带动石磨的机器磨坊约26家[16](p14-15)。1914年后随着民族机器工业仿制引擎和电力技术的普及，机器磨坊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如1930年，天津以磨杂粮为主的磨坊计208家，其动力使用情况如表2：

表2　天津208家磨坊动力变迁状况表[18]

表2说明，1925年的磨坊中畜力碾磨占所使用碾磨的43.9%，到193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5%，使用畜力的碾磨共22盘。畜力磨坊的存在并非由于磨粉业者的保守，"所以仍使用骡力者，非对电力之功用有所怀疑，实因此种牲畜不能得较好之利用也"[18]。正是由于电力磨坊的生产效率为业者所普遍接受，因此到1925年北京的旧式磨坊业中已经"装设电磨者闻有30余家，现（1926年）已增为50余家，且正在装设者亦有数家"[19]。在京、津两地的影响下，1926年保定也设立了福和火磨公司，该公司"资本2万元，工厂在保定南门外，动力亦用蒸汽石磨一具"[20]。根据现有材料的统计，从1878年至1936年，民族机器业经营的机器磨坊和简易小型面粉厂共136家[16]，加上天津以磨杂粮为主的电动磨坊，总数达到了368家，它们在技术上介于机器面粉厂和土磨坊之间，既不像早期面粉工厂那样以原动力带动钢磨，也不是像土磨坊那样以生物动力推动石磨，而是以原动力带动石磨，处于从土磨坊向大机器生产过渡的中间阶段。

传统榨油业的生产工艺更加复杂，但关键工序是碾磨、蒸煮和压榨，即将用于榨油的原料碾磨成碎粉后，入蒸锅蒸煮，然后倒入"榨"内，以木楔式方法压榨。如19世纪70年代一位西方旅行者所见汉口附近的榨棉籽油，"先用大石磨把棉籽碾碎（这种石磨直径大约5英尺，在一圆槽上转动，磨槽的中心有一木桩，木桩上连着一旋转磨石的杠杆，把杠杆的另一端系在牛的身上，取得动力），再把碾细了的棉籽装入粗麻袋内，放在一个大沸水锅上蒸过之后，再倒入榨油机的圆形模子里，榨出油来"[5]。广东梅录博茂村的榨花生油分为12道工序，所用工具与汉口附近的榨油坊稍异其趣，如将原料磨碎的石磨，"即普通磨麦之磨，惟磨齿略粗、孔略大，圆径5尺5，直径7尺，以漏斗堆花生于孔，使两工徐挽之"，然后将磨细的"纯米"入桶蒸煮，取出后打入"笊箍"，放进木槽加以压榨[21](p323)。旧式油坊这种细致的分工，为现代技术的局部利用提供了广泛的余地，既可革新压榨方法，也能以机器带动石磨，或用蒸汽加热取代传统炭火蒸煮。旧式油坊中移植现代技术的最早记载是营口的豆油坊业，1896年营口有旧式油坊30余家，不久，英商太古洋行设立了一新式油坊，用蒸汽机将黄豆压碎，以手推螺旋式铁榨榨油，"当时华商怡兴源（1899年）、东永茂（1901年）见新式榨油法之效率比旧式压榨油为大，亦相继改用新法。迄日俄战争，营口已有新式机器油坊4家，旧式油坊22家"[22](p649)。营口新式油坊的影响播及到了大连，天兴福业主邵乾一于1903年在大连设立了天兴福油坊，"以人工汽锅，人工轧油，双马拉压坯，分昼夜两班生产"[14](p732)。"1908年初计有厂坊8家，同年又陆续增设了10家，这10家厂坊所采用的是铁制螺旋式压榨机，而不是石磨，并用油力或蒸汽机代替了驴和骡子。"[22](p658-659)民国以来，局部改用现代技术的旧式油坊进一步增多，如辽宁安东，"华商旧式油坊，亦皆改良用机碾新法，向习旧法已属隐灭"[5](p378)。山东周村在1914年以前，"均为旧式木榨，磨豆工作，完全使用牛力，自民国13年（1924年）振兴油坊改用机器磨豆后，周村原有油坊，遂相率换用机器"。河北"扬柳青之油磨房，其一切设备虽皆旧式，然间有用较小之煤气机，或用电灯公司之电力者"[4](p172)。

机器带动石磨的技术也被引进到其它传统工业行业，如江苏武进的豆腐制作业，"自电厂兴，有以电力磨豆者，如张宏兴及东小河沿之姚宏兴皆是，以五匹马力之马达，运转石磨一座，每日以一小时磨豆两石，供一日制品之用"[4](p78)。又如武汉槽坊，开始都是以牲畜带动石磨，后来逐渐改用电磨，1927年以前用的是土灶，以后改进为锅炉。这些都表明了传统工业在"石磨＋蒸汽机"技术模式下的进步。

三

传统工业生产力的变革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

其一，为民族机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过去我们只强调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的竞争，而忽视了两者间的互补，事实上，两者间存在着多层面的互补，其中手工业与机器生产中具有关联性的行业在产品市场上构成互补，就与近代手工业生产工具的改良分不开，一方面，民族机器修造业对改良工具如轧花车、织布机、针织机等的仿造有利于旧式工具的改良，另一方面，改良手工工具的广泛使用反过来又扩大了民族机器修造业的产品市场，带动了民族机器修造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机器修造业开始仿制轧花车，最早为上海戴聚源铁铺，"随着轧花车的仿制，戴聚源铁铺亦逐步扩大发展成为铁工厂"[11](p171)。"1900年前后，国产轧花机的年产销量约二、三百部，1913年达二千余部。"[11](p177)产品市场的扩大促进了轧花车制造厂专业的形成，仅上海一地在1913年就有17家轧花机制造厂。针织机的仿造带动了针织机制造厂专业的出现，针织业是20世纪初年从国外传入的新兴手工业，其中以袜子为主要产品，最初使用进口德产手摇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货进口减少，民族机器业开始大批仿造手摇袜机，如上海邓顺昌机器厂，"生产袜机，每月经常在500台以上"[11](p185)，到1924年针织机制造厂增至39家，"袜机销路活跃，每年约有万台以上"[11](p340)。手织机器尤其是脚踏布机的大量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如天津织布机生产厂家最初只有少数几家仿造脚踏机，到1929年增至15家，产品主要行销高阳一带[13](p48)。上海民族机器业在一战前后几年开始仿制天津式和日本式脚踏铁木机，"织机制造厂有江德兴、宣东兴、东升、天利成、东华、泉兴昌、三星等数家；专营修配，不制造成台织机的复有一、二十家"[11](p270)。潍县新式手织业的兴起也带动了本地机器制造业的发展，该县"织布所用的织机，是铁轮木架的铁木机，又有脚踏式和手织式两种。……此种脚踏机每具价值七、八十元，大都是本地做的。潍县现有机器制造厂11家，每家制造织机七千台以上"[23](p130-131)。

手织工具的改良大大提高了手织业对机纱的消费量，据方显廷统计，1913年全国棉纱消费量中，手织机占97.31%，到1930年，虽然电力织机消纱量增长了，但手织机消纱量仍占到78.46%[24](p275)。另据严中平估计，1934至1935年，全国棉纱消费量578.7万公担，其中手织业消费318万公担，手织业占全国总消费量的55%[25](p265)。两项估计虽有所不同，但手织业消纱量占主导地位则确定无疑。这在客观上为民族纺纱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大生纱厂的发展是民族机器纺纱业得益于手织业进步的成功个案，"大生纱厂的诞生及其发展，是适应了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对于机纱日益增长的需要。当地农民之所以接受机纱，当初并非是作为廉价的消费品，而是作为价廉质优的原料。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大生纱厂简直可以说是与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共存共荣"[26](p65)。因此，可以说，手织机的改良及其对机纱需求量的急剧增长为民族机器修造业和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

其二，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区的发展。手工工具的改良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了手工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一批乡村手工业经济区的发展，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山东潍县，江苏通海手织布业经济区，浙江平湖、硖石手工针织业经济区的兴起，都离不开手工工具的进步。"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27]高阳和潍县区内改良织机的应用极大丰富了土布品种、提高了土布质量，高阳"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三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丝织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28]。潍县铁木机"能织白粗布、纹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色提花布、白细布等。"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人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29]。浙江平湖针织业经济区的出现得益于民族机器工业对手摇袜机的成功仿造。1910至1911年间，平湖商人"高姓见社会上需用洋袜日多，遂向上海购制袜机十余架……至民国元年，添购袜机数十架，设立光华袜厂"，由于销路好，利润高，到1926年左右，平湖城乡袜厂达30余家，"所有大小袜机，现在约近万架"[30]。因此，没有手工工具的进步，上述若干手工业经济区的出现和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三，有利于传统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丰富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的选择。生产工具的改良、"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是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技术，改良的生产工具虽然仍使用人力为动力，但却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加深了业主对先进技术的认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利用原动力。"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是在传统技术基础上嫁接现代技术的尝试，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石磨"也可能转化为"钢磨"，这一时期的资金积累和技术积累对传统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转化是十分必要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机器修造、手工棉织、丝织、针织等业便出现了向大机器工业的过渡。据调查，1929年天津机器修造业中以制造织布机为主要业务的15家工场中，"计有8家，已渐次利用电力，其马力约自3至8之间"[13](p47)。上海民族机器修造业中有一批场坊经过手摇车床时代后开始使用原动力，到1920年114户机器厂中改用原动力的企业共81家，占总户数的70%，具体情况如表3：(略)

使用铁木脚踏机的手工棉织工场也逐步向大机器生产转化，如1929年的常州织布业中，"纯系铁机者，惟大纶、利源，广益则铁机与铁木机混合皆用。振兴、永成则专用铁木混合机，此皆专用电力汽力为原动力……余如东定乡之大文、西定乡之协源、政成乡之益勤，亦皆为铁木棍合机，原动力均用电力，协源则兼理浆纱营业。大势所趋，原动力之用人力者，将尽改为电力汽力矣"。据1931年对上海的调查，"有普通机制洋式布厂主48家，以木架铁机为主要设备，每家十余架至一百数十架不等，而以30架至40架为最普通，其中用人力者半，用电力者半"[31](p94)。又据南京国民政府1934年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北、山西等七省一市小规模染织厂的调查结果，计415家工场，共使用电力织布机11208台，手织机11886台[25](p301)。

手工丝织业集中的杭州等地在1920年代前后伴随着向机器生产的过渡而重新焕发生机。如民元设立的杭州纬成公司，最初从日本引进手拉机10台，至1920年手拉机增至300台，1926年购置电力丝织机13台，开始向动力丝织厂转化。虎林公司于1914年开业时也是仅有手拉机10台，至1920年发展到200台，1924年开始添制电力丝织机24台[32](p143～146)。这些丝织厂尚未完全过渡到机器工厂，大多是手拉机与电力丝织机并存。1927年，杭州丝织业中共有木机1000余台，手拉机6000多台，电力机3000多台，到1936年，电力丝织机增长到6200台，手拉机下降到800台，木机减至500台[33](p186)。电力机在丝织业设备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尚未完全取代手工织机，依然处于由旧到新的过渡状态。苏州也出现了手工丝织业向机器丝织业的过渡，如创办于1920年的东吴丝织厂，起初生产设备只有20台铁木手拉机，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步淘汰了手拉机，改换"武林"式铁木合制电力织机。从1929年开始，两年间增加了电力机34台，同时酌留手拉机若干，备作传统产品的生产[34](p101～104)。手工丝织业较为发达的其它城镇如湖州、盛泽、宁波、安东等地也开始了向机器生产的转化。针织业中也出现了手摇袜机与电力袜机并用或"织袜全用人力，其它工作则辅以电机"的过渡现象[31](p66)。

传统工业生产力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积极效应，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问题。过去学术界对直接引进外国机器建立现代工业的移植型道路研究较多，对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过渡转化注意不够，这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移植型的工业化之路虽是近代中国无法选择的选择，它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也确实起主导作用，但是，移植进来的工业文明（包括外资在华企业）对传统工业主要采取一种摧毁式的取代，而其自身的能量又无法完全吸纳失业的传统工业工人，从而遭到手工业者的抵抗，同时民族机器工业又由于遭受外资在华企业的特权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利用传统工业的劳动成本优势，使得移植型工业文明的扩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传统工业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还会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存在，移植的工业文明难以一下子全面代替工业生产中的手工方式，而只要手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没变，中国就不可能到达现代化的彼岸。因此，近代中国在移植型的工业化道路之外，还必须对传统工业进行嫁接改造，走嫁接型的工业化之路，即近代中国工业化应是一条二元工业化道路的结合，深入的探讨已不是本文的旨趣，对此，笔者将有另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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