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希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上，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推进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的重要环节。过去研究洋务运动着重在外国侵略势力如何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至于传教士在洋务运动中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则甚少涉及。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一初探，以求教于史学界。

基督教进入中国和上层传教路线的形成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工业革命使欧美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它们迫切需要获得新的商品市场，于是便掀起了攫取海外殖民地的热潮。与此同时，欧美资本主义为了从思想上麻痹殖民地人民，它们又掀起了“兴奋布道运动”。英国是最早向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国家，很早就开始利用基督教从事文化侵略活动。1798年，英国牧师们把圣经译成中文；1801年，伦敦海外布道会讨论到中国传教的问题；1807年，伦敦布道会派出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达广州；至1832年，伦敦布道会曾先后派出五名传教士前往中国。

　　美国是当时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的国家，英国海外布道活动的发展很快在美国产生影响。1810年美国各教派海外布道会成立后，美国商人就用鸦片走私船运送传教士来华。183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Bridgman）到达广州。1834年，该会派出第一个医务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来华。此外，派出传教士到中国的还有浸礼会、基督教圣公宗教会、长老会等。然而，由于当时清政府执行严厉的禁教政策，大多数传教士不能进入中国本土，只好滞留在澳门、马六甲和新加坡一带；少数潜入广州的传教士，如马礼逊、裨治文和伯驾等，也只能以商行雇员身份作掩护，不能公开从事布道。在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最初二十五年中，总共只发展了十名教徒。

　　传教士迫切希望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这种愿望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得到了实现。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以及1847年中英续约都给予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的权利（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第54、62页）；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居住和自由传教，并规定教徒受法律保护（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第95、97、98、107、147页）。自此以后，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1858年，新教来华传教士81人，1864年增至189人，1876年又增至473人（注： 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1929,第405—406页）。随着在华传教势力的增长，教徒人数的增加，教会也开始发展；但传教成绩若和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播相比，则远远不如。

　　1842至1865年（约相当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二十三年中，基督教徒增加两千人；从1584至1610年，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的二十六年中（天主教1583年由耶稣会士利玛窦传入中国）天主教徒增加约两千五百人。传教初期两者教徒增加大体相等。取得内地传教权后，自1865至1889年的二十四年中，基督教徒增至三万五千人，平均每年增加不到一千五百人；天主教徒自1636年后迅速增多，从1636年至1664年，二十八年中增加二十一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七千人（注：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60、67页）。基督教与天主教两者教徒的增长率为什么相差那么大呢？

　　传教士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上层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影响和控制。杨格菲（Griffith John）说：“尽管偶像的影响对于一般人来说显而易见，儒学的影响却比这个要深远得多，它深深地渗入他们的心灵，纠缠住他们的思想和灵魂，牢牢地把他们□住。”（注： Paul A.Cohen“China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Harvard,1963，第80页）当时一个中国士人也对杨格菲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宁肯跟他（孔子）进地狱，不会随耶稣上天堂。”（注： Paul A.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Harvard,1963，第80页）因此，传教士确认，要扩大在华教务，非得“把儒学这个梦魇清除”，不然传教“对于中国毫无希望”（注： Paul A.Cohen“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Harvard,1963，第80页）。要清除儒学的影响，最好的办法是使上层社会的人入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Fimothy Richard）1870年来华传教，经过几年漫游，得出结论说：“播道方法，从官绅入手，是自上而下，　感力及人，或更容易，如水自上下流，较比使水上流，为势自顺。”于是“决定先引领上等人入道。”（注：苏慧廉《李提摩太传》，见《国外布道英雄集》（六），第34页）

　　促使传教士走上层传教路线的，还有消除“教案”的需要。1859年，一个传教士记述他在五十年代见过四十起“迫害事件”（传教士对中国人民反教斗争的诬蔑说法）。六十年代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各地“教案”更有增无已。反洋教斗争从本质上说，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一种斗争形式，但在九十年代以前，这些反教活动大多有士绅混迹其间，并起鼓动作用；地方官府对有士绅参与的反教活动往往也睁一眼闭一眼。究其原因，基督教入侵中国，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儒学是一种挑战；不平等条约规定传教士的特权，对士绅和官府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来说，也是一种威胁。因而士绅对教会普遍持反对态度。《中西纪事》引清初杨光先反教言论说：“（杨光先）言中国宁可无好历法，不可有西洋人……其言孟子之拒杨墨，恐人至于无父无君。今天主之为教，恐人至于有父有君，可谓辞严而义正矣。”（注：《皇朝经世文续篇》第111卷，《猾夏之渐》。）士绅们对基督教的仇视，常常通过应试的士子强烈表现出来。每逢科举考试的时候，各省会和大都市最易发生反教活动，六十年代较大的“教案”，如1861年“江楚教案”，1865年衡州、四川教案，1868年扬州教案，1869年安庆和庐陵教案等等，无不与士子的发动有关。考期来临，传教士都很担心他们可能遭到的风险。1869年12月，内地会的波耶小姐（Miss Bowyer）在信中写道：“我求你祈祷我们在明年得到指点，那时会有六万士人来南京应试。我们的住所离他们聚集的地方很近……要知道上帝能保佑就好了。”（注： Paul A.Cohen“China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Harvard,1963，第105页）为了防止“教案”的发生，传教士很注意对教案原因的分析。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一篇专论“教案”的文章中说，“江楚教案”之类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中国高级官员中有像沈葆桢这样的人“要预先采取措施防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而“士绅阶层不能和官僚阶层分开，事实上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来自士绅阶层。”（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1890，第580页）丁韪良（W．A．P．Martin）也说：“一般人员很容易对付，除非他们受到官僚阶层的煽动；而中国的统治者却真的，或曾经真的如此。”（注： 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or China,South and North,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New York,1896,第449页）李提摩太说得更直接了当：“在中国传教工作的一个极大障碍是官僚、士绅和知识界对基督教的敌意。”（注：“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Shanghai,1896，第307页）传教士因此得出结论，防止“教案”发生的办法是走上层传教路线。李提摩太说：“中国人民的特性是极其顺从统治者的意见……如果统治者反对基督教，（对教会的）怀疑就会丛生，如果统治者赞成基督教，各阶层也会表现出友善和关心。”他还说：“一旦上流社会被我们沟通，启蒙采取了友谊态度……那给传教事业带来极大危害、不断造成反对力量的骚扰也将消失。”（注：“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Shanghai,1896，第307页）

　　可见，无论从扩大教务和防止“教案”来看，传教士们都一致认为，应在上层社会中传教。那么，在上层社会中传教采取什么方法呢？他们认为：“唯有广泛传播知识”（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1890，第577页），才是“医治莫明其妙的仇恨的唯一有效方法。这种仇恨集中在某些地方，使有社会影响的阶层不让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城市。”（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1890，第577页）所以“需要更多的科学、更多的报纸和更多的书籍，需要更多的公共演讲和科学仪器……不但要强调宗教，而且要强调健全的政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简明真理。”（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1890，第577页）这实际上指明了当传教重点转移到社会上层以后，传统的“宣讲福音”的传教方法应由科学布道和文化布道作先导。

传教士介绍西学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官僚、士大夫逐渐改变轻视科学技术的观点，西学知识开始在上层社会受到欢迎。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密切注意这种变化，他们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机会。威廉臣（A．Milliamson）说，中国这个“巨人”开始“从沉睡中醒来……但不知如何行动”，正在“四顾寻求指导”（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7,1877”,Thanghai,1878，第59页）。狄考文（C．M．Wateer）说：“由于上帝的旨意，西方科学在中国已经获得巨大声誉……上层阶级许多人都渴望知道外国科学的情况……由于科学的传播，他们（传教士）会被当作老师和西方新科学的阐述者。”（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7,1877”,Thanghai,1878，第178页）因此他们认为：传教士“不仅要培养传道师和福音师，而且要教育出教师、工程师、检查员、商人、艺术家等等。”（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7,1877”,Thanghai,1878，第177页）一句话，他们要以“赞助”洋务为幌子，争取和控制上层阶级，从而达到“基督教化”整个中国的目的。

　　于是，几乎与清政府的“洋务热”同时，传教士中间掀起了一股“介绍西学热”。传教士们既办学校，又编书刊，不少传教士在宣传教义的同时，还进入清政府的“新政”机关“效劳”。

　　一、办教育。传教士在洋务运动中的重要活动之一是办教育。当洋务派震惊于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创设京师同文馆、福建水师学堂等培养洋务人才的时候，传教士一反常态，改变过去教会学校纯粹训练和教育教徒的做法，开始创办“高级学校”。1864年，狄考文首先改登州教会学校为“高级学校”；1879年，宁波长老会开办高级学校；1885年，巴伯（W．T．A．Barber）在武昌开办高级学校，“专门为官僚和富家子弟提供西式教育”（注： 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1929,第446页）。1885年，李提摩太建议所有在华传教团体合作，在各省会、首先是沿海各省会建立一所高等学校。据统计，1877年新教各类学校达463所，学生总数达5917人，1889年学生总数增加到16，836人（注： 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1929,第442页）。

　　除办教会学校外，传教士还纷纷进入清政府创立的洋务学堂任教。丁韪良1868年由赫德（Rober Hart）介绍到京师同文馆当英文教习，不久升任总教习。教习是假，传教是真。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二十多年中，无视总理衙门关于禁止在同文馆讲授基督教的规定，经常向学生传授宗教，并“要求教习们在课堂上讲课时不要漏掉这个内容”（注： 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or China,South and North,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New York,1896,第325页）。因此尽管馆内开有英文和其他西学课程，学生毕业出来，西学知识却很贫乏。同文馆如此，其他传教士主持和控制的学校也是如此。

　　二、译西书。传教士热衷于编译西书，借介绍西学贩卖神学。当时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成必然之势，传教士认为，与其让中国人自已去掌握西学，不如由传教士来“指导”。1868年，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lyer）趁江南制造局总办在上海物色“能译西书之西士”的机会钻进了制造局；接着，林乐知（YonugJ．AIln）、玛高温（John MacGowan）、伟烈亚力（AIexander MyIie）等传教士也先后进入制造局，参加译书工作。在傅兰雅控制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译书中心。从1868年开始译书至1879年6月止，共出版所译西书98种，已译成而未刊者45种，尚未译成者13种，销售达31，111部。（注：付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见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其中仅傅兰雅所译的就有34种，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各个方面。传教士因译书而受到清政府嘉奖：傅兰雅赐三品衔，林乐知赐四品衔。

　　除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外，京师同文馆的译书工作也受传教士控制。此外，传教士还创办了墨海书馆，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和广学会等编译出版机构，大量编写教科书和各种西学书箱。尽管传教士编译的西书大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但宗教色彩却十分鲜明。如伟烈亚力翻译《谈天》一书，他在序中说：“夫造物之主全智、巨力，大至无外，小至无内，罔不莅临，罔不鉴察，故人虽至微，无时不蒙其恩泽……余与李君（善兰）同译是书，欲令人知道造物主之大能，尤欲令人远察天空，因之近察己躬，谨谨焉修身事天，无失秉彝，以上答宏恩，则善矣。”（注：《谈天·序》，转引自何兆武《广学会的西学与维新派》，见《历史研究》（64，4））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到了传教士手里，竟变成上帝创世说的“论据”。传教士波特永（BaIduin）也承认，当时传教士翻译的各种非宗教书籍“其中许多都含有大量的基督教内容和观点……甚至关于枪炮操作之类的书籍也不例外。”（注：“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10-27,1877”,Thanghai,1878，第209页）

　　三、出版书刊。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就把刊物作为布道的重要工具。六、七十年代以后，传教士对教会刊物从内容上作了较大改革。传教士玛卡雷·布朗宜说：“单纯的传教工作，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因为传教士在各方面都要受到无知官吏们的阻挠。学校可能消灭这种无知，但在一个短时期内，在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少数基督教学校能干出什么？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注：广学会编《没有更迅速的道路》，转引自卿汝辑《美国侵华史》（二））

　　在洋务运动中，传教士创办的刊物日渐增多，影响也越来越大。据统计，1877年有刊物7种，1890年增至13种，到1895年更增至76种。而报纸“十之六系教会报，……现在出者28种，内有15种系教会报。”（注：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1895），见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其中影响较大者有《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和《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于1872年在北京创办，是最早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教会刊物。丁韪良、艾约瑟等传教士在此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谈论西方的工业情况、制造技艺和地理知识，并建议中国创办机器工业、开矿、兴交通、造轮船等。1875年《中西闻见录》停刊后，傅兰雅又在上海创办《格致汇编》，广泛介绍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古生物学、地理学、动植物学和医学等等。与此同时，林乐知也在1874年改《教会新闻》为《万国公报》，该报除介绍自然科学和其他西学知识，还登载中外时事新闻，发表评论中国时政、建议“改革”的文字，如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Thoms F·Wade）的《新仪略论》等。九十年代以后，《万国公报》政治宣传的色彩更加强烈，鼓吹中国“改革”、“变法”的文章大大增加，成为当时影响社会舆论最有力的刊物之一。然而，无论是为西方推销商品、扩大市场作广告的《中西闻见录》，还是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格致汇编》，以及介绍西学和议论时政兼而有之的《万国公报》，其目的是共同的，即千方百计地消除中国人对外国侵略的反抗情绪，妄图用基督教征服中国。

　　四、其他活动。除了办学校、译西书和出版报刊外，传教士还通过创立博物馆、学会和在官僚中游说的活动来介绍西学。如济南的广智院，“陈列各种禽兽、水产、矿石及制造一切标本、声光电化各科学试验物品，颇为完善。”（注：李浚之《东隅琐记》，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358页）格致书院“拟成一会，或一读书室，俾华人得以博览，翻译西书、西报，议论新事。”（注：徐润《上海杂记》，见丛刊《洋务运动》（八），第341页）至于在官僚中游说，以李提摩太最为突出。七十年代后期他利用在山西一带“赈灾”的机会结识了当地巡抚和其他官员，从此就以“科学家”的面目游说于山西上层社会。有三年时间，他每月给山西的官僚和士绅作“科学演讲”。以后，他又向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等封疆大吏上奏“改革”意见，由此博得“改革家”的声誉，受到清政府重视，为他日后进一步向朝廷王公大臣游说奠下了基础。

传教士“赞助”洋务运动的后果和影响

　　传教士介绍西学，逐渐改变了上层社会对基督教的看法。左宗棠一度以反教著称，七十年代末他平定伊犁叛乱返回北京，途经太原时，李提摩太拜访了他，并送他一幅世界历史图表，从此二人结成了友谊。李鸿章和张之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基督教都不友好，后来也被李提摩太“科学家”、“改革家”的外衣所迷惑。1890年，李鸿章邀请李提摩太到天津主编《时报》，九十年代以后张之洞对广学会的活动也予以支持，“湖广总督张之洞捐银一千两，山东聂道台和中国轮船招商局总办捐八百两。”（注： Timoshy Richard“Forty-five years in China”,New York,1916,第162页）随后，地方官府对教会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895年，江宁府（南京）发布保护教会的文告。

　　从上可知，传教士介绍西学，“赞助”洋务，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活动改善了传教士在一部分官僚、士绅心目中的形象，为殖民地奴化思想和基督教思想进入中国社会上层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一过程，正反映了洋务运动中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基础开始形成之时，上层建筑中帝国主义文化也开始和中国封建文化结成同盟。

　　然而，随着帝国主义对华政治、经济侵略的加剧，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另一种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改良思想的形式和发展。当改良主义思想在洋务运动的母胎中孕育和形成的时候，它也从传教士传播的西学中汲取了养料。在传统封建儒家思想禁锢的情况下，当时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尽管内容十分浅陋，对于不满足于“药方只贩古医丹”的人们来说，不啻是一勺清泉，给他们以新的启示。王韬二十二岁应麦都斯（W·H·Medhurt）之聘，在墨海书馆任中文编辑，达十三年之久。三十四岁后又在香港和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长期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这期间曾和理雅各一道去过英国。1873年，他创办《循环日报》，开始发表变法文章，1884年受傅兰雅之聘，任格致书院山长后，继续鼓吹变法。另一著名维新人物郑观应与传教士的关系也很密切，他早年在英华书院向傅兰雅求教。1862年著《救世揭要》，1893年改名《盛世危言》出版，其思想和著述，明显地受到了教会思想的影响。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形成于八十年代，也大量地从传教士所传播的自然科学中吸取养料。梁启超谈到其师1882年学习西学的经过说：“（康有为）得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源，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书，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学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注：梁启超《康有为传》，见丛刊《戊戌变法》（四），第9页）然而正是这些全新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对这位满怀爱国之心的青年士子发生了奇异的影响。康有为“自始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16页）那时他才二十四岁。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对康有为思想影响最大的有四方面：一、天文学，天体力学；二物理学（尤其是有关电、磁、热、光等学说）；三、地质古生物学；四、数学。他接受了哥白尼和牛顿的天体力学知识，从而“尽破藩篱而悟彻诸天”（注：康有为《诸天讲》第2卷）；他根据物理学上热、电、磁、以太等概念，悟出“物物有神性，人人有不忍之心”（注：参见邝柏林《康有为的哲学思想》，第58—62页）的道理；他利用地质古生物学的变易进化和天文学方面的天体演化知识，推演出“后此大同之世，复有三统”（注：参见邝柏林《康有为的哲学思想》，第114页）的学说。他认为“西法则以几何原本为入门”（注：康有为《桂学答问》，第22页），二十八岁即“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18页）传教士介绍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不仅有助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变法理论体系的形成，直到维新运动时期，还受到维新人士的重视，被列为培养变法人才的必修课程。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任教习时，就将洋务运动时期传教士编译的《谈天》、《地学浅说》《格致汇编》等列为学生必读的“专精之书”（注：梁启超《时务学堂学约·读书分月课程表附》，见《长光学记》。）。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教士“赞助”洋务，并不希望中国真正的“富强”，而是借此改变中国人的“仇外”心理。他们手中的西学，只是宣扬基督教的外衣，这与以后维新派为救亡图存而大力提倡西学，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然而，正如改良思想曾由洋务运动所脱胎而又超越了洋务派，维新派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利用了传教士介绍的西学知识，却抛弃了他们的基督教说教。在基督教不断对华扩张的情况下，维新派针锋相对地提出立孔教为国教，尊孔子为教主，来与基督教势力相抗衡。传教士试图通过赞助洋务和介绍西学来基督教化中国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到头来却促成了中国维新思想的觉醒。这就是传教士们始料所未及的——历史运动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