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泰

    最近笔者有机会到南京，听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设在南京，专门保存和研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已经把有关“二·二八”事变的档案整理出来，便抽空去借阅。

    1974年，笔者在台北从头到尾参加了“二·二八”斗争，是事件的目击者和幸存者。笔者看了这些档案以后发现，许多带关键性的反映真实情况的档案，要么被国民党带走，要么干脆就没有；相反地为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辩护的歪曲事实的档案倒比比皆是。但不管国民党如何掩盖，经过比较、分析和去伪存真，还是可以探寻真相来。为了便于读者研究和分析这部分档案，我愿意结合亲身经历，提出些重要问题和线索，供读者参考。如对“二·二八”的平反有所帮助则幸甚

    第一，“二·二八”是怎么发生的?

    无论是杨亮功、何汉文的报告或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报告，都突出强调两个原因，一是台湾民众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很深，祖国观念薄弱；一是“共党的乘机煽动”，甚至说“奸党于发动之前早有相当准备”。这些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如果说台湾民众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很深，祖国观念薄弱，那么光复当初，台湾民众万人空巷，箪食壶浆迎接“国军”的那种空前热烈的场面又作何解释?当时家家户户都焚香告慰祖先的动人情景，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至于“奸党于发动之前早有相当准备”这一点，在档案中以及其它任何方面材料中都找不出根据，因此这是子虚乌有。杨亮功、何汉文的报告也承认，当时“共党人数甚少，亦无控制全局的力量”。这个估计倒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上述两个报告中均提到谢雪、红、林日高、潘钦信、苏新、王万得、张道福等日据时期共产党人的名字，似乎这样就可以证明是共产党在煽动，但这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懂得台湾历史的人都知道，日据时期的台共叫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早已在三十年代初被日本警察彻底破坏，后来再也没有重建过。“二·二八”时，他们都不是中共党员，都是非党人士。至于报告中所指的台湾省工作指导团、中共东南区第七联络站、闽台政治组、台湾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所谓中共非法组织，根本就不存在，都是有意捏造出来的。

    上述两个原因都不能成立，“二·二八”发生的真正原因只有到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中去寻找。杨亮功、何汉文的报告中提到物价高涨与失业增加之影响、政府统治政策之失当、一部分公务员贪污失职及能力薄弱之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情况。但均轻描淡写，实际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二·二八”之所以发生并非偶然。台湾社会危机已酝酿已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有1946年1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抄送给行政院的《台湾现状报告书》，这个报告写于“二·二八”前一年多。报告书一开头就强调：“自日寇投降，台湾得以收复后，台胞欢喜情绪特别深刻，感谢祖国再造之恩，尤为热切，故拥护政府无微不至。最近热情渐转冷淡，由热烈欢迎而冷眼旁观。此间变化，值得祖国注意，设法补救，以免贻患将来。”这个报告书中提到“物价蒸蒸日上，公定米价已涨七倍，肉价亦涨四十倍以上”，“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顾人民福利，连日人留予台胞谋生之商业亦剥夺净尽，比使台胞感觉祖国之剥削有甚于日寇”，“百业停顿凋落，失业工人已在二十万人左右”，“农村破产农民生活堪虑”，“海内外台胞救济刻不容缓”。这个报告书的结语写道：“以上所举各点，仅属台湾之一端，若任其自然演变，将来之结果诚不堪设想”。可以说，这个报告书相当深刻地反映了台湾社会的危机，并预先警告了“将来之结果不堪设想”。这个报告书还郑重其事地由行政院批给内政部、财政部、司法行政部、经济部等部长及善后救济总署核复。

    当然，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的本质不会因为一件报告送到行政院而改变。台湾的国民党官僚贪污腐败、欺压百姓愈演愈烈。到了“二·二八”前夕，发生了著名的贸易局长于百溪、专卖局长任维钧、台北县长陆桂祥的大贪污案。于百溪和任维钧案发后仍逍遥法外，陆桂祥的台北县政府在追查前夕发生“快火”，所有贪污证据都毁于一旦。见此情形，群情激愤，舆论大哗。这时，国民党反人民的内战引起猛烈的通货膨胀，上海的经济危机迅速影响到台湾。台湾物价直线上升，失业者越来越多。号称米仓的台湾竟闹起了粮荒，各地发生抢米风潮。因断炊而全家自杀的事件时有所闻。“二·二八”之前在台湾采访的南京、上海的记者，对于这种危险情况已经作了如实报道，惊呼：“春天到了，台湾百病齐发”，“随时可以发生暴动的台湾局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里有张琴、杨风等人写的报道的剪报材料，都说明了台湾已到民怨沸腾，一触即发的地步。这是发生“二·二八”的基本原因。忽视了这一点或模糊这一点，“二·二八”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

    “二·二八”的导火线是由一批专卖局的缉私警察打昏售烟摊贩林江迈老妪，在逃跑中枪杀路人陈文溪而点燃起来的。愤怒的群众涌至警察局和宪兵队要求交出肇事警员予以惩办。关于这一点各方面的材料都是一致的。但是，杨亮功、何汉文的报告紧接着提到“结果将叶德根等六人送宪兵队看管，旋即转解台北地方法院讯办”。这个提法是很有问题的。这在当时是没有任何官员交代，也没有任何人证实的。群众在宪兵队门前整整等了一个晚上。如果当时有负责的官员出来表示道歉，表示已经移送法院，一定要严办，事情也就不至于闹的那么大。正因为国民党当局采取敷衍群众的态度，方有第二天即2月28日群众的大规模请愿游行。群众向长官公署的请愿本来是和平的，群众虽然很气愤，但无非是要求严办肇事的凶手。当时群众的队伍尚未越过长官公署前十字路口的圆盘，离长官公署尚有一、二百米之远，卫兵事先没有发出警告即从长官公署阳台上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扫射。群众当场死伤数十名，这是对群众的怒火火上加油。愤怒的群众占领了电台，登高一呼，全台湾各地的民众就纷纷起来响应了。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国民党方面的档案极力掩盖和歪曲这一事实，甚至说，“暴徒冲进了长官公署，卫兵方被迫开枪”，这是别有用心的。当时在场的人现在在北京就有三位，都可以证明当时的实际情况。

    “二·二八”当天下午，长官公署宣布戒严，入夜即到处枪杀路上行人。第二天，国民党军宪又在市内各处向群众射击挑衅。下午在北门铁路局附近向群众猛烈扫射，打死数十名。笔者当时在延平北路目睹这些被害群众的尸体装在几辆卡车上被运走的场面，其惨状实不忍睹。台湾当局不但不采取措施来缓解群众情绪，反而不断枪杀群众，进行挑衅。所有这些都是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并促使群众自己起来武装自卫的原因。

    “二·二八”是群众自发的，事先并没有任何人策划，是官逼民反，正义在台湾人民方面。这一点必须肯定，否则“二·二八”就无从平反。

    第二，外省人受到台湾民众殴打及物质损失问题。

    台湾民众最痛恨的是吸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这些贪官污吏都是来自外省，因此当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一时情绪冲动，在惩罚贪官污吏的同时，也误打了一般外省籍公教人员。台湾民众自己也认识到这一错误，很快加以制止了。许多外省籍公教人员、商人、学生都受到台湾同胞的保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不少档案都说明了这一情况。如台北招商局人员受到公寓负责人庄梁材的细心保护和照料；台北盐业办事处人员受到台籍员工的保护；中国石油公司驻台北人员受台省同仁维护等等。从杨亮功报告附件中，还可以看出，外省公教人员死亡人数很少，除台北市死33人，基隆市死4人，台中市因伤死4人，嘉义市死1人，高雄市死3人，屏东市死1人，台东县死1人外，台北县、新竹市、彰化市、台南市、台南县、花莲县、澎湖县的外省同胞均无一死亡。

    关于外省公教人员物质损失报告附件中申报数字大得惊人。对于此事，台湾军方出的《正气月刊》47第二卷第二期刊登了署名游客的“台变别记”中有如下的叙述：“外省公教人员在这次台变中受损失的很多。但报告损失价值数字的不完全是事实，损失了数十万的也只能(领)六万，损失不到一万或不到一千元的甚至并无损失的也可以报六万。主管人自然无暇也无法去确实调查究竟损失若干，只好一律准予证明申报……”。这一段叙述很值得深思。

    第三，台湾人民在“二·二八”中的政治诉求问题。

    台湾人民在“二·二八”中的政治诉求集中地表达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处理大纲特别是三十二条要求中。这些诉求归纳起来无非是反对贪污腐败，反对滥用军权，反对对台籍公教人员的歧视和差别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实现民主和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权利。这些要求是根据当时台湾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并没有超出地方自治的范畴。但是长官公署的报告，却把它歪曲为“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而独立”。杨亮功、何汉文的报告也说：“此项大纲提出后，不仅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范围，且其叛国阴谋已昭然若揭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笔者在“二·二八”期间一直在台北，没有看过听过要求独立的口号。事后走遍了许多城市和乡村，也没有听过独立的诉求。此次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材料。长官公署新闻室编印的小册子封底有几张似是而非的标语的照片，仔细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台湾同胞写的，而是国民党当局为了栽赃而制造出来的。相反地，笔者发现了不少“二·二八”是爱国运动的证据。例如高雄学生军的传单一再地强调：“我们是绝对没有忘记爱祖国”“我们绝对没有忘记爱祖国精神”、“打倒腐败官僚、建立民主政治”。又如“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3月6日告全国同胞书说：“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大家拿出爱国热诚来，和我们共同推进，我们很诚恳地欢迎各省同胞的帮忙协助”。所有这些，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第四，国民党当局施行缓兵之计及大屠杀责任问题。

    陈仪在“二·二八”事变之初，在台北使用军警进行了镇压，但兵力单薄压不下去，乃改而采取笑脸政策，允许成立处理委员会，并由长官公署派人参加，对处理委员会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一概照单接受，但到了3月7日即翻了脸，把一切诺言推翻。3月8日晚由大陆派去的21军及福州宪兵营一到达，大镇压、大屠杀就开始了。显然，国民党政府施用了缓兵之计，但在过去很长时间，人们不了解其真相。几年前，笔者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出版的《二·二八起义资料集》上集中发现何汉文登载于《湖南文史资料》第四辑的《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一文，方解开了这个谜。何汉文在文中写道：“二·二八”起义开始爆发时，陈仪以为问题不大，所以在他最初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由于市民与经济警察之误会，发生冲突，虽有少数奸徒，乘机滋事，致有死伤，旋即平息。”到3月2号，他看到群众起义斗争已如火燎原，席卷全省，才慌了手脚，把事变的酿成说是由于“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气”。……蒋介石……为了抢救(台湾)这块肥肉，立刻抽调21军的两师军队和驻福州的一个宪兵团限期开赴台湾，执行军事镇压(见该集182页)何汉文当时是监察院监察委员，由该院于右任院长加派参加杨亮功的调查。他是了解内幕。该资料集186页何聘如的文章完全印证了何汉文的上述叙述。何聘如写道：1947年3月3日早饭后，我(时任国民党21军副官处长，军部驻江苏昆山)刚走进副官处的办公室，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一听，原来是参谋长江崇林叫我马上到军长办公室去开会，走进军长刘雨卿的办公室……大家围着会议桌坐下后，参谋长即宣布开会。军长手里拿着电稿纸，对大家宣读：“奉主席蒋电令”，大家照例一挺胸，军长接着念道：“(一)台湾乱民暴动；(二)该军全部开台平乱；(三)军部及直属营连和146师即日在吴淞上船直开基隆，145师在连云港集结候轮开高雄，并限3月8日以前到达；(四)该军到台后归陈长官指挥”。由此可见，叫21军开赴台湾实行军事镇压的命令是蒋介石在3月3日晨之前下的。蒋介石的这道命令，陈仪当然会马上收到。所以，缓兵之计是蒋介石和陈仪共同演出的。殊不知，蒋介石的命令和缓兵之计，害死了多少台湾民众!蒋介石和陈仪一样，血腥镇压“二·二八”民众的罪责是难于逃脱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有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同陈仪之间的来往密电原件7件。如徐学禹在3月2日就给陈仪发电有所献策。3月5日徐学禹以极机密电告陈仪：“奉令由局派海辰及103号登陆艇装在沪21师师部及宪兵一团共4000人约佳(九)日到基。另派102号登陆艇去 载宪兵600人约真(十一)日到基”。3月6日徐学禹又以极机密电向陈仪建议：“可密请中央电令从严究办，俟海辰部队到后……随即渐取镇压态度……”。陈仪在3月9日给徐学禹的密电中说：“奉主席寅齐防创耳电开：兹着21师之145旅海运台湾……等国，何日由沪起运，输送计划如何，祈告电示”。

    招商局的这些密电原件是研究国民党如何部署镇压“二·二八”的极宝贵材料。循此线案，应当可以从台湾当局的档案中找出更多的相关历史档案。台湾当局公布这些档案有助于澄清事实，分清责任，卸下历史包袱。

    第五，国民党军大屠杀的惨状和台湾民众牺牲人数。

    这是“二·二八”的核心问题，今天国民党要对“二·二八”进行平反就应当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这方面的材料可说付之阙如。台北的大屠杀是3月8日晚上开始的。当时笔者同周青两人走在延平北路马路上，忽然从背后响起了枪声，回首一看一队国民党兵已近在眼前，正发狂似地向行人开枪，笔者同周青急忙躲进一家旅馆才得幸免。我们俩很清楚地看到领着士兵往前走的正是国民党省党部宣传处长林紫贵。这说明，在“二·二八”前和“二·二八”中与陈仪有矛盾的CC和军统已经合流共同镇压台湾人民了。此后，白色恐怖持续了三天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是持续了一周。这期间，马路上根本无法行走，笔者一直躲在朋友家里不能回家。等到一周后能出来回家时，笔者见到一路上都有盖着席子的牺牲者的尸体，从万华到幸这一条路上，起码有100以上尸体，以此推算全台北市被杀的至少有1000人以上。前述何汉文的文章说，“当时被杀得最惨的是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嘉义、屏东等处。据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对我说，‘从8月2日到13日，高雄市……被击毙的‘暴民’初步估计，大约在2500人以上。据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说：‘基隆大约死了1000人左右’。据台中市长黄克立、嘉义市长陈东生报告，单在市区效收埋的尸首，在台中有800多具。台北市除了2月28日一昼夜间被屠杀的人民有300多人外，以后每天陆续都有死亡。8日蒋军赶到后，陈仪对各学校的教员、学生实行大捕杀，在3、9两日中被枪决的就有4、50人。据杨亮功和台湾监察使署人员的调查估计，台北市民死亡在500人以上。据屏东市长龚履端的报告，市民共死了4、500人。此外，各县市死亡大都在百数以上。在军事大屠杀以后，接着由党、政、军、宪、警联合实行大搜捕，加以秘密杀害，这样被杀害的人民当不下千数。……在台中有人告诉我，事变平息以后，在街道要冲地方，许多人家是全家人死尽，绝了人烟。所以总计台湾同胞在这次起义中死亡的，最少有七八千人”。何汉文是被于右任派去参加调查的监察委员，能直接接触陈仪和其他重要负责官员。他提供的这些数字都是各地负责官员提供的，应当说是可靠的。但何汉文说台湾同胞死亡的至少有七八千人。他只说是至少，那么准确的数字呢?那只有向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特别是军事单位、情报单位去索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杨亮功、何汉文3月24日给监察院干院长的电文内称：“近查台省在此戒严期中，各方被捕失踪者甚多，人人均感惴惴不安，似此殊失收抚人心之道，长此以往台局前途，至为可虑”。这份电报也说明了当时白色恐怖，滥捕滥杀到了何种程度。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台湾当局应该把长官公署报告中所提“为求详确起见由主管机关逐户调查”的结果公布出来。如此材料不可得，笔者以为可以采取分析人口统计的办法。台湾自从日据时期以来，户籍制度完备，人口统计精确，国民党接收台湾后一直沿用这个户籍制度直到今天。笔者曾听熟悉台湾人口数字的人士说，1947年台湾省人口比1946年减少约6万人。按常识，除非有特殊灾害，人口是每年按一定比例增加的。1947年从台湾出去的有多少人，从外地进入台湾的有多少人，按道理应该是相差不多的。如军队也算在内，1946年底，从台湾开出了两个师，“二·二八”发生后从大陆开进去21军的两个师，人数当相去不远，而且从福州开进了宪兵600多人，在台湾军队总人数只有增加，不会减少。那么，1947年台湾省人口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在“二·二八”当中被屠杀的究竟多少是应该能够推算出来的。这方面，台湾的“内政部”和省政府应该负起责任，作出有诚意的交代。

    “二·二八”迄今已近45年，“二·二八”对台湾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灾难。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有多少人被迫离乡背井。而过去几十年里，在台湾谈论“二·二八”是禁忌。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到了5年前，这一禁忌方被突破。近来，台湾当局迫于民众的强烈要求，决定平反“二·二八”事件，准备公布调查材料。这虽然来得太迟了，但仍不失为明智之举。我们希望公布的调查材料能表现出诚意，做到客观、公正，能还“二·二八”本来面目，以告慰“二·二八”英烈在天之灵。果真如此，对于化解省籍矛盾，稳定社会，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