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恒俊

　　中国近代军阀，发轫于曾国藩的湘军，发展于李鸿章的淮军，完成于袁世凯的北洋新军。

　　从一八九五年小站练兵开始，到一九○五年编成北洋新军六镇，七万余人。以及于此同时的政治、经济权势的急剧膨胀，北洋军阀集团遂告形成。这个封建的军事政治集团，盘根错节于清末政治、军事、经济结构中，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对抗、遏制并篡夺了辛亥革命，此后统治祸害中国达十六年之久。

　　北洋军阀集团何以形成，过去或仅仅归结为袁世凯永无餍足的贪欲和野心，奸诈诡谲的机变权术，集团中骨干的蚁附骥尾，追逐权势，以及这个集团与清廷当局的裂痕、矛盾和争斗；或者一般地着眼于帝国主义的支持。据前者对袁氏及其党羽予以谴责、鞭挞，反而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对袁及其党羽与清室的矛盾不适当的渲染，却无助于人们对两者共同的阶级本质的认识。同时，对辛亥革命中北洋新军何以成为清室依赖的主要力量这个历史现象也无法给以合理的解释。帝国主义的支持无疑是这个集团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毕竟是外因，是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外部条件。中国社会内部长期积累变化的因素，才是外因能够发生作用的内因和根据。总之，归结于个人作用和片面强调外因，都会忽视对客观历史进程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解剖，从内因和外因，偶然和必然的联系上探求历史现象的隐秘所在。北洋军阀集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深深植根于中国近代社会土壤中，政治、经济、军事的原因是根本的。袁世凯及其党羽是这种社会铸成的人物，其作用在北洋军阀集团形成中具有偶然性，但不容忽视。本文试就北洋军阀集团的成因作一点粗浅的探索，就正于大家。

清政府卵翼下的怪胎

　　鸦片战争以降的半个世纪，爱新觉罗王朝日益破败衰微，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从顶峰跌落下来。使其然者，首先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多次洗劫和掠夺。对清廷来说，尊严的折辱和利益的分割，是被迫的，痛苦的，其间不无反抗，因而有其组织的五次大的民族自卫战争。一项项丧权辱国的条约，记录了屈服妥协的过程。八国联军入侵之役，清廷以极其屈辱的条件和代价，结束了战争，保存了自己，但已经到了十分虚脱困乏、支离瓦解的地步，专制皇权匍匐在列强的淫威之下。其次是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连续不断的冲击。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各族人民起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尤其是资产阶级各派别的革命活动，纷纷成立的革命团体，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革命书刊，迅速传播的革命思想，连绵不断的武装起义，以及遍布全国的各族人民的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使“奉天承运”、至高无上的专制皇权的威风扫地以尽。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终于将腐朽的专制皇权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再次，造成清室专制皇权衰微的原因也在其自身。晚清，吏治腐败，经济破产军队衰朽，使清室挽救危机的种种努力，或被抵销，或成虚文，或适得其反。在镇压太平天国及各地农民起义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窳败腐朽的八旗绿营，命将出师，筹集饷□的传统办法已经不灵。战争的一再失利，迫使清廷调整修补其体制和政策，结果造成中央集权的陵夷和地方势力的膨胀。督抚练兵筹饷，专擅地方军民财权，打破了原来地方军民财政设官分司，互相牵制，中央地方上下相维的权力结构的平衡。虽然一些官员以“太阿倒持”、“外重内轻”、“尾大不掉”警告建言，但在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几十年间“盗匪蜂起”的威胁下，清室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地方势力崛起于扑灭人民反抗斗争的年代，它在挽救和加强清室的同时，又消弱了这个政权，两种作用如影之随形，无法避免，慈禧垂帘听政，控制清廷最高权力几达半个世纪，其统治即靠阴谋权术周旋于各势力集团和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在其排挤、争宠、夺权中，使其互相牵制、平衡，达到操纵和控制。先以淮系集团牵制湘系集团，又使湘系内部各集团互相制约。当淮系势力过分扩张，又扶植张之洞与李鸿章相抗衡，同时以清流派讥弹地方实力派，束缚其手脚。对地方实力派，慈禧又依赖又裁抑，依赖中进行控制，裁抑时又予以支持，在各派争斗中求得平衡。

　　当袁世凯小站练兵，拼凑北洋系统班底的时候，正是李鸿章淮系集团一蹶不振之时。一九○一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督兼北洋大臣，在全部接收继承李鸿章淮系遗产中，北洋系统权势迅速膨胀。“山雨欲来风满楼”。新的革命风暴到来，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所依赖的地方实力派，力量最强的惟有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了。继李鸿章之死，刘坤一、荣禄先后衰病以□，清室官员哀叹：“老成凋谢”。张之洞经营湖广多年，其实力较之后起的袁世凯集团，则瞠乎其后，这时运用牵制的术数已作用不大。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中，排满的调门不断提高，优礼重用袁世凯，依赖北洋集团，添上了抵销排满宣传的作用。虽然满族亲贵对袁猜忌日深，谏垣弹章交上，但终慈禧之世，对袁宠信不衰。一九〇七年，袁世凯与张之洞同一天内调军机处，一般被看成“明示优崇，隐收兵柄。”只要稍微考察袁内调后，其心腹杨士骧继任直督兼北洋大臣，“一蹑故迹，不少变，内外晏然，不知帅之易者”。（《杨士骧行状》《北江先生集》卷三）袁的另一党羽徐世昌已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的要职。被陆军部收去的四镇新军中，调往东北者有一镇又两个混成协。袁氏的其他党羽，仍然高踞要津。这就很难说“明升暗降”的说法是全面的。袁世凯与朝廷各派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也曾演出了激烈的倾轧局面，但都没有超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范围。著名的丁未政潮中，瞿鸿□，岑春煊先后被排挤以去。慈禧洞察曲直，但仍坚持宠信袁氏而舍瞿、岑。取舍之间，要在实力的有无大小。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权倾朝野，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集团对清廷来说，分量比瞿、岑重得多了。在维护清朝统治上，阶级利益高于内部分歧。慈禧身后，少壮亲贵罢逐袁世凯，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因此，在北洋集团产生、发展、形成过程中，清室对之依赖和支持是主要的，其间不无牵制、裁抑，是为次。

　　清末半个世纪中出现的几个地方实力集团，缘镇压革命之机而崛起，并与传统的军制发生变革相伴，因而都是以军事为突出特色的军事政治集团。常说的“湘系军阀”、“淮系军阀”，就是指这个特点而言。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清廷调兵遣将，分援南北无虚日。奈旗绿各营，溃败相循，不得不全赖曾国藩的湘军，以及后起的淮军。湘淮勇营代替八旗绿营成为清室主要武装力量，其结构、组织与旗绿制兵有有着显著差别，军制在战争中经历了一次变革。这种半私人性的军队即为近代军阀的雏型。甲午战争中，“湘淮同悲”，编练新军之议蜂起。对于“以武功定天下”的清王朝来说，还有什么比军备废弛更大的危机和悲剧呢？于是，朝廷下练兵自强诏：“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勿开懈志，勿鹜虚名，勿忽远图，勿沿积习，务期实事求是，以收自强之效”。（《光绪朝东华录》总3595页）至清室复亡的十几年间，始终以练兵为“第一大政”。变革军制，编练新军，朝廷三令五申，各省以练兵为忙。辛亥革命后，时人讥谑者指“崇文”，“玄武”两门额说：“明崇祯亡于文，清室亡于武”。（《逸经》第三期）与人民为敌的政权在垂死挣扎中，除了乞灵于武备的整刷起死回生外，乃是“回天无术”了。北洋新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组建、扩充以至编成北洋六镇的。袁世凯把新式武器的使用与西洋新式编制结合起来，又将新军制与军队的半私人性结合起来了。在军事力量扩充的同时，袁本人由温处道而山东巡抚，由山东巡抚而直督兼北洋大臣，以至本兼八职，其亲信也个个飞升、以至“腹心布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9），“尚侍督抚，皆属其私”。北洋集团遂以形成。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形成了湘淮集团，在资产阶级革命到来前，清廷产生了新式陆军，并得到慈禧的卵翼和支持（参看拙作《谈北洋六镇的编练》《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形成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集团。辛亥革命中，袁乘势待时而起，凭借手中实力和机诈权术，左宜右有，一手逼使革命党人交权，一手胁迫清室退位，篡夺了革命果实，推倒了清室江山。这种权力异化的必然结果，却是那位“老佛爷”始料所未及的。

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产儿

　　北洋军阀胚胎、发展、形成于甲午战争后十余年间。这一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由空前加深到完全确立，清廷走过了由闭关锁国深闭固拒到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从盲目排外到屈节媚外，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到甘于称臣称妾的过程，堕落成“洋人的朝廷”。在半殖民地秩序既经确立的前提下，北洋军阀集团的出现不能不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密切关联。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从变中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总目标出发，循情势的变化而不断修改调整其具体政策。当其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时期，列强以打开门户夺取商埠，攫取关税、航运等权益为主要目标；当其以资本输出为主要特征时期，则以划分势力范围，掠夺路矿利权为主要目标。与前者比较，后者更需要长期的政治稳定局面，以保证已经输出的资本和继续进行资本输出的安全。中国人民此起彼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形成的动荡，严重威胁着这种安全。在中国人民打击下，帝国主义认识到对其屈服的只是官而不是民，加上众多侵略者的争夺和矛盾，他们共同保留清王朝，为其维护殖民秩序，以便“不劳兵而有人国”。

　　为了侵略利益，侵略者采用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等手段，不断削弱、制服并改造清王朝，当这个政权被内外敌手削弱、本身腐朽到摇摇欲坠的地步，他们又设法扶植，避免其被人民斗争浪潮席卷以去，而使自己的利益落空。削弱扶植的同时，列强既保留中国社会中落后的东西，又改造这个政权及社会中某些落后的事物，使其更适合于侵略的需要。北洋军阀集团产生在清政府被列强联合打击和人民反抗搞得虚弱不堪，列强对其又扶植又改造的时期。他们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国家的幌子，来建立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的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275页）清政府仅仅比过去柔顺依从并不能使列强满意。其愚昧落后的政府，臃肿重迭的官僚机构，贪墨颟顸的各级官吏，迟滞缓慢的办事效率，陈旧落后的通讯状况，不堪一击的腐朽军队，都远远不能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要求。他们参与、支持并促成末代王朝的“革新”、“新政”，对其进行改造。同时在清政府中物色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在二十世纪初，找到了袁世凯（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125页）袁世凯堪当其选。因为：

　　第一、袁世凯深得清室倚重。半殖民地国家的官吏只有当其居于重要权位，接近或者有进入权力核心的潜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参与或能够影响其决策，能起到代理人的作用，往往成为侵略者物色的首选目标。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训示来华充任顾问、教练的军官要“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并视此为“最有希望的事业”，“是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南里知村：《近代中日关系史资料》第2集）这是列强选择代理人明白不过的招供。袁世凯驻节朝鲜，系大学士、直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保，小站练兵则为亲要组成的督办军务处恭亲王奕□及李鸿藻、翁同□、荣禄等所疏荐，尤其是慈禧的亲信荣禄参与推荐，可以直接“通天”，更给袁世凯此后的飞升作了铺垫。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这两个地方实力派也上书推荐，（《刘坤一遗集》卷24，《张文襄公全集》卷稿卷24）进而造成声势。此后，袁世凯任鲁抚、署直督，扶摇直上，进入清室权力中心。

　　第二，袁世凯带有浓厚的“革新”色彩。小站练兵组建新式陆军，异军突起，推行西洋规范，揭开了近代军制变革的帷幕。戊戌变法，又抓住维新旗帜，插足维新运动。庚子期间，参与议和，力主严惩顽固派。嗣后的清廷“新政”中，兴办实业，两次领衔奏请停废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迅速编组训练成新军六镇。“立宪”中力主责任内阁制，率先试办天津地方自治，等等，均有成效。其作为一扫守旧官僚积习。不但在清政府中，而且在立宪派中都很有影响，这些都很投帝国主义的脾胃。

　　第三，袁世凯推行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政策。生长于中国日益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沉沦时期，入仕后混迹驻朝外交十年的袁世凯，其所受教育文未入泮，武未中举，时人讥其“不学”（刘成禺：《世载堂杂忆》54页）。环境仕途将其陶冶成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官员性格。袁世凯自身任封疆后，抚鲁期间，纳义和团于血海，督直不久，残酷镇压了景廷宾起义，残民以逞的行径使其有“屠民”之号，为晚清官场“三屠”之一。对外宁媚勿校，竭诚事敌。在镇压义和团的同时，尽力保护洋人教士，获得列强一片喝彩。日俄战争中，主办“局外中立”，极得外人赞赏，其手握重兵，从不对帝国主义放一枪。终其一生，这种内外政策的脉络十分清晰。如果说李鸿章在对外屈服交涉中有倾向性，袁世凯的一体恭顺则博得了列强的普遍好感。

　　帝国主义十分垂青袁世凯，“他们总是愿意在贷款、武器装备、军队训练方面给以充分的帮助，使他充分地强有力，来为他们的利益而统治着中国。”（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127页）甲午战后，列强向清政府鼓吹新式陆军，声称“中国目前急务，须先整顿陆军。”（福士达：《整顿中国条陈》《戊戌变法》（三）第269页）袁世凯练军只练陆军，海军则付之阙如。有海无防正是列强指点的方针，练出陆军，“保护各国商人现在之商业”“保全旅人之财产。”（贝斯福：《保华全书》卷4）德、日、挪威等国在袁世凯军中顾问近百名，按西洋章制，帮助袁世凯训练陆军。日本上门游说吸引袁招聘顾问派遣留学，专门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预科学校——振武学堂。德、日、英等国的新式武器装备源源供应袁世凯练军的需要。列强在军事上支持的同时，对袁世凯仕途上的腾踔总是及时地进行干预。当义和团风暴骤起于齐鲁大地，鲁抚毓贤纵容庇护，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则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指名罢毓换袁（《美国对外关系》100年1902年第77，79页）；为了接替李鸿章以后的直督兼北洋大臣一缺，列强在事先大造舆论的同时，频繁地进行外交活动，给这一任命以强有力的影响，（参见拙作《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考察》《文史》第22辑）把袁世凯扶上了这个权势显赫的职位。这个要缺所提供的权力和条件，使袁世凯得以迅速地全面地扩充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加速了北洋军阀集团形成。因此，北洋军阀的形成、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产物

　　甲午战争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完全形成了。在这个经济结构中包括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民族工商业、买办企业、封建地主占有制下的小农业和小商品生产等多种经济成份，其中帝国主义经济成份居支配地位，封建经济成份在比重上居优势地位。根植于这种社会经济土壤的北洋军阀集团，必然反映出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什么比陆军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06页）。

　　北洋六镇所需经费，不计创办费，仅军饷一项，年开支900余万两。其中，北洋自筹约170万两，720万两由户部筹措按月拨付。户部和北洋筹款手段和来源，大体有如下三种：　　　　　　　首先，封建性的横征暴敛。1、田赋追加。清王朝前期虽有“永不加赋”的规定，至光绪末年，则公开在科则常额外征收附加田赋。上海县一八九九年为100，一九○八年则增加到438％。河南新乡县原额每亩0.054两，后加派到2.16两，增长300％。一九○一年山东莱阳县凡种瓜、芋、菜，皆加税，数额竟达正税的十数倍。在直隶定县，一八九九年，附加250，844.22元，指数为100。一九○五年增到126％，一九○七年增到18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309，307页）。2、提高税率，清廷税源枯竭，动辄以盐斤加价为筹款良策。以直隶文安县为例，一八九五年为28文，一九○二、一九○五、一九○七年三年每次增加4文，增到40文（前揭书：358页）长芦盐每引加征4文，每年集款70万两。后以“裕饷源”为由整理永平七属盐务，每年新增余利50万两。3，增加税目。鸦片始则“寓禁于征”，继而视为利薮，摊派各省。一九○三年，土药税达194.7万两，（刘炳麟，《中国税制史略》，《太平洋》二卷十期）广东尚不在内。一九○五年，户部奏准在宜昌设立八省土膏统捐总局。一年整税收入约900余万两，以300万两作为溢收解部供支练兵经费。（朱寿朋：《东华续录》卷215）。其他增加税目有牙税、茶税、铺税、矿税、渔税等。直隶更增加车、房、花、妓、学、警、自治等名目繁多的“捐”。一九○三年，户部统计全国杂税收入327万两。4，滥铸铜元。铜元由李鸿章庚子于粤督任上以制钱销毁太多市面流通不敷作铺币而开铸。次年清廷通令各省仿效。到一九○五年，全国有铜元局十五个，机器846台，铜元利率达40％。（沧讧：《各省滥铸铜元小史》，《国风报》第一年第四期）各省希图铜元余利而视为筹款之门径，朝廷摊派则有提取铜元余利之条款。一九○四年，认解兵费中指定铜元余利达270万两。袁世凯一九○二年创办天津银元局，至一九○七年停办时共铸银元517万枚，当十铜元6.8亿枚，赢利193万余两（《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907页），北洋“新政”多以铜元余利垫支拨付。5、强夺“中饱”。一九○二年，袁世凯奏准从次年起将优差优缺“陋规浮费”交公，每年得30万两，朝廷谕令各省照办。一九○四年筹款清单所列“提中饱”一项各省合计320万两。此例一开，使贪污搜刮变为合法，官吏吐出“中饱”的一小部分，转而加倍搜刮、私囊照旧丰满。

　　其次，资本主义剥削的收益。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北洋前此所办企业理所当然地被接收过来。一九○二年、一九○三年，借口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原附属北洋，光后奏准从盛宣怀手中接管，两局均按成例向北洋报效官款。袁担任接收关内外铁路大臣后，把持了铁路部门，关内外铁路赢利作为庚款担保存入汇丰银行，这笔不准动用的款项，袁商得洋人许可，每年提取二成归北洋使用，此外，还常以“军政要需无可筹措”为由，进行挪移，先斩后奏。仅一九○五年一次就挪用160多万两。于此同时，袁筹办了一批企业。一九○三年成立了以周学熙为总办的直隶工艺总局，在天津办起工业学堂、及实习工厂、北洋官造纸厂、北洋劝业铁工厂、天津染织缝纫公司、天津造胰公司、天津机器玻璃厂等，并在直隶六十五州县办了小型工厂。（徐景星：《天津近代早期工业概况》《天津文史资料》第一辑），一九○六年、一九○七年先开办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官矿公司，并经营中比合资的山东临城煤矿、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以及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这些企业都向北洋报效官款。此外还开办银行。北洋除代户部创办经营户部银行外，还开办天津官银号（后改直隶省银行），共发行银票384，500两，银元票73.2万元，铜钱票69，794千文，（周保銮《中华银行史》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010页），供资金周转。

　　第三，发行公债，举借外债。北洋军阀集团在篡夺全国政权后，天天闹穷，时时举债，才得以维持统治。在其形成过程中，外债是不可或缺的营养之一。一九○三年，长芦秋运经费困难，唐绍仪居间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借款40万两，8.5厘利息，两年还清（《光绪朝东华录》，总5103——5104页）。一九○五年，袁世凯奏准在直隶发行公债480万两，经劝募勒逼认购，仍相去太远，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300万两，以内债加外债的方式始凑集总额。

　　从北洋集团形成过程中的饷□来源和品类，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多渠道的经费来源，反映出半封建的经济状况。这种经济结构决定了北洋军阀集团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色调性格的混血儿，惟其如此，它既有军阀的横暴，也有地主阶级的残酷，更有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狡诈。因此，地主、官僚、旧军官、资本家、买办各色人等都聚集在袁世凯的麾下，这个集团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其资产阶级的性格，使得立宪派和一部分革命党人对其寄以很大的幻想，但其底色是封建的，其种种倒行逆施，表现了浓厚的封建性，复辟帝制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诚如列宁所说：“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　明天则可能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3页）第二，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奴性。北洋集团不但靠外债输血，在借外债中从帝国主义榨取的利润中分润余沥，收取回扣以饱私囊，军火装备仰给于人，而且表现在占很大比例的封建剥削来源，亦仰赖帝国主义的赏赐，（清政府为了偿付庚子赔款及其他外债，以关税、盐税作抵押，两项收入交由外国银行存放按期扣除债政外，剩余部分才交清政府使用）。清政府为能偿清债务并填补已丧失的财源，和维持北洋 新军的开支，大宗来源是田赋，巧立名目，增加摊派，苛捐杂税，执行“量之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方针。清政府　仰赖帝国主义的恩赐才能苟延残喘，帝国主义依靠清政府的和北洋军阀集团及其对人民的压榨来获取利益。两者在经济上的结合。使中国封建经济成分得以保存的原因。这些就决定了它奴颜卑膝媚外事敌的本性。第三，由于经济技术落后，经济结构中的优势封建经济和帝国主义经济成分的支配决定了北洋军队的素质和水平。军种不全，有陆军无海军。能否建立海军，直接反映了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准，此为当时中国所不能，建立海军亦不为帝国主义所允许。这支军队虽然欲全面推行西洋规范，结果并未全盘西化，而只能是中西结合，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比旗绿勇营，洋味甚浓，比西方军队，则保留了颇多的封建因素。比旧式军队显出几分生气，战斗力较强，但它决不对外作战，经济结构制约这个军队对内不对外的战略方向。

袁世凯的个人作用

　　袁世凯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了北洋军阀集团，历史所给予的时间并不宽裕，从小站练兵算起，不过十年，从督直算起，仅仅五年，在客观提供的条件下，练兵督抚众多，但袁世凯能崛起于诸人之中，后来居上，这不能不归结为袁世凯个人的作用。袁世凯是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奴才，这是不刊之论，但对主子来说，　“奴”而不“才”不行，“才”而不“奴”也不可，袁则是个“奴”而又“才”的角色。正是这个“才”，在当时波诡浪谲的局势下，袁显得游刃有余，应付裕如，在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袁世凯大奸似忠，巧于仕宦。三代仕宦官僚世家及入仕后官场熏染，使袁世凯精于升降浮沉的宦海权术。他把官场当作戏场、市场、战场，欺诈、贿买、纵横征逐。他打着为大清“万世不拔基业”的招牌，声称“三世受恩深重”，恪守“臣事君以忠”的古训，串演了忠臣孳子的角色。获取了清廷“公忠体国”、“实心任事”的赞誉。使用“运动亲贵，掌握朝政”的权术，用以博取和巩固慈禧的宠信，又结纳荣禄、奕□及慈禧的近侍李莲英等，作为粤援，“朝廷喜怒哀乐悉为所揣测迎合”（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故其对那拉氏常奏对称旨，贡纳合意，几乎无奏不准，无准不行，宠信历久不衰，在得君行权方面超过以往权臣。他行事多引用满族亲贵，如用荫昌之议，接纳大批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以荫昌为其僚属：奏准铁良为练兵翼长，又以那晋帮办军务；奏设练兵处，以奕□为总理大臣，自己只居会办之席等，减少了来自朝中的疑忌和戒心。2、袁抱着以军于禄的宗旨，以军队为猎取权位的资本。清末半个世纪，“内乱外患”，交发迭至，对军队的依赖越来越大，军阶地位随之越来越高。披甲虽被视为入仕异途，现在却成为干禄捷径，袁自供道：“自军国主义风靡全求……公法非御人之具，铁血为经国之谋，吾自握兵符，常持此旨。”（张一□：《古红梅阁笔记》）其心腹杨士琦也向袁献策，“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他时应与曾李二公争一日之短长，南皮云乎哉？”（萧一山《清代通史》（四）2462页）袁自小站练兵，即“爱兵如命”，以新建陆军为血本，至山东巡抚任上，改编原有旧军一万千人的武卫右军先锋队，以后又夺得江南自强军，庚辛之际，手握新式军队二万余人，成为飞腾的雄厚资本，短期内便权倾朝野。3、收罗人才，袁世凯野心勃勃，设法罗致招纳各种人才，充实其集团的班底。晚清时期，传统的幕僚制度已经发生变化，从私人自辟，改为札委，形成以幕主为中心的小集团。入权势显赫的督抚之幕，成为追逐利禄捷径。于是，或他人推荐，或主动趋附，或重金礼聘，袁世凯罗致了大批各种人才，军、政、宪、警、教育、实业、外交、财政等，靡不悉备。随着权位的升迁，袁世凯广举滥保，奖拔部属。他以“试署”“甄别候补使用”，“酌量请补各项官缺，”或“借补”、“调补”、“补授”、“升补”、“直留差委”、“量加简放”等各种名目，“保奖”、“超擢”了大批文武属吏。此类保奖折片，几乎月月皆有，甚至一日之内连递数件。有一二人的单折单片，“明保”、“密保”、“特保”，更有数十人上百人的成批奏奖。随着袁官职越来越大，保奖名单也越来越长，一九○七年七月，以办理日俄战争时“中立”为由，奏保二百八十四人。（《养寿国奏议》卷44，未刊本）大批党羽在保举获奖中飞黄腾达。他们“受爵公廷，拜恩私室”，成了袁世凯私人势力。袁自小站练兵起，一直举办各级各类军事学堂，培养了大批军事技术人员，适应了迅速扩编军队的需要。到一九○五年左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执政段祺瑞，四十五届内阁的总理如唐绍仪、赵秉钧、孙宝琦、靳云鹏、梁士贻、张绍曾、贾德耀等，以及北洋分裂后直、皖、奉系的头目，洪宪帝制的文官武将，谋臣策士均聚集在北洋麾下。4、一套笼络部属的手段。待遇优厚。正兵月饷四两五钱，大大优于旗绿经制兵，也高出湘淮军的四两二钱。湘淮军自辟饷源，荣枯不定，时有不继之虞，北洋则大部分由户部拨付，充足而稳定。北洋还可以扣赡饷，免差摇三十亩，用以稳定士兵及家属。北洋军阀待遇倍蓰于勇营军官。封建思想灌输，用忠君图报，高官厚禄，父子兄弟等封建伦理编成训言、歌诀，教育官兵，服从袁世凯，为清室效力。袁还设立军纪军法，行军、训练、扎营等环节均有“章程”。并有“军律”，对士卒严加约束，严密防范，论罪苛酷，大小过失都法严令具。其驭下之术，概括起来，即诱之官禄，导之忠义，绳之法纪，笼络、控制北洋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