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强/沈渭滨

一九八三年八月，《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来自全国的七十名专家、学者聚集复旦大学，在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和黎澍的主持下，遵循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抱着求异存同、探求真理的态度，就近代中国八十年间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内部结构，政治派别及其活动，历史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展开了认真、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以往的研究多着重于考察资本主义近代机器工业。在这次会议中，不少研究者指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无疑应该重视近代机器工业，但同时也应该重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

 　　彭泽益在题为《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的发言中，对工场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以及工场手工业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一批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工矿企业，其中主要是采取大作坊和手工工场生产经营的形式。鸦片战争后，“那些洋货能够代替的产品，没有销路，原来的手工工场就被迫改办其他手工业，作坊、工场也就逐渐发生变化；那些洋货代替不了的产品，有些甚至是国外市场需要的东西，手工工场就继续发展。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手工业商品生产增长的基础上，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有所发展，缫丝、制茶等一些行业中，工场手工业不断兴建。”在这里，彭泽益虽未明确指出近代机器工业是否是在工场手工业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同工场手工业在很多方面都有联系”。因此，他不同意“切断说”，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手工业只“起了有限的破坏作用，并不是全部被它消灭了”。他指出“辛亥革命前后，全国20，749家工厂中，不使用原动力的手工工场占98．25％，使用原动力的工厂只占1．75％。到一九一九年，手工工场在全国10，515家工厂中仍占96．58％，用原动力的工厂占3．42％。“一九四七年手工工场在全国14，078家工厂中占76．47％”。工厂工业虽然资本集中、生产规模大，但工场手工业家数比工厂工业要多得多，因此，他认为在研究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时，应把工场手工业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吴承明在发言中重申，中国虽然没有出现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但是综观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个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的交替过程。他特别强调工场手工业这个新事物的生命力，指出它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生发展进程中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陈绍闻、郭庠林指出，1840年以后，由中国封建社会私人手工业发展起来的“数目相当多的”大作坊或工场，除了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而破产，“也有一部分工场、作坊则继续存在并有所发展，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有些手工作坊还发展成为使用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工厂”。例如上海的发昌机器厂、广州的陈泰联机器厂、天津的德泰机器厂，都是以原有的手工业作坊为基础。此外，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丝、茶等农产品的掠夺，也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新的为农村副产品加工的手工工场。”

 　　隗瀛涛以鸦片战争前后的四川为例，认为四川在清代农业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棉纺、麻织、食盐等手工业商品生产也有显著发展，出现了一批工场手工业。“鸦片战争前夕，富荣地区已经形成一个以盐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区域了。”鸦片战争后，“由原来的手工工场发展而来”，成为使用机器的近代资本企业的，“主要是盐业和部分矿业。”

 　　那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如同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的存在着西方国家那样的三个阶段，工场手工业是否是近代机器工业产生的重要途径，对此，与会者有着不同的看法。

 　　张国辉认为，鸦片战后，“严峻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先行国家有着重大的不同。中国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在西欧机制品广泛侵入和刺激下出现的，一开始就利用外国输入的现成机器设备，基本上没有经历工场手工业阶段。”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即甲午战争前，“从工场手工业发展为大机器工业的即使不能说绝无，但确是比晨星还要稀疏。它不成其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一条途径。”林增平说：“中国资本主义主要是由两条途径产生的，一条是依靠封建国家的权力创办的；一条是官僚、买办、商人等私人投资合股创办的。”显然，他没有把工场手工业发展为近代机器工业视为中国资本主义形成的一条途径。

 　　汪敬虞认为应该承认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各种类型的手工业，和代表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器大工业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不能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他在题为《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的论文中，选取被一般论者认为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井盐三个行业，作了具体考察。指出，就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在制茶业中由工场手工业扩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的，至少在中国近代企业的发生时期，一个也没有。云南铜矿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一家用新法采矿的新式企业，但创办人是云南巡抚，资本主要来自票号商人，至于机器和工程技术人员都一概来自外国，这与“由工场手工业扩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四川井盐在九十年代末曾出现了机器汲卤对畜力汲卤的取代，但投资者并非井盐工场老板，而是一个重庆的商人，同时又只从事“包推”业务，与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是不能一例相看的。总之，中国人自办的企业，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变“微乎其微”。只是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初步的和进一步的发展之后，由手工向机器的过渡，才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但他不同意有的论者把这也算作资本主义萌芽向现代企业的转化。他说，这样一来，“资本主义萌芽就不能确认是封建社会独有的事物，而是什么社会中都可以出现的现象，这实际上就取消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些研究者还就缫丝、轧花、榨糖、制茶和船舶修造等行业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汪熙认为这些行业都有不少手工工场，本来具备一定的条件，可以向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展的，但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切断了”原来的发展道路。

 　　关于资本主义的商业，在讨论中首先涉及到鸦片战后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商业资本的性质。徐新吾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有一批新的商业资本的存在，它们的性质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商业。”陈绍闻、郭庠林更明确肯定这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沈祖炜则根据一八四○年前后，上海出现的杂货铺、广货铺、百货业已部分出售洋货，而到七十年代则进而以经营洋货为主发展为洋广杂货铺，由此认定：这一时期从通商口岸到内地，一部分商业资本已“卷入了资本主义商业范围。”章开沅认为在考察商业资本的性质时，不能仅仅根据其是否经营洋货，更主要的是要看其是否具备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雇佣关系。

 　　十九世纪下半期，积极投资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主要是商人，既包括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旧式商人，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出现的为外国势力服务的买办化商人和洋行买办，还有华侨商人。充分估计商业资本在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创立时期的作用，与会的研究者在认识上是比较一致的。资本主义商业在整个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也受到与会研究者较为广泛的重视。来自四川、广东的青年史学工作者鲜于浩、邱捷等认为“四川商业资本的积累较快、较大，因而商人最先投资于近代企业，资本家由商人转化而来的占了多数”；广东则因“前店后厂”比较普遍，商店既进行买卖，又搞商品生产。还有一些研究者对上海、苏州、天津等地的会馆、公所以及商会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等大城市里不仅商品的构成发生了变化，经营管理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有些商人有手工作坊，使商业与大作坊挂起钩来，或者结合在一起，雇佣关系也比较明显。而且在整个资本主义中，商业资本和商业资产阶级不论在数量上还是活动能量上，都超过工业资本和工业资产阶级。因此，他们认为，“在考察中国资本主义时，除了新式工业，也要考虑工场手工业的状况，还要考虑中国商业资本的状况。”洪葭管还对中国近代借贷资本作了研究。他认为到二十世纪初一批民族资本银行开设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有了完整的形态”。

 　　与上述考察相联系，有的研究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开始产生的时间提出了新的看法。以往普遍的看法是把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以前视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期。在这次讨论会上，郭庠林、陈绍闻主张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的起点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并且明确提出，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轫时期”，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那就“在实际上忽视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间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忽视了买办在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间已经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活动了，忽视了一些商业资本在为外国资本家服务。”也就是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

 二、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及其形成时间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结构，是与会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近代（指一八四○到一九一九年）是否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或者说是两个阶级。阶级结构是与资本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级阶》一文中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一开始就有两种资本主义”，由于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他认为这两个阶级存在着不少联系和共同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他说：“买办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别两个阶级的根本标志。”“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别两个阶级的另一根本标志。”由于两个阶级所具有的买办性和封建性的不同，因此，两个阶级在近代中国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不尽相同，在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政治态度更是明显不同，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完全不同。他还认为两种资本和两个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晚清政府垮台的五十年，是“初步形成阶段”；北洋军阀政府成立至一九二七年垮台为止的十六年，是“发展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时期的二十二年，是“最后定型阶段”。他在分析这一发展过程时，特别强调其间的联系性和继承性。姜铎虽然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一产生就形成两种资本、两个资产阶级，但在分析“初步形成阶段”的情况时，又认为两个阶级“是处在难解难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境地，”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究竟是代表早期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代表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往往是难于捉摸的。”

 　　黄如桐认为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不是一九一九年，更不是一九二七年以后才有的，洋务运动中的官办、官督商办近代企业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等同概念的买办阶级，则从鸦片战争后就逐步形成。“洋务派大官僚和大买办结合”成为早期官僚资产阶级，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期，官僚资产阶级继续发展着。无论是早期或是后期的官僚资产阶级在本质上都是反动的，主要表现在：它们都是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与封建势力联系的大资产阶级，所经营的企业都具有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金普森认为“资本分为官营资本和民营资本。从严格意义上讲，官营资本就是官僚资本。”

 　　汪熙认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经历了清季、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权三个不同时期，形成了相应的三代官僚资本：由洋务派所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是第一代官僚资本；北洋军阀时期，由官僚所控制的企业，是第二代官僚资本；到蒋介石时期，是第三代也是中国最后一代的官僚资本。这三代官僚资本从资本形态的发展史来说具有连续性，但每一代之间又不连续。汪熙在分析官僚资本时，着眼于这类企业具有“与政权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这一属性，对买办性并不过分的强调。例如，他在谈到官僚资本家向民族资本家转化的时候说，“依靠政权而建立的企业，或依靠政治特权聚敛资财而投资近代企业的官僚，当政权更迭或权势衰落时，这些企业或官僚就失去依托。其中一些企业就会发生变化，变为民办企业，一些官僚就会把他们的资本转为商办企业，他们自己也就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他以盛宣怀为例，指出盛宣怀依靠官督商办企业的督办权力聚敛起家，投资于一些大企业，成了官僚资本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他也成为追捕对象，失去了昔日的权势。但他作为汉冶萍等企业的大股东，仍能控制这些企业。这时，他是以大股东的身份，依靠资本而不是依靠官势进行活动，也就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了。在这个分析里，汪熙对盛宣怀及其所办企业是否具有买办性未作具体的考察。

 　　另一些研究者则不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形成两种资本、两个阶级。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否具有如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那样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

 　　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这在讨论中没有分歧意见。对其垄断性的认识则存在明显的分歧。认为洋务企业属于官僚资本的论者，主要是根据清朝政府曾给予某些洋务企业以专利权，例如轮船招商局成立时曾规定“不准另树一帜”，上海织布局成立时曾有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强调其垄断性。另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一分析。汪敬虞认为，这固然可以说是生产垄断的一种反映，但是，要判明官僚资本的垄断性，单看生产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生产和运销联系起来，必须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包括金融的垄断，财政的垄断，专卖税收的垄断，乃至公债和货币发行的垄断等等。即使单从生产的角度上看，洋务派企业的专利措施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二者的性质，基本上不在一个范畴之内。因此，他认为“把洋务派的企业，说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这是来自一种没有根据的简单类比的结论”。丁日初、黄逸平也认为，四大家族垄断了全国经济命脉，同洋务企业的所谓垄断有很大差别，洋务企业的“十年专利”不能与之相比。

 　　关于买办性，姜铎强调的是在官督商办企业中，买办们有大量的投资，他说：“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和上海织布局等单位，买办的投资当在半数以上”，“由此可见，旧中国的买办和买办商人，不仅仅是一般的职业，而是旧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称之为买办资本和买办阶级，无论在事实上和理论上，不能说站不住脚。”樊百川在发言中则强调轮船招商局和太古、怡和订立“齐价合同”是洋务企业具有买办性的具体表现，这是和外国资本联合垄断航运业压制民族资本。丁日初等认为，会议所讨论的买办是同买办制度联系起来的。参加洋务企业的买办主要从事具体的经营活动，企业的大权牢牢控制在洋务派大官僚手中。至于“齐价合同”应作具体分析，轮船招商局对外国资本虽有妥协一面，但主要的还是斗争，不能看成是买办性的表现。汪敬虞指出，参加洋务企业的洋行买办与四大家族之所以被称为买办，涵义不同，后者不是指出身而是一种“假借的政治术语”，指的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把它等同于洋行的买办，这是望文生义。洋行买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参加洋务企业，反而使之增加了商办的色彩。因此，不能说洋行买办参加洋务企业，就形成官僚买办资本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根据部分研究者的意见，洋务企业并不具有如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那种垄断性、买办性和封建性。因此，丁日初认为，对这种企业“叫国家资本比较恰当”，“因为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是官僚的私产。企业在前一个政府倒台后就被后一个政府所接管。”李宗一也说：这类企业“从科学的角度理解，似以国家资本的提法更恰当。”黄逸平也同意“国家资本”的提法，他进一步补充说，当时的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同属于民族资本。汪敬虞认为官督商办企业既有官僚的资本，又有私人的资本，“既有走向官僚资本，又有走向民族资本两种前途”。张国辉同意“两种前途”的说法，但认为从洋务企业产生发展长过程判断，在这两种前途中，“民族资本越来越受压仰，前途越来越暗淡”。章鸣九认为“官督商办企业是新旧因素——资本主义因素和封建主义因素的混合体”，“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形态。”胡滨、李时岳强调官督商办企业“有很鲜明的民族性”，因此认为这时“只有一种资本，就是民族资本”，不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说，在这个时期“找不出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时的盛宣怀只是一个小官僚，不够资格；曾国藩、左宗棠的财产不多；梁启超说李鸿章有几千万两遗产，但找不到证据。

 　　还有一些研究者同意关于官僚资本的科学涵义的分析，但仍然使用官僚资本的概念，只是要冠以“早期”二字。林增平说：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初期的那些企业，“大体具备了一些官僚资本的属性，但又很不完备，所以要加上‘早期’一词，以便同后来的官僚资本相区别”。樊百川说，那些企业“为什么还是早期的，因为还没有达到金融资本的阶段”。持此说者，大多认为早期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具有进步和反动的两重性格。

 　　以往流行的一种看法，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至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并且认为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是反动的。对此，部分与会者表示了异议。耿云志说：“这种观点不是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提示出来的”。“从现有材料看，辛亥革命时期倾向革命、支持革命的，并非都是中下层。如虞洽卿，是普遍公认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就曾支持革命党的活动。”他还指出：对一九○五年反美、抵货运动的失败，一般都认为是因上层资产阶级的动摇和退出运动。“其实，破坏、反对抵货的，不是按上层、下层区分，　而是以利益为区分的界限，经营美货的一般都反对。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曾铸也不象有的人说的退出运动。”张国辉说，“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不一定随经济地位而变化，过去分上层、中下层，往往同分（政治态度的）左、中、右混在一起。在历史上，上层表现进步，下层表现落后的也不乏其例。”章开沅也认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他说：“与其从资产阶级内部去寻找阶层划分来作为立宪派、革命派的阶级基础，还不如从他们与资产阶级的亲疏来分析问题。”赵矢元的看法是，民族资产阶级先进的知识分子，因为“受的教育和受外国思想的影响的不同，而产生了政治主张的一些分野”，与上下层没有关系。至于立宪派的主张，可以看成是更多地“代表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杨立强则认为：“立宪派要求君主立宪，是同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相一致的。君主立宪是资产阶级两大政权形式之一，把立宪派说成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派，显然是不妥当的。”“如果仔细分析立宪派的全部活动，就应该承认它对中国社会进步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有的研究者仍然认为应该按照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或政治地位高低、社会影响大小，来区分为上、中、下不同的阶层。唐传泗、徐鼎新把“资产阶级上层”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作为两个内涵不完全一样的概念。官绅中那些“基本上已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由于他们有相当的资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当然应该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即使有些人掌握的资本额不大，“但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在工商界影响较大，实际上也充当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资本额不过二十多万块的曾铸，就“起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领导者的实际作用。”唐传泗、徐鼎新坚持应该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的提法，但对于他们认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派，他们的评价却与不同意划分三个阶层的论者一致。他们认为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味斥责他们的立宪主张是抵制革命的影响，从而打入‘反动’的行列，显然是不公正的。”

 　　胡光明认为，一九○五年前后的天津商会的全体会董都是天津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在抵制美货运动的紧急关头，“出卖了天津商民和爱国学生”，“表明了天津上层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摇摆性。”胡绳武则强调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封建性很强，尤其是立宪派。他认为不讲这一点就难于说明问题。如辛亥革命后，共和制已经确立，两派应该合作才对，立宪派却千方百计地支持袁世凯。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究竟形成于何时？对这个问题，意见颇为歧异。陈绍闻、郭庠林由于强调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重要方面，而工场手工业在鸦片战争后有所发展，因此，在他们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起点应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完全形成则在十九世纪末。姜铎把洋务派创办官督商办企业到清朝灭亡视为“两种资本”的形成时期，因此，“两个阶级”形成的相应时间就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他们都把经济形态的形成与阶级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

 　　另一些研究者则强调把经济形态和政治表现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金普森、李宗一等指出二十世初期在经济上曾出现一次兴办近代企业的投资高潮，特别是一九○五——一九○八年间兴办了大批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的要求和行动，在此期间也反映得较明显，资产阶级的组织如商会、商团和多种结社出现了，特别是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在行动上发动了拒俄、拒法、抵货及收回利权运动和组织武装起义等等，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而完成于二十世纪初年。

 　　章鸣九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当然是资产阶级形成的基础，但经济又是一个很复杂的、相对的因素，很难用数字（多少工厂、多少资本）来判断资产阶级在哪一年、哪一个十年形成，但政治斗争却有一个大致的时间界限，应该在各种因素中着重考虑政治因素。据此，他们提出发生维新运动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民族资产阶级基本形成时期。

 　　茅家琦指出，资产阶级在什么时候形成，要看什么时候形成一个社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并且由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形成一股社会力量。但他在具体考察南通、无锡、苏州等地资产阶级形成时，却主要着眼于近代企业创办的情况以及企业创办人是否完全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他的结论是“近代资产阶级在江苏地区形成大体上是在一九○四——一九○八年之间。”

 三、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在讨论如何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时，沈谓滨、杨立强作了联合发言，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的观点。他们说，在近代中国八十年间，时代的要求是反对外来侵略和封建压迫，发展资本主义。能够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的，只能是政治上渐趋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自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所显示出来的才智和力量：一、资产阶级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搬来了天赋人权论、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和社会进化论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作为向君权神授和伦理纲常等封建意识形态发动进攻的批判武器。二、资产阶级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从爱国救亡的迫切愿望出发，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为借鉴，提出了改造中国的方案，力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三、建立了政党或类似政党的组织，从而把中国人民的斗争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四、资产阶级是当时社会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只有它能够指明近代社会发展的方向。当然，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缺陷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它没有能够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一九一九年以后，“时代中心”的地位就由更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所取代。

 　　李时岳对此作出如下补充：“在鸦片战争后一段时间里，资产阶级还没有出现，或者说在力量还太小、太弱的时间里，是否可以说有一个‘潜在’的资产阶级在起‘时代中心’的作用”。李宗一说：“中国资产阶级从产生到一九一九年前，代表时代发展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当时中国最活跃、最革命的阶级，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其先进性是农民阶级无法比拟的。当然，农民阶级也是这个时期重要的革命力量。”

 　　有些研究者同意资产阶级比农民先进，资产阶级代表历史发展方向，但对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后，在近代历史中是否起到“时代中心”的实际作用，提出了异议。胡绳武说：“鸦片战争以后只有资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只有它能指明历史前进的方向，但是它没有能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这也是事实。”章开沅说：“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理应成为时代的中心”，但因为它太软弱，事实上没有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耿云志表示“讲资产阶级形成后是时代中心，我基本同意。但应该补充说，资产阶级始终要依附于其它力量才能有所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自我意识到是中国的核心，但因为中国的历史状况，资产阶级太软弱，没有能成为实际上的时代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能够资本主义化。可以认为清末是旧的东西四分五裂，新的东西又不行，是丧失了中心。”金冲及也认为：“不一定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都得要找出一种能表现社会进步趋势的力量来。历史上不乏这种时刻，旧的路已经走不通了，新的却还没有成熟，不足以替代它，于是出现一种青黄不接、令人特别难熬的局面。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何必一定要在这时硬找出一个可以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力量来？”

 　　至于十九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有的研究者认为时代的中心应是农民阶级。祁龙威强调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阶级。隗瀛涛则强调太平天国是以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去争取民族的独立，而独立又是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没有独立就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可以说太平天国也是一个“时代中心”。李茂高认为各个阶段有各阶段的时代中心。他说：“资产阶级到十九世纪末才形成，说只有它才是时代的中心，似乎说不通。我看要分几个阶段来分析。一八四○——一八六四年间，中心是农民阶级；一八六四到一八九四年间，中心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一八九四——一九一二年间，中心是资产阶级；一九一二——一九一九年间，中心主要是北洋军阀。”

 　　在讨论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时，李时岳不主张把几次民族战争列入基本线索，理由是“这些战争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由于中国的落后和政治腐败，由于中国战败，而步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它们都不能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能加速了洋务维新和辛亥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不把义和团列入基本线索，则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农民战争，而是民族战争。至于洋务运动因为不只是一次经济运动，也是一次政治运动，所以应该列入基本线索。

 　　祁龙威主张以“一个过程两个方面的斗争”作为基本线索，来建立近代史的体系。“一个过程”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的过程，“两个方面的斗争”指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他认为不应该“抽象地谈论向西方学习”、“抽象地谈论中国资本”，向西方学者、发展资本主义等等都“只有放在‘一个过程两个方面的斗争’中去考察，否则就是背离了阶级斗争的红线。”祁龙威在谈到近代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时，列举了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

 　　在评论近代史上各个阶级的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时，如何评价洋务运动，是一个分歧的焦点。金冲及在发言中表示“不能说洋务运动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因为：第一、如果单按洋务运动在某些方面推动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即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逻辑推论，那么，帝国主义入侵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市场和劳动力的条件，能说帝国主义入侵就是巨大进步吗？不能。因为还要看到它主要给中国带来了掠夺、蹂躏和屠杀。至于洋务运动，首先要讲它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和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承认它客观上在某些方面有着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才是客观的；第二、在那个时候产生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哪一个人一倡导就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那时投资近代企业有利可图，有了发展资本主义客观条件。相反，洋务派开办近代企业之后，又以各种手段控制民间资本，不允许自由投资。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阻碍是主要的。汪熙等也同意“主要起了阻碍作用”的看法。

 　　另一些研究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吴乾兑认为当时引进科学技术建立起近代工、矿、交通事业，是一种重大的社会变革。他说：虽然洋务运动与英国侵略印度不同，是中国社会内部对入侵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们还是从马克思对英国入侵印度的评论中得到启发，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一场重大的资本主义化运动。林增平也认为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有反动性，但在经济上却是一个有所变革的运动，它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以洋务运动维护清朝统治为理由来否定它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是难以服人的。刘耀指出，“维护清朝统治”，当时有两种不同的维护，顽固派反对新生事物，也是维护封建政权，而洋务运动把新的生产力引进来，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这种维护是对封建制度起了瓦解的作用。陈旭麓认为，洋务派本身不是新生的力量，然而，正是在新的生产关系诞生已经可以听见呼声的形势下，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了“接生”的作用。他还从新陈代谢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对如何评价历次政治运动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近代中国，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斗来斗去，就是要斗出一个独立富强的社会来。这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要达到的目的。近代史上特别激烈的新陈代谢，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出现以前，就听到了这个呼声。洋务派借鉴、借用外来的东西，把外来的东西变成内在的、实际的东西，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促进了向西方学习、掌握精神武器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如严复等人。但是洋务运动本身的封建性很浓，官办的企业没有生命力，所以戊戌维新运动要反对它、否定它，把历史推进了一步。同样，辛亥革命否定了维新，主要是否定它的改良，历史又前进了一步。近代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替代，而是又排斥又联系，是扬弃和吸取的过程。如果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就会把历史割断，变成一个个孤立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