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

　　评论历史人物难，为人物写传更难；写一部持论公允人物真貌的传记尤难；重新评论久有成说或定论的人物，并为之写出一部全传更是难上加难。夏东元教授在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耗近三十个寒暑，写成一部30余万字的《盛宣怀传》正解决了这样一个难点。

　　盛宣怀（1844—1916年）是与中国近代史几乎相终始的人物。长期以来，盛宣怀这个买办性洋务人员的形象久已游动在不少近代史学工作者的头脑中。要改变和扭转认识，一要丰富资料，二要学术胆识，三要艰苦研究，然后才有可能重立新论。《盛宣怀传》在这三点上确已有所体现。

　　作者为自己研究近代人物概括了一条规律，即“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事件有一个标准，即不仅要看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华民族、人民大众的认识、态度与作用，而且还要看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态度与作用”。这一概括简言之是要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作者从肯定洋务运动的进步意义背景出发，抓住盛宣怀“办大事”、“作大官”两个主要方面展开论辩，从肯定前者、否定后者来贯穿全书，并以前者为基调。他肯定盛宣怀是“以经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近代工商业为己任并卓有成效”，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佼佼者”（代序）。认为盛宣怀是一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经营者，所经营的轮船、电报、矿务、纺织企业都是“立国之要”，而这些事业无不具有适应时势需要和抵制洋商侵占权利的两大特点。这就必然为盛宣怀摘掉了“大买办”的帽子而成为反对封建经济、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人物。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历史大变动时期，以一人之力披荆斩棘地经办了这么多“立国之要”的企业，自然会引出盛宣怀是一个“处于非常之世，作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的结论。这三个“非常”是作者撰著《盛宣怀传》所把握的主要线索。

　　夏东元在《盛宣怀传》中以鲜明的笔触来改变衡量近代人物的传统观念。他指陈过去用“贪得无厌，赚取钱财”来鞭挞盛宣怀是不公正的，而认为“赚钱”正是盛宣怀的进步表现，因为“剩余价值规律曾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力量”，全传以较多篇幅总结了盛宣怀的洋务思想体系，认为盛宣怀“在洋务商战思想上，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的中心特征“就是要在发展经济上与洋商争斗，以致富强”。全传虽然没有对现实问题着墨一字，但这种历史结论会有力地引发读者对中国商品经济重要意义的了解和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再认识。这是本书内涵的重要意义。

　　的确，以往对盛宣怀的评论确有不公之处。和盛宣怀同样从事“洋务”的郑观应、马建忠和徐润等人，都有着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民用企业家之类的桂冠，而唯独具有商战思想，曾经办了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等四大民用企业的盛宣怀却背上了“大买办”的恶名。夏东元为此将上述等人进行比较研究而后论定。他分析盛宣怀与马建忠为维护电报权利所产生的矛盾时，即以原始档案为主要论据，论定马建忠的“维护电报权利的感情不如盛宣怀深切”，而盛宣怀“保护中国电线电报权利是始终不渝的”，所以“在这一点，马建忠不及盛宣怀远矣！”他在评论盛宣怀与徐润争夺招商局权力的矛盾时，提出了一条新的是非规范，那就是“资产阶级竞争规律就是在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原则下，挤倒对方，大鱼吃小鱼。”盛徐二人既都是资产阶级，那么“从大鱼吃小鱼”的资本主义竞争规律说是无可非议的。至于郑观应的成就，主要出自盛宣怀的一手提拔和支持。如此，盛宣怀的地位如何摆法，自可不言而喻。

　　夏东元肯定盛宣怀经济上成就，多少使人感到有“发乎情”的意思；但史学家握的终究是史笔，他又“驭乎理”地指斥盛宣怀的反面。作者循着盛宣怀以“办大事”为资本，逐渐达到“作高官”目的这一人生道路，评论盛宣怀“既似商又似官，由似官而为官；用商力以谋官，由倾向于官发展到利用官势以凌商”，也即批评其“作高官”的另一面。作者论断“盛宣怀在变专制为民主的政治态度和观点上，不仅不及维新派，也赶不上某些洋务派官僚”，即使在论定盛宣怀与徐润是非，并褊爱盛时，指出盛宣怀“换官势以达目的则越出自由竞争范围”是不对的。作者揭示盛宣怀在义和团反帝运动中“对于直接损害到他的洋务企业、事业的义和团尤为愤慨和敌视”，表现出“对人民的反抗总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而在处理中外关系时则“极力主张多多听从洋人的意见”。盛宣怀这个在发展经济上是“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的胜利贪馋者，在政治上却是日趋保守妥协，增强封建性和买办性。“终其生未能克服保守的政治主张与进步的经济实践间的矛盾”，便是作者对盛宣怀一生的总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