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茂森

曾朴的小说《孽海花》，当一九○五年初版问世时，曾轰动一时，一二年内，竟“再　版至十五次，行消不下五万部。”(注：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被时人誉为　当时小说中的“巨擘。”(注：《负喧絮语》：“近来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　种，固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孽海花》为巨擘。)对此，连作者也深　感意外，禁不住得意地惊呼：“这书实在是个幸运儿”!(注：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　句话》。)其后，《孽海花》的评论者，也大多肯定作品积极的思想倾向，强调小说反　映了民主主义思想，指出它“不仅昭示了清社崩溃的必然，也是革命必然成功的信号。　”(注：阿英：《晚清小说史》。)但也有少数评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作品主要还是　带着改良主义的政治倾向”，(注：引文见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光明日报》《文学　遗产》：《如何看待晚清的文学和政治》一文，以下凡是该文的引文不再一一注出。)　“严格地讲，把它称作谴责小说都很勉强”，特别是对一九二七年的修改本，他们否定　得就更为彻底，说：“这本书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本来就不很多，再经这一番删削修　改，它的思想内容越发显得反动、无聊。”一言以蔽之，《孽海花》是一部反动小说。

事实究竟如何?“孽海”之“花”，到底为何而开?

一

    《孽海花》是部未曾写完的作品，作者原计划写“一部齐齐整整六十回奇文”(注：此　为“小说林”版(即初本)《孽海花》的原文，转引自魏绍昌同志的《孽海花资料》一书　。以下凡有初版的引文均出自魏书。)的长篇巨著，并拟就了回目，最后一回题曰：“　专制国终撄专制祸，自由神还放自由花”，可见作者有意要把小说写成一部反对封建专　制，歌颂民主自由的作品了。事实上，初版小说确有不乏反帝反封建的激烈言论。作者　从抨击“科名”入手，无情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痛斥“历代专制君王　”，“只顾一时的安稳，不顾万世的福祸”，弄得“异族凭陵，国权沦丧”，谴责清王　朝继承历代君王反动衣钵，更把国家搞得不可收拾，“倒叫外国人来耀武扬威”，“鲸　吞蚕食起来”，眼见国将不国。作者愤怒地指出，英、俄、法、德等帝国列强是“世界　魔王”，他们始终盯着中国这块“肥肉”，一有机会就妄图鲸吞和瓜分中国。当然，修　改后的《孽海花》，作者将这些激烈言论砍掉了，但作品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倾向，是否　就因此荡然无存，消失殆尽呢?没有。修改后的第一回，作者在开场诗中就悲愤写道：　“江山吟罢精灵泣，中原自由魂断”(注：凡《孽海花》修改本的引文，均据中华书局1　959年版《孽海花》。)控诉封建专制制度涂炭生灵，扼杀自由的反动罪行。紧接着，作　者以“奴乐岛”象征中国，指出“奴乐岛”尽管山川明丽，花木美秀，但终年光景，却　是“天低云黯，半阴不睛”，缺乏“天空新气”，毫无自由。因为帝王昏暴已极：“暴　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　士、路易十八的地位”。于是，一阵狂潮袭来，“奴乐岛”更是岌岌可危，陆沉在即。　这里，作者用象征手法，把清王朝的黑暗和反动，腐朽和没落，明显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尤其是，《孽海花》是一部小说，其政治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　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注：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修改后的　《孽海花》虽删弃一些激烈的反封建言论，但全书以金雯青和傅彩云婚姻故事为线索，　通过对“达官名士”的无情揭露，还是相当广泛地暴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　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和无能，体现了作品积极的反封建精神。

    鲁迅先生在谈及《孽海花》的艺术成就时指出：“并写当时达官名士，亦极淋漓。”(　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确，小说对“达官名士”的描绘和刻划，真可谓淋　漓尽至，入木三分。只要读读《孽海花》对这批“达官名士”，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们丑恶的嘴脸和卑劣的行径，就宛在眼前。看，面对内忧外患，他们一个个懦弱无力　，醉生梦死，对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无动于衷，无能为力，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激流勇进，　力挽狂澜。达官之中，上自尚书、中堂，下至巡抚督办，虽有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不同，　主战派和投降派的差别，但在本质上却是一丘之貉。事实就是这样，投降派屈服列强，　一味主和，甚至开门揖盗：恨不得把祖国大好河山，全部拱手送给帝国列强。投降派威　毅伯(影射李鸿章)就是这样。那些维新派、主战派尽管口头上标榜“维新”、“主战”　，实际上却“主”而不“战”，只是忙于“拓铭、读碑、打砖、数钱、洗砚、考印”，　甚至公然鼓吹“以酒为缘，以色为缘”，宣扬“诚心看戏，诚意看戏”，一味追欢买笑　，沉迷酒色，那里还顾得上什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此，作者在作品中，曾痛心地指　出，当时旗人贵族之中，除了潘尚书，其余的都是“养尊处优”，没有一个顶用；朝廷　之上，唯有高理惺(影射李鸿藻)和龚和甫(影射翁同龢)，还属于“肯任事的正人　”，其他的则要末“貌恭心险”，要末就是“外正内贪”，尽是“乱国有余，治国不足　的人”。至于尚书、中堂以下那帮文武官员，更不过是“备员画诺罢了”，根本派不了　用场。意味深长的是，就是作者眼中的“正人君子”，在他的笔下，也是个个丑态百出　，昏庸误国。那个潘尚书，旗人的矫矫者，国难当前，他却醉心于祭什么汉代何休，搞　什么“公羊母羊”，别出心裁地闹笑话!说到高理惺和龚和甫，则一个是“意气用事，　见理不明”，一个是“世故太深，遇事寡断”。因而，尽管甲午战争炮火连天，日帝进　逼国门，这两位号称“朝廷柱石”的“正人”，“主战”派的首领，却是一个“谈灾变　”，一个“说梦占”，甚至大写什么“失鹤零丁”，为一只失鹤煞费苦心，如丧考妣，　而对国家主权领土的丧失，却熟视无睹，处之泰然。结果是“主”而不战，“战”而失　地，到头来又不得不借助于和议，任凭威毅伯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们和投降派，不　是很难分出高下吗?如果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投降派一心卖国，而“主战”派，则是昏　庸误国罢了!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达官贵人而外，作品还描写了一批所谓的“名士”，别看他们神气十足，道貌岸然，　儒雅大度，其实尽是一伙沽名钓誉，吹牛拍马，庸俗不堪的角色，有的简直就是毫无真　才实学的无赖文痞。“名士”之中，有一位鼎鼎有名的叫李治民纯客，时人誉为“一时　之杰”，可谓“德高望重”的大“名士”了。然而，就是这位大“名士”，专会拿腔作　势，故弄玄虚，丑恶得可怜而又可恨。第十九回写道：一群达官贵人，为借助这位“名　士”的捧场，玩了个“擒贼擒王”的诡计，故意凑趣于成伯恰祭酒的云卧园，为这位老　“名士”祝寿作生日。这本来是他抬高身价的大好时机，“心里要去得很哩”!可是，　他偏偏要装出“名士”风度，不经再三“劝驾”，硬是不肯轻易就“擒”。果然，他无　病装病，自称“妄人”，似乎玉步难移，不肯“屈驾”。后来他捞到钱财，又得知不出　钱也可以“闹闹相公”，于是乎，“风云突变”，顷刻之间，“秋兴勃发”，把装病一　层忘得干干净净，连声高叫“去休!去休!”，看其兴致比谁都高!“名士”也者，原来　如此：表面斯文，内里空虚，功名富贵，何曾一刻忘怀?标榜“妄人”，不过是以“妄　”求誉，以“妄”求“官”罢了。

    达官和“名士”，原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条藤上的两只毒瓜。如果说达官贵人是封建　统治的体现者和执行者，那末所谓“名士”，就是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和封建官吏的后　备军。达官与“名士”二而为一，一而为二。“名士”，总是把当“官”作为归宿，今　日的“名士”，可能就是明日的“官”，而今日的“官”，一旦脱下官装，又可能就是　一位“名士”；有的更是“达官”、“名士”兼而有之，一身二任焉。因此，“名士”　的不学无术，寡廉鲜耻，也恰恰就是官吏的愚昧昏庸，卑鄙龌龊。看，那些由“名士”　而“官”的人，哪个不是这样呢?就说那被京里人称为“清流党”的“六君子”吧，他　们又是“清流”，又是“君子”，当然是“名士”无疑了!在他们未当官之前，确也以　“名士”自诩，洋洋得意，可是一旦为官，哪一个不是洋相出足?那位庄侖樵，　当他还是个穷翰林，身为“名士”时，好象很有点“血气”，曾经因穷极无奈，很“参　”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官儿”，“半年间靠着他那根秃笔，就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　儿”，可是，一旦升了官，飞黄腾达，他同样“气焰熏天”，目中无人，骄横得比谁都　可怕，“落得一场话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主人公金雯青，他早年是所谓“海天　四友”之一，后来又成了出使德、俄、意、奥四国的堂堂公使，当然也是个官僚“名士　”的代表了。他怎么样呢?表面看来精明强干，彬彬有礼，颇得人望，其实也是个昏瞆　无能、卑劣不堪的十足伪君子。他未中状元，甜言蜜语，骗取妓女梁新燕的信任，一中　状元，却残酷地将有功之人，拒之门外，推之死地；母孝在身，又玩弄花招，纳妓聘妾　，眠花宿柳；看到一个漂亮的外国女子，就“不知不觉看得呆了”，险些连“魂灵”，　也被勾去，甚至无耻鼓吹：“英雄无奈是多情，吾辈一生，总跳不出情关情海”；这那　里是什么“名士”，简直是登徒子好色之徒。他功名心切，刚中状元，就要学“西法”　，识“洋务”，一心向往到“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成了公使，又企求所谓“千秋不刊　之业”。倘若有才有德，倒也不必多加非议，可他又是那样低能无知，一再受到愚弄，　最后甚至连国家大片领土拱手让人，还自以有功于国，自鸣得意，这就难怪夏雅丽要嘲　弄他“是糊涂的蠢虫”。书中傅彩云这个放荡女人的出现，更加衬托了金雯青的残忍和　无能，说明他连妻妾都拘禁不严，那堪国家重任。作者非常赞同“彩云是此书主中之宾　”，并非“书中主人翁”的评论，并称之为“我书的知言者!”也许正是这个道理。

    的确，不论是“达官”，还是“名士”，都是一批“糊涂的蠢虫”，但他们也有他们　的长处，叫做“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投机钻营，骄奢淫佚，却是颇为能　干的。看，浙闽总督，“纳贿买缺”；“贵州巡抚，“侵占銄项”，而那个赫赫有名　的直隶总督“李公”，更有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官场之中，一片黑暗：“贿赂彰　闻，苞苴不绝，里头呢，亲近弄臣，移天换日；外头呢，少年王公，颠波作浪”，早已　不成一个世界了。作品从揭露和批判达官名士出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　败，而且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严加谴责，这不是作品的反封建倾向又是什么?

    面对作品实际，《孽海花》的否定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作品“对于封建统治的腐朽也　有牢骚”(其实，岂止牢骚)，但他们又认为，作品对“最高封建统治者却并没有什么仇　恨”，而皇帝则是封建统治的集中代表，不反对最高统治者，自然也就不反封建了。果　真如此吗?事实最有说服力，这里暂且不说小说开头对历代皇帝的攻击，就是作品中出　现的两个最高封建统治者：一个是慈禧太后，一个是光绪皇帝，作者就着意描写他们各　树党羽，各怀心机，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斗争，恨不得我踢你一脚，你还我一拳。慈　禧太后妄图一手遮天，不肯让权，光绪皇帝则千方百计要夺回权力，明争暗斗，互相揭　短，彼此掣肘，甚至不惜置对手于死地，造成了宫廷内部的极大混乱，这难道不是对最　高统治者的不满和仇恨吗?如果这还不算，那末第二十回描写余敏和鱼邦礼买官一事，　总该可以看出作者的感情和倾向了吧!在这里，作者明显地告诉读者，后党卖官，帝党　也鬻爵。鱼邦礼的成交，就和当今皇上光绪帝有直接的纠葛，至少也是帝党的一桩丑闻　，所以有人干脆就挑明：“姓鱼的认得了皇妃的亲戚，在皇上御前保举的。”而从鱼邦　礼刚刚出任上海道，就被慈禧太后革了职，更可看出其中的关系。可见，慈禧和光绪虽　然彼此争权，但在腐败这一点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后党腐败，帝党肮脏，一　时卖官鬻爵，适成风气。许多外官都带着十万、二十万银子，特地跑到京城寻找门路，　或走“东道”，或钻“西墙”。卖官鬻爵，成了当时宫廷的一门大买卖，有专门的机关　和场所，听凭选择和利用，更有专门掮客，从中作伐疏通，生意好不兴隆，以致童谣四　起，家喻户晓：

    若要顶儿红，麻加刺庙拜公公；若要通王府，后门洞里估衣铺。

    这几句童谣虽然专道慈禧太后和王府的腐败，其实帝党人物，也在西餐馆和妓院里，　做着同样的勾当。而作者在描写这些丑闻时，愤怒之情流露于笔端，即使客观地揭露最　高统治者的“阴私”，不也是“大逆不道”吗?怎能说对最高统治者没有什么仇恨呢?

    整个封建统治者就是这样腐朽糜烂，上自皇帝、皇太后，下至封建士大夫，一个个腐　败已极，无能透顶，这只能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封建社会的总崩溃，也势在必然。“　专制国终撄专制祸”，《孽海花》就是在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中，在鞭挞　和谴责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和昏庸中，表现了作品鲜明的反封建倾向。

二

    《孽海花》是否也表现了反帝倾向呢?有些评论者说，没有。他们认为“作者对于帝国　主义的态度，就谈不上有反抗的觉悟和要求”，理由是：作品掩盖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　质，对帝国主义分子“绘形绘色”，甚至“百般美化”，谈不上有什么反帝倾向，顶多　是“作者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感到不安”。的确，《孽海花》的作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　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某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描写，也不尽精当和准确，但说作者对帝国主　义侵略没有反抗的觉悟和要求，那恐怕就不符合作品实际了。这里，尽可撇开初版小说　中，对帝国列强的愤怒谴责，就是修改后的《孽海花》又何尝不是洋溢着对帝国主义侵　略我国的不满和仇恨，反抗和斗争?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作品的第一回，作者就把帝国主义列强比作一阵“怪风大　潮”，正向奴乐岛迎面扑来，连岛根也“岌岌摇动，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象征了帝　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正面临被列强所瓜分的悲惨命运：非但“东三省快要不保了　”，就是全中国“十八省早已都保不了!”中国就要陆沉了!可是，一般国民却不知觉悟　，“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而“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　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更是“没事的一般，依然叉麻雀　，打野鸡，安垲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对此，作者感到焦急，　更感到气愤，沉痛而又带着祈望地写道：“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　愿尔早登觉岸”，这里的“血痕”哪里来，难道不是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血泪控诉吗?作　者呼唤四百兆同胞“早登觉岸”为的又是什么?难道不是希望中国人民提高觉悟，奋起　斗争，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吗?作者这种强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激情，怎能　说没有反帝的要求和觉悟呢?《孽海花》的反帝倾向，又怎能抹杀的了呢?

    应该说，作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已有一定的认识，看到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他曾借书中人物之口，强调指出：“现在各国内力充实，譬如一杯满水，不能不溢于　外，侵略政策，出自天然。”因而，在作品中，作者愤怒地揭露了法国帝国主义“得步　进步”的侵略阴谋，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步骤地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践　踏我国主权，吞并中国大片领土，逼使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侵略罪行。　对那个阴险狡诈的老沙皇表面上大谈什么“中俄友谊”，实际上却“逐渐侵入”，制造　所谓“中俄分界图”的假地图，明目张胆地将中国大片领土划为己有，疯狂地参与瓜分　中国领土的罪恶活动。作品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瓜分、侵略中国的罪行，虽没有正面描写　，却也暗示和指责了他们表面装公正，背地里支持和纵恿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　。这些都说明作者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是有所揭露和批判，并对中国这种“国　威夕替，外侮丛生”的现象，感到无比的悲愤，不能说作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没有反抗的　觉悟和要求，抹杀作品的反帝倾向。

    正因为作者有一股爱国主义热情，有着反帝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作者才能在作品中　，痛感于一般国民的不知反抗，苟且偷安，痛斥威毅伯等投降派投降卖国，非议那些“　主”而不“战”，无能误国的“主战派”，热情地歌颂那些在反侵略中英勇战斗的英雄　人物。在中法战争中，刘永福和老将冯子材曾经是有功人物，他们不畏强敌，出生入死　，凭着自己的爱国热情，英勇抗拒法帝的侵略，并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就专写一　首《花歌曲》，表彰和歌颂他们的英雄事迹。

    将军(指刘永福——引者)一骑从天下，四下里雄兵围得不留罅；安邺丧命崇英逃，一　战威扬初下马。

    将军(指冯子材——引者)誓众筑长墙，后有王孝祺，前有王德榜，专候敌军来犯帐。

    果然敌人全力来进攻，炮声隆隆弹满空；将军屹立不许动，退者手刃不旋踵。

    忽然旗门两扇开；掀起长须大叫随我来!两子随后脚无鞋。

    作者就是这样，怀着深深的敬意，热情地歌颂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雄事迹；　面对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更是感到由衷的喜悦。一首《花歌曲》，就是一曲　反侵略的颂歌，又是一篇讨伐投降派的战斗檄文，谁能说作者没有反帝的觉悟和要求呢　?

    有些评论者为了抹杀《孽海花》的反帝倾向，竭力否定作品对投降派的批判，甚至认　为小说“对于国人皆曰可杀的威毅伯，反有许多阿谀颂扬的话”。的确，作者没有这些　评论者的态度鲜明，直言威毅伯“可杀”，但只要细读作品，我们就会看出，威毅伯投　降派的帽子，是无论如何也摘不掉的。作品对投降派威毅伯的揭露和批判是相当明显，　也是比较充分的。他在中法战争中“只知讲和”，甚至不惜用爱国将士的鲜血去取悦敌　人，逼着朝廷签订卖国条约，“人不知鬼不觉”地出卖国家利益。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　，又是他“不肯轻启兵端”，幻想列强“调侍”，有意坐视国土的沦丧，而后又亲赴日　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甚至连挨了子弹，受了伤，也不肯停止卖国活动：　“威毅伯虽耗了一袍袖的老血，和议速度却添了满锅炉的猛火，只再议了两次，马关条　约的大纲，差不多快都议定了。”这里不是把威毅伯急于投降卖国的可耻嘴脸，表现得　维妙维肖，酣畅淋漓吗?诚然，作者对威毅伯也说过一些“好话”，诸如说中法战争中　，中国总算没有“赔款割地”，这是威毅伯“折冲樽俎的大功”，“国人应该纪念不忘　”等等，可是，听话听音，只要看一看威毅伯的所作所为，这类的“好话”、“赞语”　，何尝不是一种反语和讽刺?

    正确地揭示十九世纪末叶，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悲惨命运，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　侵略罪行，谴责投降派的卖国活动；斥责清王朝统治者腐朽没落，无能误国；歌颂反侵　略将士的英勇斗争精神，这些就象一条红线那样，或明或暗，或浅或深地贯串于《孽海　花》全书之中，而又与作者悲愤的心情，朴素的爱国热情交织在一起，表现了作者反对　帝国主义侵略的觉悟和要求，体现了作品的反帝倾向。无疑，这对中国人民加深对帝国　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并进而积极投入反侵略斗争，是有积极的进步作用的。

三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激烈斗争中，有了很　大的发展。一九○五年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成立，更标志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虽然还有相当的力量，　影响着一部分群众，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先进思潮，体现了中国革命　前进的方向。而《孽海花》恰恰出现于这段时间，它在这两种思潮的斗争中，究竟站在　哪一边呢?是否如某些评论者所断言的那样，作者是站在保皇党的立场上，鼓吹君主立　宪，丑化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这确是评论《孽海花》政治倾向的又一个重要问　题。

    有比较才能鉴别。《孽海花》究竟鼓吹君主立宪，还是同情、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最好还是把作者对这两者的态度作一番比较。作者在作品中，曾借革命党陈千秋物色　党人的描写，对活跃于当时社会上的各种人物，作过倾向鲜明的评论：

    谁知四下里物色遍了，遇着的，倒大多数是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浪子，不然就是胆小　怕事买进卖出的商人。再进一步，是王紫诠派向太平天国献计的斗方名士，或是蔡尔康　派替广学会宣传的救国学说，又在应酬场中，遇见同乡里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　，也只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犹辉，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　，都是些扶墙摸壁的政论，没有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第二十九回。

    这里，作者把“浪子”、“商人”、“斗方名士”，“新闻社员”之类的人物载入另　册，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奇怪的是，作者竟将王子度、唐犹辉等也排除在“奇才”之外　，这就很足以表明作者的政治倾向了。王子度，影射黄遵宪，是个维新派。唐犹辉就是　当年改良派的首领，后来又成了君主立宪派鼻祖的康有为，可是，作者却连这样一位“　改制新教王”，也给否定了，不承认他是“奇才”，攻击他的理论主张，不过是一些“　扶墙摸壁的政论”，隔靴抓痒，无济于事。说他不敢“挥戈回日”，拿起枪杆，进行改　天换地的革命。既然作者主张“挥戈回日”，那末，《孽海花》鼓吹君主立宪云云，不　知又从何说起?

    “输他海国风云壮，还我轩皇土地来”，作者不仅看到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挥　戈”，搞武装革命，才能“回日”，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崭新的资产阶级共和　国，而且意识到，只有象陈千秋这样革命党人，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扭转乾坤　，恢复中华，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正因为这样，作者在作品中，对孙中山、陈千秋　、陆皓冬、史坚如等革命党人，就寄以莫大的期望，满腔热情地赞扬和歌颂他们是“人　豪”、“青年志士”、“意志坚强的志士”，高度地评价了他们的为人和从事的革命活　动。特别是对革命党人的领袖孙中山，作者更是充满激情，无比崇敬。读一读《孽海花　》，就不难发现，作者在众多人物的描写中，没有一个象描写孙中山那样，倾注着那样　深厚的感情，刻划得那样不同凡响。

    也正因为作者寄希望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以作品中，作者处处以同情和肯　定的笔调，比较详细地描写了青年会的发展壮大和革命党人的战斗历程。在小说中，我　们看到这批以青年会为中心的革命党人，都有比较明确的斗争目标，他们深深懂得“现　在中国是少不得革命的了”，他们“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因而，他们　“个个精神焕发，神采飞扬，气吞全球，目无此虏”。而且，他们有言，更有行，积极　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有一部分人带着革命的使命出洋留学，为将来“建立新权之用”　；一部分前往内地招集同志，扩大势力，准备破坏旧政府。于是，他们千方百计购买武　器，联络各地会党，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为“光复汉土”，不懈地工作和战斗，青年会　很快得到发展和壮大，终于成立了“兴中会”，成为当时一支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这　里，作者不仅描写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实际上也暗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表现了作　者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和同情，肯定和祝贺!

    也许有人要反驳，作者在描写那些封建官僚和维新派时，不也曾用过“气慨昂藏，谈　吐风雅”之类的赞语吗?这不是肯定和美化封建官僚和维新派吗?作者还写了革命党人逛　妓院“吃酒解闷”，这不是丑化和歪曲革命党人吗?事实上，有些评论者，正是从作品　的这些描写中，否定小说同情资产阶级革命，进而又作为作品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　的佐证。对不对呢?不对。那帮封建官僚和维新派，尽管满肚子男盗女娼，但却总要假　装斯文，故弄风雅，这是他们的特点，说他们“气慨昂藏，谈吐风雅”，又有什么不可　理解呢?难道作者一定要给封建官僚和维新派，画一道白鼻子，在他们脸上抹一层灰，　才算是揭露吗?至于个别革命党人在碰到困难时，跑到妓院“吃酒解闷”，更不能认为　是对革命党人的丑化，因为他们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怎能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　标准来要求他们呢?况且作者还是把它当作个别现象，并没有推而广之，加到一切革命　党人身上。作者写革命党人陈千秋在遇到挫折时，就说他“还在天天计议革命的事”，　这些怎能视而不见呢?那种不作具体分析，根据片言只语或个别现象定是非的做法，只　能是歪曲作者原意。

四

    《孽海花》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叶，反映了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这三十年间，中国　社会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要求资　产阶级革命，维护国家统一，捍卫民族独立的思想倾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应当属于　资产阶级革命小说的范畴，而且，鉴于它反映的迅速和艺术上的成就，还是一部比较优　秀的资产阶级革命小说，也许这就是小说问世后，受到时人重视和喜爱的重要原因。

    当然，《孽海花》作为一部资产阶级革命小说，在肯定其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也必　须看到它的缺点和局限，甚至错误。的确，《孽海花》具有相当鲜明的反帝倾向，但一　般还停留于对帝国主义侵略事实的揭露，未能更好地从本质上进行批判，反映了作者对　帝国主义虽有一定认识，但更多的还是一种直觉的感受，而不是理性上的觉悟。这样，　作品就不能从整体着眼，从帝国主义本性上去揭露他们的侵略罪行，相反，往往孤立地　描写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有时甚至看成只是一种偶发事件，或者个人的行动，没有着　重去揭示他们深刻的政治背景。第二十八回对一对日本男女间谍的描写就是一个明显的　例子。小山清之介和花子于甲午战争期间，潜入中国收集军事情报，进行间谍活动，理　应出自日本帝国主义的派遣，是日本统治者的侵华政策的反映，可是作者却津津乐道于　他们之间的风流佚事，把他们潜入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主要归于寻找一条自我解脱的道　路，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这就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　罪行。

    在描写清朝官员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时，又过分地强调清朝官员的愚蠢和他们受愚弄的　一面，而没有用更多的笔墨去描写和揭露帝国主义的阴险和狡诈，这虽然批判了清朝官　员的腐败，却无形中削弱了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谴责。书中对英美帝国主义积极参与　瓜分中国的侵略活动，也暴露得不充分，甚至还存在某种幻想。这些都说明作品对帝国　主义的揭露，一般还只局限于表面的事实，而未能深入本质，表现了作品反帝的不彻底　性。

    应当承认，《孽海花》对清王朝腐朽没落的揭露和批判，是相当充分的。但所谓充分　，主要是就其广度而言，要论深度则又同样显得很不够。诸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腐　朽没落，作者的认识就很肤浅，错误地认为这是由于所谓“德宗(指光绪——引者)和太　后的失和”，“东西宫的争权”(注：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等等。其实，　最高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除本身原因外，根本原因还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　特别是阶级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反映。可是作者对这点却根本不理解不认识，因而也　就只能唯心地把现象当成本质，结果看成原因，完全颠倒本末关系和因果关系。也正因　为这样，所以作者尽管看到了光绪和太后同样腐败，却不能从整体上去进行揭露和批判　，而将批判矛头主要指向慈禧太后，而对光绪就不能不有所原宥和同情，甚至寄托幻想　，似乎只要他掌握了实权，国家也许还会有转机，说什么，“国家政治，既有刷新的希　望，朝野思想，渐生除旧的动机。”这就近于美化光绪了。于是，作品中对于光绪皇帝　的描写，就产生一种矛盾的现象，即事实上的揭露和表面上的同情，甚至美化。这在思　想上反映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认识，而在艺术上也是一种败笔。与此同时，帝国　主义和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者，虽然有矛盾和斗争，但在反对中国人民这一点上，又往往　互相勾结，彼此有着内在的联系，可是这在作品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这也说明　，《孽海花》对封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同样是不深刻，不彻底的。

    《孽海花》总的说来是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对当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　的批判又是不坚决的，甚至有局部的肯定，带有比较浓厚的调和色彩。如洋务派人物成　木生(影射盛宣怀)，作者就有好感，特别是他举办招商轮船局，作者就认为这是“中国　在商界上第一件大纪念”，深表支持和首肯。与此相反，有时对资产阶级革命又有所保　留，如主张把宣扬“革命”、“流血”、“平等”、“自由”的卢梭《民约论》，孟德　斯鸠的《法律魂》一类的书尽情禁绝，“不让人寓目才好”，这虽不是作者的正面主张　，却也没有给以应有的批判，反映了作者的态度比较暧昧。这种调和的色彩，到了修改　后的《孽海花》就表现得更加突出，更加严重，甚至公然认为他们虽然“主张各异，救　国之心，总是殊途而同归”。(注：《孽海花》第三十四回。《孽海花》三十一至三十　五回，只在当初杂志上发表，没有编入作者1928年改定本。)

    《孽海花》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和局限，当然和作者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有密切关系。　但首先还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反映。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认识，本来就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更何况，中国资产阶级还是先天　不足，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　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者有密切　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意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　建势力。”(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而在文化思想上，这个阶级甚至“比它　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既然如此，《孽海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小说，存在反帝反　封建的不彻底性，也就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小说，只要它具有反帝反　封建的政治倾向，而又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革命，那应该说它也就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　使命。而《孽海花》恰恰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为什么不能列入资产阶级革命小说的行　列呢?完全有理由，也完全有资格。因此结论只能是：《孽海花》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　一部比较优秀的资产阶级革命小说。

    “孽海”之“花”，为自由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