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张先生回复一文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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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盾

非常感谢张先生对本人《关于<招商局史>(近代部分)某些内容的商榷》的答复,尤其宝贵的是,从中我又找到发现了不少新的史料,启发甚大。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笔者仍旧存疑,这里就张先生回复顺序,一一作出回答:

一是“招商局的创办者为谁?”

张文回答是李鸿章,并称最早为曾国藩创办,是他1872年提出来的。但根据张先生主编的《招商局史》介绍,最早提出创办轮船招商局,是容闳和许道身。而且时间早在1867年,而不是1872年。是当时的候补同知容闳首先提出采取招商集股的办法,创设轮船招商局。次年,沙船商人赵立诚也向曾国藩递呈关于兴办轮船的禀贴,未获准。

至于1872年谁首先创设轮船招商局?我想张文此处已经给出了一个史料与答案,是曾国藩224日首先提出,李鸿章嗣后35日授意津海关筹办。但其中仍有存疑:

据《招商局史》记载,从1872年元月23日宋晋奏请裁撤闽、沪两局,到曾国藩224日首先提出拟造四、五艘商船“平时租与商人装货”再到李鸿章35日向津海关提出筹办轮船招商局的建议,其间,有一个多月的转寰时间。其间,李鸿章意气曾十分消沉,曾给沈葆祯去信称他“早知(闽、沪两局)不足御侮,徒添糜费。”附议宋晋观点。是谁使一个连现成的“官局”都欲放弃的的李鸿章突然想到筹议“船局”,而且采用的是“招商”形式、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这其中肯定有人从中产生作用。根据《招商局史》的记载来看,直接起作用的是:“18723月,总理衙门函询关于轮船招商之事李鸿章接函后,以北洋通商大臣名义饬令各有关官员详细筹划。35日,李鸿章授意津海关林志达与一些广帮商人提出议呈九条。”可见,最先使李鸿鸿章筹议轮船招商局最关键性部门为恭亲王署下的“总理衙门”。

但在元月23日撤局之事纷起,到三月筹议之间,盛宣怀作为李鸿章当时的贴身师爷,有没有可能在李鸿章意气消沉之际,向他提出筹议轮船呢?我看是有可能的。而且据他家人在二十年代的《杏荪府君行述》中讲,其建议对象不仅李鸿章一人,还有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祯。——如斯大事,证人皆在,——尤其是当时李鸿章之子李经芳仍与其交往,在沪声名颇大,他们不可能随便撒谎。

而且,盛宣怀向李鸿章、沈葆祯建议以招商的形式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建议,很有可能通过李影响到总理衙门和曾国藩,因为依据曾国藩从224日到39日的思想认识变化看,存在着一个从“自造商船”到39日“筹议轮船招商”的巨大转变,总理衙门也着力催办,这都可能因为盛宣怀向李鸿章、沈葆祯的建议(即“献议二公”)在那里发生作用!

至于盛宣怀1882年在《轮船招商局办事始末》中称“自请于李相国,筹办轮船招商”,其时李鸿章正值权势炙天之时,盛宣怀作为李鸿章贴身师爷,恐怕不敢轻易出此狂言;而且《轮船招商局》(盛档)中,旁人不止一次提出是盛“请于李相国,筹办轮船招商”。

而事后,第一个拿出创办招商局最详细最切实可行大纲的,不是其他人,正是盛宣怀,是盛宣怀在18724月,写出了《上李傅相轮船章程》(见夏东元著《盛宣怀年谱长编》第13页,第一次提出了“商本宜充”、“公司宜立”、“委任宜专”较为可行的具有前瞻性的章程,这个章程从后来所产生的作用来看,是决定了刚刚草创的招商局的关键性成败的,也成为他早期与李鸿章究竟是采用“商本商办” 还是“商本官办”的分野。这个章程,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筹办近代商办股份公司的第一声,全文约六千余字(文言),其方针路线较之军旅出身,不谙商务的李鸿章简要的那几条“变通之法,不外配运漕粮、商人租赁二议”要详尽得多。而且事后盛宣怀立即赴上海实地进行考查,并行筹办。

这里张文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李鸿章在这一时期与盛宣怀的争论:行将创办的招商局,究竟是采取朱其昂的“商本官办”还是采取盛宣怀的“商本商办”?二人之间还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交锋。事后李鸿章坚持已见,坚持委用于“商务贸易不谙”、“极其低能”的朱其昂,导致招商局创办不过半年,招股仅一万两不说,亏损即达四万余两!事后,李鸿章向盛宣怀的主张屈服,改“公局”为“商局”;改“官办”为“民办”,结束“商本归官”政策,委用唐廷枢、朱其昂、徐润为总办、会办,盛宣怀为监督总办唐廷枢、朱其昂的监局会办,这才使招商局起死回生。其间,到沪主持招商局改组的天津道丁寿昌对盛宣怀主张的“商本商办”之策甚为佩服,称其:“诚为伟论。”而北洋其余参署人员,亦莫不从此论。(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第二十页)这证明,按照李鸿章当初的办局路线是走不通的,必须按盛宣怀所主张的“坚持商道”的方针办事。

可以说,盛宣怀是使招商局得以立局的关键人物。

至于李鸿章在招商局立局以后所发生的作用,只能说他是在朱其昂几乎倒局的教训下已经完全倾向了盛宣怀的这一边,其作用只能是监督、扶助,而不是起主要作用。其“设立招商局的构想,规定了招商局的设局宗旨和经营方针”,仍是盛宣怀而不是李鸿章,只能说他认可了盛宣怀关于“商本宜充、公司宜立、委任宜专”的方针。李鸿章其间虽然发生作用,但只在甲午海战的1895年以前,而招商局局本由“徐润倒局”亏损达五百六十万两扩张至两千万时期(这一点后文有说明)的辉煌时期,是在盛宣怀1885年全面掌握招商局以后至1902年。其间,李鸿章在唐徐巨亏之后是否留唐、留徐问题上还发挥了不好的作用。扶持招商局的官员远不止李鸿章一人,军机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左宗棠、甚至是恭亲王、慈禧太后,都曾被盛宣怀所感化,支持招商局。

招商局只是李鸿章日常公务之极小一部,他并不能跑到上海坐镇直接指挥调度招商局。一直在日常扶持招商局走上正轨的,仍是一直督促招商局走正轨的盛宣怀。人称“《李鸿章全集》公文,不似《张之洞全集》为已亲撰,多人代笔”,恐怕无不中肯,他扶持招商局的许多公牍函稿,恐怕许多出自师爷盛宣怀之手。

何况,招商局第一次在朱其昂手中倒局,是靠盛宣怀的“商本宜充、公司宜立、委任宜专”方针政策挽回的;第二次与旗昌公司倾争及兼并旗昌,在商业运输有数十家大小洋行倾争的情况下,也主要靠盛宣怀主理的漕运及两次借得的分别为五十万两、一百万两的官债取得全胜;第三次“徐润倒局”亏损达五百五十万两危机,也主要是靠盛宣怀“整局八条”挽回;此后,招商局由亏损五百五十万两扩张为资产多达两千万两的“天下第一局”,首功仍是盛宣怀。

这样,招商局首功之臣应该是盛宣怀而非李鸿章。

而且,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20031月指出:“招商局在130年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辉煌,一次是李鸿章时代,一次是袁庚时代。”说的并不是“李鸿章”,而是“盛宣怀”。这可见于招商局网站。

二、“盛宣怀在招商局初创阶段的作用”

关于盛宣怀在招商局创设之初的作用,我想上一节说得较为清楚,是盛宣怀确立了真正使招商局立局的方针路线;是盛宣怀在朱其昂倒局之后,促使招商局全面改制,结束了朱其昂招股仅一万两、十一万余两局本亏损达四万余两的局面,重新使招商局真正确立在上海滩头。

所以,本人对张先生所言“盛宣怀并未参与招商局具体的创办活动”不敢苟同,这一点,上一节已经说得十分清楚。

至于说盛宣怀草拟的章程“并未被采纳”,这一点上一节也已作出说明:一番实践之后,李鸿章只得向盛宣怀拟定的章程俯首投降,并遵循盛宣怀的路线全面改制,改招商局的“商本官办”为“商本商办”、“官督其事”。并且以此为路线使招商局得以真正立局,从此傲视群雄。

张文所称,盛宣怀于187399日得以入局,是出自唐廷枢的“推荐”,李鸿章才答应盛宣怀驻局。这里笔者认为,此不过是官样形式而已。从与李鸿章关系谁薄谁厚来看,盛宣怀恐怕与李鸿章关系更近在一些,在此之前,唐廷枢不过民商一个,与李鸿章素不相识,与李中堂相识不过数月之久;而盛宣怀父亲盛康与李鸿章同科进士,后来又是合作关系,史载,盛康曾“为曾、胡、左、李筹得四军之粮”,深得李的激赏。而李鸿章从小看着盛宣怀长大;盛宣怀成人后又成为李鸿章的贴身师爷,且兼淮营四品营务会办与后路粮台实职,办事干练,为李鸿章心腹,深为李鸿章倚重,李鸿章怎么会厚唐而薄盛?甚至让一个盛宣怀推荐的、半路相识、任职不过两月之久民商推荐自己的心腹盛宣怀入驻呢?何况,盛宣怀驻局的使命是既监督唐廷枢负责的招股、揽载,又负责监督唐廷枢所不能主理的、朱其昂负责的漕运。这里,唐廷枢如果真有实权,恐怕应该排斥盛宣怀才是,他的推荐,恐怕还是出自李鸿章的督促。

这里,应该说是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了唐廷枢、徐润才是。因为据《唐廷枢传》、《徐润传》记载,盛宣怀十六岁即一直和唐廷枢、徐润在上海经商、兴办慈善。李鸿章在1872年创局之前一直不认识唐、徐,《招商局史》也称,“是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了唐廷枢和徐润。”故此,李鸿章之所以接纳唐、徐,恐怕不是出于对这二位素未谋面的唐、徐的信任,恐怕还是出于对盛宣怀的信任,委盛宣怀监局,其作用也正在于此。

而且,“我们很难设想,这个开局8个月后才入局的‘会办’盛宣怀怎么能称作招商局的创办人?”一说,恐欠科学,因为张文本人文下也说了,盛宣怀这8个月之中,做了大量工作。何况,对招商局创局是否做工作,恐怕不能以是否正式入局任职为凭。因为上文谈到,这8个月期间,盛宣怀与李鸿章、朱其昂之间,发生过多次抵捂争论,最后李鸿章屈从了盛宣怀的方针路线,其作用是关键的。尤其是,盛宣怀在这期间推荐了唐廷枢、徐润入局,如果盛宣怀在这期间没做工作,没有推荐唐、徐,招商局又从哪里得来未来的总办、会办呢?又是怎么舍朱其昂,而用唐、徐呢?又是怎么于18735月筹议改制?又于187387日得以迁入新址,正式办公呢?这样,盛宣怀99日即正式入局,所谓未能入局达8月之久,实际不过1月而已。这从北洋要员入局的人事安排时间上说,是十分正常的。

至于盛宣怀何时入局,盛自己也有一说,他在1879年《上李鸿章禀》中对李鸿章说:“窃职道于同治十二年七月(18738月)奉北洋大臣、宪台(指李鸿章)檄委会办轮船招商局务,并准朱道将关联案卷移送到局,敬谨会商筹办,不敢稍图暇逸。”(见《轮船招商局》(盛档)第九十七页。)这里盛宣怀不敢向李中堂当面撒谎吧?北洋有案卷可查,可见盛宣怀入局时间,似应八月入局。而且,权高位重,入局事务还很繁忙。

如果从任职时间早晚来说,徐润比盛宣怀任命更晚,为1022日,这一点《招商局史》第四十五页已作说明,这里是否意味着,在招商局创局之初,实际贡献最小者为徐润呢?

张文称“我们虽然肯定盛宣怀的作用和贡献,但不应当将招商局早期的盛宣怀任意拨高到‘最早倡导者’、‘关键人物’、‘中心人物’这样一个不讲分寸的地步。”

是否为“最早倡导者”?上文已作解释。是否为招局早期“关键人物”、“中心人物”?看了张文所提供的史料,我进一步提高了信心,张文指出,“是作为招商局早期领导班子成员之一,盛宣怀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虽然在招商局领导班子的排名位居唐廷枢、徐润之后,但仍然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他协助朱其昂负责漕运业务,从开局到1884年共运输漕粮782万石,运漕运费净收入达260万两。”

这里,我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招商局在洋船行的围剿中的成与败、存与亡、兴与衰,漕粮起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因为唐、徐未署官职、不悉官务,以前从未经手漕运,官场不服;招商局漕运,实际掌握在盛宣怀、朱其昂手中。而唐、徐负责的商运,实际上有欧美旗昌、太古、怡和、美最时、同孚、沙狲、上海拖驳、日本禅臣等几十家洋行倾争中,争不到多少运输份额。这样,招商局生存之本实际上仍是盛宣怀、朱其昂主理的漕运。而此后三十多年后,袁世凯一党攻击盛宣怀,“自同治以来,招局所赖生存者,仅漕运一项。”可见,是盛宣怀的漕运一直支撑着招商局渡过唐、徐署局期间的种种危机、最后使招商局在盛宣怀、郑观应主持下,走上1902年局本扩张至两千万两的辉煌期。

这里需要纠正的是:盛宣怀并非“排名唐廷枢、徐润之后”,作为李鸿章心腹、作为驻局大员品衔最高者,作为1873年因赈灾赏二品品衔的北洋监局大员,既负责监督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又负责监督漕运会办朱其昂、朱其诏,他的名字怎么会排在徐润之后呢?至于让自己推荐的唐廷枢位居于前,又不让其负责招商局生存关键的漕粮只不过是“暂且的韬晦之术”而已。

这一点,连张先生自己的《招商局史》也进行了说明,该书在第四十五页写道:“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入局,是为了更好地代表官方对招商局的经营与管理进行监督和控制,他在招商局以半官方身份‘往来详查’,‘遇有要务,则与唐廷枢会禀’。盛宣怀担负代表李鸿章监督唐、徐的特殊使命……”

先生不会连自己的劳动成果、观点也予以否定吧?

至于这一段话后“盛、朱两人当时在招商局并未占据要津,甚至被称为‘挂名会办’。”与张先生自己的《招商局史》本身提供的史料极不相符,因为根据《招商局史》同页介绍:“991022日,李鸿章委任盛宣怀与徐润为会办,‘常川驻局’,会同唐廷枢将‘运漕揽载一切规划事宜,悉心商办,随时会禀核夺’。”也说明了盛宣怀具有超出唐廷枢权力之上的承担“运漕揽载一切规划事宜”、及“随时会禀核夺”,是拥有核心权力的!并且“常川驻局”!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徐润是没有“运漕”、“一切规划事宜”、“随时会禀核夺”的权力的。而且徐润于1878年在入局四年多之后称盛宣怀说:“杏翁乃我局总办,平素又蒙器许,名分有在,岂敢贪得。”何况,朱其昂又主掌局内“最大宗“漕粮运输”,是实名而非挂名。

事实上,唐廷枢并不谙漕运,而且缺乏责任心。《轮船招商局》(盛档)第281875311日《李鸿章札盛宣怀文》记载:唐廷枢协助朱其昂办理漕运,在朱其昂赴江西采办之时,押船至天津,“每每验收后不即日兑收,有迟至半月以后者”。导致“米色闷闭,易于霉变”,“是以各州县纷纷具禀。”“而总办唐丞廷枢置若罔闻,任令司事伙友有意耽延,叠次催询,迁延如故。”“盖招商局创办之初,漕运为大宗,每年所入几至三十余万(石)……而唐丞以漕米非所专司,视为无足轻重,将来恐至贻误全漕。”急令盛宣怀急速驻局、监督唐廷枢。五日之内,收兑漕粮。

从上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廷枢在招商局实际地位,因“不专司漕粮”,且受盛宣怀监督,地位不仅在盛宣怀之下,而且在掌握招商局的关键运输漕运上,地位实际还在朱其昂之下。而且,办事过程中玩忽职守,有意渎职。可见赫德在1878年在《整顿招商局条陈》中称“唐、徐不足以任总办之职”,用人不问品行能力,滥用香山亲友、滥扣客票栈票;以及盛宣怀称“唐廷枢一派糊涂,专说大话;徐润一心出局,不务局事”,以及社会对唐、徐的各种意见,实为其实。

三、“企业史是否运用完全的编年史笔法”?

我想“完全”一词也许苛严,属于笔误,这里向张先生致歉。编史当然需要最大的占有史料,但还必须合理、正确的判断、整理、运用这些史料。必须遵循马克思所倡导的全面的、运动的、联系的、连续的、发展的的眼光判断史料至为重要,不能片面的、静止的、割裂的、武断的判断史料。而采取编年史写法,述写史实较为方便、顺畅,便于判断史料、组织史料。

四、“招商局早期领导班子作用”?

此处感谢张先生文中多处引用本人原文,这的确是本人持论的观点。但唐廷枢在《轮船招商局》(盛档)和《招商局史》中的记载,实际更为不堪,其实本人文中仍有“掩过之意”。

接着,张先生从“1885年之前招商局最高负责人是谁”上对本人观点提出反驳,介绍:

“接触过招商局近代史的都知道,招商局初创时期(18731884年)的领导班子基本上由唐廷枢、徐润、朱其昂、朱其诏、盛宣怀五人组成。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唐廷枢总揽局务并协助徐润负责轮运及招股业务,朱氏兄弟负责漕运事宜,盛宣怀襄办二事。

这一时期,在招商局拥有实权和举足轻重地位的是唐廷枢和徐润,局内外将他俩同时称为总办……”

本人为忠实史实起见,实难接受这种观点,因为张先生的《招商局史》也说,“盛宣怀担负代表李鸿章监督唐、徐的特殊使命”,权力甚至超出总办唐廷枢之上,怎么会排名最后呢?其实,作为北洋派驻招商局的官督代表,作为既监督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同时又监督唐、徐所不能“专司其职”、朱其昂负责的最大运输份额漕运的“监局”,无论从离李鸿章关系的远近、从官职品衔、从在招商局职责上所负责的范围,都为最大,其位决不会位居最末。

这里笔者比较认同上海交大特聘校史专家夏东元先生意见:“按照李鸿章在朱(其昂)、唐(廷枢)呈文上的那个旁批:盛宣怀这个会办,是‘漕运、揽载及一切规画事宜均令会同商办’,显然是总揽全局之意。也即是沈能虎所说的‘全权在握’,颇有点象是李鸿章派去的‘准督办’。”(“国家‘十五’重点图书”《盛宣怀年谱长编》第二十二页。)所以,我比较认同盛宣怀早期在招商局为“准督办”的说法。

至于唐、徐是否事事向盛宣怀请示,这一点夏东元先生已经引过李鸿章的原话:“‘漕运、揽载及一切规画事宜均令会同商办。”张先生自己主笔的《招商局史》也说明:“99日和1022日,李鸿章分别委任盛宣怀与徐润为会办,‘常川入局’,会同唐廷枢等将‘运漕揽载及一切规划事宜,悉心商办,随时会禀定夺’。”(见《招商局史》第四十五页。)两文相较,恐怕夏东元引用的李鸿章旁批更准确一些。而且盛宣怀是“常川入局”,不是“经常出局”,张先生不会否定自己确立的观点吧?

这样,李鸿章在开局之初,实际指令招商局其他四个总办、会办“一切事宜”都得听盛宣怀的,所有事宜都得经盛宣怀之手,这样,可见招商局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二把手实际负责的范围比唐廷枢这个明面上的一把手所负责的事宜还要大,象唐廷枢“不能专司”漕粮,盛宣怀行,而且是掌管“一切事宜”。

至于徐润被人称过“总办”,本人一直在招局史料中从未见过,甚至在他独立署局的电文、函稿中。倒是徐润早期在唐廷枢总办在职、盛宣怀任监局会办时,常称盛宣怀为“一局总办”,该称而见于《轮船招商局》(盛档)1878224《徐润致盛宣怀函》(第75页):“杏翁乃我局总办,平素又蒙器许,名分有在,岂敢贪得。”恭谨之辞、溢于言表,可见盛宣怀当时在招商局地位,在他眼中其实早就逾越唐廷枢之上,已经是名符其实的招局“总办”了。使徐润战战惶惶,不敢陨越。

“招商局招股究竟靠谁?”

稍有商业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家公司,它是否能招来股票,主要依靠该公司经营业绩,而该公司经营业绩最大为谁呢?依然是盛宣怀。是他负责的漕运,支撑全局,克旗昌、斗太古、挫怡和,莫不靠盛宣怀的漕运。依照朱其昂创局时手持李鸿章札令欲争十万石漕粮而不得的能力,依照唐廷枢、徐润民商身份,以及唐廷枢连漕粮交兑“失期半月”的禀性,招局漕粮运输,主要靠盛宣怀冲樽折俎,开辟道路。见《轮船招商局》(盛档)初期函稿载、宋路霞《盛宣怀家族》载,他于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各省督漕粮,他常有争取,每省一争取就达十万石之多。虽然有时也遇挫。唐廷枢、徐润虽能招股,但范围极小,仅在粤商商帮之内,如张文所言:“徐润一人入股48万两。唐廷枢最少投资8万两”。这些股份,怎么能同张文所说盛宣怀与朱其昂“从开局到1884年共运输漕粮782万石,运漕运费净收入达260万两”相比呢?

260万两净收入与56万两股本谁号召股票的力度大?应该属于前者。所以,笔者这里认为:招局初期之所以能招股至200万两,主要仍是盛、朱之功。

更何况,后来在盛宣怀独自署局的情况下,不依靠唐、徐局本就扩张至两千万两。在招股上,谁孰胜孰优,不一目了然吗?

至于“招商局内谁的运输份额最大?”李鸿章18753月骂唐廷枢“蒸变漕粮”、饬令盛宣怀前往监督那一封信已作说明:“盖招商局创办之初,漕运为大宗,每年所入几至三十余万(石)。”(见上文,《轮船招商局》第二十八页。)创局之初漕运即达三十万石,而后漕运数字逐年递增,至1898年多达一百万石。这些《招商局史》、《轮船招商局》(盛档)中均有记载。而在唐、徐署局期间,商运每年未能达到这个数字。

而唐徐负责的商运,因有欧美旗昌、太古、怡和、美最时、同孚、沙狲、上海拖驳、日本禅臣等几十家洋行倾争,恐难超逾盛宣怀漕运。何况,盛宣怀不仅负责漕运,还负责上十省的品种多达几十种的官运,其间也承担着监督、招揽商运的任务。

何况,盛宣怀1882年“坚请辞职,不予局事”之后,唐廷枢总办(实际开平任职,兼管)、徐润独掌的招商局,无论是招股、还是商运、漕运,都一败涂地,帐面明亏(暗亏不知凡几)竟达五百五十万之多,不都说明盛宣怀是否在局,是否督局,决定着招商局的全盘成败吗?

后来,盛宣怀在不依靠唐、徐力量,独自掌局期间,在漕运不再赢利,越运越亏的情况下,依旧依靠商运将局本扩张至两千万两,也说明了盛宣怀在承揽商运上的能力。

先生说:“应当指出,盛宣怀不仅未在招商局大量投资,反而通过各种方法收买其他股东的股份,到1916年盛宣怀逝世前后,盛氏家族已在招商局占股约60%,“实为最大股东”,这是盛宣怀成为全国首富的原因之一。”

此话恐怕欠妥,前面称“盛宣怀未在局内大量投资”,后面又称“反而通过各种方法收买其他股东的股份。”这话前后未免矛盾,既然盛宣怀“通过各种方法收买其他股东的股份。”就已经通过赎买他人招商局股份的方式向招商局入注股票,怎么能是“未在局内大量投资”呢?区别是:唐、徐投的是“原始股”,他买的是“二手股”,而且是在“徐润倒局”后不久的严重亏损期(亏损达五百五十万两)、股东亟待提高信心、总董必须承担风险、局内亟需股票时期买的。这说明,盛宣怀之所以最后在辛亥革命后局内股本一度多达四百万两,一是靠他早期的间接赎买,二是依靠他将这个亏损达五百五十万两的亏损局办成局本多达两千万两的优秀业绩

这里我十分奇怪,为什么一说李鸿章、唐廷枢、徐润分别投股5万、8万、48万就叫好!甚至占股份越多越好!一说盛宣怀自己掏钱买收买其他股东就叫坏呢?他在“徐润倒局”、亏累达五百五十万两、招局前途莫测的情况下,作为局内总董,他不买股谁买股?这是重建信心、勇担风险、承担总董职责的行为!

至于盛宣怀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前将股票分作新旧两股,是因为袁世凯攘局期间,“修船有弊,买船有弊,买煤有弊,余事皆有其弊……”局势笈笈可危造成的。当时盛宣怀1910年在清理袁世凯所留下的漕粮已不赢利、商运运输日蹙、股商纷纷畏怯的“后遗症”时,在董事会上毫不矫饰地说,若“招局不思改正,亡局之日,为时不远”。在招商局已无厚利可图、甚至行将倾覆的情况下,盛宣怀自然要将股票分作新旧两股,以号召各商股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盛宣怀个人为承担更多风险,分得四百万两股票,其实也是按当时派股章程分的,除了承担更多风险,并无其他更多的意义。按当时局本两千万两计算,其股份所占也不过20%,比如今有些公司的董事长所分的76%的股票还少。

至于张先生称:“到1916年盛宣怀逝世前后,盛氏家族已在招商局占股约60%。”

此句存疑,盛宣怀家族在当时局内股东已多达三四万人的情况下,如何占有60%的股份,我不知从何计算而出?况且,此时是袁世凯派杨士琦南下攘局时期,袁、盛两党局内争斗,一塌糊涂;全国各省,战乱频仍,水运不畅,招局船只时常被扣。盛宣怀各处家产,许多被袁世凯扣留不还,他们家族,何以占60%的股份呢?

再说盛宣怀为当时“一国首富”,也应存疑,当时《大公报》公布盛宣怀家产为一千三百多万两,其中不少资产为暴涨的上海地产、其父花三万两购买的苏州留园、西泠印社、常州转移到上海的祖产、不动产,而云南“钱王”——王炽,财产据称多达两千多万两。盛宣怀似乎应为晚清“最大商人”,——,因其经营的铁路、电报、纺织、冶炼、矿产多达十几项之多,在财产盈积方面,恐怕是不能变现的不动产居多,实银居少。其财产再多,也仅只是其名上负责管理的资产,而不是真正的实际消费性财产。

至于盛宣怀与唐廷枢、徐润谁“务局专一”?此有《轮船招商局》史料为凭,有盛宣怀恐被时人、后人误解留下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亿字档案(公牍、帐目、电稿、书信)为凭,俟上海拨资两千五百万、多达亿字的《盛宣怀影印全集》出版,自有解答。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招商局如果早期没有盛宣怀主局,恐难设想:

一是朱其昂时期,如果没有盛宣怀厉行主张,使北洋通商衙门全体对盛宣怀“商本商办”之策“莫不钦服,称诚为伟论”;恐怕招商局难能立局!

二是唐、朱、徐理局,盛宣怀任“准督办”期间,如果没有盛宣怀的厉行监督,如果没有盛宣怀的厉行揽漕、揽载,如果没有盛宣怀折冲官洋两场,没有盛宣怀从北洋请来的“扶商政策”,如果没有盛宣怀先后所借的分别为五十万两、一百万两的官债,并“官债免息”,“船走通商口外”、“增加运藉水脚”、“船只折旧”……招商局结局恐怕难以设想。当时招商局在唐徐“用人不问品行能力”、“滥收栈票客票”、不束局规、“退客货,运已货”、“滥借局款达十一万两之多,其他攘利数倍于此”。朱其昂办事喑弱,过去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两江揽漕十万石只揽来一万石。在这种情况下,招商局很可能不能吞旗昌、克太古、平怡和;实际上,招商局1878年在唐、徐“招股一股之不能到”的情况下,债务危机异常严重,东借西绌,债主竟达数十家之多;两百万局本几乎折尽,由此,盛宣怀在1879年在《上李鸿章禀》中发出惊呼:“查本年结帐,多形亏耗,无论局中局外,皆知为不瘳之症矣,夫岂能听其不瘳哉!该局为洋务一大关键,固今日之急务也,成则创中国两千余年之奇局,败则贻外洋数十国之笑柄,人人知其关系之大,人人虑其哗溃之速,而人人不肯大声疾呼,亟起而救之。”(见《轮船招商局》(盛档)第98页。)

而盛宣怀在此之前又拟定八条援救之法,见《轮船招商局》第7918781月《盛宣怀拟招商局章程八条》:“官本应分别定息也。轮船应自行保险也。船旧应将保险分摊折息也。商股应广为招徕也。项息应尽数均摊也。员董应轮流驻局经理也。员董应酌量提给薪水也。总帐应由驻局各员综核盖戳也。”并拟定“船走通商口外”,奔赴洋船所不能走航道、码头;“官债免息”等措施。但唐、徐此时股本在拼斗旗昌时折阅已尽,已经不再象1877年拼斗旗昌前可以收束;故此,事后大清海关税务司赫德乘招商局在唐、徐办理下力不能支,企图于1878年借口唐、徐“不足充任总办、会办之职”,试图以三折的价格收购招商局、并用英人管理就是证明(见《整顿招商局条陈》(见《盛宣怀年谱长编》第87页,赫德187812月《谨拟整顿招商局条陈》);其间,是盛宣怀力保唐、徐位置,并日昔劬劳,力挽亏损,并在“借债多达几十家”的情况下,厘定还款日期。这些《轮船招商局》(盛档,见《轮船招商局》1878年间来往公牍、奏折、函电)中皆有确切记载。

三是1882年以后,盛宣怀、唐廷枢身遭诬陷,一个“坚请辞职,不予局事”;一个远走开平,徐润独自掌局。其间,徐润导致局纪废弛,局内水脚一片欠帐,来往水脚欠七十万两,分局欠帐达三十万两,而唐廷枢此时又大挪招商局款项达八十万两之多,并强行摊派,高价兜售开平股票,导致局面哗溃……至于花十万两银子修价值仅二三万两的旧船,花四十多万两修占地仅三四十亩的金利源码头,导致局中暗亏更不知凡几……据《招商局史》和《轮船招商局》(盛档)记载是帐面明亏多达五百五十万两……完全靠盛宣怀急切向北洋呼吁才挽回危局。这一切说明,招商局早期如果没有盛宣怀监局,局内在唐、徐独立掌握的情况下,肯定是一片哗溃,不能自支;(所以张文所论:“(招商局)到1882年大体上由唐廷枢、徐润、张鸿禄、郑观应四人组成,他们发表声明称:“现在局中公事,均由枢等四人会商办理,畛域不分,意见全无”,这是一个较符合实际的评价。”恰恰选中了招商局“徐润倒局”时期,所引史料并不能说明问题,反而暴露了招商局自盛宣怀离局后、一片窳败前的伪饰。其中,朱其诏对徐润仇恚,可见朱其昂给盛宣怀信,在归并旗昌前购买旗昌股事上,徐润诳骗朱其昂,致使朱其昂“一股之不到手,恨极!”(《轮船招商局》(盛档)《朱其昂札盛宣怀》朱其昂因此对盛宣怀揶揄唐徐:“如今(唐徐)招股一股未到,曳白而出;是照前章责其招股耶,抑或责其揽载?”(见《轮船招商局》(盛档)、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而张鸿禄也有问题,曾勾结德国盘记出卖招局四万石漕粮利益。此后因其长期与洋行勾结,出卖运输份额,逐出招局。(见《盛宣怀传》)

四是盛宣怀在1885年正式从徐润手下接招商局的时候,将招商局从帐面亏损为五百五十万两改造为局本多达两千万两的“中华第一大局”,并在运漕亏损的情况下、不依靠漕运,依旧取得年年取得赢利,据《轮船招商局》(盛档)中190912月《股商调查轮船招商局缘起利弊》的记载:“商等调查招商局盛督办任内,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止,历届细帐,除各项开支外,实在还清前欠官项银一百七十余万两,报效银九十一万两,还清前欠洋商各款银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两,(还清)又磅亏二十七万六千余两(马建忠理局时亏损),股商利息及还款利息银五百三十七万八千余两,总、分局董事司事奖赏花红四十二万两,股商公积添入本局股本银二百万两,公积入通商银行股本银八十万两,湖北铁厂股本银二十七万四千余两,萍乡煤矿股本银十六万四千两,铁厂、萍矿存银四十六万九千余两,船栈添本一百八十五万两,备添船栈公积银八十六万两,共总收存余利银一千五百四十余万两。至于商股,新旧各银四百万两。盛于交卸之日,结存码头、栈房、轮船、地产,按照时值估价,并连公积,不下二千万两,可谓厚矣!所有历年出入银钱帐目凭单。均系驻局总董签字存局,丝毫不动,以备考查。”这长达十七年间,因为局内无唐、徐掣肘,不仅局内一片稳定,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这说明了盛宣怀为招商局最终稳定、确立的关键者。其能力是超佚唐、徐的。

“拙著对唐、徐、盛的缺点罗列过多吗?”

这一点本人应对张先生致歉,其实,张先生对唐、徐缺点所引并不太多,至于盛宣怀缺点倒稍有误解。

“关于盛宣怀的评价”?

先生所引夏东元先生1985年《盛宣怀传》中持论颇多,老实说,这些观点,夏东元先生在在2004年版的“国家‘十五’重点图书”《盛宣怀年谱长编》中都作了订正。张先生可全面一阅。

同时,我十分感激对张先生对盛宣怀的一些再评价,当时之所以对《招商局史》的某些观点作出那样的评价,关键是没有看到张先生后续在其他各刊所写的重新评价的文章,只看到书中的那些章节,故而进行那样的评断,本着“学术讨论只对学术本身,而不将它上升为人身攻击”,本人那些观点,只对事不对人,只求广泛讨论,交流学术,提供信息。澄清事实,纠正观点,而非攻击作者本人。即使在重大战役中,毛泽东下达战令,栗裕给出意见,他也是要酌令修改的嘛。老实说,我拿到张先生回馈资料后,是非常高兴的,讨论时也一直面带笑容。现在开放时代,气氛应该理性,讨论应该宽松。

至于盛宣怀“官权”是否在商场起关键作用,我想张先生可以从《招商局史》朱其昂办局,李鸿章带头招股,投股五万两,股商反而一片哗溃就说明;即使权重如李鸿章者,只要他“商本归官”,民商就可以不信任他。这就是为什么盛宣怀将唐廷枢、徐润拉出来理局的道理!就是为了在商人之中建立一种商誉!以争取股票、招揽客货,只是徐润在1882年后实在不能理局,反导致五百五十万两的亏损,用事实说明还是盛宣怀行,他才敢出掌商局!否则,他单凭权势,“以官凌商”,股票不逃之一尽?客货不逃之一空?象当年朱其昂创局时的李鸿章那样。所以盛宣怀常言:“我名为官督,实为商总”,此结论是对的,他主要是靠“坚持商道,持久不弊”服人,否则他就不会在独立掌局的1886年至1903年间,取得“共总收存余利银一千五百四十余万两”的成绩,使局本扩张至两千万两。

至于盛宣怀是否依靠李鸿章,这是一定的。他不仅依靠李鸿章,还依靠恭亲王奕訢、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翁同龢、吏部尚书李鸿藻、直隶总督王文韶;甚至连自己的对头如张之洞、左宗棠、翁同龢都争取了过来,为自己的商局、电报、银行服务。但他主要不是靠官势折服人的,还是靠自己的能力、素质去折服众人。象李鸿章的死对头张之洞以前对他颇为反感,后来相见之后,一见如故,称之:“环顾四方,官不通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洋务而不知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谩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皆不足以任此事。该道(指盛宣怀,笔者按)无此六病,若令随同我两人总理此局,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则为证明,可见他利用官势皆是利用他们良性的一面,所利用者也大多为办好事,而非坏事。象盛宣怀对袁世凯,就绝不同流合污,表面敷衍,实际上在1904年守制期间,暗中资助军机大臣瞿鸿矶、邮传尚书岑春煊,撵走位居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袁世凯(见袁世凯电报“盛武进资助,亦有人提及。”)当时中国民商一片暗弱,谙商、知商、尤其是熟知近代大型股份公司者甚少,势力极为弱小,没有官方的支持,他不可能办起“中国实业十一项‘第一’。”而海外近代公司发展之初,也寻求官方支持,譬如日本三菱船社,就获得了明治天皇及内阁支持,免费获得轮船十三艘。这是由历史的局限、历史的客观条件造成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何况,盛宣怀与官方的合作,“寻求扶持”层面意义较大,“官商勾结”的层面的意义较小,一是当时民间并无巨额的投资力量于盛宣怀之先创办轮船、铁路、电报,即使唐、徐也没有独立投资兴办大型轮船公司的力量,他们必须依靠盛宣怀的“官方扶持”才能办起轮船。所以,当时盛宣怀不存在着勾结官方、独享资源的弊病,因为他当时所经办实业项目,都是首创性的,不存在着争挤资源、独享资源、排斥他人、恶性竞争之弊。而铁路、电报的兴办,更是盛宣怀首先倡议(见给胡雪岩筹商“合办”的信)。至于他对野鸡船的封禁,是因为其多为洋人公司,且船小质劣,削价倾争。而且铁路,只要背后没有洋人殖民公司支持的中线、短线,他允许民间招商自办,并不垄断。七百九十万石淮盐,他也全尽盐帮帆船自运。

而且他很少贿赂官员,史料也无此方面的明确记载。只是给朝廷报效款项,且出处用处皆有案可查;报效款项中稍有争议者是,他尾期实在无法,为从袁世凯手中夺回轮、电、路三局,曾自掏腰包,费银十一万两免费给紫禁城、颐和园安装电灯。那是紫禁城第一次用上电灯。但在袁世凯争局前,北洋通商衙门对招商局正常期,一直无此记载。而且他所赖以支持的李鸿章、王文韶、恭亲王、醇王、翁同龢,在支持轮、电、路三局一事上,都较规矩,只是袁世凯与他太水火不容,盛宣怀明面应付,暗里从未向他妥协。而且盛宣怀署理的轮、电、路三局平时帐目都交海关、户部、税务司备档,且股商随时入局可查。即使盛宣怀门下亲信朱宝奎为争婢投效袁世凯期间,带走了盛宣怀许多轮、电、路三局帐目,袁世凯亦未能查出。朱宝奎反倒在岑春煊上任第二日后被撤,袁党面对亲信被撤,手里虽捏着盛宣怀帐册,却毫无还手之力。

但招商局帐目备档这一局规,在袁世凯时期破坏,为此,镇国公载泽1909年署理户部期间,曾在奏折中说:“招商局自盛宣怀交归北洋之后,前北洋大臣袁世凯据为已有,出入款项,无一字报邮传部,船政一司,形同虚设”。(见《轮船招商局》第878页)

尤其是铁路、电报,还获得了李鸿章死对头、性格十分执拗的张之洞、左宗棠的支持,盛宣怀不会和这两位一向清廉的清官勾结吧?他只是以自己的能力、素质、事理寻求“扶持”。

最后左宗棠之所以弃胡雪岩,而用盛宣怀,也说明盛宣怀是依靠公平竞争获得官方对各种项目的支持。因为胡雪岩在架设电报线时实在过于外行,甚至在盛宣怀诚心合作时给盛康去信:“宁可独偷一只羊,不可合吃一头牛”。尤其是,当盛宣怀仅费十五万两、已经架设起从天津到上海一千二百多公里的电报线(水线、旱线)及设立沿线各处分局时,胡雪岩却在自己倚赖的左宗棠两江三省地盘一公里未架成,水线、旱线铺设都惨遭重挫、糜款甚巨,这才使左宗棠最后弃胡雪岩而用盛宣怀。(见“国家“十五”重点图书《盛宣怀年谱长编》电报创立时期史料)左宗棠对李鸿章淮系的排斥是十分执拗的,他对淮营干臣刘铭传一直未予支持原谅,就说明他对淮营的敌对。但他此时竟为盛宣怀折服,说明盛宣怀在实业经营方面的确是作为公正、能力超群。张之洞对盛宣怀的前后转折也是这样!

所以,美籍学者刘广京先生指出,盛宣怀“的确具有理财的才干,能应付官商两方面的问题,主持全局。但是他办企业是从官的地位入手,用他的机智和计算能力,夺取控制企业的权力。”刘广京先生又指出:“盛宣怀主持时期‘督办’形态下的招商局,弊病更多,最重要的原因是靠政治力量来维持他对招商局的控制”(转见《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第240页,第252页)。恐为不确,过于苛求,再说,“弊病更多”一辞不见其实。如果盛宣怀单纯的依靠政治力量,为什么他只依靠李鸿章,恭亲王奕訢、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翁同龢、吏部尚书李鸿藻、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左宗棠这些在实业上扶持上较为公正、较为开明的高官,而不依靠袁世凯呢?这说明他选择依靠政治力量,还是具有一定爱憎和原则性的。同时,也主要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与素质,及经营业绩来赢得官方支持,并沟通官商,获得民商支持与信任,这也是招商局后来在1910年股东远远超出创局之初、多达三四万人的原因。

至于说“盛郑联盟”不存在。

这些可看原始史料《轮船招商局》(盛档)及“国家‘十五’重点图书”《盛宣怀年谱长编》,从中可见盛宣怀对郑观应的合作关系达到了什么程度。“徐润出局”后,盛宣怀不仅委郑观应代理招商局,而且委其创办中国电报局、上海华盛、华强纺织四局、中国通商银行、重振汉阳铁厂、兴修芦汉铁路,而且多次出任代理总办……

至于郑观应1893年在《盛世危言》中对官督制度的一种批判,并非针对盛宣怀个人。实出自一种对体制的担忧,或是对局内其他“官督”譬如马建忠的牢骚,因为马建忠驻局后至1892年期亏累较大,挪帐较多,倚仗督府师爷身份侵夺商利较多。而这本指摘“官督”的书,恰恰是在盛宣怀的资助下出版的,并亲呈光绪皇帝,官刻两千部,后发行至十万册,毛泽东十五岁时曾阅,并大受影响,从此走出韶山,赴长沙读新书。

事后证明,郑观应废除“官督”的想法与盛宣怀其实是一致的,当袁世凯攘夺招商局后,招商局亏累严重,重新入局的徐润与其子又浮造假帐达百万两之多。盛宣怀深感“官督之弊”,联合郑观应,并邀江浙数万股东公举,于1905年,电请招商局由袁世凯、杨士琦、徐润(后因滥造假帐为袁驱逐)执掌的“官督”改归完全“商办”,董事选举、商部注册,以驱逐杨、徐。

盛宣怀和郑观应一直是知已关系,凡郑观应有求者,盛宣怀一律照办。据人民出版社《李鸿章传》记载,在孙中山笈笈无名求见李鸿章时,找到香山同乡郑观应,盛宣怀立即引荐,并在信封上写上“孙医士事”。后因李太忙未能得见。但孙中山“人尽其才,地尽其用,货畅其流”的主张盛宣怀转呈给了李鸿章。

盛、郑之间的这种知已关系,从盛档《轮船招商局》前后其、中期、晚期到处都可以看到。尤其是从18926月至1911年,我们可以《轮船招商局》的目录编目上可以看到,郑观应在各员给盛宣怀的来往公函中数量第一,常常一页目录上十有八九皆为郑观应给盛宣怀的请示公函。其间,盛宣怀一直给郑观应下达指示,提供主意,甚至纠正郑观应处理失妥之处,譬如在裁撤坐舱问题上,他主张不一棍子打死;在酌买码头上,他要求郑观应不应只呈文字资料,只报数字,应该画好码头地形图再行请示批买……直到1912年,也是“盛郑联盟”也是互为合作,“结大团体、重举董事”,使袁世凯收招商局为已有的阴谋破产!这一事件《招商局史》已有详细记载。至于盛、郑来往公函,张先生尽可详查《轮船招商局》(盛档)

先生还言:“应当指出,招商局的各项事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些进步,特别是在拓展川江、珠江、湘江运输,发展水陆联运,扩大对外投资等方面成效显著。但是,这一时期并不是招商局的最好时期,请看事实……”

我不知这是如何得出的结论,如果盛宣怀掌局期间,并非最辉煌时期,“局中经济出现净亏局面。这一时期招商局历年都有一定数额的利润,但这些利润被当权者以官利、余利、花红、报效的名义瓜分掉了。根据账略所记,招商局从1898年开始连续出现净结亏,至1903年累计净结亏 395736两。”那么,盛宣怀在袁世凯掌局期间,又是怎么敢在1909年向袁党(其时袁党徐世昌任盛宣怀的顶头上司,邮传部尚书,)出示那份帐表,并言之凿凿,“所有历年出入银钱帐目凭单。均系驻局总董签字存局,丝毫不动,以备考查”。

190912月《股商调查轮船招商局缘起利弊》记载:“商等调查招商局盛督办任内,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止,历届细帐,除各项开支外,实在还清前欠官项银一百七十余万两,报效银九十一万两,还清前欠洋商各款银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两,(还清)又磅亏二十七万六千余两,股商利息及还款利息银五百三十七万八千余两,总、分局董事司事奖赏花红四十二万两,股商公积添入本局股本银二百万两,公积入通商银行股本银八十万两,湖北铁厂股本银二十七万四千余两,萍乡煤矿股本银十六万四千两,铁厂、萍矿存银四十六万九千余两,船栈添本一百八十五万两,备添船栈公积银八十六万两,共总收存余利银一千五百四十余万两。至于商股,新旧各银四百万两。盛于交卸之日,结存码头、栈房、轮船、地产,按照时值估价,并连公积,不二千万两,可谓厚矣!所有历年出入银钱帐目凭单。均系驻局总董签字存局,丝毫不动,以备考查。”(见《轮船招商局》(盛档)第981页)。

从此文看,“这些利润被当权者以官利、余利、花红、报效的名义瓜分掉了”的指摘,有过份之处,尤其是“官利”及“报效银九十一万两”,不应算作是盛宣怀的个人瓜分,而应算作是招商局当时对正处于内忧外患、财政紧蹙的国家的贡献与牺牲。至于给“股商利息及还款利息银五百三十七万八千余两”,是因为当时1902年的股商,已经达到三万之多,所支付出,以十七年计算,并不算多。再说,其中还有许多款项是用来还商债的。此外,还有还清唐、徐、马时期所借的三百七十七万多两各种官、洋债。这官债之中,招局还有一百余万两的利息贡献。二百两公积金只是年积月累的节余,如果即使“至1903年累计净结亏 395736两。”但从“共总收存余利银一千五百四十余万两”来看,盛宣怀署局期间的招商局当时成果依然是巨大的。

如果说盛宣怀正式主局期间前期进展及马建忠襄局期间进展缓慢,那也主要是受徐润倒局的五百五十万两帐面亏损的拖累,及马建忠管局期间还款不力、局事纷乱的拖累。

“至于“李文”谈到招商局“发展为总资产2000万(两)的大局”(动态第15页),这里面有两点失察之处:一是时间有误,招商局总资产达到2000万两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如果达到2000万两不是这时候的事情,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从盛宣怀1903年去局,袁党攘局至辛亥革命后、到盛宣怀去世前,招商局就一直未能在袁党篡局中日子好过,至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2000万局本只剩1600万两,这个2000千万两不是这时候出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一段史料,与上文《股商调查轮船招商局缘起利弊》所言“1903年)盛于交卸之日,结存码头、栈房、轮船、地产,按照时值估价,并连公积,不二千万两,可谓厚矣!”相去太大。

也与张先生自己所撰《招商局史》相去太大。因为书中记载是盛宣怀在任之日局本经英人会计师统计,达两千万两。

又说:“从1897年起,招商局请英国验船师派嘉和罗贝士对各船实值进行了评估,结果是:1897192.2万两,1898257.6两,1900145.6万两,1901354.4万两,1902402.2万两,没有一年达到2000万两,加上地产实值(当时未评估)也不会达到2000万两。二是对招商局资产升值的原因未弄清。招商局利用历年提取的折旧基金和自保船险基金陆续购买了部分新船和地产,固定资产总值有所增加,但这并不是总资产升值的唯一原因。局产升值的主要部分是地产升值,地产值约占资产总值的3/4,而地产升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当地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地产升值影响甚大。20世纪最初30年,上海市经济的发展就带动了地势极佳的招商局地产的大幅升值。”

所称招商局两千万两局本“多为暴涨地产”一辞,在《轮船招商局》(盛档)中,为辛亥革命后盛、袁争局时袁党结论,而且盛宣怀手下王存善已作辩驳,莫非提供史料者误信谣言?

何况,英国验船师派嘉和罗贝士对招商局产产业估算仅只是轮船总值而非招商局整个“码头、栈房、轮船、地产、船坞、物料、局内外其它投资”的估值。仅1902年对轮船估值就多达402.2万两,那么整个码头、栈房、地产、物料、船坞、和局内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呢?当时整个招商局总资产,完全可能达到2000千万两之多。

所幸上海市委拨资两千五百万出齐《盛宣怀影印档案全集》,存目达亿字之多,一应帐目,全部备档,可否落实翔实后再作结论。以免前后抵捂、自相矛盾。

至于局外投资,朱荫贵教授所言也许是一方面,但我更趋同夏东元先生编撰的“国家‘十五’重点图书”《盛宣怀年谱长编》中所提供的第一手原始史料上的记载,以及他个人评论,具体可详查原书。

综上所述,招商局虽然在盛宣怀督局、盛宣怀主局期间,经历过了这样那样的曲折,但毕竟将招商局发展成为了超越在华所有洋轮公司的“天下第一局”,且“共总收存余利银一千五百四十余万两。结存码头、栈房、轮船、地产,按照时值估价,并连公积,不二千万两!”已属中国近代实业史上的奇迹。虽然有些人指摘其离应该发展的规模还有着一段距离,但必须意识到,这种发展是在极其艰难厥的情势下发展起来的!——先有旗昌、太古、怡和十几家洋轮公司的围剿,后有胜利归并旗昌后的二百多万两债务、股欠拖累、再有“徐润倒局”五百五十万两帐面亏损的拖累及马建忠争局的亏耗,此外,还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割让台湾、割让胶州(皆为南北洋关钥之地)、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日俄大战、袁世凯攘局的种种拖累和干扰!这其中,甲午战争因招局免费出动二十多艘轮船几至颗粒无收;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水脚收入减半。战后摊派赔款额更不知凡几。尤其是晚清对近代工商发展重要性认知模糊,迟迟不推行全面近代工商建设政策,使中国经济规模严重不足,大宗货物运输量极为短缺,导致沿海、沿江货物运输量严重不足状况,常常出现一处货十数家中外船行齐争的争挤现象,这种整体经济规模过小,造成运输市场份额严重不足的情况也严重拖累了招商局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查阅《轮船招商局》(盛档)招商局1898年至1901年运输,漕粮虽达百万石之多,虽满清付赔款,削减水脚、领水、转驳、起驳、上下脚力、栈费等费,数年间都处于亏损状况,招商局运输全靠日常百货商运如干笋、玻璃、机件、棉花、大豆、豆饼、茶叶等赖以经营运转。这也是这一期间盛宣怀拓展川江、珠江、湘江运输,发展水陆联运,扩大对外投资的原因。)

即使在这种情况拖累和干扰下,招商局还偿清官债一百七十余万两,洋债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两,报效国家银九十一万两,使总资产达到两千万两,从此使招商局无论经历任何风雨,都坚守至一百三十多年,这就应该是中国近代实业界的奇迹!应该肯定!而不应将政争、战乱、局内一些短视之人败局、整体运输市场份额消费不足造成的拖累全归之于招商局中后期的管理人身上!而应该主要看到它在这种艰难时势中还保持“中华第一”的业绩!

我相信,如果招商局是处在日本三菱船社的那种没有战乱干扰、没有赔款拖累,没有内部倒局、没有攘局抢产、政府无偿全力支持的和平的环境下,其业绩必当超过日本三菱!实现更大的辉煌!

我之所以亟力依据史料澄清盛宣怀一节,也是为了肯定招商局近代历史上创业的主流,如果不肯定盛宣怀监局时成绩,那么招商局创业时期吞旗昌、平太古、挫怡和许多史实就无从厘清、无法解释;如果不肯定盛宣怀辞官就商,独立督局时期创出的佳绩,那么招商局就会少了一个辉煌的十七年!那么招商局在近代实业创业史上的成绩就会抹杀大半!这是一件多可惜的事情啊!

总之,我很高兴张先生介绍了自己在刊物上对近代招商局的一些积极评论,也十分高兴张先生的热烈讨论。既为学术争论,就只对学术,不对人;只对问题,不对论者。历史这么庞杂,有一些误会、有一些争论是正常的。上面我说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权重如毛泽东者,在解放战争初期,苏中“七战七捷”中开始指挥错误,栗裕不执行,陈毅予以激烈批评,但情报弄清,再报毛泽东后,他还不是称“栗裕是正确的,应该照栗裕同志的指挥去办”,并没有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结果苏中“七战七捷”,取得黄桥大胜。毛泽东同志也没为此影响威信,反而获得了“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是靠这个,栗裕在淮海大战中再次违背毛泽东的指挥,将主要兵力布置在宿县,结果分割了黄维兵团、和南面几个国民党兵团与杜聿明的联系,一举大胜。就是靠这个,毛泽东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大获全胜。

我之所以一直力图从史料的角度进行说明,是因为有关对盛宣怀的研究越来越多,大家已经越来越了解盛宣怀;毋庸置疑,“盛宣怀”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毛泽东年轻时期即是看了招商局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里记述的轮船、铁路、电报事迹走出的韶山;1975年周恩来请廖承志副委员长陪同盛宣怀之孙盛毓度回国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1975年,中央还指示上海史界加强对盛宣怀的研究,并于1979年开始出版十数本系列精装的《盛宣怀档案》;1986年,上海交大九十年校庆时,在国家批准下,为盛宣怀树立永久性铜像;盛毓度又作为上海交大创始人后代,和当时上海市长江泽民、校长邓旭初一起,三人站在主席台上作为主宾出席校庆盛会。1992年,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时,在盛毓度去世时发去唁电。此后,盛宣怀专门研究一直在国内展开,2007316,上海市委专门举行了盛宣怀档案出版编纂委员会成立、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揭牌大会,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伟到会讲话。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常州市政协盛宣怀研究会等也纷纷发来贺信贺电表示祝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贺信中指出:“‘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将有力地推动盛宣怀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有这么多领导、部门、单位了解盛宣怀、关心盛宣怀研究,我们最好将有关盛宣怀的史料弄准确一些,这样就便于开始工作。这其中,并不存在着个人面子不面子,水平不水平的问题,也不存在着故意伤害历史事实问题,只是受当时史料掌握的局限,有些情况,你知道、我不知道;有些史料,我清楚,你不清楚。这些问题,只是信息掌握问题。互相交流一下,各自提供一些信息,知道了,再了解、再研究、再调整,不就行了。完全没必要把它弄得上纲上线、发展到影响个人权益的地步。“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应该是长期坚持的方针。何况,随着史料的不断出现对历史人物不断进行再评价、再调整是惯常的事件。自建国以来,党的方针路线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进行调整改进,何况我们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不必计较各自短长。关键史料为先,事实为先。弄清事实,就以事实为重,千万不要为学术争论受一时之气。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正常的学术交流行为。以商量、交流的精神为重,提前将事情解决,也就能使日后修订招局史与历史档案史料保持一致,不致和日后档案史料产生对不上号的情形,使问题消弭在萌芽状态,也就能还招商局在近代史上的一段辉煌史!这对各方都是有利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鲁迅与林语堂报刊上骂得不可开交,甚至指称对方为“资产阶级的乏走狗”,但骂后照样安然无事在咖啡馆一起悠然喝咖啡,我们应该禀承这样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学习鲁迅、林语堂。

好在盛宣怀越来越为众人所了解。他在世时颇为时人诟病,一气之下,天天积存每天经手档案,尤其是帐目居多,日积月累,竟达亿字之多,长达1391页的《轮船招商局》(盛档)仅只109万字而已。可见上海市委2007年筹出的《盛宣怀影印档案全集》的浩繁。这些,都为我们日后更深一步的了解招商局、了解盛宣怀提供了第一手的始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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