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路

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虽以解救晚清政府的统治为鹄的，但它毕竟是以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为学习目标，以封建文化历来贬视的”财”、”利”为价值追求，这不免会在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度里引起种种疑惑、抵抗。该运动能够在19世纪60年代持续发展并逐步深入，除晚清政府的孱弱与西方国力强大的背景逼压、地方官吏的务实精神等因素外，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探求中国的发展道路中逐渐趋向一致的思想，为洋务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是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这便是本文所指的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洋务思想。

洋务运动兴起之初，”洋务”的称谓有所不同，这是因不同的理解而造成的：保守派称它为”夷务”，认为是与”夷”国相关的事务，带有明显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旧有国际观念和对西方国家的贬意；开明人士则将其作为”时务”的同义词，王韬说”夫洋务即时务”，郑观应也说：”今日之洋务犹时务也”，是将”洋务”指认为时代最新的思想潮流。甲午战争以前的先进知识分子，如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被后人视作早期改良思想家的人士，都曾经是洋务思想家。我们一谈洋务派必然提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的言论、思想，这当然也属洋务思想之列，但洋务思想决不止于他们所言，实际上，在19世纪60年代”几于人人皆言洋务”①。王韬的《园文录外编》中就有两篇专谈洋务问题的文章，其他文章也多处涉及洋务问题；薛福成在洋务运动前后曾是李鸿章幕中的得力干将，他在那段时间里的思想直接生成于又作用于李鸿章的洋务活动；马建忠也曾入李鸿章府，洋务运动期间被派往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后，经常以陈复李鸿章经济咨询的形式，为国内洋务活动贡献思想，出谋划策，颇为李氏称赏，”所议多所采行”②；郑观应则是以一个幸运的小资本家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洋务企业，他最为典型地经历了走进洋务又背离洋务走向改良的思想历程。这些情形足以说明早期改良主义者几乎都有过洋务思想，而且他们的洋务思想对洋务活动影响匪浅。但是，人们在目睹物化的洋务运动时，往往只注意直接参与活动的人而不太在意影响这些活动的思想提供者，这便是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洋务思想被忽视而排除在洋务派之外的原因。客观地说，正是早期改良主义者探求救国方案的思路，构成了洋务思想的主体，洋务运动则是依托他们的思想而推行开展。因而，笔者认为洋务派由思想家和实践家两部分组合而成，早期改良主义者就是前者，后者是洋务派官僚；前者对洋务运动的作用是从思想、伦理、道德、现实等各方面为洋务活动的开展解答了各种社会疑惑，铺垫了该活动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烘托了整个社会氛围，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西方经验。

在林、魏之后，真正接续其进步号召而创立洋务思想的应首推冯桂芬，他在《校庐抗议》中最先表达了学习西方、解救中国的具体思路，其先导意义至少有这样三点：

第一，他在文中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③公然把古先之法与蛮貊之法并列看待，将”善”与”不善”定为衡量标准。将”师夷”纳入”法”之善与不善的角度去思考，这就把学习西方与国家政务改革联系起来并突破了仅限于”船坚炮利”的师夷范围。选择善法，而不问”古先”抑或”蛮貊”，这种以中国利益为出发点的思路，在相当程度上消除”师夷”的抵触情绪。我们只要了解一下，在冯氏该书刊出以后几十年间，仍有一些人以各种方式强调”师事夷人”的难堪，便可看出他以”法”善与否为标准的改革目标意义非凡。

第二，他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改革原则，这就是后来被洋务派奉为宗旨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源头。这一原则的提出，在当时的思想重压之下为学习西方拓开了一条人们可以接受的思路，即不变中国的道德礼义、纲常伦理，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这一思路与落后国家在后起直追时，首先从器物文化起步，逐渐深化到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客观历程相符，因而有益于中国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第三，他指出中国除”船坚炮利，有进无退”不如夷外，还有四处不如夷，即”人无弃财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这在旧有师夷思想基础上，把学西方的内容又扩大了许多。他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提出了”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具体的学习科目，同时通过比较，隐示了在思想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需要向西方学习的内容，这虽不是直接的，但实际上已在警示中国人：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了，必须赶快仿效西方实行改革。学习西方自此不再是空泛的口号，也不再只是”船坚炮利”，而是深层的具体的经济内容和自然科学各学科，是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学习西方的必须和急迫于是为敏感者所共知。

冯桂芬作《校庐抗议》能基于自己对时势的冷静观察，兼听多方人士的见解，且能不拒来自西方的先进学说，正如他在该书自序中所概括：”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能参佐”杂家”和”私臆”，特别是能”羼以夷说”，这就是他能超出他人而思而言的原因；”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的宗旨对于当时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势所必然，是思想受羁绊的原因，也是思想能突破羁绊的关节点，营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儒士学西方思想才最知如何从儒学中找到学西方的路。冯桂芬这种系于儒学又超出儒学而关注现实的思路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继他之后的先进知识分子几乎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思索和探求，共同促成了导引中国社会发生变化的洋务思潮。

综观早期改良主义者在洋务运动期间，围绕”洋务”而展开的论述，其影响或作用于洋务运动的内容可归纳为如下几项：

1.突破”夷夏之防”的思想

“夷夏之防”、”华夷之辨”是在中国争持了两千多年的观点，也是顽固派非难洋务派的杀手锏，洋务思想家们对这一观点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王韬说，无论华夷，”天下之道，一而已矣”，④即中西方人士都致力一个相同的”道”。对”华夷之辨”，他也提出，不能以地域为界：

然则华夷之辨不在其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理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可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⑤.

这显然是冯桂芬以”法”善与否为标准的师夷思想的进一步推演，以文明程度的高低来辨别华夷，根本否定了旧有的以地域为界的华夷区别，并且否定了”厚己薄人”的”天朝自大”思想，这很可以为学习西法扫除思想障碍。薛福成则从另一角度来解”华夷之辨”，他说：

天道数百年一小变，数千年一大变，从生民之初到唐、虞是由洪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从唐虞到秦代是由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从秦代到今天，则是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⑥

他强调”变”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而且特别强调当今时代”变”的主题是”中外联属”、世界一体，如果还拘于旧说，去谈夷夏之别，就很不合时宜了。

薛福成在晚年还提出了一个”西法为公共之理”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国家能在近代制造出精妙物品，不过是”阐造化之灵机”，他觉得这应属”天地公共之理，非西人所得私也”。他说：

上古之世，制作萃于中华……中国之圣人仰观俯察，而西渐效之。今者西人踵中国圣人之制作而精研不辍，中国何尝不可因之。⑦

说西方今天的先进技术是继承中国上古圣人的制作而成，因而学习西法不过是学习被西人发展了的中国自己祖先的制作，这是为除”夏夷之防”束缚而创的牵强附会之说，当然不是什么科学之论。但他所强调的”西法为公共之理”，即文化科技应为人类共同享有，不应有东、西、夏、夷之分，不应有西方、中国之隔，确不无道理。西方人能够学习中国的先进技术并”精研不辍”地发展，当今落后于西方的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这一见解很可以帮助洋务实践者从”以夷变夏”的指责中解脱出来。

2.重商思想

洋务思想家几乎都先于国人接触过西方事物，或读过西方书籍，或与西方人合作经商，或直接到过西方国家。他们从不同角度共同感悟到西方国家之发展迅速，经济富裕，晚清中国之落后贫穷，遭受侵略，是因为中西方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西方国家重商，发展商务，而中国重农抑商，因而他们向政府发出了”商富即国富”、”恃商为国本”⑧的呼吁，提出”借商力以佐国计”的设想。曾力主”重农桑而抑末作”的王韬，在19世纪70年代旅英时就开始表达新的观点：”泰西诸国以通商为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商力富则兵力裕。”他认为与泰西各国打交道时”必如西国兵力、商力二者并用，方无意外之虞”。而二者之中”兴旺贸易易为功”⑨，所以应首先发展商业。

真正接触过资产阶级贸易理论的马建忠，对重商的意义谈得就更明确、更具体，并直接指出税率的制定与商务发展的关系：

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

税轻厘减则价贱，价贱则出口货增，出口货增则税厘更旺。⑩

他利用陈复李鸿章咨询的机会，建议政府在关税率上作有利于出口的政策改变，主张在原则上对”出口货概不征税”以增加出口品在国外的竞争力量，对进口货则重征税，以保护国内工商业的发展。

另一代表人物薛福成是在19世纪80年代出使西方四国以后，逐渐发展其重商思想的，他在西方发现”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11，于是开始形成商”握四民之纲”的观点。他以如下议论表明自己的认识：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亦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亦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12

将重商思想推到顶端的是郑观应，他在英商在华洋行里多年的买办生涯，使他对国际殖民主义者以炮舰为后盾所进行的经济争夺和侵略深有了解，他的重商思想直接渊源于西方对华的商业侵夺，因而他能集”重商”思想之大成，呼出”商战”的口号，主张”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并倡导”以商立国”。重商思想逐步深入的发展和宣传，无疑能对洋务运动的持续进行起到舆论上的支持作用。它在一段时间里与洋务官僚求强、求富的口号同调，并与之结成抵抗”重农抑商”经济观念的同盟。当然，将眼光关注于流通领域的重商思想还只是步西方早期经济思想之后尘，没能深入到探讨经济发展本质问题的层面，这是受各种局限所致。稍后洋务思想家们又逐渐认识到工业大于商业的作用，明了”商务之盛衰……必视工艺之巧拙”，工”居商之先”的道理。

3.”机器养民”思想

除”师事夷人”的指责很令洋务派尴尬外，”机器夺民生计”的观点也是洋务活动难以开展的极大阻碍，而且持”机器夺民生计”观点来反对洋务活动的还不都是闭眼不看世界的顽固派，如晚清王朝第一任驻外使节之一的刘锡鸿，尝试过西方交通工具的快捷，目睹过西方机器生产的高效率，但仍然坚持认为西方之技不适于中国，他举列理由如下：

1.其国（指西方国家）僻处，地狭而不腴，故谋养民在拓地通商耳。中国之利在劝农，与彼国之利通商，形虽殊而理则一。

2.西洋诸国国土小，故其铁路收入”所得皆他国之利”，中国”则虽造铁路，不过周于两京，十七省可止，以彼一省之货，易此一省之财……则毫末殊未有增，是安可以为利”。

3.夫农田之以机器，可以为人节劳，亦可以使人习逸者也；可为富民省雇耕之费，亦可使贫民失衣食之资者也……其铁厂、木厂……截铁、锯木，无非机器，皆非余所必属。

4.生财者”农、圃、渔、樵、蚕桑、织、牧及百工”，耗财者”衣也、食用，用也”，”承平之世，吏治修，政教明，民皆务本知俭，务本则生物多而物贱矣，知俭则耗物少而物愈贱矣。物贱而人之嗜欲不侈……则富足所由致也”。13

刘锡鸿仍以旧有的经济观念看待财富，认为中国”利农”与西方国家的”利商”同为增殖本国财富之道无甚区别，这当然是极荒谬的。但在他的诸条理由中，使用机器”可使贫民失衣食之资”一条在当时的确也令洋务派大伤脑筋，中国自清中叶以来持续增长的人口已为以人工生产为主要方式的封建经济所不堪承受，实行机器生产必将造成大量人口丧失生产手段。冯桂芬在主张用机器耕种”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为动力，使”一人可耕百亩”时，就是困惑于人口众多的现实，而附加了机耕”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一语。

洋务派虽然也摆脱不了人口的压力，但他们不同于顽固派的是敢于直面现实，不讳言采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好处，并且能以宽阔的眼界提出前瞻性的思想观点。薛福成的机器养民思想就是针对”机器夺民生计”的论点而生发的，他首先指出，使用机器可以生产原来不能生产的商品，这就不但不夺小民之利，反而夺外洋之利并为本国人民增加”食力”的机会。他举修铁路为例，指出修路可以”扩民生计”：

有修路之工，有驾驶之人，有巡辽之丁，有路旁短送之马车，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夫役。14

出使欧洲以后，薛福成从更广阔的角度论述了机器能殖财养民的理由：

（甲）西洋用机器生产，中国不用机器生产，西洋势必能造我国不能制造的商品。如不采用机器，即不能以这种生产殖财养民。反之，如使用机器，则能以此殖财养民。

（乙）用机器生产，则一人的生产品可供多人之用。不用机器，而用手工生产，则一人之工必得一人之工价，必然使价格高于同样的进口品，不能与外货相竞争。同时，人民又因洋货之”质良价廉”而争购洋货不买土货，是殖洋货之利而使本国商务衰歇，民生凋敝。反之，采用机器就能与洋货”相抗”，能殖财养民。

（丙）用机器造物则利归富商……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尚可分其余润以养我贫民。不用机器则利归西人，逐渐水涸禾萎，膏消火灭，后患不堪设想。15

薛福成所列三条，都是相对西方已大量采用机器生产的情况而言的，指出中国如因害怕使民失业而不用机器，结果会是中国经济被侵蚀而凋敝，人民仍是失业。与其让西方机制品挤压华民，不如自用机器保富于国。薛氏的这一议论当然还不能从理论上解决机器排挤劳动力的问题，但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可以为洋务运动继续发展减轻阻力。

4.”官督商办”思想

有关兴办新式工业的组织形式问题，早期改良主义者大都主张让私人经办，王韬就曾一再呼吁采用”民间自立公司”的形式，马建忠也曾积极鼓吹”商人纠股设立公司”，自由经营，他们憧憬着中国的新式工业能如西方国家那样，由”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16王韬还直言：

愚见以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尽展其所长。17

但由于工业生产兴起之初，中国”民贫于下，财绌于上”，”散借于凡民则苦其零星难集”的客观困难，这些进步思想家们又不能不寄希望于官府出面扶助新式工业，于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官督商办”这种组织形式。王韬在发出”官办不如商办”见解的同一篇文章里就提出了以官助商的思想：

初开之时，由商禀请委员督理矿务，设兵防卫。费由官助，试办一二年，然后按其多寡加征矿税……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

王韬在此创立的”官商相为表里”一说是建立在中国当时客观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切合中国发展工业经济的初始情况。马建忠也在稍后明确提出”官商合办”的思想，他向国内介绍了西方国家发展近代工业时采用官商合办的成功办法：

有官租地与商而不取其值，权其利息之厚薄以定租地之暂久，限满归官者；

有商自造自理，而官为津贴者；

有商股难集而官代为偿其息以鼓舞之者；

有需股甚厚难以纠集，而告贷于人难以取信，于是官为具保者。18马建忠还以英、美私商经营公司得不到官方保护，终因”同行争、市价低，得不偿失”而倒闭甚多的事例强调中国采用”官督商办”以兴工业的必要。

郑观应是”官督商办”的积极主张者，当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还在私营与官助之间游移时，郑观应则已认定”必须官督商办，各有责成”。从他的《盛世危言》初刻本中（1893年出版）能够看到很多强调官商合力兴办工商业的观点，如开银行应由官府先行出资，然后再集商股，并由国家保给官息才能取信于民；一般工业”皆须平日官为提倡……官创机厂以为式，官助资本以扶持，然后农工商之利可开”；至于商战，更是”既应借官力以维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以为振作”，只有”用官以助商力之不逮”，才能使商战获胜。19甲午战争以后，郑观应开始改变观念，主张”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甚至在《商务叹》中指责”官督商办”企业是”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这是他对自身利益得不到保护而表现出的不满，是对”官督商办”企业内所存弊病的指斥，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曾经热烈鼓吹和拥护过”官督商办”的企业形式的事实。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思想家较普遍地期待封建政府给予新工业经济一定的支持和帮助，这表明”官督商办”思想符合时代特征，适应中国条件。试想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猛烈敲门的情势下，一个向来闭关自守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要迅速发展新式工业，怎能不寄希望于本国政府起一点催生作用?虽然”官督商办”的企业形式直至今天还在被人们非议着，”官督商办”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没有疑问的。

5.”中体西用”思想

这一思想如前所述是以冯桂芬的”本辅思想”为其滥觞，尔后为有志于洋务事业的封建官僚所接受。李鸿章在办洋务之初表示过：学西方的机器制造只是治标，中国的”文物制度”才是致治保邦的根本，两者的关系是本末关系。糅杂新学、旧学以发展经济的思路在当时的开明官僚和进步思想家中非常普遍，只是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思路表明洋务派开始由过去一元的价值目标崇尚礼义道德，变为二元的了，即崇尚西方的富国强兵和中国的”文物制度”。二元的价值目标在维护封建的政治和思想统治上仍照其旧，但它毕竟伸出了学习西方技艺的新枝，这为洋务派的学习西方的活动寻到了一个思想支点，因而逐渐成为洋务派共同遵守的宗旨。

到19世纪90年代孙家鼐主办京师大学堂时，第一次以”中体西用”概括了该思想并阐明了二者的地位：

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失其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同年，张之洞又在《劝学篇》里进一步解释中学、西学所指的内容：

中学指”圣道”，即”纲常伦纪”这是本源，不可变，要以此为体；

西学指科技、工矿、交通运输、军事教育等致强之术。这些可以用作维护统治的补充手段，以此为用。

这是”中体西用”思想在洋务运动中的最后完善。

“中体西用”思想是向往西方富强之术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吏在既不忍放弃旧传统，又歆羡西方技艺之长，不甘心落后于西方的矛盾心态下设想出的解脱困境的思路。这一思路使中国在保持民族文化自尊的心态下跨出了学习先进社会文化以改变中国的第一步，同时亦符合各民族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实现社会转型的历史规则。

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进步思想家以中国面临的客观经济局面为出发点启动中国新的经济因素的主张，与洋务派官僚借西方长技解救封建政府危机的意图相吻合，他们双方在19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实现了思想与权力之间的结合，共同演成中国历史上的洋务活动。随着中国工业经济在洋务活动中暴露出种种弊病及进步思想家追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而继续进行的考察，这些曾经热衷于洋务的思想家开始反省过去的思想，探索进一步变更的途径，他们对”中体西用”、”官督商办”等都有了新的认识，希图随时而变地改进中国工业运动。但是，曾经用权力将他们的进步思想付诸实践的洋务派官僚不能再如过去那样接纳他们的思想了。洋务派官僚在启动中国工业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利益获取形式，并借洋务活动的开展与中央政府构成了权、利互取的渠道，无论是从维护封建制度的职责角度还是从保护个人既得利益的角度，洋务派官僚都不再能依进步思想家的思想而行，不再能接纳其新思想于自己的权力体系。进步思想家们没有洋务派官僚那种来自官方的束缚，也没有来自洋务企业的利益缠绕，他们只是受自己的新发现、新观点所激励，只是为愈益明晰的中西间差距而焦急，只是为由他们出谋划策而创立的洋务企业的前途担忧，因而逐渐跨出洋务思想的范围，生发出改变洋务企业、改革洋务活动、改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要求来。他们觉察到洋务思想没有出路，于是公开打出区别于洋务的旗帜，以改良主义为标志站到了洋务思想的对立面。后人于是只视他们为改良主义者而不言其洋务思想的历史过程。

注释：

①王韬：《园文录外编》卷2《洋务上》。

②《清史稿·列传》，第233页。

③冯桂芬：《校庐抗议》卷下《收贫民议》。

④王韬：《园文录外编》卷1《厚道》。

⑤王韬：《园文录外编》卷10《华夷辨》。

⑥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⑦薛福成：《海外文编》卷3《西法为公共之理说》。

⑧王韬：《园文录外编》卷10《代上广州冯太守书》。

⑨王韬：《园文录外编》卷4《英国重商》。

⑩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富氏说》。

11薛福成：《出使日记》卷2。

12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3《英吉利用商务开辟荒地说》。

13刘锡鸿：《刘光禄遗稿》、《英轺私记》。

14薛福成：《庸庵文编》卷2《创开中国铁路之义》。

15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3《用机器殖财养民说》。

16王韬：《园文录外编》卷1《重民说》。

17王韬：《园文录外编》卷10《代上广州冯太守书》。

18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铁道论》。

19郑观应：《盛世危言》之《开矿上》、《银行下》、《技艺》、《商战上》。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