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毅

“阿思本舰队”的遣散与安庆内军械所自制的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行动迟钝，不甚得法”，极大地刺激了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开始认识到购买”制器之器”的极端重要性。1863年12月，曾国藩接受容闳”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之主，……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①的建议，并委托他前赴美国购买”制造机器之机器”。李鸿章于1864年1月攻克苏州后，把马格里主持的松江洋炮局迁到苏州，改名为苏州洋炮局，并指令马格里将供应”阿思本舰队”军火武器的各项机器设备”秘密买下。这样，苏州洋炮局就摆脱了手工操作，改为”轮旋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之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②。苏州洋炮局的上述变化，意义十分重大，它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使用蒸汽动力及机器设备的军事工厂，代表着中国机器时代的开端。

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在上述洋务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洋务6月2日，李鸿章致函奕 ，提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欲自强，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学制器之器”，并主张”专设一科取士”，”师其法而不用其人”③。李鸿章的上述认识是极及难能可贵的。第一，”穷则变，变则通”，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体现了李鸿章从洋务运动总的指导思想。第二，”学制器之器”，抓住了生产力中最关键的生产工具的因素，表现出李鸿章所赋予的洋务运动的本质内容，为洋务运动的健康发展指出了方向。第三，”专设一科取士”，把握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反映了李鸿章新型的人才观，对传统的科举制度提出了挑战。总之，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实践与认识，使洋务运动有了明确的战略指导思想，从而为洋务派创立四大军事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65年6月，李鸿章以”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既无把握；若请派弁兵，径赴外国机器厂讲求学习，其菌效迟速，与利弊轻重，尤非一言可决：不若于就近海口，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指令上海道丁日昌买下上海虹口美国旗记铁厂（款价6万两），”即改为江南制造总局”。接着，李鸿章会同曾国藩将容闳在叛国所购的机器合并进去，并把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上海两个洋炮局归并到总局，一切事宜，责成丁日昌”督察筹画”④。这样，中国近代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就诞生了。

 江南制造局，既是洋务派”学制器之器”主张的产物，又是洋务运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见证。因此，江南制造局的成立，就成为中国大规模利用近代技术的开端，又标志着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近代生产力开始在中国生根。由于经费筹措不及，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这就引起了曾国藩的焦虑。曾国藩认为：”制造轮船实力救世要策”⑤，”枪炮固属日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赴紧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⑥。曾国藩这种造轮船比造枪炮更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构成为曾国藩洋务思想的独到方面，它对于近代中国轮船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军工企业具有独特的垄断性，又关系到国家的主权，是不容许借助外力或由外国插手的。清政府在同意建造江南总局时，曾允许曾国藩从江海关四成洋税中提拨。这一次曾国藩提出经费不够，清政府也只好允准从江海关再拨二成洋税，其中一成作为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费用。这样，中国近代第一个规模较大的造船厂——江南船坞就得以在江南制造局落户。1868年，江南船坞生产出”恬吉”号（后改名为”惠吉”号），中国才有了自造的军舰。接着，江南船坞又相继造出”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5个木质暗轮，1876年造出”金瓯”铁甲暗轮，1885年又造出”保民”钢板暗轮，为中国的轮船制造业作出了贡献。

  1865年9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两江总督。李鸿章上任伊始，就把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制造枪、炮、子弹、火药、火箭、水雷等。由于李鸿章的亲自过问，金陵机器局得以成为洋务派四大兵器生产基地之一。

 与之同时，闽浙总督左宗棠也积极仿造轮船，并制造出一艘”蒸汽船”，”形模初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于是，左宗棠遂决定聘请法国人、”常捷军”的统领德克碑、副统领日意格购买机器，并”代为鉴造”。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奏清政府”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在这个奏折中，左宗堂从民生、国防、海运等角度出发，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督造轮船不可”。不仅如此，左宗棠还以”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⑦，请求清政府力排浮议，批准在福建设船厂试造轮船。7月14日，清政府发布上谕，称：”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即着在闽海关税收内酌量提用。……左宗棠务当拣派妥员认真讲求，必尽悉详人制造驾驶之法，方不至虚縻帑项，所陈各条，均著所议办理”⑧，批准了左宗棠的计划。于是左宗棠选择福州马尾这个天然良港，设厂造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马尾船政局，是近代中国专门制造轮船的军工企业。在缺乏技术和人才的情况下，左宗棠一方面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碑克为正、副监督，并与他们订立严格的合同。合同规定：1、船政局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月薪1000两；2、工厂开厂后5年内制造大轮船11艘、小轮船5艘；3、五年中，”保令外国员匠教导中国匠员，按照现成图式法度，一律精熟，均各自能制造轮船”；4、五年期满，”该正副监工及各工匠等概不留用”⑨。另一方面，左宗棠以”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其无穷”，特创办中国第一个海军学校——”求是学艺堂”，”选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育其书，通其算学”⑩。左宗棠的上述措施，确保了聘用洋匠”权操自我”以及”船政根本在于学堂”等正确思想的贯彻，为马尾船政局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据统计，自1869年第一艘商船”万年青”下水，到1874年，船政局在洋员日意格的主持下，共制造15艘木质船，并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基本上完成了上述合同。1874年，日意格、德克碑合同期满离职，船政局进入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时代，这个成绩应该说是最伟大的。从1875年到1884年，船政局又陆续造出11艘铁胁木质船，造船质量远远超过当时的日本，和英国”机械工厂的任何产品比美而无愧色”⑾。这个成就也不能不说是十分重大的，它对我国沿海海防、海运事业起到以巨大的促进作用。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南方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制造枪炮、轮船，极大地刺激了满清贵族。于是他们在通过天津海关大规模筹措军火的同时，决计创办归其掌握的兵工企业。1866年8月15日，奕 以直隶”筹饷练兵”为由，向清政府建议道：”一切机器尤应设局募匠，行事讲求，或在都城、或在天津，派员专司制造”。接着，奕 等再次上奏清政府”请在天津设局制造军火机器折”。奏折声称：”中国此时虽在苏省开办炸弹三局，渐次著有成效，唯一省仿造穷不能敷各省之用。现在直隶既欲练兵，自应就近地方添设总局，外洋军火机器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设一旦有事，较他省调拨，匪惟接济不穷，亦属取用甚便”。为此，奕 等主张”即在天津设立总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要求清政府敕下二口通商大臣崇厚”悉心筹画，妥立章程，咨明臣衙门会商定议”⑿。10月6日，清政府命令崇厚筹设天津机器局，从津海关关税和”阿思本舰队”轮船变价中优先拨付资金。这样，一个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新式军事工业就产生了。但崇厚颟顸无能，在他经营下，天津机器局一直未见成效，直到七十年代李鸿章接办加以整顿，天津机器局才得以成为”洋军火之总汇”。

 洋务运动的兴起，江南、金陵、福州、天津四大军事工业的创建，古老的华夏神州首次响起了机器的轰呜声，这无疑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四大军工企业的影响与带动下，西安、福建、兰州、广州、山东、四川、吉林、神机营、浙江、台湾、云南等地又先后创建了机器局，从此，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已蔚为大观。历史再一次雄辩的证明，军事工业是科学技术的先锋，是我们创造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动力。通过洋务运动，就在客观上为中国引进了近代化的生产力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各国武器生产走上了一个新台阶，前装线膛枪被后装线膛枪所代替，蒸汽轮船终于取代了木质帆船，并出现了”一种巨大的装甲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⒀。于是，西方各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相继从旧火器时代进入了新火器时代。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江南等四大军事工业的创立，就使中国有可能通过购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而大缩短从旧火器时代向新器时代过渡的时间，从而为中国新火器时代的早日到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根据江南制造局”局中制造，灿然可观”，得出如下结论：”由此观之，不数年间，中国陆路之兵，将舍弧矢之戏，而专恃洋枪之威；水师之船，将舍风篷之笨，而独取火轮之速矣”⒁。中国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也承认：”中国自设立制造局，风气一开，凡一切枪炮、轮船、军火，均能自造”⒂。根据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江南、金陵、福州、天津四大军工企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火器时代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新生产力的发端。

1.《西学东渐记》，第75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7、10页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7、10页

4.《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346-347页

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五

6.《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七

7.《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61页

8.《清实录》49，第208页

9.《洋务运动》五，第36、28页

10.《洋务运动》五，第36、28页

11.《洋务运动》八，第373页

12.《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第354-355页

13.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页

14.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90页

15. [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军事工业与前面四大军事工业一样，均是清政府或各省地方当局筹资兴办的。据估计，从1865年到1894年，清政府用于军事工业的经费约为5000万两，占清政府同一时期财政支出（22.5亿）的2.2%。这个数目不算大，但它在清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是新增添的项目，这在财政收入”刚性”极大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特别是清政府此时为镇压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凡有款可动，无不悉索而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各省自筹经费办团练，”以本省之钱粮，备本省之军需”。于是各省开征了厘金，东南沿海甚至开始以关税作担保向外商借款，从而以特殊的方式开创了中国外债的先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尽管清政府兴办的军事工业由一其故有的特殊垄断性，没有举借外债，但兴办这些军事工业的经费，确实是通过其他形式特别是外债的形式来筹措的，如果没有其他措施特别是举借外债的措施，清政府要从国库中拨付一分钱，都是不可想象。从这种意义上说，四大军事工业的建立，虽然从表面上看与外债无关，其实它们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军事工业的创立，推动或加速了其他外债的借入。另一方面，其他外债的举借成功，又为近代军事工业的创立筹集了资金，引进了先进技术，并最终使近代化的生产技术在中国生根。

在洋务派四大军工企业的带动下，福州机器局（1869年）、兰州机器局（1871年）、天津行营机器局（1871年）、广州机器局（1874年）、广州火药局（1875年）、山东机器局（1875年）、湖南机器局（1877年）、四川机器局（1877年）先后创立，近代军事工业由点到线迅速延伸。另一方面，军工企业在各地开花，又对交通运输及煤、铁等原料提出新要求。1872年12月23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奏清政府《试办招商轮船折》。在这个奏折中，李鸿章以”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建议清政府试办轮船，准许成立招商局，”庶使我国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①。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清政府的赞赏，并从直隶练饷中拨制钱20万串作为招商局启动资本。1873年1月18日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拥有资本近20万两（库平银）、轮船四只——”伊敦号”、”永清号”、”利运号”、”福星号”。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民用企业，它的成立，要破了外商轮船公司垄断中国沿海沿江航运事业的格局，标志着中国新式轮船运输业的开始。难怪李鸿章当时就说”此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最得意文字”②。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以”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③，业务蒸蒸日上，1873年得利67000余两，1874年得利135000余两，1875年得利151000余两，1876年得利349000余两④。1877年3月1日，轮船招商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归并”美国在华旗昌轮船公司。招商局的这一举措，当时就受到国子监祭酒王先谦等人的弹劾，引起了轩然大波。历史学家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以否认的人居多，肯定的人少。我们认为，招商局此举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因为旗昌轮船公司是外国人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专业航运公司，轮船众多，码头林立，在中国当时航运业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长江贸易之利，几为旗昌独占”⑤。从这个意义上说，招商局”归并”旗昌轮船公司，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企业之间的兼并问题，而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它表示着中国新兴的民族工业对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的抵制、反抗。从实际结果看，招商局”归并”旗昌后，拥有轮船33只，码头、堆栈尽占江海有利地势，成为洋务派最大的民用企业，并形成了与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相抗衡的鼎足之势，初步达到了”稍分洋商之利”的目的。正是根据这种认识，我们认为，轮船招商局”归并”旗昌轮船公司，尽管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从根本上说，它却为中国近代航运事业立定脚根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次”归并”，共需白银222万两，其中清政府指定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省拨借官款100万两，其余122万两由商人集股。由于各商应者寥寥，招商局被迫与旗昌达成协议，除先期付100万两官款外，6个月内再付22万两，其余100万两暂存招商局，8厘起息，分期偿还⑥。据此，我们认为，前面122万两属于正常的商业信用，后面分期偿还的100万两属于卖方信贷，事实上构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第一笔外债。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笔外债对于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说它起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作用一点不过份。至于这笔外债的偿还，情况是这样的：1877年偿还31万两，1878年23万两，1879年20万两，1880年10万两，1881年16万两（均未包括利息）⑦。

随着军事工业的扩展及轮船招商局规模的扩大，煤、铁的供应就成为燃眉之急。李鸿章当时就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伙”。⑧而购外洋煤、铁，势必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煤、铁价昂，筹款不易；第二，订购、转运需时，缓不济急。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洋务派着手用新式机器采煤、铁矿。在19世纪70年代，尤以煤矿开采成绩斐然。如1875年李鸿章创办的直隶磁州煤矿，盛宣怀创办的湖北广济兴国煤矿；1876年沈葆桢创办的台湾基隆煤矿；1877年张曜创办的山东淄川煤矿，杨德、孙振铨创办的安徽池州煤矿；1878年李鸿章、唐廷枢创办的直隶开平煤矿；1879年盛宣怀创办的湖北荆门煤矿等。1891年，开平矿务局为弥补资金不足，向德商德华银行借款20万两（库平银）。是为开平矿务局借款。这次借款，曾被列入”成否未详”一项。这次我们从英商吞并开平煤矿的档案中发现，在开平矿务局产业的欠款中，列有德华银行借款15万两（部分已清还）⑨，由此推断这次借款是成立了。

1880年3月29日，李鸿章上奏清政府。以铁甲舰为海防利器，请求清政府批准从国外订购铁甲舰2只，归闽省使用。3月3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拟拨款110万两先购一只。不久，清政府又凑足100万两订购另一只铁甲舰。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定远号、镇远号铁甲舰。铁甲舰是海上庞然大物，它的订购，无疑对加强中国近代海防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可以与铁甲舰媲美的是洋务派在电报线上的巨大成功。据史料记载，自1879年李鸿章修筑天津至大沽电报线成功后，到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洋务派共修筑了天津至上海线（1881年），苏浙闽粤线（1882年）、江宁镇江线（1882年）、天津通州线（1883年）、广东龙州线（1883年），电报线里程达11420余里⑩。这样，中国沿海一带在电力方面最早实现了近代化。

总而言之，洋务运动持续30多年，以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奕为首的洋务派，在中国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买机器建工厂、造枪炮、办海军、架电线、修铁路，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钢铁工业为龙头，航运业、采掘业、纺织业初步发展的近代工业结构。这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这个过程中，洋务派集中地运了国家财力，强制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举借外债更成为洋务派惯用的手段。据统计，洋务派这30年共举借洋务外债14笔，数额为7957310两（库平银），这些外债对于洋务派购买机器、创办工厂、兴办海军、修筑铁路、搞活企业等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应该予以充分的估计。只是由于清政府人为的限制，使这种利用外资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是较小的。

洋务运动主要内容一览

年代 内容

咸丰十一年（1861年）   成立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由恭亲王奕昕主持。

天津、上海分设南、北洋通商大臣。

以求强求富为宗旨、军事、外交为手段的洋务运动开始。

同治元年（1862年）北京成立同文馆。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广州设立广方言馆。

向英国购买军舰七艘（即阿思本舰队），因英人欲任司令以控制中国舰队而发生争执，再转卖给英国。

同治三年（1864年） 曾国藩、李鸿章筹设江南制造局，命容闳出国购买机器。

江南制造局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1866年） 左宗棠筹设福州马尾船厂，附设船政学堂。

恭亲王奕昕派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出国赴欧洲。

同治九年（1870年）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设天津机器制造局。

同治十年（1871年） 天津大沽口设立西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1872年）   曾国藩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每年三十人。由容闳等负责。

李鸿章请开办煤矿。

李鸿章设立官商合办的招商局，由沈葆桢赞助。

光绪元年（1875年） 清廷拨海防军费四百万两。

沈葆桢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赴法国留学。

光绪二年（1876年） 李鸿章派淮军将领卞长胜等七人赴德国学习陆军。

李鸿章派学生赴英国和法国学习海军和制造技术。

光绪四年（1878年） 李鸿章募官商资本银二十七万两，筹设开平矿务局。

左宗棠设立兰州织呢总局。

光绪六年（1880年） 李鸿章向德国购买铁甲舰两艘，设立天津水师学堂。

李鸿章设立南北洋电报局。

李鸿章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1881年） 开平矿务局修筑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长二十余里。

光绪八年（1882年） 修筑旅顺军港。

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

光绪十年（1884年） 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交付中国。李鸿章派遣二十余名学生分赴英、法、德等国学习制造和驾驶。

光绪十一年（1885年）   设立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为总理。

李鸿章设立天津武备学堂，挑选各防营的勇弁入学。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局。

光绪十四年（1888年）   北洋舰队成立。旋移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不再增购新舰。

光绪十五年（1889年）   修筑京汉铁路。

光绪十六年（1890年）   张之洞在湖北设立大冶铁厂和汉阳兵工厂。

光绪十七年（1891年）   设立上海伦章造纸厂。

光绪十八年（1892年）   设立上海织布局。

光绪十九年（1893年）   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和针钉、毡呢二厂。

光绪二十年（1894年）   修筑津沽铁路，长约一百余里。

天津成立医学堂。

湖北设立聚昌、盛昌火柴公司，多为官股。

是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于日本。洋务运动结束。

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第33页

2.《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第24页

3.《洋务运动》六，第82页

4.转引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20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5.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5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28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洋务运动》六，第34-35页

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9页

9.许毅：《清代外债史资料》上册，第645页

10.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第8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