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明

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历史学科研单位和大学院系，开始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各类大型企业的档案资料，工商行业的契约文书，以及有关人员的口述记录，着手研究企业、行业的历史。惜受十年“文革”干扰，到八十年代才陆续完成，出版有企业、行业、工商团体和人物的历史、史料书五六十种。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为今后企业史的研究奠立了基础。九十年代，本学科的研究向企业管理学和经营学方面发展，并由微观到宏观，特别在资本组织、集团化、市场营销、价格政策以及经营战略方面，成绩斐然。近年来，本学科的研究颇受新制度学派的厂商理论和经济史学说影响。新制度学派认为，一国经济的兴衰受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制约，也受新的制度思想的诱导。这在近代中国，就集中表现在传统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换上。为此，学者对我国传统企业的组织和运作进行深入探讨，重新评价它在向现代化过渡中的作用。又对不同历史时期新旧制度的交替和过渡的中间模式作了比较研究，总结其利弊得失。并由正式制度(法令、规章)的研究向非正式制度(伦理、习惯、价值观)发展，注意到人文因素和企业文化。这就大大扩充了企业史的研究领域，并有助于探讨当前我国企业现代化的途径。

本书辑录的23篇论文，都是提供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学术讨论会的新作。这次会议曾就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演进、企业与企业文化、企业发展与外部环境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论文作者大都属新一代的经济史学家。他们各有专攻、积累有丰富的史料和治史经验，论文概取实证主义，并有不少新发掘的资料，弥足珍贵。他们思想开拓，善于提出新的问题，文章富有创造性，论点犀利，读之爽然。论文概括了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多方面的前沿问题，堪能展示本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辑之成书，贡献粲然。承本书主编嘱我作序，欣然命笔。惟以耄耋之年，兼患眼疾，未能遍览全书，仅就注意所及三个问题，略述读后感，亦恐老朽所见，未免偏失也。

一、国家资本在我国近代企业发展史中一直居于举足轻重地位，自晚清的洋务派企业至今天的国有企业皆然。然而，它们的资本组织，它们与政权的关系，它们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在各历史时期颇不相同。从制度经济学看，这是属于体制的变迁。过去学者对于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官办、官督商办、特许制度的企业，巳有详尽的研究。本书《试论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的三种类型》一文，则是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作者从资本组织形式上，举l935年改组的中国银行为国家参股型代表，1934年创建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为国家直接投资型代表，1948年改建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部分出售国有股份型的代表。尽管资本组织类型不同，它们都是国家政权控制的企业，因定名为“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对于过去的官办、官督商办来说，已是一种新的体制了。这些企业资本较巨，内部管理较先进、效率也较高。突出者如中国建设银公司，利用控股制度，在三年内开办了五家电厂、四条铁路，拥有煤矿、棉业、木业公司，1936年纯益达191万元。从它们对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的效益说(这是它们的主要功能)，远超过已往的任何国家资本体制；然而，它们在集资和经营上主要依靠官场人事关系，置《公司法》于不顾，距离规范的股份制企业相差远甚。

本书《略论抗战时期内地省区企业公司的制度特征》一文，则是考察1939——1943年蓬勃出现的15个省区的“企业公司”，连同1933年设立的西北实业公司共16家。它们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辅之以中央政府特别是国家银行的投资，成为国家资本的一种新的体制。它们都采用控股制度，经营业务广泛，形成母子体系。以贵州企业公司为例，它设立三年来己有自办、合办、投资的企事业28家，遍及工矿、农林、运输、商业、金融、勘探，实际运用资本达注册资本的2-3倍。作者认为，这种企业公司的出现固然与战时环境有关，但从企业发展史看，它实属中国公司制度演进的一个新阶段——投资公司、控股公司阶段。在这些企业公司中，已有较为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在一些公司中并有“政企分开”的迹象。特别是那些以原由省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往往陷于困顿，作价卖给企业公司后，摆脱行政命令干扰，立即恢复生机。惟抗战胜利后，各省区企业公司多陷于分崩离析，为中央控制的垄断性国家资本所取代。

二、传统企业向现代化企业过渡，是中国近代企业史中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过去已有研究，尚不够全面。本书《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一文，考察了南洋侨市场中侨批局与中国银行(闽行)30多年来竞争与合作的历史。现代化的银行不能一举取代传统的侨批局，因为后者有侨民和侨眷都喜爱的信款合一、送款到家、代写回信(侨眷多文盲)等服务，形成一种乡情横溢、安全可靠，其至“盗匪相戒不劫信差”的不成文制度。同时，银行也有它资金雄厚、调度灵活、掌握汇率信息等优势。于是银行学习侨批局的人文精神设侨汇科，与侨批局订立委托代理合同，两者由竞争、排斥变为合作、共生关系，共同对发展侨汇市场做出贡献。作者结论说：在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中，不同市场各有它最佳模式。侨汇是一个侨民与侨眷构成的特殊群体的市场，银行与侨批局共生就是最佳的过渡制度。那种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的“取代论”是站不往脚的，因为它完全忽视了传统制度中的积极因素。

本书《银行的“钱庄化”与钱庄的“银行化”》一文，研究了19世纪晚期上海新式银行建立时常要惜助于钱庄的资金和业务人才，在贷放、票据清算、纸币发行上严重依赖钱，被称为银行“钱庄化”，而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钱庄业务日趋“银行化”，如做抵押放款，增设储蓄、信托、票据承兑业务，甚至改合伙为股份有限制。作者指出：银行的钱庄化实际是由西方引进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本土化”；而钱庄的银行化则是传统企业的“现代化”。两者方向相反，但都是必要的。现代企业要吸收传统制度的优良因素，传统企业要问现代制度发展。半个世纪以来，银行与钱庄就是以这种“双赢”的方式各自为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做出贡献。

三、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课题。非正式制度中又以意识形态最为重要，而在中国，就主要是儒家思想在企业发展史中的作用。本书《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与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理念》一文，认为儒家思想影响企业经营最大的是义利观和家族观，两者合成为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这实为近代民营企业经营的理念。这种理念，强调人的品质，重视人际关系，有利于集中管理理和企业的稳定；提倡勤劳、节俭，强调诚信，讲礼法，重情义，有利于内外和谐发展。并因当时环境，激发儒家“齐家治国”、家国一体观念，掀起“实业救国”热潮。“制度只有与社会上普遍的意识形态相适应才能发挥其作用”。作者详细分祈了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经营理念的社会适应性与合理性，也逐一指出它的落后性，认为它“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不一致的”。因而结论比较悲观：“从历史发展看，企业家的观念没有重大的改变，非正式制度没有重大的发展，最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本书《儒家伦理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一文，集中研究了家族企业制度。受儒家思想熏陶，家族企业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必经阶段。在发展中，企业家也用忠诚笃敬的儒家伦理培训员工，将企业办成一个大家庭，同食共宿，甚至设置义冢。又将家族观念扩大及于乡土，结成同乡帮派，建立会馆，竞逐于市场。这种族谊、乡谊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成为信用交易、合同承诺、人事荐举、担保的基础。作者前己有关于儒家伦理作为企业制度的论著，着重分析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本文则同时分利了它的负面作，如分家析产造成企业的分崩离散；对异姓人员的不信任不利于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妨碍企业的规模经营；排斥外界融资，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等。还有个特点，盖论意识形态常重论经史，本文则所有论点都有经验实证，即据历史上己发展并有结局的事情立论，实为难得的史笔。

关于意识形态，我想再谈点个人看法。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亦应从制度变迁上考察其历史作用。意识形态的变迁并不与经济发展同步，不可以经济决定论。恩格斯说思想意识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未说明其规律。大体看来，意识形态中伦理道德部分的变迁是缓慢的，不会“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但它(甚至最保守的宗教信仰部分)也会有革命性变迁，以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导，即历史上所称的“启蒙”运动。

伦理道德“落后”于经济发展要求不一定都是它本身的弊病，以近代西方而论，乃是因为启蒙运动以后，经济发展走入歧途，背离了道德理性(价值理性)。反映在经济学上，在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只是用作分析手段，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真人仍保留他《道德情操论》中的角色。李嘉图开始淡化道德原则，到新占典主义就完全抛却，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变成唯一信条，经济学变成典型的工具理性。20世纪，西方经济的发展终于陷入生态破坏、道德沦丧、社会动荡、战争不熄、难以持续发展的危机。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急谋补救之方。人们认为不能放弃道德理性，有人提出伦理经济学，甚焉者乃至完全否定19世纪以来的现代化理论。

道格拉斯.诺思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理论是在新古典主义结构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论和意识形态两大支柱。据说这种增加是得自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框架。不过，在诺思的历史分祈中，意识形态的作用远逊于国家论。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对正式制度公正性或公平性的评判，而伦理道德只是“约束”个人行为，以克服诸如“白搭车”问题，似乎没有什么积极作用。这种论点恐怕过于狭隘。我以为，我国儒家思想早已融合了道家、法家思想，在17世纪并有了一次颇为热烈但终被扼杀的启蒙思想，19世纪后期又吸收了若干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思维。它在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中有它的积极作用，即使在今天我们倡导“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际，也还有它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