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

　　［内容提要］《中西闻见录》是洋务运动期间由传教士丁韪良等人创办于北京的一份近代期刊。对其内容和作者的量化分析表明它以传播西方的近代科技为主旨，与其续刊《格致汇编》相统一。《中西闻见录》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事实而成为历史见证人，而且对洋务运动推波助澜，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而成为西学东渐的一座桥梁。

　　在近代西学的传入和传播过程中，1872年创刊于北京的《中西闻见录》是一份值得重视的刊物。这不仅因为它是《格致汇编》的前身，研究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统属与联系；而且还因为从它的创办和存在期间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在传播西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窥探中国人对西学的兴趣所在；甚至还可以从它的创办人和撰稿者的活动中寻绎出它与京师同文馆和洋务官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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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年8月（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美国长老会丁韪良(William Martin)、英国伦敦会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成立了所谓“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以介绍“近代科学和自由思想”相标榜。他们看到香港、广州、上海、宁波等地都有报刊发行，唯独北京没有，于是决定于北京创办一种期刊。同月，《中西闻见录》（以下简称《闻见录》）便应运而生。

　　《闻见录》月出一号，每号发行一千份，大部分免费散发，主要限于北京，偶尔也行及外省。该刊由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61年创建于北京的京都施医院主持①。编辑除丁韪良、艾约瑟外，还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德贞(John Dudgeon)。艾、包二人次年相继离京，主要工作由丁韪良负责。1875年8月（清光绪元年七月）停刊，1874年8月因“本局主人……避暑外出”而少出一号②，总计36号。1876年2月，《格致汇编》(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于上海创刊，成为《闻见录》续刊③。

　　1877年夏，《闻见录》编辑丁韪良将该刊“删其轻浮，撮其体要”，汇为《中西闻见录选编》（以下简称《选编》）一集于同年冬至印刷发行④，由郭嵩焘作序⑤。其实《选编》并未“删”“撮”，只是丁韪良将自己在《闻见录》上发表的96篇文章、332则“各国近事”和31篇未署名文章、48则未署名的“各国近事”总汇成册，故《选编》基本上是丁韪良个人的《闻见录》汇集。据称，维新运动期间，丁韪良又辑成《闻见录新编》，交广学会印刷发行⑥。但此编笔者至今未能见到，无法了解其所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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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见录》为十六开本，每号28至32页不等，除“各国近事”外无其它固定栏目。每号以四、五篇较长篇幅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的方章为重点，此外，另有杂记、寓言、诗歌、时政短评等文章及“各国近事”的新闻报道，其中新闻每号均有十则左右。据笔者统计，《闻见录》中外署名的撰稿人有54人，36号共刊载了361篇文章，其中有关科技的文章达166篇、杂记82篇、寓言24篇，其它89篇。按篇数计分别占总篇数的45.9%、22.7%、6.7%、24.7%。从中可以看出有关科技的文章几乎占了一半。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见闻录》的情况，笔者还将《选编》的内容也进行了分类。统计表明，《见闻录》全部429则新闻，《选编》录有370则，其中科技为143则，占总数的38.7%，政治120则，经济41则，其它66则。由此可见，即使在新闻报导中《闻见录》也是以科技为主，这与一般的新闻报纸是很相殊的。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选编》中所录62篇“杂记”中竟有22篇是关于科学技术的，百分率为35.5%。

　　而且，有关科技的文章往往具有篇幅长，内容丰富的特点。如李善兰有关数论的传世名著《考数根法》竟分三期载完，丁韪良一篇《泰西制铁之法》（一）竟长达三千余字。相对而言，其他类则往往仅几十到百言左右。所以从总体内容上看，《闻见录》这份刊物基本内容是传播科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技。这与它的续刊《格致汇编》的基本精神是相一致的，也比较切合“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宗旨⑦。

　　从《闻见录》的撰稿人看，外国作者15人，写有177篇文章和几乎全部“各国近事”。这些作者主要是外国传教士，也有外交官、来华传教医师和商务人员等。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是《闻见录》最主要的编辑和撰稿人员，他的文章主要是讲述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矿物学和有关制造玻璃、炼钢炼铁及其它技术的基本常识性知识。艾约瑟作为编辑之一，虽很快离京，也写有不少文章，主要是有关物理学和一些实用技术知识，并写有科技人物传记。德贞1872年任同文馆医学教习，他以介绍西方近代医学、动植物学和一些机械制造技术为主。此外同文馆英文教习包尔腾、俄文“退休”教习柏龄，后为医学教习的英国医师卜世礼、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惠志道、法国外交官师克勤和九江海关税务司葛显理等也写有文章。

　　与外国作者相比，中国作者就多了，留下姓名可查的有39人，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这足见当时中国并非死水一潭，西学特别是近代期刊这种形式在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虽整个中国仍“风气未开”，但还是有一些有志之士渴望学习西方近代科技以济实用，他们构成了西学在华传播的社会基础。

　　中国作者的文章从质量和数量上看都远远不及外国作者。这些作者中最有名的当然是李善兰。他于《闻见录》上发表的《考数根法》，是中国历史上研究数论的名著，证明了著名的费玛定理，并指出其逆定理不真⑧。12名同文馆学生中比较有名的有贵荣、席淦、联芳等，他们在馆内被派充为副教习，独立或协助教习翻译了许多科技著作⑨。他们在《闻见录》上发表的文章，或是考试试卷，或是作业，或是独立见解的天文算学论文，或是翻译的文章新闻。所有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上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最早的有关近代西方科技的自主论文之一。这不仅大大激发了同文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通过《闻见录》京师同文馆也扩大了影响。

　　在中国作者中有明显的假名化名或雅号。从名字上看至少有八九人之多。其中有六位“居士”，一位“蹑云客”，一位“似村氏”。这种情况的存在，很可能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以言西学为耻的社会现实，一些比较先进之士只得使用假化名，另一方面，中国人向来在名字上大作文章，字号一大串，因此极有可能只是附庸风雅，以向西人所办报刊投稿为沉闷而单调的日子平添一点小乐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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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见录》零星地给中国传来了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地震地质学、矿物学、解剖学、法医学，防疫学、药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农学等西方近代基础科学的基本常识，也零碎地带来了高空探测、铁路修筑、钢铁冶炼、玻璃制造、火车、汽车、轮船、起重机、新式枪炮、最新天文望远镜及其它机械制造、最新电报电话发明等多方面的常识性基础技术知识，而且还有关于度量衡的“国际标准化”⑩、经济管理方面发行新货币和债券、成立保险公司等知识的介绍。

　　为传播这些知识，《闻见录》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办法。有“读者来信回答”，这在《格致汇编》中发展为一个专栏。有“难题征答”，如第5号刊出《天文馆难题》，二月之后就有钱塘人江槐庭的《天文馆难题图说》应答；第10号又刊出“难题”，15号有同文馆学生蔡锡勇应答；这种形式还包括读者难题征答，如第12号天津人殷仲深的《算学难题疑问》等。当然应用得最充分也最为得当的是科技革新与实际应用相联系、科技史与科技知识相融合、科技传播与新闻报导相配套等方式，历史、现实和科技知识三者有机地融熔在文章中，而且许多文章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还附有示意图和插图。

　　《泰西制铁之法》一文，指出了铁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用途，介绍了铁矿的类别，再介绍西方最新的炼铁轧钢技术，并附有其具体流程示意图。一篇几千字的文章，竟包括如此庞杂的内容，当然比较浅显，是一般常识性知识的介绍，但其诸如磁铁矿、赤铁矿、菱铁矿的化学分子式的传入等，毕竟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铁矿知识和钢铁冶炼技术。

　　当时，电报作为一项重要的洋务内容而被绍介到中国。《闻见录》不遗余力地报导了西方电报的发展状况和各国铺设电报线的新举措，也不断报导中国欲铺设电报线的消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电报，第34号以《电报略论》、第36号以《齐发电报图说》进行了专文介绍。前文除介绍电报用途外，讲述了电的发现及其发展使用历史，特别提到电磁学上几个重大的转折点，诸如“意大利人嗄喇法尼、佛尔塔之强水电池”，“丹人倭斯得创电磁一统”(11)。还讲述了电报的发明史，“经法国阿拉格、安贝尔（安培）二人绑扎电磁线圈”到1844年美国画家莫尔斯发明电报及莫尔斯后电报业的突飞猛进，后文介绍了一种新的发电报方法。两篇文章对电报的物理机理未作理论阐述，仅仅留于表层。《闻见录》第33号报导了福州铺设电报线的新闻，称“讵造未百里，民间聚众滋闹，折毁电线……盖自电信创于泰西四十年来，遐尔传遍甚至日本之南北各岛，尚皆通行，而中国曷独后哉”，婉转地批评了中国当时不懂西方科技、拒铺电报线的无知状态。撇开作者的主观意图，这个批评是触及西学不兴的本质的。一个国家，最浅显实用的东西都不屑一学而弃之若敝，哪敢用抽象的物理学原理登场？(12)

　　对发生于1874年12月9日的金星过日天文现象，《闻见录》提前报导了西方诸国天文学家兴师动众赴中国、印度、日本、非洲等地准备观察的行动；早在前一年第15号就以《金星过日》为题，专文对金星过日原理、西方天文学家测定地日距离的历史〔从哥白尼的600地径（地球直径），到现在的11000-12000地径〕，测定地日距离的方法和原理等进行介绍。这里介绍的是据地面三角测法发展而来的，现通称“视差法”，是当时技术条件下最先进的方法(13)。文中还附有大量示意图。1874年9月的第25号又发表《金星过日》（续），给读者介绍美国学者计算的“金星过日”的准确时辰。金星过日后，新闻中又大量报导了各国天文学家的观察及测定结果评述。与此同时，王韬在香港的《循环日报》也对“金星过日”连篇累版地分析报导，上海的《万国公报》对两家报刊相关文章都进行了转载，可见“金星过日”在当时中国的确有一定的影响。

　　以上这些新闻报导与历史、科技知识与实际应用、文字与示意图相结合的形式，大大加深了读者的感性认识，增强了读者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从而提高了读者的兴趣。应该说，这种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科技传播方式是符合当时中国对西学睡眼方开的社会现实的。

　　《闻见录》也介绍了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如《恒星动论》和《论分光镜》中对恒星演化和光谱分析的介绍。《恒星动论》中“凡星之离地疾行者，光皆红，向地疾行者，光皆蓝绿”的叙述就是1842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提出的“多普勒效应”，认为蓝色恒星正向我们运动而来，而红色恒星正远离我们运动而去。这是恒星演化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抽象理论。《论分光镜》中讲到“八十年前……英人倭拉斯顿，察知太阳光带各色内有黑线错处，不知所以。六十年前，德国富劳温赫……察恒星之光带有黑线与日相似，仍不知其所以。厥后，又有德人吉尔赫，推阐其理”，燃烧“铁与精”等物，透过棱镜“即成光带，并见有明线错外”，与太阳光谱对照，“则前带之明线，有后带之黑线，位置相对者……遂以为太阳体中或有此诸质”。这段话讲述的就是天文学中的“天体分光术”的诞生历程。

　　《闻见录》还刊载了一些西方科技人物传记。如德贞的《哈斐论》就是“血液循环”创始人哈维的传记；艾约瑟的《亚里斯多德里传》是亚里士多德传记。所有这些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大多是西方传教士的功劳。虽然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宣称“如果科学不是作为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但他们在《闻见录》中仿佛忘记了其本职工作。笔者按期统计了《闻见录》的内容，从科技份量变化趋势来看出没发现以科学作为宣传宗教敲门砖的嫌疑，仿佛科学与传教已分家(14)。当然，这些传教士不过是“一介书生”，而不是职业科学家与工程师；其来华目的是传教，而不是专门传播西方科技。但作为一份总计只有三四十万字的期刊，能介绍这么多类别的科技知识就很难能可贵了。如此一来，《闻见录》倒成了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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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说过，《闻见录》新闻报导也以宣扬西方科技为主。对西方电报电话的新发明及线路的铺设、铁路和修筑、运河的开通、探险家对北冰洋的探测、“冒险家”进行的热气球高空探测等进行了及时的报导，并有分析和评述。第7号德国近事中的《葛鲁布铁厂》一文中有“工人万余，出入动作，次第刻时，毫无紊乱，俨如师旅，按队进退”这样的文字，传入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科学(15)。第31号《法国民数考核》指出法国人口增长不快的原因是“晚婚晚育”，很有点社会学的味道。

　　《见闻录》中有关的政治经济新闻报导则以西方国家和日本为中心，不自觉地流露出“种族主义”意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当时清政府的忌讳和规矩、信息传播不畅等有关。但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特别注目，客观上对国人的警醒和仿效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该指出，《闻见录》新闻报导中对非洲、美洲和澳洲各国土著居民蔑视得无以复加，这恰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子(16)。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闻见录》在这点上基本能站住脚。中日台湾问题于第7、22、23、27、28号分别予以报导，内容基本属实。如22号揭露日本“为属国抒忿”、“不免有踞台之意”。23号报导日本侵略军已抵台湾。同号台湾近事还对西乡从道给闽浙总督李鹤年的照会进行评述，“窃思日本致书之谬有二，其一，台湾全岛，实隶中国版图，岂可以生番为自主之国，或竟视番地如无主之地，其二，敌人在逃，致烦友邦代捕，尤无斯理……”，以支持李鹤年的答书。但《闻见录》作为西方人在华创办的一份刊物，又曲折地反映着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意向和需求，如27、28号在连续报导了“台案”的了结及对中日双方的影响后，即大肆吹捧英使威妥玛的“功劳”，更大造“国际调和论”，称：“由是观之，两国失和，适启万国之殷忧，两国存和，实深万国的共庆也。”这种论调不能不说对中国的外交产生影响。以后中法、中日战争李鸿章期待国际调停与之仿佛有襟亲关系(17)。

　　《闻见录》对华工出洋及华工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秘鲁等国的悲惨遭遇也进行了大量而真实的报导。陈翰笙先生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就以《中西闻见录选编（丁韪良）》为题收录了19则新闻。第26号报导了清政府派遣陈兰彬一行前往古巴查“猪仔”一案，并附有陈随行容增祥的诗，“盖纪猪仔之苦况而作，有云：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得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就是这则报导，引起了西班牙政府强烈不满，于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向总理衙门照会以示抗议，要总理衙门查清容增祥身世，予以惩罚，“首枷号壹月”，并让丁韪良在《闻见录》上刊文以谢罪(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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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在《闻见录》创刊和存在期间，清政府虽正在进行“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尝试，但整个社会还是“一闻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19)。“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西）学为耻”(20)。思想界也还是被传统儒学牢牢地统治着。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闻见录》的存在，应该说给当时沉闷的思想学术界吹来一丝清风，对洋务运动起着推波动澜的作用。最好的证明是，其一，《闻见录》在其存在的三年时间里，几乎成了京师同文馆的“学报”，同文馆师生共发表文章199篇，占总数的55.1%；其二，作为同文馆总教习和《闻见录》主编的丁韪良与洋务官员李鸿章、奕、徐继畲，董恂、崇厚、陈兰彬等交往很深；作为学生的贵荣、席淦、杨兆鋆、朱格仁、联芳等毕业后或任教习或任外交官或任洋务官员(21)；其三，《闻见录》对操办洋务提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并积极关注洋务活动，如江南制造局新动向、轮船招商局的成立、电报线的铺设、李鸿章开平采煤等都一一予以报导；艾约瑟还于第10、11号以《铁路有益说》鼓吹修筑铁路。可以说同文馆和洋务运动依《闻见录》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而且《闻见录》也因同文馆和洋务官员放射出自己的能量。

　　《闻见录》在早期启蒙思想家和一般士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该刊停刊两年不到，丁韪良就编辑《选编》发行。维新运动期间，又以《闻见录新编》发行，相当于“第三版”。一种期刊有如此结果，足见其成效(22)。当时的《万国公报》就大量转载《闻见录》的文章，每号都有六至十篇，而从两者的发行时间看，往往是《闻见录》发行几个月后，《万国公报》才予以转载；作为一种周刊转载一种月刊的文章或新闻，量又这么大，可见《闻见录》之份量和价值。这样，北京的《闻见录》又通过上海的《万国公报》在大江南北的士子中造成了影响。当然，这仅是报刊转载的一个例子，但它表明《闻见录》并不象梁启超所言“三十年前京师创有《中西闻见录》，略述泰西政艺各事，阅者寥寥”。

　　综上所述，《闻见录》对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近代科学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洋务运动和开一代社会风气也有促进作用。但考虑到当时社会现象和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不能过高估价《闻见录》的能量，它不过是一份仅“生活”了三年多一点的期刊而已。

　　注释：

　　①京都施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前身。当时一些教会所办医院常称为“施医院”。

　　②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国闻见录选编》P496，台湾文海出版社。

　　③关于《闻见录》的停刊，《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录》认为停刊未详（第一卷P4）。戈公振先生《中国报学史》、方汉奇先生《中国近代报刊史》都认为到1890年才停刊，与《格致汇编》相连并统名于《闻见录》。这与实际情况不太符合。《格致汇编》与《闻见录》虽有统属与先后相继关系，但创办人，出版地点、编辑都不一样，因此不能当作同种刊物。更何况《格致汇编》1890年改月刊为季刊，并未停刊，《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录》收录篇目一直到1892年。

　　④⑤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中国闻见录选编》P496，台湾文海出版社。分别见P7《丁韪良自序》，P1-5《郭嵩焘序》。郭之序为一篇很好的“西学中源”论文章。

　　⑥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P1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⑦熊月之先生认为，《闻见录》与《格致汇编》在杂志名称、发行地点、编辑人员与内容上都不相同，特别是《闻见录》是“一份新闻、科普、文学兼备的综合性杂志”，而《格致汇编》是“一份专门性的科学杂志”，因此《格致汇编》不是《闻见录》的续刊。据笔者分析，《闻见录》以传播科技为主要内容，而事物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从“以科技为主”到“专门性科学杂志”，正是《闻见录》发展到《格致汇编》的过程。而且从《闻见录》的停刊告示和1875年11月傅兰雅的《格致汇编》创刊告示来看，两份杂志的相续是不言而喻的。熊文《〈格致汇编〉与西学传播》见“上海研究论丛”第一辑。

　　⑧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P329，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⑨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P87-88《同文馆翻译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⑩丁韪良发表在17、18号上的《权量新法》、《权量表〈续权量新法〉》中提出统一度量衡于国际标准的建议。这是度量衡的国际标准较为系统的早期输入之一。参阅吴承洛著《中国度量衡史》（中国文化史丛书），上海书店，1984年5月影印。

　　(11)上面提到的两个转折点分别是意大利生物学家伽伐尼和物理学家伏打发明化学电池（此为电化学的起点），1819年丹麦青年物理家奥斯特发现电磁感应。

　　(12)把这两篇文章与郑观应的《论电报》两相对比，就会发现这两文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而郑文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文学卖弄”。参阅夏东元主编，《郑观应集》（上）P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视差法测地日距离，就是以地球半径为基线，测得半径两端点对太阳的张角，由三角形原理求得地日距离。由于直接测定误差太大，一般采用已知运动规律的小行星视差间接推算太阳视差，在这里用的是金星视差。

　　(14)同(6)P232。西方许多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的研究表明，近代科学的产生之初确实是宗教的盟友，以反对所谓亚里斯多德式的“理性”。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等。

　　(15)联想到洋务企业管理的混乱状况，可见这些话未引起足够重视。几年之后，徐建寅远赴欧洲才认识到这一点。见《走向世界》丛书《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P728，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Boggs，James.“Uprooting Racism and Racizts in the United States”，见“Advanced English for Graduate Students”(BooK)P132-136.Graduate School FudanUniversity，1992.“土著”一词，如今用来，仿佛也有“种族主义”的意味。

　　(17)虽说这一“手法”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传统“以夷制夷”思想，但外部的刺激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18)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P912-914《西班牙署理驻华公使为〈中西闻见录〉一书揭露古巴苛虐华工实情向总署抗议照会》，中华书局，1985年2月。

　　(19)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致李鸿章书》。

　　(2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P275。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9月。

　　(21)如贵荣与席淦光绪十二年成为篡修官，席淦还兼任除李善兰而外的唯一算学教习；杨兆鋆先后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比利时大臣；朱格仁授候补直隶道等。

　　(22)当然也有可能是丁韪良的个人原因，诸如本无“市场”，但他又无甚著作可资出版。可是丁氏的著作《格物入门》、《万国公法》等得到了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