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二八战争”后，上海的民族资本经济陷入了全面的困境。目前还可勉强维持或获得发展的行业陆续转入逆境，原已困难的行业更形凋敝，大批企业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状态。资本家们认为：不断的内战和日本侵略是造成这种困难的两个主因。李铭说：内战中击溃一个师，就是破坏八百万元的军械装备，其他损失还要数倍于斯，估计中国二十年来内战的总损失超过一百亿元。（注：李馥荪《回到繁荣之路》，载《银行周报》，第16卷第36号。）“一·二八战争”的创伤和东北市场的丧失更使他们感到切肤之痛。东三省沦陷后，向以该地为主要销场的面粉、土布、橡胶等行业相继绝望；以华北为主要市场的棉纺织业，亦因日本国内纱厂独占东北市场，在华日厂依政府补贴转向华北倾销而遭严重打击。（注：《银行周报》，第17卷第36、38、42号；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5页。）

      为了摆脱困境，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急切希望国民党停止内战，抗击侵略，收复失地。

      通过淞沪抗战，资本家们普遍认识到：十九路军的抗战虽然失败，但倘无这场血战，上海完全可能出现“传檄而定，不堪设想之结局。”（注：翁照垣：《淞沪血战回忆录》，申报月刊社1933年版，史量才跋。）尽管他们还不曾完全放弃对国际舆论之类的幻想，但一致相信，正是十九路军的英勇战斗，使得“国际人士耳目为之一新，……国际舆论除有特殊原因外，亦顿觉转变”。（注：《申报》转引自朱伯康、华振中：《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1947年版，第566页。）因而，他们认定：不抵抗政策是“自杀政策”，“如果要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统一，要想依靠国联调查团的报告和当局的‘长期抵抗’，决计是不会奏效的。只有依靠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于各方面和日本帝国主义作猛烈的奋斗”。（注：《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4页；《大晚报》，1932年8月23日。）“惟抵抗可以生存，惟团结可以抵抗”（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导言。）成为他们的普遍信念和基本要求，团结成为高于一切的口号。

      与此同时，资本家们从国民党反共战争的接连惨败中逐渐认识到了革命力量的不可侮。还在1931年12月，《申报》就估计说，中央军在江西剿共损失廿万人以上，将校死亡不在少数。（注：《申报》，1931年12月29日。）“一·二八战争”后，他们又进而认定：共产党势力的扩大是国内政治黑暗，经济凋敝，人民穷蹙、以至铤而走险的结果，是官逼民反使然。因而，不解决政治黑暗、经济凋敝这个根本问题，“剿匪”即是“造匪”，无异扬汤止沸。（注：《时事新报》，1932年7月8日；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案真相》，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因此，他们希望国民党停止剿共内战。

      但是，国民党统治者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方面用所谓的长期抵抗来掩饰继续的不抵抗，一方面则加紧围剿红军。这种无视民族利益的行径使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怒不可遏。穆藕初称：“我们对于政府已根本绝望，……没有好政府，我们做不了好人。所以我认为，政府是好的，evolution，政府是不好的，revolution。”（注：穆藕初：《Evolution-Revolution》，载《申报月刊》，第1卷第2期。）当然，这只是说说罢了。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随着国民党内部的重新稳定，政权法西斯化的加强和高压政策的采用，全国救亡运动转入低潮，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别说根本不敢进行什么“革命”，连前一时期提出的废止一党专政、实行宪政这样的改良主张也不想坚持。除了少数大学教授外，资本家们此时已从鼓吹宪政的论坛上迅速销声匿迹了。这固然是他们屈服于高压，无可奈何的表现，但与他们强调团结高于一切的心理也不无关系。他们说：“目前中国的情形，正犹如一个孤立的大家庭，现在已临行强盗敲门之时，这时应尽先设法对外防御，不能仅斯斯文文的讨论今后如何改良内部……不然，恐怕改良犹未完成，而强盗倒已破门而入了。”（注：静生：《四中全会闭幕》，载《申报月刊》，第3卷第2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这种不愿再谈改变国民党统治的倾向还有逐步发展的趋势。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既难以容忍国民党损害民族利益，又不敢或不愿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便不得不设法运用自己的力量来逼迫国民党改弦易辙。他们提出，国民党政府糟到如此地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做股东的国民不去顾问，以致给一班公仆去弄坏了”。（注：项康原：《服务与工业救国》，载《国货年鉴》，国货事业出版社1934年版，丙。）因此，人民应相机参与政治大计，培养自己的力量，如是，哪一个政府不好，便可以打倒哪一个政府。而组织团体，就是培养人民力量最好的办法。（注：李公朴：《谈中日关系之我见》，载《申报》，1933年5月13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闭会宣言，《申报》，1933年5月12日。）

      显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在不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通过他们掌握的一些强有力的团体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以此来影响或制约国民党政权，迫使其改变内战剿共和不抵抗政策，建立抗日的“统一阵线”，从而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这是“一·二八战争”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态度。这种态度实质上是对国民党政权的一种有条件的支持，也是试图在国共之间保持某种中立。在当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团结成为时代潮流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态度是符合民族利益的。

      二

      1932年6月，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一批主要领袖人物将淞沪抗战期间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改组为永久性的上海市地方协会。这个团体人数虽然始终不多，第一年会员不到一百五十人，但几乎全是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故有人说：地方协会“虽然不是法团，但其实际力量则超越一切”，“可以说是上海最有权力的机关”（注：欧阳宗等：《中国内幕》，第五集，新中国报社1944年版，第59页。）。代表各团体的文电，大部分由地方协会拟定，交其他团体画诺。它的成立，使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又获得了一个类似过去总商会那样独立于官方的中心领导机构。该会会长史量才也因此而成为上海资本家中最有影响的领袖。史不仅控制着《申报》、《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而且是中南银行的大股东和常务董事，另外还有可观的工业投资，与颇具影响的教育界领袖黄炎培的关系也甚为密切，兼有舆论界、金融界和实业界代表的三重身份，在社会上极有威望。“一·二八战争”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为实现自己基本要求而进行一系列政治活动，正是以地方协会和史量才为中心、以《申报》为主要喉舌展开的。

      为了推动抗战，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以极大的热情支援东北义勇军和长城抗战。地方协会一成立，即派黄炎培去华北观察当局对抗战的态度，策动成立平、津等地的地方协会。地方协会、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等相继组织了东北难民救济会和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熊希龄来沪为义勇军募款，各团体仅开两次联席会即认筹50万元。（注：《上海市地方协会年报》第一年，第1-5页。）1932年底，热河告急。《申报》大声疾呼：“现已忍无可再忍，让无可再让，或生或死，或存或亡，在此最后一举。”（注：《申报》，1932年12月21日。）地方协会再派黄炎培等北上，推动张学良、汤玉麟迎战。1933年3月间，宋哲元部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地方协会即组织救护队前往支援，蒉延芳、李铭等一次就捐出五千元汇交宋哲元，表示慰问。（注：《上海市地方协会年报》第一年，第1-5页。）余日章并被地方协会派往美国，以民众代表身份呼吁美国朝野支援中国抗战。（注：黄炎培：《余日章君纪念碑》，载《人文》，第7卷第9期。）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宣言武装保卫察省。由于当局诬指冯意欲割据，上海舆论界起初也多对冯的别树一帜冷语相加。但当他们见到冯部收复多伦时，即对冯大表赞赏。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商人救国协会。国货工厂联合会等纷纷表示愿为同盟军后盾。废止内战大同盟亦电南京，说：“冯氏果志切抗日，应予容纳，设或别有主张，亦当以政治手腕解决。”（注：《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页；《申报月刊》第2卷第8期。）

      在积极推动抗战的同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发起了旨在促进国内团结的废止内战运动。1932年4月21日，与上海工商界关系密切的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主张“赶紧发起国内非战建设运动，利用全国民众渴望和平之心理，厚集群力，消融放纵贪婪甘为戎首一切未来之隐忧，庶几修明内政即所以捍御外侮。”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头面人物和一批在野政客都对此表示赞同。在地方协会，全国商联会，上海市商会，银、钱公会的支持和林康侯、吴鼎昌等人的具体筹划下，废止内战大同盟于是年8月在沪成立，会员计各地团体(主要是商业团体)401个，个人1057人。《大公报》说：这是“近年民间最有力之集会、”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头面人物几乎全部参加该会，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以致有人认为此同盟系上海方面包办。（注：废止内战大同盟总会：《大同盟会之成立》，1932年版，第6页；21页。）

      废止内战大同盟的宗旨和中心任务是“消弥内战”。但对于何谓内战，该会却始终没有统一的界说。不过，在发起人和一般会员的心目中，南京政府的武力统一也在内战之列是没有疑问的。林康侯称：“固不论是非顺逆，但应消除陈见，共御外侮，不暇再有所犹豫也。若……自以为顺，詈人为逆，而甘为内战之戎首者，吾民众即得而裁判之矣”。（注：林康侯：《集中全国民众力量来废止内战》，载《废止内战大同盟会大会特刊》，1932年印。）事实上，反对南京的内战军事，也一直是废止内战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前所述，大同盟曾反对向冯玉祥的同盟军动武。1933年底，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资本家们十分清楚，福建方面是“欲变更国体，废止一党专政，实行土地革命”，“闽方无论藉口如何堂皇，揭橥如何磊落，要无以自解于国人”。（注：允恭：《困难中之闽变》，载《东方杂志》，第30卷第3号；《申报》，1933年11月24日。）反对这次事变的态度是明确的。但是，他们也不支持蒋介石出兵讨伐。当时，市党部控制的各团体群起鼓噪要武力讨伐，银、钱公会及地方协会却保持沉默。废止内战大同盟还规劝南京：“闽事系属政争，处置仍当宽大，务祈一秉政治解决初衷，设法斡旋，免祸生灵。”（注：《申报》，1933年12月3日。）国民党发起航空救国运动，市商会特地决定在该会购买的飞机上添印“不供内战”四字（注：《商业月报》，第13卷第10期。）。

      废止内战运动的手段是软弱的“不与内战者合作”，林康侯把它归结为“苦苦哀求”四字。（注：《大同盟会之成立》，第27页。）这就注定了它不可能起到任何预防或制止内战的实际作用。尽管如此，这个运动由于得到了全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普遍支持，还是形成了一股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强大社会舆论。

      在强烈要求团结抗战的空气中，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提出了联共抗日的主张。这是“一·二八战争”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动向。1932年7月27日，《大晚报》发表题为《请国人息争以御侮》的评论，向国共双方呼吁道：“假使共产党而真正有与帝国主义者作正面冲突的勇气，这是他们绝好的机会；假使政府当局而真正有捍卫国家的诚意，也应该暂弃主义的纷争”。废止内战大同盟中也有人认为剿共即内战，力主废止。大同盟领导人始终不肯在剿共是否内战这一关键问题上表态，当反映了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事实上，大同盟成立大会上就通过了“请政府容共废战以收复东北”这样明确主张联共抗日的提案。（注：《大同盟会之成立》，第32页；第120页。）《东方杂志》1933年第1号有《新年的梦想》专栏，让各界名流以说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穆藕初的“梦”便是：“所有监牢里的共产党政治犯都欢天喜地释放出来，共产军与剿共军先后向边疆开拔”。当然，他们主张的联共或容共抗日都以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为前提。如穆藕初希望：“第三国际放弃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协力”，王造时的方案则是：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政策，红军给政府收编；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并相当容纳共产主义政策。（注：王造时：《荒谬集》，自由言论社1935年版，第140-141页。）

      史量才并不曾公开倡言容共或联共，有时还表示支持剿共军事。（注：如1933年4月13日《申报》时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据史的外甥、申报馆经理马荫良回忆，史量才在“九·一八”后，听取陶行知、黄炎培、戈公振等人的建议，已决定《申报》不卷入国共纠纷的漩涡。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申报》最初就拒绝登载。随后，史量才又亲自作出了免费刊登中共否认这则假启事的广告的重要决定。（注：马荫良、储玉坤：《上海〈申报〉刊登所谓“伍豪启事”的来龙去脉》，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这个事实是史在国共之间采取中立态度的有力证据。1932年12月，史又邀请进步作家黎烈文主持《自由谈》，但黎大量登载鲁迅等左翼作家尖锐抨击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文章。由于《申报》编辑方面的最高权力始终操诸史手，重要言论、记载刊登与否均须由他亲自决断。（注：《时事新报》，1932年7月8日；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案真相》，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因此，《自由谈》的革新，不仅可看作史量才有意用左翼人士之笔来道出他某些想发而不敢发的心声，而且应看作是史在国共之间维持中立而采取的平衡手段。因为，这种貌似兼容并蓄实为结援进步势力的中立，可以大大增加自己对国民党说话的份量。职教社对其所属的《生活》周刊也采取类似态度。当时，韬奋主持的《生活》周刊左倾面貌已十分清楚了，职教社诸君子却从不干涉其言论方针，后来又慨然允其独立。（注：《韬奋文集》，第三卷，第331页；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5页。）可以认为，职教社领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欣赏《生活》的言论，却又不想让人们把《生活》看成他们的代言人。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权保障同盟的关系也反映着他们对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态度。正如《时事新报》所指出的那样，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虽标揭泛及民权，而营救以共产嫌疑被捕者甚力，尝谓‘即使共产党员，亦非法律不许’”。（注：《时事新报》，1933年4月12日。）这个旗帜鲜明的进步团体，得到了上海舆论界明确的支持。同盟发起前，宋、杨曾和史量才晤谈，史表示完全赞成同盟的目的，绝对拥护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并指定《申报》的两名记者以个人名义参加同盟，约定《申报》的报道、社论将和同盟密切配合。同盟成立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亲自出席并首先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同盟的政治主张，反对当局非法捕人。据马荫良回忆，同盟发表的稿件都是通过史本人转给《申报》编辑部的。（注：马荫良：《回忆杨铨》，载《社会科学》(上海)，1980年第10期；陆诒：《我所接触的史量才》，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6辑。）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以“宣传共产”的罪名枪毙镇江《江声报》记者刘煜生，史还同宋、杨一起讨论了同盟为此印发的宣言。（注：杨小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若干史实》，载《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2辑。）《时事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也公开表示支持民权保障运动。以李次山、冯少山、俞寰澄为首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并参加了同盟发起的国民御侮自救会一个要求立即武装全体民众，政治主张十分激进的群众团体。（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36-43页。）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支持民权保障同盟，是他们在国共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主张团结抗战的重要表现，也是他们联合进步力量，力图形成一种“民众实力”、扩大其政治发言权的一个重要行动。

      三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上述政治活动，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国民党的政策，而不是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他们并不把宪政视为当务之急和不愿支持福建人民政府即是明证。王造时更坦然宣称：“我们所以续续不断予当局以正直严重的忠告者，乃是看见国内的危机四伏，民族前途堪虞，故敢不计个人利害，希望当局觉悟。我们的话虽‘苦’，但我们的话，不失为‘药’”。（注：《荒谬集》，第256页。）

      但是，国民党统治者决不肯咽下这口“药”。这不仅因为这个政权极为虚弱，从来就讳医忌药，害怕批评，而且也因为它不能容忍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任何的离心倾向。当时，国民党虽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它仅能对江、浙两省实行严密而持续的控制，而在皖、赣、闽、鄂、湘、豫、甘、陕八省中，南京的影响最初是相当有限的，仅在剿共战争开始后才逐步加强。至于其他省份，南京的权势是不存在的，至多仅有名义。（注：Hung-MaoTien,GovernmentandPoliticsinKuomingtangChina，1927-1937，P.5）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上海对国民党说来是性命攸关的。章乃器说：“江海关收入达1.24亿两，占政府关锐收入50%强，统税收入，多数出自上海，盐税收入，上海亦占相当之成份。”（注：章乃器：《从经济的立场比较上海与东三省》，载《银行周报》，第16卷第17号。）而1932-1934年间，关、统、盐三税约占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80%，其中关税占40%左右。（注：A.Feuerwerker,EconomicTrendsintheRepublicofChina，1912-1949，P.82）因此，国民党认定：“谁能控制上海，谁就能控制全国。”（注：萨孟武：《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建设》，载《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龙田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由于存在着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的外国租界，国民党对上海的控制是不完全的。在上海具有相当影响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向背，对南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而，为了确保对上海的控制，国民党统治者决不希望上海资本家形成一股足以与它分庭抗礼、平行敌体的独立政治力量。至于他们引援进步力量。公开反对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在坚持反共第一的蒋介石看来，当然更属“大逆不道”。

      为了制止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离心倾向，国民党统治者采取了各种方法，软硬兼施，恩威并下，力图使之就范，但始终不曾完全达到目的。

      1932年6月，蒋介石以《申报》“勾结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的罪名，下令禁止邮递，逼史量才撤换总编陈彬和、设计部主任黄炎培，并由中宣部派员指导。史坚决不同意撤黄和派员指导，蒋也无可奈何。（注：《时事新报》，1932年7月8日；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案真相》，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黎烈文主持《自由谈》后，特务编的《社会新闻》和市党部一再向史施加压力，要他撤黎，史亦均置诸不理。（注：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国民党加紧新闻检查，同样遭到史的强硬抵制。（注：陆诒：前引文。）

      蒋介石也曾企图用小恩小惠来软化资本家领袖。1932年10月，当局破例成立上海临时市参议会，遴选史量才、虞洽卿等十九人为参议员，以史为会长，表示愿意让他们参与地方政治。11月，蒋介石、宋子文又直接指定史量才、张公权等一批上海资本家领袖充任招商局理、监事，以示笼络。不明白蒋、宋此番用心的市党部还为此愤愤不平地发了一通牢骚。（注：《银行周报》第16卷第45号。）但笼络手段并没有收效。临时市参议会成立后，即要求审查市政府前时发行的600万元市政复兴公债的用途，结果发现其中的大部分已被移作剿共军费和扩充官僚资本，真正用于复兴市政的只有5万元。参议会提出质问，市政府却强词夺理。全体参议员愤而决定总辞职，并将消息披露报端，后经张群等多方疏解才告作罢。（注：恽逸群：《答〈申报〉史编写组》，载《新闻研究资料》，第5辑；《申报》，1933年19月1日。）被委任为招商局监事的虞洽卿后来则公开指责招商局收归国有是“挟国家之力，打倒民航”，因为彼时铁道部允由招商局垄断全国水陆联运。（注：《银行周报》，第17卷第45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会长李次山(原招商局股东、律师公会会长)也大义凛然地拒绝了蒋介石抛出的广东省长职位的诱饵，坚持原有立场。（注：李漪：《旧上海律师界的民主爱国传统》，载《社会科学》(上海)，1983年第5期。）

     软化无效，国民党便诉诸暴力。1933年6月18日，特务在法租界刺杀民权保障同盟领袖杨杏佛，并抛出一张长长的暗杀名单，其中包括《东方杂志》编辑胡愈之，《申报》总编陈彬和以及王造时。显然，这次针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恐怖活动也兼含警告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用意。同年11月，国民党特务又以“影界铲共会”名义，袭击进步文化机构，警告资本家们不得再为左翼人士提供文化阵地。12月，当局查封《生活》周刊。废止内战大同盟亦因不赞成讨伐福建人民政府而被蒋介石勒令停止活动。（注：《中国内幕》第一集，第46页。）

     在国民党的淫威面前，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退缩。1933年下半年以后，报刊上要求停止剿共的文字不见了，批评当局的口气也日趋缓和。但是，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被制服。《自由谈》、《申报月刊》继续发表鲁迅等左翼作家对国民党冷嘲热讽的文字。1934年2月，《新中华》半月刊还发表了漆琪生《中国赤区的经济组织》一文，对苏区情况作了与国民党反共宣传针锋相对的客观报道。这至少可以说明了这家杂志的老板陆费伯鸿对反共宣传极不以为然。

      上海金融界也始终对国民党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不肯完全俯首听命。1933年开始，上海银行界便放弃了“一·二八战争”时确定的不承购新公债的立场。这一半是迫于当局的政治压力，一半却是为游资找寻出路。1932年以后，现金继续大量集中上海，但上海的工商业已日益衰败，银行家害怕受累，对工商业放款往往望而却步。原为银行业重要投资对象的地产业，在“一·二八战争”后也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界为自身利益不得不重新转向公债投机。但是，金融界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领袖人物却知道，从公债投机找出路无异饮鸩止渴，因为，公债投机的兴旺“不过更形增加恐慌的程度而已!等到一切繁荣衰退了的时候，必然地银行业亦将不能逃脱衰落的命运。”（注：张公权：《内地与上海》载《银行周报》，第18卷第14号。）而且，他们还看出：南京的财政“已在山穷水尽的境地”（注：《征收遗产税问题》，载《申报月刊》，第3卷第1期。），难免再次宣告债信破产。因此，他们一方面扬言上海银行界对公债的吸收“差不多到了饱和点了”，一方面号召银行家们把剩余资金投向内地，“复兴农村”。

      1934年下半年，因受美国购银政策影响，上海白银大量外流，出现了通货紧缩的恐慌。国民党政府唯恐影响外货入口，减收关税收入，不愿采取有效措施杜绝白银外流。（注：章乃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189页，第198-199页。）同时，却加紧向上海金融界筹款。但张公权等银行界巨头认定，南京的军事冒险已使收支不平衡，不肯再上漏船。国民党政府每次以救济工商等名义借款，张均表示迟疑，不好商量，而且还一再要求减少银行对政府的垫款。（注：经济资料社：《TV宋豪门资本内幕》，小吕宋书店1948年版，第26页；《民国人物传》，第三卷，第241页。）到1934年底，中国银行投资的有价证券只有2，540万元，比1931年底减少60%以上。（注：P.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 is tsand the National ist Government,1927-1937，P174-198）史量才也公开反对继续承购公债。据说，史代表中南银行出席南京召开的经济会议，主持人要他承购巨额债券，史当场反对，并将情况揭发报端。（注：郑逸梅：《书报话旧》，第201页。1934年8月29日《申报》披露：财政部为建四岸盐仓向中、交等七行(不包括中南银行)借款1000万元，已在蚌埠与七行代表接洽。次日，当局公开否认这则消息。郑叙或即此事。）8月30日，《申报》在报道中政会批准苏省发行水利公债2，000万元消息的同时，发表题为《水旱灾后我国财政金融之前瞻》的时评，明确表示上海金融界不可能承购这批公债。理由是：(一)“目前的财政已濒于十分严重的地步”，而任何商人“对于收入没有担保的投资，始终存在漠视的心理”；(二)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的重大压迫”，华商银行也受到这种压迫，故“对于金融信用的戒备，更不得不格外严密”；因而：“如果要为中国的财政和金融找寻出路，只有先把这两个难关打破了，才有可能。”换言之，如果当局不压缩开支当然首先是军费开支，并解除国际的重大压迫显然指日本侵略，就不能指望再得到上海金融界的帮助。这篇时评，可以看作是代表上海金融界所作的政治宣言!

      当时，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力量还十分有限。1934年，由私人股东控制的上海30家银行拥有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72.4%，而全部官办银行的总资产只占18.2%。（注：P.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P174-198）官办银行中最大的中央银行的放款额和存款额均仅及中国银行的一半，而且还被政府透支了1.3亿元，已摇摇欲坠。故有人说，这是“江浙财团最肥的时期，也是南京最穷蹙的时期”。（注：冯耿光：《我在中国银行的一些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TV宋豪门资本内幕》第26页。）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借款问题上的留难确实给国民党政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而他们不愿追随反共、坚持团结抗战主张的不驯服态度尤使当局恼怒和不安。戴笠认为，史量才在搞上海市独立运动，企图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则接到情报说史曾接济中共地下组织的经费。（注：沈醉：《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不管是否真有这样的事实，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时期的政治动向来看，国民党统治者确有理由怀疑史量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史为首领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这种企图或行动。如果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真将采取这种政治立场，国民党对上海的统治、它的反共事业乃至它的整个政权基础，无疑将受到致命的损害。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清除筹措内战费用和扩充官僚资本的直接障碍，蒋介石决心拿史量才开刀，以彻底制服上海民族资产阶级。

      1934年11月13日，国民党特务刺杀史量才于沪杭公路。尽管蒋介石三次公开电令缉凶，人们还是明白，史是因“直言”而召“清流祸”。（注：褚辅成挽联语，载《史量才先生讣告》。）上海的资本家们被史的横死吓倒了。虽然，王晓籁曾愤愤不平地说过；“这次事变的影响，有两条相反的路：一条是跑到消极的路上去，什么事都不愿做；还有一条呢，就是因为这个刺激，不论什么坏事都肯做了。”（注：《申报流通图书馆第二年工作报告》，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印行。）钱新之也因史案，一度“深觉处世不易”，拟辞去所有公益职务。（注：《上海市地方协会年报》，第三年。）但是，王晓籁终于没去做什么“坏事”，钱新之还就任了地方协会副会长。报界更大为震惊，不敢再与国民党抗争，《申报》言论日趋谨慎，不再登载鲁迅的文字。

      1985年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惶恐不安的气氛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攫夺中、交二行，接着又吞并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三行，基本上完成了官僚资本对金融业的垄断。在这个赤裸裸的劫夺过程中，资本家们已无勇气再作激烈反抗。张公权“审查环境，知不能再留中行，亦无法挽救。”（注：张公权：《黄膺白先生二、三事》，载《中国近代史丛刊》，第四册，文星书店1962年版。）只得黯然离去。银行家们纷纷哀叹“中、中、交三行之增资改组……往昔行庄所恃以为武器者势必缴械”，“江浙财团受重创之深重，固无须深讳也。”（注：杨桂和：《陈光甫与上海银行》，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王宗培：《中国金融业之阵营》，载《申报月刊》，第4卷第8期。）

      官僚资本吞并上海最大的由私人股东控制的中国、交通等银行，等于抽去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脊梁骨，剥夺了他们藉以反抗国民党强权的资本。此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它的上层，不但在政治上被迫向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俯首，不敢再作史量才时代那种激烈的抗争，而且在经济上也不得不蜷局于官僚资本的股掌之中，难以我行我素，更不必说以经济力量来要挟国民党统治者了。如果说，史量才被暗杀后，资本家们苟安的心理已取代抗争的企图，那么，在中、交等行改组后，他们的恐惧已压倒了不满。上海民族资产阶段企图凭藉自身力量来制约国民党政权、迫使其改变政策的幻想，被无情地打破了。代表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不仅再次轻而易举地制服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而且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成功地削弱了他们的经济、政治实力。

      但是，统治阶级的暴力不可能解决它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软弱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因遭受上述沉重打击而更加虚弱，却并未因此而改变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基本政治态度，放弃团结抗战的主张。1935年下半年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全国救亡运动的复兴，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又透过受到他们暗中支持的救国会，以较隐蔽的方式，重申了他们在1932-1934年间所提出的政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