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天石

      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扑朔迷离，它的许多疑团至今尚未解开。本文拟探讨这一事件发生前后的真实过程，以进一步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一  “三·二〇”之前蒋介石的心理状态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曾多次谈到有关经过，但是，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6月28日，他在孙中山纪念周上演说称：“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现在，该是对这桩公案彻底清理的时候了。下面，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蒋介石这一时期的部分日记及有关信件、资料，对它进行一次考察。

      根据日记、信件等资料，自1926年1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先是表现在北伐问题上，后又表现在黄埔军校和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增减问题上。

      1925年末，蒋介石从汕头启程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张立即北伐。12月28日日记云：“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1926年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春酌中发表演说：“从敌人内部情形看去，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两天后，他在向大会所作的军事报告中又声称：“再用些精神，积极整顿，本党的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季山嘉反对蒋介石立即北伐的主张。他在黄埔军校会议上以及在和蒋介石的个别谈话中，都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从顾问团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可以知其梗概。该报告认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份，经常摇摆不定”；又说：“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并且在国民党右翼的政治口号下，联合人口中的不满成份。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何时才能对北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当然，革命军的失败将给予广州本部的反革命以良机”。文件未署名，但季山嘉身为顾问团团长，报告显然代表了他的意见。据此可知，季山嘉和顾问们认为，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北伐应该从缓。然而，蒋介石容不得反对意见，二人的裂痕由此肇端。

      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与季山嘉之间的关系还未彻底破裂。1月中旬，奉、直军阀在华北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为此，季山嘉提出两项建议：1.由海道出兵往天津，援助国民军；2.蒋介石亲赴北方练兵。其地点，据说是在海参崴。对于这两项建议，汪精卫赞成，蒋介石最初也同意。1月20日日记云：“往访季山嘉将军，商运兵往天津援助事。”28日日记又云：“往访季山嘉顾问，研究北方军事、政治进行。余实决心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其发展效力必大于南方十倍也。”然而，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态度。2月6日，军事委员会会议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7日，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此事引起蒋介石的疑忌，怀疑是季山嘉起了作用。当日，蒋介石和季山嘉进行了一次谈话。从有关资料看，季山嘉担心中国革命重蹈土耳其的复辙，对国民革命军军官的素质表示不满，对蒋介石也有委婉的批评。蒋介石“意颇郁郁”，抱怨苏俄顾问“倾信不专”，在日记中说：“往访季山嘉顾问，谈政局与军队组织，语多规讽，而其疑惧我之心，亦昭然若揭”。季山嘉觉察到了蒋介石的不满，曾于事后立即向汪精卫表示：“我等俄国同志，若非十二分信服蒋校长，则我等断不致不远万里而来，既来之后，除了帮助蒋校长，再无别种希望。”又称：“至于其他一切商榷，我等既意存帮助，则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正由十二分信服，故如此直言不隐。若蒋校长以为照此即是倾信不专，则无异禁我等不可直言矣”。季山嘉的这一态度，柔中有刚，一方面表示“信服”蒋校长，“帮助”蒋校长，另一方面又毫不妥协地声明，在有不同意见时应该“直言不隐”。汪精卫随即于8日致函蒋介石，将季山嘉的上述表态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蒋介石的直接反应是，决定辞去一切军职。8日，蒋介石表示不就军事总监一职；9日，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并草拟通电稿；11日日记提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积极进行，冲破难关”，一条是“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地步”，并云：“苏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或非其本怀，然亦何为而然?”13日，日记中突然有了准备赴俄的记载：“如求进步，必须积极，否则往莫斯科一游，观察苏联情况，以资借镜”。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中，汪精卫支持季山嘉。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提出北伐问题，汪精卫曾表示同意，并开始准备经费，但不久转而赞同季山嘉的意见。二大未就北伐问题作出任何决定。2月8日，汪精卫在向蒋介石转述季山嘉态度的信函中，又盛赞季山嘉“说话时，一种光明诚悫之态度，令铭十分感动”，要蒋介石创造条件，使季山嘉等能够“畅所欲言，了无忌讳，了无隔阂”。对于蒋介石的辞职，汪精卫则一再挽留，2月9日函云：“广州卫戍司令职，弟实不宜辞，是否因经费无着?此层铭昨夜曾想及，故今晨致弟一电，请开预算单”。12日再致一函云：“以后弟无论辞何职，乞先明以告我。如因兄糊涂，致弟办事困难，则兄必不吝改过”。14日，汪精卫并亲访蒋介石，从上午一直谈到晚上，劝他打销辞意。但是，蒋介石毫不动心。19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一事。当日日记云：“余决意赴俄休养，研究革命政理，以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而安乐非可与共，劬劳讫(?)可小休。综此数因，不得不离粤远游也。”同日，季山嘉到蒋介石寓所访问，谈话中，蒋介石透露了“赴俄”的意图，并且观察季山嘉的反应，于日记中写下了“状似不安”四字。大约在此期间，蒋介石拟派邵力子赴北京，请鲍罗廷回粤。随后又致电鲍罗廷，要求撤换季山嘉。

      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白崇禧为委员，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以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此事进一步引起蒋介石的疑忌，他认为广东有六个军，照次序，广西军队应为第七、第八军。但是，现在却将第七军的建制空下来，必然是季山嘉企图动员王懋功背叛自己，然后任命他为第七军军长。于是，蒋介石于2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王懋功扣留，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当日日记云：“此人(指王——笔者)狡悍恶劣，唯利是视”，“其用心险恶不可问，外人不察，思利用以倒我”，“故决心驱除之”。次日，将王押送赴沪。

      王懋功政治上接近汪精卫，是汪可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蒋介石驱王之后，觉得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日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凡事应认明其原因与要点。要点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境时刻战兢，至此稍获安定，然而险危极矣。”他找到汪精卫，声言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又称：“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下午，季山嘉在和汪精卫议事时，表示将辞去顾问职务。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称：“不知其尚有何作用也?”

      尽管蒋介石在驱除王懋功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但仍然疑虑重重，觉得自己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3月5日日记云：“单枪片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3月7日，刘峙、邓演达二人告诉蒋介石，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企图掀起“反蒋”运动，这更增加了蒋介石的危险感，觉得有人在陷害他，企图把他搞掉。3月10日日记云：“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明显，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志益坚矣。”这时，蒋介石和季山嘉的矛盾更形尖锐，以致于公然“反脸”。12日，季山嘉和他讨论北伐问题，他居然“力辟其谬妄”。蒋介石曾同意季山嘉由海路运兵往天津的计划，此时却认为这是“打消北伐根本之计”，与孙中山的“北伐”之志完全“相反”。对于季山嘉劝他往北方练兵的建议，更认为是心怀叵测，是有意设法使他离开广东，“以失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赴俄休养”本来是蒋介石自己提出的，而当汪精卫为了缓解他和季山嘉的矛盾，同意这一要求，催其“速行”时，蒋介石却又恐惧起来。3月14日，蒋介石和汪精卫谈话后，在日记中写道：“顷聆季新言，有讽余离粤意，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3月15日日记云：“忧患疑惧已极，自悔用人不能察言观色，竟困于垓心〔下〕，天下事不可为矣!”这一时期，他和秘书陈立夫的赴俄护照也得到批准蒋介石对曾扩情等人口述，就使他更加惶惶然了。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的心理，制造谣言和事端，以进一步挑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

二  中山舰调动经过

      要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还必须查清中山舰调动经过。

      根据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的报告，事件的开始是这样的，“18日午后6时半，孔主任因外洋定安火轮被匪抢劫，饬赵科长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6名前往保护。职奉令后，时因本校无船可开，即由电话请驻省办事处派船以应急需，其电话系由王股员学臣接。”孔主任，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叡。赵科长，系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定安轮是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根据黎时雍的上述报告，可知当时调舰的目的在于保护商轮，最初并没有打算向李之龙管辖的海军局要舰，更没有指定中山舰开动，所求者不过“巡舰”(巡逻艇)一只，卫兵16名而已。只是由于黄埔军校“无船可开”，才由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来，以应急需”。

      驻省办事处接电话的是交通股股员王学臣。他事后的陈述是：“3月18日午后6时30分，接驻校交通股黎股员时雍电话云：因本晚由上海开来定安商轮已被土匪抢劫，现泊黄埔鱼珠上游。奉孔主任谕,派卫兵16名，巡舰一只，前往该轮附近保护，以免再被土匪抢劫。职因此时接电话听不明了，系奉何人之谕，但有饬赵科长限本晚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职当即报告欧阳股长……想情系教育长之谕，故此请欧阳股长向海军局交涉。”欧阳股长，系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根据上述报告可知，向海军局要舰的是王学臣，所谓邓演达“教育长之谕”则是因为电话听不清，“想情”之故。至于舰只规模，也因“想情”之故，由“巡舰”而上升为“巡洋舰一二艘”了。

      欧阳钟得到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由作战科科长邹毅面允即派舰只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此后，据欧阳钟自称，他“于是即返办事处”。而据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则称：“因李代局长电话不通，无从请示办法，故即着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又据李之龙夫人报告：当夜，有三人到李之龙家，因李仍不在，由李之龙夫人接待，“中有一身肥大者”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中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艘。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即去对门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新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同夜10时余，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晚可先来一艘(即宝璧舰)约夜12时到埔，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因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黎股员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

      19日晨6时，宝璧舰出口。7时，中山舰出口。同日晨，海军局参谋厅作战科科长邹毅要求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照办。此函现存，内称：“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中山舰于上午9时开抵黄埔后，代理舰长章臣桐即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出示李之龙命令，略称：派中山舰火急开往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并称：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另换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谓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但他“公事颇忙”，命黄转知该舰长听候命令。

      当时，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局作战科邹科长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河否?李之龙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告以俄国考查团参观，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得到蒋介石同意，然后李之龙便电调中山舰回省。

      中山舰的调动经过大体如上。这一经过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1.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

      2.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

      3.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他明明去了李之龙家里，却在事后隐匿有关情节；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夫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而在给作为校长办公厅秘书的季方的电话里，却只能如实陈述；在给海军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写着要求“迅速派兵舰两艘”，而在事后所写的报告和供词中，又谎称只是“请其速派巡舰一、二艘”，有意含糊其词。因此，欧阳钟是中山舰事件的一个重要干系人物。此人是江西宜黄人，1925年5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不久改任少校教官，其后又改任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了解了他的这一身份，将有助于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三蒋介石的最初反应和“三·二”之后的日记

    据蒋介石自述：3月19日上午，“有一同志”在和蒋介石见面时曾问：“你今天黄埔去不去?”蒋答：“今天我要去的。”二人分别之后，到九点、十点时，“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问过三次。蒋介石觉得有点“稀奇”了：“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的来问我去不去呢?”便答复道：“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蒋介石所说的“有一同志”，他当时表示名字“不能宣布”，但实际上指的是汪精卫。到下午一点钟的时候，蒋介石又接到李之龙的电话，请求将中山舰调回省城，预备给俄国参观团参观。蒋介石当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此后，蒋介石愈益感到事情蹊跷：“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当日，蒋介石有这样一段日记：“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的这一段日记提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他在判断所谓“摆布陷我”的阴谋之后，最初的反应是离开广州退到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已经行至半途了，才决定返回，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蒋介石的这一段记载，证以陈肇英、陈立夫、王柏龄等人的回忆，当是事实。陈肇英时任虎门要塞司令，他在《八十自述》中回忆说：3月19日，蒋介石专使密邀陈肇英、徐桴(第一军经理处处长)、欧阳格三人筹商对策。“当时蒋校长顾虑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内，拥有相当势力，且驻省城滇军朱培德部，又有共党朱德统率之大队兵力，且获有海军的支持，颇非易与，主张先退潮、汕，徐图规复。我则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并请命令可靠海军，集中广九车站待变，以防万一。初时蒋校长颇为踌躇，且已购妥开往汕头之日轮‘庐山丸’舱位。迨车抵长堤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后，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布置反击”。陈立夫则称：“汪先生谋害蒋先生”，“蒋先生发觉了这个阴谋，很灰心，要辞职，要出亡”。19日那天，竟直检了行李，带他坐了汽车到天字码头，预备乘船走上海。在车上，他劝蒋先生干，“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又称：“昔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以成帝业。当机立断，时不可失。退让与妥协，必贻后悔”。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复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日之变。”陈肇英和陈立夫的回忆在回汕头或去上海上虽有差异，但在蒋介石一度准备离开广州这一点上却和蒋介石的日记完全一致。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确实相信有一个“摆布”、“陷害”他的阴谋，否则，他是不必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演出这一场戏的。

      关于此，还可以在蒋介石“三·二”之后的日记和其他资料中得到证明。

      20日晨，根据蒋介石命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城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与此同时，苏俄顾问也受到监视，卫队枪械被缴。21日，汪精卫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病假，声称“甫一起坐，则眩晕不支，迫不得已，只得请假疗治”，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署理。当日傍晚，蒋介石去探视汪精卫，日记云：“傍晚，访季新兄病。观其怒气勃然，感情冲动，不可一世。甚矣，政治势力之恶劣，使人无道义之可言也”。

      2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汪精卫寓所召集临时特别会议。会议上，汪精卫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了不满，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会后，汪精卫即隐居不知去向。25日，蒋介石日记云：“4时后回省，与子文兄商议觅精卫行踪不可得。后得其致静江兄一书，谓余疑他、厌他，是以不再负政治之责任。彼之心迹可以知矣。为人不可有亏心事也”。此后数日内，蒋介石日记充斥了对汪精卫的指责。

      3月26日日记云：“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其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

      3月28日日记云：“某兄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煞余之事业，余所不计，而其抹煞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

      4月7日日记云：“接精卫兄函，似有急急出来之意，乃知其尚欲为某派所利用，不惜断送党国也。呜呼!是何居心欤!”

      蒋介石的这些日记表明，他当时确实认为，“摆布”、“陷害”他的阴谋的核心人物是汪精卫。4月20日，蒋介石在演说中声称：“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话虽然说得有点游移，但却道出了他的心病。

      汪精卫于政治委员会临时特别会议之后隐居不出，据陈璧君说，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让蒋介石“反省一切”。但蒋介石除了装模作样地给军事委员会写过一个呈子，自请处分外，并无什么象样的“反省”行为。其间，汪精卫读到了蒋介石致朱培德的一封信，信中，蒋介石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对汪精卫的疑忌，于是汪精卫决定出国。3月31日汪精卫致函蒋介石，内称：“今弟既厌铭，不愿与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蒋介石于4月9日复函云：“譬有人欲去弟以为快者，或有陷弟以为得计者，而兄将如之何?”又称：“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无负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实证之，其果弟为人间乎?抑兄早为人间乎?其果弟疑兄而厌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厌弟乎?”这封信也说明了蒋介石当时认为，汪精卫受人离间，怀疑并厌弃自己，和其日记是一致的。

      此外，还可以考察一下蒋介石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3月20日下午，何香凝曾去见蒋介石，质问他究竟想干什么，派军队到处戒严，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是不是发了疯，还是想投降帝国主义?据记载，蒋介石“竟象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阳翰笙也回忆说，当他代表入伍生部到黄埔开会，见蒋介石“形容憔悴，面色枯黄”，作报告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竟然哭起来了”。邓演达也因为蒋介石“神色沮丧”，甚至关照季方：“要当心校长，怕他自杀”。这种精神状态，从蒋介石认为自己处于被“摆布”、“陷害”的角度去分析，也许易于理解。

      尽管蒋介石内心对汪精卫恨之入骨，但是，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公认的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蒋介石这时还不具备彻底倒汪的条件。于是，一方面，他不得不在公众面前透露某些情节，以说明有人企图陷害他；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全盘托出他的怀疑。其所以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要人们在他死后看日记者，盖为此也。

四  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

      据陈公博说，邹鲁在1930年曾告诉他：当时，西山会议派谋划“拆散广州的局面”，“使共产党和蒋分家”，邹鲁等“在外边想方法”，伍朝枢“在里头想办法”，于是，由伍朝枢出面，“玩”了下面这样一个“小把戏”：有一天，伍朝枢请俄国领事吃饭，跟着第二天便请蒋介石的左右吃饭。席间，伍朝枢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昨夜我请俄国领事食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期内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呢?事后，蒋介石迅速得到了报告，他怀疑“共产党要干他”，或者汪精卫要“赶他”，曾经两次向汪精卫试探，表示于统一东江南路之后，极端疲乏，想去莫斯科作短暂休息。一可以和俄国当局接头，二可以多得些军事知识。在第二次试探时，得到汪精卫的同意。自此，蒋介石即自信判断不错。他更提出第三步试探，希望陈璧君和曾仲鸣陪他出国。陈璧君是个好事之徒，天天催蒋介石动身。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且请蒋介石参观，听说当日蒋介石要拉汪精卫同去，而汪因已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蒋便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了。因此决定反共反汪。“这是三月二十日之变的真相”。

      这段记载说明了伍朝枢在挑起蒋介石疑惧心理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陈公博没有捏造邹鲁谈话的必要。但是，我们还必须结合其他材料加以验证。

      1.这一段话的核心是蒋介石怀疑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干他”或“赶他”，以自请“赴俄休养”作试探，得到汪精卫同意，便进一步增强了他的怀疑。此点和前引蒋介石日记大体一致。

      2.陈孚木在《国民党三大秘案》一文中说：其时，伍朝枢知道有一艘装载军械送给黄埔军校的俄国商船，不久会到广州，便编造“故事”说：“苏联从蒋介石与俄顾问季山嘉的不和谐，判定蒋是反革命分子，已得汪精卫的同意，不日以运赠军械为名，派遣一只商船来广州，即将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受训。”“他把这‘故事’作为很机要秘密的消息，通传给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中央的许崇智、邹鲁等几个广东人，很快便传到蒋介石在沪的亲密朋友如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等几个人耳朵里了”。陈孚木的这一段记载认定伍朝枢是编造谣言的主要人物，谣言的核心情节是利用俄船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陈并将这一谣言通传给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凡此种种，均可与邹鲁对陈公博所述相印证。陈孚木当时是《广州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和国民党上层人物广有联系。他看过中山舰事件制造者欧阳格1927年写的有关回忆稿，所述自然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3.1926年4月1日，柳亚子致柳无忌函云:“反动派陷害共产派是确实的，李之龙是一个共产派的军人(属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而蒋部下很有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在那里捣鬼，他们制造一个假命令，叫李把中山舰开到黄埔去，一方面对蒋说，李要请你到莫斯科去了，蒋大怒，即下令捕李”。柳亚子所述的核心情节是，有人造谣，以李之龙将劫蒋“去莫斯科”，煽动蒋介石反共，此点和邹鲁、陈孚木所述基本一致。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各方面交游颇广，他的这一段话不会没有来历。同函中，柳亚子又说：“在两星期前，沈玄庐(定一)告诉陈望道，广州不出十日，必有大变，所以反动派的阴谋是和上海通气的”。沈定一是西山会议派的重要人物，当时在上海。如果他不了解伍朝枢“玩的小把戏”，是不会作出“广州不出十日,必有大变”的判断的。6月4日，陈独秀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也说：“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5期。这些材料，都可以反证陈孚木所述：伍朝枢曾将他编造的故事，通传给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中央。

      4.邓演达曾告诉季方，蒋介石之所以“仓皇失措”，是因为“得到密报”:“共产党利用其海军局长李之龙的关系，将中山舰露械升火，与黄埔邓演达联合行动，图谋不轨”。原文未说明消息来源，承季明同志相告，系季方直接得之邓演达者。当时，中山舰事件的制造者们确曾企图将邓演达牵连在内。季方回忆说，3月20日晚，新任中山舰舰长欧阳格曾将中山舰开到黄埔，要求邓到舰上去商议要事。季方、严重、张治中等怕有阴谋，劝邓不要上当，邓因此托故未去。关于此，陈肇英回忆说：当时曾由他和欧阳格“具函请军校的重要共党分子来舰谈话，而后予以扣押或驱逐出校”。此说虽未提到伍朝枢，但在指出蒋介石“得到密报”这一点上，仍有可资参证之处。

      从1926年1月起，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就在广州和香港散布谣言。第一次说李济深阴谋倒蒋，广州并发现以四军名义指蒋为吴佩孚第二，想做大军阀的传单；第二次说第一军要缴四军的械；第三次说，二、三、四、五各军与海军联合倒蒋；第四次说，蒋介石对俄械分配于各军不满，将驱逐俄顾问全体回国；第五次说，蒋介石倒汪。如此等等。很显然，散布这些谣言的目的在于制造广东国民政府内部的不和，煽起蒋介石心中疑忌的火焰。事实上，它们也确实起了作用。这一点，前引蒋介石日记已有充分的证明。蒋介石之所以在那样一个特定时刻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应该说，西山会议派和伍朝枢的谣言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邹鲁把中山舰事件完全说成是西山会议派和伍朝枢的“功劳”也并不全面。其中还有柳亚子、陈独秀所指出的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作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发端于1925年6月的中山学会，其核心人物为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这一组织成立后，即与西山会议派相勾结，阴谋反对国共合作。其间的联络人就是时任国府委员，兼任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伍朝枢。李之龙说：“这种组织(指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笔者)在广州的主要工作，最初是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其后经伍朝枢、吴铁城之介绍，遂与西山会议派结合，遂受其利用而扩大为倒汪、排共、仇俄之阴谋。他们在广州发难，领过了上海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数万元之运动费，陈肇英领了一万五千元，欧阳格领了五千元”。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异常活跃。王柏龄很早就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2月22日，蒋介石日记中有王柏龄进谗的记载。3月17日早晨，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内又散布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王柏龄并在他的部队内，对连以上军官训话，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议事。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显然，蒋介石的这段日记和王柏龄的谣言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正是在这一状况下，作为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一的欧阳钟出面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舰只，以便和王柏龄的谣言相印证。他的活动是整个阴谋的组成部分。关于此点，如果我们将几个有关回忆录综合起来考察，就可以真相大白。陈孚木写道：“那时伍朝枢所说的俄国商船已经到达，起卸军械之后，停在黄浦江面。一连几天，没有什么动静。于是，王柏龄便与欧阳格商量，决定“设计诱使中山舰异动”。章臣桐写道：“在三月十八那一天，欧阳格打电话给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副官欧阳钟(欧阳格之侄)，叫他用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要一只得力兵舰开往黄埔，说是校长要的。所谓得力的兵舰，即暗指中山舰而言。”在章臣桐接到李之龙命令，上舰升火试笛之后，“欧阳格就在蒋的面前报告说：‘中山舰已出动，正在开往黄埔，听说共产党要抢黄埔的军火’”。自由舰舰长谢崇坚也有类似回忆。他说：“三月十八日欧阳格侦知中山舰上发生混乱，戒备不严，有机可乘，密令欧阳钟伪称接到校本部电话，通知海军局立派一艘得力军舰，驶往黄埔听用。据说十九日上午中山舰在东堤起锚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立即向蒋介石控告，说海军李之龙异动，已出动中山舰要逮捕校长，夺取军火”，关于欧阳格谎报共产党要“抢黄埔的军火”一事，还可以从蒋介石当时的活动中得到佐证，据民生舰舰长舒宗鎏及黄埔军校军械处长邓士章回忆，3月19日(原文误记为3月18日)，他们曾接到“紧急通知”，要把黄埔库存的军火迅速装上民生舰，计三八式步枪一万支，俄式重机关枪二百挺，装好后停泊于新洲海面。事后，蒋介石并登舰检查，对舒宗鎏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把军火交给任何人。”如果没有欧阳格的谎报，蒋介石是不会这样将军火搬来搬去，折腾一气的。这就很清楚了：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之后，一面唆使欧阳钟矫令，一面向蒋介石谎报，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三·二〇”的一幕。

      多年以后，王柏龄曾得意地说：“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这不啻是自我招供。

五  偶然中的必然

      就蒋介石误信伍朝枢、欧阳格等人的谣言来说，“三·二〇”事件有其偶然性；但是，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状况来说，又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左派的胜利。会议代表22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68人，中派65人，右派仅占45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实际上主持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进一步阐明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了“一大”的革命精神。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人，国民党左派占15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中，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个是共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群众基础也大为加强。当时，有组织的工人队伍约十余万，农会会员约60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二千余人，农民自卫军三万余人。

      苏俄顾问团这一时期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顾问团向苏俄驻华使馆报告说：“总参谋部是军事委员会的专门组织。罗加乔夫，我们的军事指挥者(团长助理)实际上担当总参谋长”；又说：“我们的顾问事实上是所有这些部门的头头，只不过在职务上被称为这些部门首领的顾问。〔1925年〕12月末，我们的顾问甚至占有海军局长(斯米诺夫)和空军局长(列米)的官方位置”。该报告又称：“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订的，只不过使它适合中国国情罢了。直到最近，党和政府一直得到我们的政治指导者的周密的指导，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

      汪精卫也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左倾。据张国焘回忆：他“一切事务与鲍罗廷商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内容为反对帝国主义，汪精卫还没有读完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在会议召开期间，汪精卫多次强调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的而生存下去。在选举中央委员以前，他预拟了一份名单和中共商量，其中左派以及和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1926年2月1日，他在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上，提议任命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5日，又提议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2月22日，他在纪念苏俄红军成立八周年联欢会上，继季山嘉之后发表演说，声称：“吾人对于如师如友而助我的俄同志，真不知如何表示其感激之情，惟有镌之中心而已”。对于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冲突，他也鲜明地左袒，曾命令王懋功“严厉制止”孙文主义学会的游行。3月初旬，他又召集两会会员训话，激烈地批判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曾称，“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

      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俄顾问影响的增强，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西山会议派称：“现在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又称：“俄人鲍罗廷操纵一切”，“军政大权已完全在俄人掌握之中。”蒋介石虽然因依靠苏俄供应军械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3月8日日记云：“上午与季新兄商决大方针。余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9日日记云：“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一也；又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二也。”4月9日，蒋介石在复汪精卫函中也说：“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这一切都说明了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