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现象是那末复杂，历史的前进又是那末迂回曲折。然而，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通过深入的研究，是可以摸索出历史发展的脉博的。

      一、“洋务运动”应正名为“近代工业化运动”          

      “洋务运动”横跨中国近代史三十多年，它的发生、发展不是偶然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正面、反面特别是从反面冲击的必然产物。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者的铁蹄横行中国，僻处湖南山村当塾师的左宗棠忧心忡忡地说：“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为守，有人民而不能为强，而国事乃不可复问矣。”（注：《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二。）林则徐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抵抗派首领，他从实战中得出了不学习西方制船造炮的技术，是难以克敌制胜的。他在《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指责道光皇帝说：过去，广东海关征收洋税三千余万两，“收其利，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次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注：《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85页。）《中英江宁条约》甫经订立，魏源编著的《圣武记》与《海国图志》相继脱稿。魏源在《圣武记序》中大声疾呼：“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又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口号，主张清政府应在广东造炮造船，并应准许江、浙沿海巨商设厂。这些进步的爱国思想，正是落后挨打所激起的反作用，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反面冲击——赤裸裸的掠夺所激起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对中国正面冲击的一面，外国的火车、轮船、铸币、经纬仪等，也对中国起着刺激作用。魏源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说：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设立的船厂，除制炮造船外，还可以制造“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到了1861年，冯桂芬在他所写的《校□庐抗议》中，提出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把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与制洋器统一起来了。所谓“洋务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思潮下发展起来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发生了。到了七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洋务运动”又有了新发展，由军事工业发展到办理民用企业。李鸿章在“求富”的旗号下，举办了交通运输业的轮船招商局、胥各庄铁路，重工业方面的开平煤矿、漠河金矿，轻工业方面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另外，还创办了电报局等。与此同时，他又在筹建北洋海军。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汉阳枪炮厂、制铁局、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等。这些企业中有许多是民用企业，生产出来的成品是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的，是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它们又为李鸿章等所垄断，是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

      不少同志将此概称为“洋务运动”，我以为是很值得商榷的。“洋务”二字，在当时，凡是涉及与西方国家有关的事务，都称为“洋务”。例如购买外洋枪炮、轮船、战舰，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机器，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办理中外交涉，军队接受西式训练，派遣留学生出洋，以及对外媾和、领导对外战争等，都可称为“洋务”。1849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内告病回籍，途经长沙，在湘江舟次召见左宗棠，从“洋务”谈到新疆屯垦，叙谈达旦，无所不至。这里的“洋务”，是指林则徐领导鸦片战争。因此，如果按洋务的本义讲，林则徐是第一个“洋务派”。鸦片战争岂不是“洋务运动”的起点？可见把曾、左、李等从办理军事工业到民用企业称为“洋务运动”是很不确切的。

      值得强调的是在所谓“洋务运动”发生不到十年，中国便开始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广东、上海有数量较多的机器缫丝工业。如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1882年，商人出身的黄佐卿在上海创办了公和永缫丝厂等。纺织、轧花民族工业也产生了。1891年，官僚出身的唐松岩在上海创建了华新纺织新局。1894年，官僚出身的朱鸿度在上海创办了裕源纱厂。在这个期间，上海、宁波又先后出现了好几家轧花企业。此外，有磨粉、榨油、印刷、火柴、造纸等工业。另外还有采煤、采铁、机器等重工业也产生了。其创办人有的是商人、官僚或买办等。就这些民族企业的分布看，主要分布在沿海各通商口岸，而以上海尤多。就这些民族企业产生的年代看，基本上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交叉出现。史学界的同志都承认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兴办了一些军用、民用企业，客观上为发生、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准备了一定的技术条件，积累了一些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培养了一些技术人才，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击，封建主义的束缚，还同时受到早期官僚资本主义的倾轧排挤。所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早期官僚资本主义有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之处。

      综上所说，不难从“洋务运动”期间勾画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轨迹：军事工业＜早期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而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主线则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因此，应该将“洋务运动”正名为“近代工业化运动”。至于中国近代工业化运动首先从军事工业开始，则决定于中国的国情。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内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引起了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形势的新变化。其影响是非常巨大而又深远的。

      正由于“洋务运动”是列强对华侵略的必然产物，是列强对华正面、反面冲击特别是反面冲击的必然结果。在“洋务运动”中就存在着爱国派与卖国派的分野。左宗棠、沈葆桢等是洋务运动中的爱国派；恭亲王奕□在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过程中，被英、法拉了过去，转化成了卖国派，认为英、法侵略者“犹可以信义笼络”，主张借“夷兵”助剿。后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勾结西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形成西太后专擅朝政、重用奕□等的政治局面。于是，奕□被称为所谓“洋务派”。其实说他是卖国派是名副其实的，如果以“洋务”一词的原义讲，称他为“洋务派”是不确当的。曾国藩、李鸿章也与奕□一样，应该称为卖国派。

      二、“洋务运动”中爱国派与卖国派的激烈斗争

      1862年初，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移杭州得胜之师进击上海，上海危在旦夕。中外反动派一派惊慌，乃加紧勾结，共谋镇压人民革命。外国侵略者除了从财政上大力支持江苏巡抚李鸿章外，在军事上又以大量洋枪洋炮供给湘淮军。随着战争的扩大，李鸿章的部队扩大了，使用的洋枪洋炮更多了，发生了枪炮的修理问题。1863年冬，李鸿章在攻陷苏州后，设立了苏州洋炮局。这是中国近代军事机器工业的开端，许多同志都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的开端。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个阶级阶层，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投入了“洋务运动”。早在1863年秋，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代理人曾国藩就已决定在上海高昌庙建立一个军事企业，拨款三万两给容闳，委托他到外国采购机器。1865年，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代理人李鸿章负责筹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成立了，同年，容闳从美国购买到的机器也运交该局。这一年，李鸿章又创办了金陵机器局。1866年，代表中、小地主和商人利益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左宗棠，也投入了“洋务运动”，在闽浙总督任内创办了福州船政局。1867年，满族贵族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

      曾国藩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据他说是“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李鸿章办理近代军事工业，打出了“自强”的招牌，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前奏陈说：创办福州船政局后，可以制舰造炮，兼造商船，足以加强海防，“遥卫津沽”；可以抵制外轮操纵沿河航行，以挽回利权；将来添制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他写信给船政大巨沈葆桢说：今后若能锐意学习、研究西方造舰、火器原理，以中国聪明财力，兼收其长，定然“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一。）他们创办军事工业，似乎都有着爱国思想的一面。对此，必须以历史的实践来检验。我认为，区别他们谁是爱国派，谁是卖国派的标准应该是：

      第一，是他们办理企业的指导思想与方针。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时，明确提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着眼一个“师”字，落实在一个“制”字。因此，他在福州船政局内分设学校与船厂两个部分。学校部分设有海军学校、造船工程学校、技工学校等。开设的课程有物理、化学、外语、中文、航行原理、算术、几何、三角——平面与球面、天文理论、制图、船用机关操纵规则等，务使马尾船厂造出来的兵舰，由中国培养出来的海军人员驾驶，这样才能独立自主，“方不至授人以柄”。同时，须学其“制器尚象之术”，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始能“尽其所长，归之中土，相衍于无穷”。（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续》卷八。）曾国藩、李鸿章仅办了一个翻译机构，论条件，上海比福州优越得多，但是，他们办企业重在一个“用”字，没有兴办一所工程技术学校与培养高级海军将领的学校，缺乏一个“尽其所长，归之中土，相衍于无穷”的爱国思想。北洋海军名将邓世昌、林永升，还有严复、林泰曾等，都是福州船政局培养出来的；另外，船政局还培养了一批颇有造诣的造船工程师。在利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方面，其方针为：由依靠发展到独立自主。船政局规定，洋技术人员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教会中国技术人员制造船舰的技术，使他们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沈葆桢深有体会地说：左公“当时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注：《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到了1873年，船政局将所雇洋工程技术人员遣散回国，马尾造船厂的一切制造驾驶任务，全由船政局培养出来的学生担任。（注：《洋务运动》第八册第516—520页。）

      第二，在于是否敢于运用办理“洋务”的成果去抵御外国侵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六十年代，李鸿章控制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1870年，他就任直隶总督后，接办了天津机器局。1875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迅速派其亲信骨干丁日昌接掌福州船政局。这样，李鸿章就控制了当时中国的四大军事工业，使之成为淮系的军火工厂。在镇压捻军的期间，曾国藩曾传授“权经”给李鸿章说：“淮军利，阁下安”，“淮军钝，阁下危”。（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六。）李鸿章对此是深有了解的，他终始牢牢控制着四大军事工业、淮军和以后筹建成的北洋海军。凭着这些资本，他稳坐直隶总督的交椅达二十五年之久。李鸿章的阶级属性与他为个人计的自私打算。使他在外交上一贯妥协投降，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他是“洋务运动”中卖国派的罪魁。

      当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中国边疆地区普遍发生危机时，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左宗棠从封建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了。他一贯反对曾国藩、李鸿章的媚外卖国外交。1870年，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时，屠杀爱国群众，媚法卖国。左宗棠谴责说：“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欤？”进一步指责曾国藩、李鸿章打着“自强”的招牌，办理军事工业说：“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一。）1876年，李鸿章签订辱国的《中英烟台条约》。左宗棠严厉批判说：李鸿章一贯拥兵自卫，“吹嘘天下精兵无过淮军”，现在忽然又说淮军“不敌岛夷”，“是天下有泰西无中国也”。如此淮军，“又何以防，何以剿，何以雄天下乎”？（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五。）1874～1875年，在“塞防”与“海防”之争中，左宗棠与李鸿章展开了激烈的爱国与卖国的斗争，李鸿章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放弃新疆，遣撤西征军，移西饷充海防经费。对此，左宗棠在奏陈时予以驳复，强调新疆自汉朝以来已经隶属中国版图；又从西北国防的战略形势等分析，说新疆“无尺寸可议弃之地”。他向清政府拍胸脯说：西征军一定能旗开得胜，全歼阿古柏匪帮。在左宗棠西征的过程中，李鸿章从经济上、舆论上扯左宗棠的腿。1877年春，西征军攻克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李鸿章咒骂说：“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七。）同年12月，西征军收复喀什噶尔，对阿古柏匪帮犁庭扫穴。李鸿章又咒骂说：白彦虎、伯克胡理“不投俄人，便归浩罕，终无了期”。（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八。）收复南疆后，左宗棠批评李鸿章之流主张放弃新疆，是鼠目寸光，“真矮子观场也”。（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

      在中俄伊梨交涉时，李鸿章又提出放弃伊犁，左宗棠严词驳斥，同时实力备战，准备打仗，设司令部于哈密，以六十九岁高龄，命令兵弁为他“舁榇西行”，表示了他为收复伊犁马革裹尸的决心。迫使沙俄帝国主义吐出已经吞在咀里的特克斯河流域，交还了伊犁地区。李鸿章却攻击说：“左相拥重兵巨饷，饰词欲战，不顾国家全局，稍通今古者，皆识其奸伪。”（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七。）在1884年到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抵抗派首领左宗棠又与李鸿章展开了爱国与卖国的斗争。当李鸿章听说左宗棠要到越桂前线去指挥抗法军事时，痛骂左宗棠：“此老模糊颠倒，……移置闲散之地固得矣。”（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七。）1885年4月7日，清政府命令停战撤兵。15日，左宗棠上奏《要盟宜防防兵难撤折》，抨击投降派屡次乞和误国，指责清政府在和战问题上举棋不定，轻率从事。以上简要地说明了“洋务运动”中爱国派与卖国派在爱国还是卖国问题上斗争的尖锐激烈。我们怎能在论述“洋务运动”时将曾、左、李一锅煮，岂能对爱国派与卖国派的斗争一概视而不见，又岂能将爱国派收复新疆等的辉煌胜利一笔抹煞，从而从根本上否定“洋务运动”呢？！

      三、关于“洋务运动”功罪问题的探讨

      有的同志说：“在抵制外来侵略，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方面，洋务运动表现得最糟糕。”这个结论是不符历史事实的。我觉得研究“洋务运动”，必须同时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军事史、政治史和经济史，然后加以统一考察，以评价“洋务运动”的功罪。更不能以“洋务运动”中的卖国派罪魁李鸿章的罪行来掩盖爱国派“在抵制外来侵略，维持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方面”所作出的辉煌业绩。为了叙述方便起见，现将爱国派首领左宗棠等“在抵制外来的侵略，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条述于下：

      第一，如前所述，左宗棠在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与李鸿章办理所谓“马嘉理案”，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的过程中，揭露、批判了卖国派曾、李媚外卖国的罪行，打击了卖国派的气焰，助长了爱国人士的志气。

      第二，1874年5月，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深入侵略时遭到高山族同胞的痛击。清政府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由马尾造船厂所制兵舰组成的闽江水师赴台，与日军对阵。同时另以兵舰操练于澎湖群岛海面，耀兵海上，“日军气沮”，被迫退兵。（注：罗□□：《中日兵事始末》。）爱国派的反侵略斗争，推迟了日本发动中日战争的时间，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第三，爱国派左宗棠等从“塞防”与“海防”之争开始，直到1878年1月西征军收复南八城、全歼阿古柏匪帮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与李鸿章之流的卖国行径作斗争，并对英国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侵略斗争。在中俄伊犁交涉过程中，左宗棠实力备战，准备打仗；同时又严厉批判了崇厚、李鸿章等的卖国罪行与卖国言论，使近代史上出现了以左宗棠为首的第一次爱国力量的集结，迫使清政府一度将祟厚下狱，定为斩监候。李鸿章对爱国力量的集结咬牙切齿，破口大骂说：“左帅主战，倡率一般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可见两派斗争之尖锐、激烈。以左宗棠为首的爱国派收复南疆与伊犁地区，是中国近代军事、外交史上罕见的辉煌胜利。

      第四，左宗棠是中法战争中抵抗派的首领。1881年10月，左宗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翌年春到任。这时，中法交涉已经剑拔弩张。他在两江整军经武，加强江海防务。李鸿章负责中法交涉事宜，左宗棠去信诘责李鸿章说：我总督两江兼理南洋通商事宜，两广的对外交涉，在我事权范围，“未可坐视”，即“滇粤边务亦宜借筹”。何以我处有关中法交涉，竟“寂无闻也”。（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六。）刘永福是滇越边境的抗法主将，屡次大败法军，李鸿章顺从法国的请求，给刘扣上“土寇”的罪名，必欲置刘于死地而后快。左宗棠则干脆把刘说成是他的旧部，加以庇护。他上书总理衙门说：刘永福原是王德榜部下的勇丁，以“助越抗法自任，屡败法军”，越王任命他为三宣副提督，“是刘永福在中国本非乱民。而在越南则义士也”，现正拟将枪炮、水雷等转济刘永福。1883年夏，左宗棠命所部晓将王德榜回湘募集恪靖定边军十营，几经曲折，终于招募成军。1884年1月，王德榜率军开赴越桂前线，左宗棠去信告诫他说：此次奏派援越，……切勿有初鲜终，负我期望。现在朝命主战，务要尽心竭力，有机即图，不可畏难，不可轻率。倘真不如从前出力，贻举者羞，不待他人列参，我先劾之”。（注：胡传钊：《盾墨留芬》，载《中法战争》第二册第605—606页。）1885年3月，中法两军在镇南关（友谊关）前发生了主力战，冯子材等率军当正面，王德榜率军抄袭敌军后路，切断了敌军的后方运输线，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法军军心动摇，冯子材督军从正面发动反击，大胜，法军溃逃，败不能止。这一仗，扭转了中法战局，是中国近代反帝斗争史上罕见的军事胜利。这一胜利，应该归功于参战的爱国将士、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以左宗棠为首的爱国派的努力。

      在中法战争期间，当李鸿章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后，出现了以左宗棠为首的第二次爱国力量的集结，纷纷参劾李鸿章的军事无能与误国的投降外交，甚至有人向清政府提出“以杀李鸿章为言”。（注：《翁文恭公日记》甲申四月十一日条。）镇南关大捷后，在李鸿章“乘胜即收”的投降外交的方针下，李鸿章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使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左宗棠对此不胜愤慨，病情加重，中法战火的余烬未熄，左宗棠在海防前线的福州撒手尘寰。以后，随着清政府的进一步腐朽堕落，纵容李鸿章投降卖国，终于招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溃败，带来了《中日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

      此外，尤其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过程中，爱国派一再批评企业官办利少弊多。1876年，西征军收复乌鲁木齐，左宗棠指示镇迪道周崇傅说：你遵照我的指示筹办铁工厂，很好。但是，你办的那个铁工厂铸造农器，一月仅能造出犁、铧各数十具，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注：《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七。）不久，他又指示甘肃的部属说：矿务须由“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庶抽分可期有着”，因“官办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也”。（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三。）他提出“兴利之道，首重民生”。故“开利之源，自以因民所利而利之为善。盖源开而流弊自少，故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之为得也”。（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三。）在这一利民思想的指导下，他为胡思燮等奏准商办利国驿煤铁矿，又为该矿奏准减税。他奏陈说：不减税则该厂将因亏折而倒闭，洋煤势必乘机而入，漏卮极大（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九。）。表明他扶持民族企业，还有着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意义在内。1882年，左宗棠还断然阻止了美商在上海创办纺纱公司（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58—163页。），把列强在中国的设厂制造权推迟了十多年。以上事实不仅说明了爱国派与卖国派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还进一步说明了爱国派扶持民族企业，还寓有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深意在内。

      总之，我们不能把李鸿章的卖国罪行概括成“洋务运动”的罪行。应该看到也必须承认“洋务运动”中爱国派在“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方面，不是“表现得最糟糕”，而是表现得非常杰出。爱国派的道路是可取的。如果彻底否认“洋务运动”，爱国派首领左宗棠又将如何指挥一支仍旧沿用弓箭刀矛盾□的西征军，去全歼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阿古柏匪帮？当然，冯子材、王德榜等也不可能用弓箭刀矛去战胜用洋枪洋炮武装到牙齿的法国军队。这是很明显的。因此评价“洋务运动”，离开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轻率地加以全盘肯定，或加以全盘否定，都是不对的。

      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多年中，中国不仅出现了近代军事工业，还出现了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从所谓“洋务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对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影响与作用、早期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排挤倾轧看，从爱国派左宗棠等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扶持、从民族企业与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交叉发生的时间考察，可以明显发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轨迹，故所谓“洋务运动”应正名为中国近代工业化运动。爱国派首领左宗棠等利用举办军事工业的成果等，在抵御侵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方面，取得了近代史上仅见的辉煌胜利。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运动过程中，爱国派的活动当是功大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