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

      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列强暂停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转向大力开拓对华贸易。中外贸易额，由四五十年代的每年一千万至三四千万海关两，迅速上升到1864年的1.05亿两。中国很快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了，欧洲到中国的航线大为缩短，更多的西洋商品涌入中国。随大量西方工业品而来的新一轮“西学东渐”浪潮，促使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渐进的质变。

      1870年，大清帝国的京畿重地天津，爆发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法国领事丰大业（M. Fontanier）枪击中国民众，愤怒的人群将其打死，并焚烧了法国天主教堂。法国联合英、美、德、意等六国调集军舰到天津、烟台，要求清廷严惩“肇事者”。当局把两江总督曾国藩从南京调去平息事端。曾深感“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 “……此次天津之案……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于是，他以16个中国人头落地换取西方七国息怒。这件事情使曾国藩受到国内广泛抨击，甚至被骂为“卖国贼”，他自己也深感内疚。清廷随即将其调离京畿，转回两江总督。1872年初，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便在郁闷中病逝。

      曾国藩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位，是由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接任的。李鸿章（1823～1901年，字少荃）是安徽庐县（今合肥）人，也是从曾国藩的幕僚中锻炼出来的封疆大吏。

      从1861年美国在华设立旗昌轮船公司开始，航行于中国沿海及内河的各国商船逐渐增多。在一些河段，甚至90％以上的航运被外商控制。机动船严重冲击旧式航运业，中国船户纷纷破产。并且，“洋船往来长江，实获厚利，喧宾夺主，害不独商。”

      为“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1872年底，李鸿章奏请筹建轮船招商局，得到慈禧太后的“恩准”，并同意由户部借制钱20万串（合白银10万两），“以作设局商本，而示信于众商”。同年12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该局主要经营长江、海洋航运，“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其中，漕运业务由朝廷划拨；主要揽载旅客、进出口成品和原料运输。到1874年，该局召集到的总股本为47万两白银。

      轮船招商局成立不久，各国在华轮船公司随即展开恶性竞争。在华赚取了十多年暴利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轮船老化，缺乏竞争力，地盘日益减小。到后来，其独享的汉口、九江之利，也因招商局“江宽、江永两船到”而“气夺”。加上美国内战结束，国内市场诱惑力巨大，旗昌公司决定出售。1877年，在198万两官银的支持下，招商局投资222万两收购了旗昌所属旧船和设备。该局船只数量从12艘增加到33艘，吨位突破400万吨，占当时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吨位总数的36.7％。

      招商局收购了旗昌公司后，英国太古、怡和等“洋商忌之益深，极力跌价倾轧”。清廷认为与洋船竞争“关系商务，不可半途而废，致为外人耻笑，并堕其得专中国利权之计”，加大对船局的扶助：官方贷款“分年还本，缓缴利息”；“自光绪四年（1878年）起，苏浙海运漕米必须照四、五成一律加拨，不准再有短少”；“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统归局船照章承运”；“准令华商轮船在沿江沿海及内河不通商口岸自行贸易。”

      在降价竞争中损失惨重的太古、怡和公司，见无法压垮招商局，不得不在1878年与之达成妥协，签订了“齐价合同”。

      1882年前后和1890年，怡和、太古公司又展开恶性竞争，甚至以三四成乃至一成、五厘的价格抢客户，使得招商局“股价日跌”、赢利锐减。招商局“请将采运局平粜免税之米、援官物例归局专装以抵御之”，使得疲惫不堪的外国公司不得不再次妥协，分别于1883年、1893年两次签订“齐价合同”。

      对旗昌公司的兼并和几次“齐价合同”，在当时被认为是轮船招商局、李鸿章、洋务派和大清帝国的重大胜利，一些洋人也大加奉承。李鸿章不无得意地说：赴烟台时碰到法俄公使，他们都“称招商局办理深合机宜，为中国必不可少之举。任事诸人，措置亦甚得当。则此局之设，争利者深忌之，其不争利者未尝不服也”。

      1877年，李鸿章还在天津筹建了开平矿务局。该局早期招股不顺利，股本主要是直接的政府投资和轮船招商局的投资。出煤之后，李鸿章奏报：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输入到天津的洋煤，从1882年的5400多吨，下降为1886年的301吨。

      为解决开平煤矿的运输问题，矿局又于1881年投资兴建了全长11公里的唐（山）胥（各庄）轻便铁路（时称快车路）。1886年成立开平铁路公司（后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将唐胥铁路逐渐延伸到芦台、天津。

        1878年，李鸿章还筹建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天津商界名人杨宗濂兄弟的经营下，该局1891年“每日用五百两，获利约五百两；每月可得一万二千利”。

      此外，这个时期著名的洋务企业还有几个，大部分为李鸿章集团所主导创办。

      1880年，左宗棠在兰州创建机器织呢厂，主要生产军用布料。

      1880年10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由盛宣怀负责的电报总局和学堂。1882年4月改为官督商办。到甲午战争前，东北、辽东半岛、长江上下游甚至陕甘的主要城市和国防要塞，大都架通了电报线。

      1881年，李鸿章奏请开办承德平泉州铜矿制造子弹。

      1887年，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恭镗筹建了漠河金矿。【李鸿章创办了不少近现代企业，这方面功不可没。】

      1889年，张之洞在广州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厂，后迁往武汉，更名汉阳铁厂。该厂于甲午战争之前投产，主要生产新式枪炮和铁轨。

      1890年至1893年，张之洞先后筹建了湖北织布局、纺纱厂、缫丝局。

      此外，还有贵州青 铁矿、山东淄川铅矿、云南铜矿、基隆煤矿等等。

      在以上企业之外，晚期洋务运动还继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的上海方言馆、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等学堂之后，创设了一系列西学学堂：1880年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的广东陆师学堂，1887年的广东水师学堂，1890年的南京水师学堂，1892年的湖北铁政局附属化学堂、矿学堂，1893年的天津医学堂，1894年的湖北自强学堂等等。

      这个时期，还延续并拓展了容闳、丁日昌、曾国藩等倡议并奏请实施的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其中有著名的稚童留美活动。在从1872年到1875年的这个活动中，清政府先后向美国选派了120名幼童。他们在学会了美国语言之后，三分之一专修法律，其余三分之二学习航运、路矿、电报、医学、教育等等。这些“新式人才”，虽然后因美国社会的排华浪潮而回国，却在尔后的洋务运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批留美学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深远，延伸到国民党时期的中美合作。】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与同光兴盛密不可分的洋务运动中，成果最大、对甲午战争影响最直接、最深重的，无疑是李鸿章一手创办、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

      ……海军一枝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吃住船上，历经风涛，熟练精湛技艺。陆路各军，勤苦用工操练，长时间不稍懈殆。沿途新筑炮台营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一切都依士兵之力。旅顺、威海等地添设军事学堂，学生造诣多有成就。各机器制造局仿造西洋棉花药、栗色药、后膛炮、连珠炮以及各种大小子弹，实为从前中国未有……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1891年北洋大阅兵后，李鸿章、张曜的联名奏折

阿思本舰队

      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直到明朝时期，中国海军仍称雄世界。【却并不对外扩张！】以“骑射”得天下、水军薄弱的清王朝，为应付南明王朝的海上反击，采取了“片板不许下海”的坚壁清野政策，以至于中国海军日渐荒废。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的航海技术，尤其是战舰和枪炮制造技术却开始突飞猛进。1793年康熙皇帝面对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所赠当时欧洲最先进军舰的模型无动于衷，使得清王朝与当时日新月异的世界海军近现代化进程失之交臂。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罗尔·阿美士德”号对中国近海航道进行侦察测量。他们看到清朝装备最好的广东水师，战舰仍都是旧式木帆船，最大的全长30多米，载炮30门，全是旧式土炮。考察广东海防重镇南澳时，他们看到78艘类似福建商船的战船，以及南澳总兵旗下似乎只存在于花名册中的5000多名水兵，于是宣称：“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并在1835年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表示，只需一艘主力舰、二艘大巡洋舰、六艘三等军舰、三十四艘武装轮船和六百名陆战官兵，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

      实际上，就在1839年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后刚抵到广州时，便见识了西洋的坚船利炮。他从美国人手中购买了一艘“甘米力治”号战舰，并仿造了一批西洋火炮。【本书认为，林则徐此举系清代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第一次重要尝试。】在发配新疆的途中，林则徐进一步强调：“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在签订《南京条约》前夕，道光皇帝也认为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双方海军装备相差悬殊，造成“其来不可拒，其去不可追”的被动挨打局面。他诏令沿海各省赶造或购买大号战船，并要多安炮。但是，《南京条约》之后，海上风波平静下来，大清帝国的水师整顿和战舰制造计划也随即搁浅。

      其实，早在1856年，清廷就已经开始酝酿装备洋船洋炮了，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而作罢。1861年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列强纷纷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在26岁的北爱尔兰人、中国总税务司临时代理赫德等的建议下，清政府于当年7月7日谕令速购洋船洋炮。可是，一个半月之后，船还没有落实，咸丰皇帝便病逝热河，随即发生“祺祥政变”。

      就在清廷朝政紊乱之际，太平军李秀成部连克宁波、杭州，直逼上海。以议政王身份负责军机处的恭亲王奕得到情报说，太平军进攻上海的目的，是想从此购买一批火炮船。奕命令赶紧筹款购船。在赫德怂恿下，清廷同意立即向英国购买一支小型舰队。

      李泰国接到赫德的信后，与英国外交大臣罗素进行了多次谋划，最后计划组建一支“英中联合舰队”。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先后同意了这个计划，任命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并很快购齐了7艘炮舰。

      1863年1月，李泰国擅自与阿思本签了十三条合同。阿思本在致罗素的信中说：该合同“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而决定下来的行动计划，可以不致在今后迷失方向”。合同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建立外海水师，阿思本允做总统四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做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

      （二）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便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

      （三）所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须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

      （四）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样式旗号……

      两人还参照英国海军章程，制定了《英中联合舰队章程》：凡捕获船只、财货，三分之一归清廷，其余归舰船人员分配。李泰国强调：

      “我对中国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如果我帮助你们征税，只要外国人的质疑是对的，你们必须去做。如果你们不做的话，我就停止帮助你们……中国政府太腐朽了，不能依靠。我正努力要建造的结构的基础，得人工来创造。我的地位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雇佣来替他们执行某些工作，而不是受他们的差遣。我根本不需要说，一个高贵的人受亚洲野蛮人差遣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我不是中国官员，而是一个没有头衔但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外国顾问。因为我受到信任，受到尊重。”【余：英国人企图像控制海关那样轻易控制清朝海军。】

      1863年4月4日，舰队起航驶向中国。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这支中国英裔舰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帝国的权威——如果太平军有生命力，南京也许会成为新帝国的首都。但十年的经验证明，南京是一个“强盗”的大本营。因此，阿思本上校收复南京，对起义军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诚实的商人是很有利的。第二个任务，是重新打通大运河的航道并勘探内河，在主要通道上建立电报网，教中国人使用蒸汽和电。第三个任务，是镇压流窜在通商口岸的“强盗”。

      同年5月，舰队抵达中国。6月初，李泰国同赫德一起前往总理衙门。见到李阿合同，总理衙门诸公目瞪口呆：“其意竟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国外。”

      但因急于用舰队镇压太平军，总理衙门仍做了极大的克制和让步，与李泰国再三谈判，议定《轮船章程》：中国所购兵船，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汉总统，聘请阿思本为帮同总统，为期四年。清廷还与阿思本约定，如果舰队与湘军共同攻克南京，所得财产三分归朝廷，三分半归阿思本赏外国员弁，三分半赏中国官兵。若由阿思本单独攻克，则七分归阿思本充饷。

      当时，多路清军经过十年浴血奋战，已经屯兵南京城下，大功告成指日可待。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等，都对总理衙门与李泰国的协议大为不满。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骈拇枝指，无所用之，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李更明确表示：“金陵已成合围之势，可勿庸外国兵船会剿。”

      于是，曾国藩对总理衙门说：《轮船章程》甚难奉行，拟令蔡国祥仍驻旧式师船；若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舰船为奇货，把汉总统看成堂下厮役、倚门贱客，则水陆将士必视为大耻。不如早为之谋，干脆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以折李泰国骄气。【确如《龙旗飘扬的舰队》作者姜鸣所评，曾国藩在处理涉外事务中“不知所措，只会怄气，把应当属于自己的东西免费送掉，以为这样就能折对手骄气，显然是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是国门初开始天朝大国的虚骄和对洋人无可奈何的心态在曾国藩身上的集中反映。”】

      9月18日，阿思本率舰队抵达天津之后，坚决要求清廷接受李阿合同，并在48小时内答复，否则解散舰队。总理衙门照会英国政府，宣布中国不能批准李阿合同，请将轮船撤回变价出售，将船款交还中国，并免去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由赫德继任。

      英国企图单独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曝光后，国际舆论哗然，美国、法国强烈反对，在华的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李泰国等过于狂妄。赫德说道：“李泰国的垮台，不仅毁了他自己，也使我受到挫折，致使中国的进步停滞了二十年之久。”

      经过十多年的变卖过程之后，清政府前前后后共为“李阿舰队”直接支付白银173.2万两，收回106.8万两。大清王朝第二次组建近代海军的努力，由于英国方面上演的闹剧而在严重亏本中夭折。

      与此同时，湘军独立攻克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并无所顾忌地抢夺了曾被清廷许诺给阿思本的财物。1865年，功成名就的湘军水师改为长江水师，沦为旧式水师中的一员。

      就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即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湘军水师所使用的木质帆船正在迅速落后于世界海军历史舞台，被钢制蒸汽舰淘汰。1853年，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锡诺普海战，首次使用了蒸汽船和爆破弹，拉开了现代海战的序幕。1862年，美国南北战争中的首次铁甲舰对阵，使得装备有可旋转炮塔的大口径后膛炮的铁甲舰成为战舰之王。在1866年爆发的意大利与奥地利海军的利萨岛会战，证明冲撞战术对铁甲舰和巡洋舰仍然有效——虽然这种孤注一掷的战术十分危险。

日本侵台事件·海防大讨论

      1874年，也就是清朝的舰船制造业刚在摸索中起步并已初见成效的时候，中国西北面甘陕分裂活动频仍，南面与法国就越南问题关系紧张。慈禧太后特别不希望这一年出别的乱子，因为她准备在年底大办40岁万寿庆典。

      列强显然对这一切看得很清楚。5月7日，日本当局在美国顾问的策划下，以“琉球船民事件”为借口，派出三艘新式军舰、一艘一般炮舰、一艘运输船和3600名军士，进攻台湾。

      清廷得知消息后，于5月14日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负责处理台湾事宜。沈与有关方面部署近十艘舰船防守澎湖、台北、厦门，并向台湾运送大批军队和军火。虽然清军在台湾占有明显优势，却由于西北和南方危机、万寿庆典，加上对日方的铁甲舰没有把握，而希望和平解决。日本当局，则一方面由于军事处于下风，一方面受到一些西方列强反对其独占台湾的压力，一方面侵台日军爆发瘟疫，【瘟疫之说是实情，还是借口？】也急于和谈。经激烈谈判，在美国等的压力下，清廷与日方签订了《北京条约》。日本变相获得军费赔偿并侵占了琉球。【琉球群岛就是这样失去的！】

      蕞尔小国日本，居然胆敢仗着两艘买来的铁甲舰出兵侵占台湾，清朝野大为震动。购买铁甲舰，大力发展海军，一下子成为街谈巷议。

      《北京条约》后的第六天（11月5日），总理衙门诸公联名上奏《海防亟宜且筹武备必求实际疏》：

       “自庚申（1860年）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本需急图振作，然而迄今并无自强之实。本衙门所提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建议，或被阻格，或半途而废。同心少，异议多，局中委屈，局外未能深知，以致敌情猝至，仓皇无备。

      此次台湾事件，明知日本理曲，苦于我之备虚。现日本寻衅，以一小国之不驯，防御已苦无策，若西洋各国观变而动，就更无法弭救。”

      同治皇帝批准该疏，饬谕南北洋大臣、滨江沿海各督抚、将军，就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要事情详细筹议，在一个月内奏复。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海塞之争和海防大讨论。

      在密寄上谕过程中，清廷收到广东巡抚张兆栋转呈在籍守制养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1823～1882年，字禹生，亦作雨生。广东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人）所拟《海洋水师章程》，随即转发各大员，其提出六条建议：

      1．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及招募驾驶之人。因为海上交锋，纵有百号艇船，不敌一艘大兵轮。2．沿海择要修筑炮台。3．选练陆军。4．沿海地方官选用仁廉干练之员。5．设北东南三洋水师，三洋联为一气。北洋水师总部设在天津，辖直隶、山东海域；东洋水师设在吴淞，辖浙江、江苏；南洋水师设在南澳，辖广东、福建。各洋配备大兵船6艘、炮艇10艘。三洋水师，平时有事捕盗，无事运漕，半年会哨一次。6．三洋各设一大机器局，下分三厂：一造轮船、一造枪炮火箭、一造耕织机器。【严重忽视了对三洋海军统率问题的考虑。】

      是年12月6日，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行走的大学士文祥奏复：

      “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谏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了事，而不亟求整顿，一旦生变，更形棘手。”【对于明治维新将引发动荡和民变，并导致日本侵华，都预言准确。只不过，与明朝倭患截然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并未因国内动荡而崩溃，而是通过竭力侵华缓解了国内危机。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起初，李鸿章对相关讨论不知所措，也不以为然。他在信中对时任湖广总督的家兄李瀚章说：

      “近日热闹，万寿排日筵宴，怡嬉歌舞，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为耻。窃料奏议即多，仍是空话。农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无成也。闻恭邸模棱缄默，畏祸实甚宝（）、沈（桂芬），自邸以下，更无建白……雨亭（李宗羲，时任两江总督）必不耐久，替人亦不知谁何？不得人则江海固不必防，防亦虚文，何用？……文相为倭事气愤不过，发此正论，但恐有唱无和，言易行难……此间正拟构思，尚不知何处说起……尊处……幕僚中有可商榷嘱稿者否？弟自凌筱南南旋后，洋务笺奏皆自起稿，苦涩殊甚。”

      在得到丁日昌的《章程》后，他密抄总理衙门的上疏给丁，请他参谋，并在信中强调：

      圆明园修葺之举，众论哗然，亲近涕泣谏阻，皆不得允，国事可知。然外面撑持一日是一日，鸿章无可去可退之义，且思同志相助，或及吾身不致颠蹶。”

      在文祥等的专函催促下，各大员陆续奏复。李鸿章道：

      “东南海疆万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自洋务以来，迭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臣于台事出起时，即缄商总理衙门，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夫临事筹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时备豫，倭兵亦不敢来，乌得谓防务可一日缓哉！……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能久也。”

      左宗棠的主张与此相近，但是，在同样认可海防重要性、支持大力发展海军的前提下，却存在两大战略思想争议。除左宗棠与李鸿章关于是否应在重视海防的同时收缩西北塞防、放弃西北边疆的争议之外，清政府内部就海防本身的军国大计方面还存在两项原则性争论：1．是建立一个统管全国海防的海军部，还是将全国海防按地域分成几大块？2．要不要购买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国际海军主力舰种——铁甲舰？

      李鸿章的兄弟李瀚章、李鹤年都提议设南、北洋外海水师。李鸿章、沈葆桢、刘坤一都基本赞同丁日昌的主张，即按片区成立三洋水师。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

      “今年台湾之役，臣与沈葆桢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装送，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设有紧急，诚恐缓不及事。故臣尝谓办洋务、制洋兵，如不变法而徒鹜空文，决无实济，臣不敢明知而不言也。窃计北洋三省设一统帅，即才力倍于臣者，尚虑不能肆应；南洋四省口岸更多，似亦非一统帅所可遍及……丁日昌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分统各船，不为无见。”

      他进一步提出：三支海军各备二艘铁甲舰、四艘大型巡洋舰，炮船十艘，每半年会操一次，以使“三洋联为一气”。

      从1866年以来一直远在西北地带西征、却非常重视海防的左宗棠，也奉谕参与海军战略讨论。除主张海防、塞防并重之外，他还强调，海防应浑然一体，不加分割：

      “洋防一水可通，由轮船则闻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需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由常山率然之势。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管提督共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难虚设，议论纷然，难以实效。”

      1874年底，当各省督抚的海防复议纷纷传到总理衙门，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突然病逝。【晚清史谜之一。清朝海军建设又一波折。】1875年1月15日，两宫皇太后再次垂帘听政。一个不无戏剧性的现象是，由于同治皇帝在世时的朝政主要由慈禧太后做主，当龙驭归天时，朝政依然如故，几无影响。

      当年初，李鸿章等进京参加同治皇帝葬礼时，受到慈禧的多次召见，听取其关于兴办洋务、海防等的意见。光绪皇帝即位、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之后，圆明园工程随即停止。先前“怂恿”同治修园子的内务府大臣贵宝等受到惩处，京中王公大臣呈现出“兴奋之象，不似春间楚囚相对情境”。

      1875年5月30日，总理衙门上奏，对有关奏议做出结论：因财力限制，请先创设北洋水师一军，俟财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新立外海水师，先购铁甲舰一二至试用，果有实效再行添购；枪炮、水炮台、水雷等，随宜购买；派员赴各国学习制造诸艺；各项批评，均应毋庸置议。当天，即发布上谕：

      “海防关系紧要，即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若筑室道谋，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见诸施行？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惟事属创始，必须通盘筹划，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若始基不慎，过于铺张，及非切实办法，将兴利转为滋害，贻误曷可胜言。计唯有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糜，择其最要者，不动声色，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广行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为持久之方。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成责。酌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即提拔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着悉心经理……至铁甲船所需过巨，购买甚难，着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海防用度浩繁，如何提拔应用，即着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较日本的海军扩张计划相去甚远。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执行。】

铁甲舰·北洋舰队

      显然，这个结果是李鸿章梦寐以求的，但他却不知所措。因为，自从乾隆皇帝撤销天津八旗水师以来，北洋便“海口一无预备，赤地新立”，而李鸿章本人对新式和旧式水师均无所建树。

筹办北洋上谕颁布后的第三天，李鸿章分别给丁日昌和沈葆桢写去了求助信。四天之后，他又给丁日昌去了封信，以很低的姿态寻求丁、沈两位行家鼎力相助。他在给丁的信中说：“海防一节，虽奉简派，徒拥虚名，恐鲜实济。第一是无财，次则无人，又无激励之法。哀暮负此重寄，瞬见颠蹶，如何可支？……”

      第二封信说：“（本人）甘为众矢之的，无所疑惧……惟此次总署为群议所持，复陈数条，大都模棱敷衍，而又必强我辈以万难做不到、万办不好之事，只有挺身而出……”

      向沈宝桢，李鸿章则是请教：总署所谓北洋先创“一军”，究竟应设兵轮若干、何人堪为统领？沈回信说：“一军”当有铁甲舰2艘、“扬武”级军舰6艘、“镇海”级军舰10艘。其中，“扬武”及其以下等级军舰，船政局能够自造；铁甲舰宜从英法各定制一艘；统领则必须由学堂出身。

      在李鸿章的反复工作下，丁日昌带病北上，先在天津李鸿章督署住了10天，再去北京活动。6月，朝廷命他赴天津帮助李鸿章。当月24日，丁入养心殿陛辞，向小皇上和两宫太后“谢主隆恩”。丁详细记录了这次重要对话：

      太后谕：尔此行到天津，与李鸿章办理北洋防务，务要和衷共济，不可各有意见。第一要讲求练兵。第二要讲求制器造船。其余筹饷、用人，亦要次第讲求。现在时势如此艰难，君臣总要卧薪尝胆，做一份事尽一份心。

      丁日昌奏：天津海防，李鸿章于前数年业已悉心布置，井井有条，现在膺此重任，定能将全局统筹兼顾，皇太后可不必担心。但设防先要筹饷，今不怕没有办防之人，只怕无办防之饷，此为可虑。

      太后谕：现在饷事难办理，海防若要大举动，流弊实多，且今委员难以相信。尔告诉李鸿章，用人需要斟酌，捐输便宜官多，不好者亦要参。

      日昌奏：臣即当传旨告诉李鸿章。但现在直隶官吏经李鸿章整顿之后，业已比前好得无数。所可叹者，各边省吏治，日坏一日，百姓苦情无由上达天听，将来民心一变，较之夷患尤为可虑！

      太后谕：可不是！现在四川按粮津贴，每正款银一两，百姓要完至十数两。所以百姓更苦！

      日昌奏：皇太后真圣明！现在吏治之所以难整顿者，由于官多缺少。官所以多，由于捐输太滥。现在捐饷局每年只收银二三十万两。外省捐输名为二三百万，折实不过数十万两。放出此等坏官，侵吞钱粮，贻害地方，国家每年何止吃数百万两之亏。务求皇太后毅然独断，停止实职捐输，不要与户部商议，方能免阻。

      太后谕：尔所言也有道理。

        ……

      太后又谕及洋务与天津事云：李鸿章连年在天津布置一切，里面亦深谅其为难。李鸿章一时不在天津，便一时不放心。他是有大功于国家的人，尔告诉他，不可因人闲话便灰心。

      太后谕：尔到天津，好好将病医好。

      遂跪辞。奈跪至四刻之久，一时挣扎不起来，太后命伯王扶掖始起。”

      【慈禧在朝的时候，精明异常，轻重缓急难得糊涂，各王公大臣望尘莫及、不得不服。不幸的是，一旦归政，则无所事事，精神空虚，大事难得不糊涂，小题大做，折腾不已，甚至严重因小失大，酿成晚清中国诸多悲剧——特别是甲午战争。这一点，为理解清朝悲剧的一大关键。论著中尚未见有看透此要害者，对慈禧太后的评论也因此莫衷一是、难以自圆其说。】

      不久，李鸿章上奏：“凡事非财力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彷徨无措，展布何从？”并告诉总理衙门，创建北洋海军，非千万两预算不能成事。经费“从何开办，唯有静候卓裁”。

      总理衙门和户部随即奏请从每年各关税和厘金中解拨白银400万两，供南北洋海防建设专款专用。慈禧太后批准这笔巨款之后，李鸿章立即致函沈葆桢，请将拨款先解北洋。沈葆桢回信道：“总署所筹巨款，本有分解南北洋之说。窃思此举为创立外海水师而起，分之则为数愈少，必两无所成。不如肇基于北洋，将来得有续款，故不难于推广。”

      获得这笔经费之后，李鸿章却并没有用于购买铁甲舰。因为总税务司赫德极力向李鸿章宣称“铁甲舰已经过时”，并推荐李通过赫德手下的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金登干购买英国造的“蚊子船”。该船“炮大船小，西国用为守港利器”。

      李鸿章先后耗资45万两，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4艘“蚊子船”。在亲自验收之后，李鸿章向朝廷汇报：“蚊子船防守海岸最为得力，赫德所购，尤为各国罕有之新式……所有炮位、轮机、器具等件均属精致灵捷。”他分别为其取了“龙骧”、“虎踞”、“飞霆”、“策电”等威猛响亮的船名。

      在李的大力影响下，福建、广东、台湾地等又先后投资白银105万两，购买了7艘“蚊子船”。其中，1879年8月，沈葆桢订购的“镇北”等四艘“蚊子船”出现在茅斯普鲁斯港时，《泰晤士报》赫然宣扬：其舰载火炮的穿透力，超过英国海军所拥有的最可怖武器——“无畏”舰上的大炮的15％，“中国人做此突然的冒险一条，已经跳到我们前面去了。”

      但是，就在此过程中，福州船政局的管带刘步蟾对“蚊子船”提出了批评。他在向船政局上司呈交的《西洋兵船炮台操法略论》中指出：“蚊子船利于攻人，而无能自卫，只可用于守港。”李鸿章见到这篇论文之后，赶紧去观察，深感：“蚊子船……行驶既缓，风浪宜避，只能在海口及沿岸浅水处驰逐接战，似不宜于大洋……若恃为洋面制敌之具，未必确有把握。”

      但李鸿章仍迟迟不买铁甲舰。他的理由是：铁甲舰太昂贵，财政负担沉重；铁甲舰能被巨炮击沉、能被装甲快碰船撞沉；没有停靠铁甲舰的码头，如果被敌国抢走，将是极大的国际笑话；缺乏合格的舰长等等。

      沈葆桢等纷纷反驳：“各省解及海防专款将及二百万……约敷购土船一只。【注：当时土耳其的两艘铁甲舰愿意出售，每艘约160万两。】外洋定制物价，分期偿债，有百万以为帑舆，似不甚窘。其余指款各省，咸知其不能不解，亦必踊跃……铁甲船非无可破之炮，然较之木壳铁皮者难易迥殊。且船有隔断，纵受伤不致沉没，尚可以战。”至于码头和舰长问题，则更不是问题，因为：中国海岸线漫长，良港极多；福州船政局培养了很多人才，他们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大材小用，不得不去管带“蚊子船”。

      由于左宗棠远在西北，沈葆桢的政治地位和权势又相对太小，这场重要争论的结果，自然是李鸿章赢了。

      丁日昌对李鸿章的做法也心有不满。1877年夏，日本向英国订购了两艘针对中国的铁甲舰，消息传到中国后，他便“请将议拨台湾铁路经费改购中等铁甲舰船三艘，无事在澎湖操练，有事驶往南北洋听调，以期练成水师一二军”。总理衙门命丁日昌具体经理，并详细咨商南北洋大臣，会同派员，分别订购。

      1879年，中国增订的几艘“蚊子船”还在造船厂，日本趁中国在西北与俄国交涉归还伊犁之机，仗着铁甲舰出兵吞并了琉球。清廷方面终于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和铁甲舰的战略价值，再次爆发加强海防建设的呼声，李鸿章也因迟迟不购买铁甲舰受到抨击。他被谕令与沈葆桢“妥速筹购”铁甲舰。【失去琉球，李鸿章没受到丝毫惩处！】

      当年秋，李鸿章决定用北洋所筹集的一百多万两购买一艘铁甲舰，却遭到恭亲王的反对。奕上奏：南洋所辖洋面较北洋宽得多，得到的经费却很少，应优先安排。【这一点在日本侵占琉球之后尤其重要。】并对北洋专顾一口提出质疑。

      李鸿章见势不妙，立即订购了两艘赫德和金登干向他推荐的“快碰船”。赫德等称，西方海军界认为火炮技术的发展对铁甲舰越来越不利，而阿姆斯特朗公司设计的新式“快碰船”——一种非装甲巡洋舰——“可保追赶并破坏极好的铁甲舰”，如果中国政府选用，“将再一次在海军科学方面居于领先地位”。李鸿章向法国军官咨询后，将其特点概括为“船小、炮大、行速”，“船小则价不甚昂，炮大则能御铁甲，行速则易于进退”。

      李鸿章的做法让沈葆桢极为失望，当年底，他便在愤懑中去世。沈葆桢临终遗疏：“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买铁甲船一事，至今无及矣。而恳恳之愚，总以为铁甲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伏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事机呼吸，迟则噬脐。”

      成功向清朝政府促销了本国造“蚊子船”和“快碰船”的赫德，一从英国休假返回中国，便趁中国南北洋海防建设在应付日本侵占琉球、中俄伊犁争端相关危机中的拙劣表现而受到抨击的机会，大肆插手中国海军。他向总理衙门建议：中国拥有2艘巡洋舰和8艘“蚊子船”就足够了，不必再买铁甲舰；聘用的外国教习没有实权，必须派他担任总海防司；用人、发饷、造械诸事，由他一人主持，南北洋大臣不得侵越。饥不择食的总理衙门诸公竟然准备同意，李鸿章也含糊其辞。

      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持坚决反对意见，他为此写了篇《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指出：

      “（赫德）为人阴鸷而专利，沽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人。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且以南北洋大臣之尊，尚且划分界欲，而赫德独综其全；南北洋所派监司大员仅获列衔会办，而赫德独莞其政。彼将朝建一议、暮陈一策以眩总理衙门。既藉总理衙门之权牵制南北洋，复藉南北洋海防之权牵制总理衙门，南北洋不能难也，总理衙门不敢违也。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复如今日之可驭也。”

      踌躇数日之后，李鸿章采纳幕僚薛福成建议，让总理衙门告诉赫德，总海防司必须亲赴海滨专司训练，不能再兼任总税务司。赫德无法得兼，只好守住总税务司权柄不放。

      随后，俄国因伊利问题，派舰队威胁中国北洋一带，李鸿章便迫不及待地要购买铁甲舰。这时，李鸿章1877年2月就一直在关注的两艘英国造二手铁甲舰，一下子就从每艘160万两涨价到200万两。1880年5月，当李鸿章决心咬牙买进时，英国人又以国际公法所限，不再对中国出售。

      经清朝驻英国公使李凤苞、徐建寅在欧洲反复考察比较，李鸿章于当年底向德国伏耳铿厂定造了第一艘铁甲舰“定远”号。该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排水量7335吨，航速14.5节，是远东各国中最威武雄壮的战舰。徐建寅称：“现在中国拟造之船，议仿‘英弗来息白’及‘萨克森’之制，【注：分别为当时英国和德国最新最大的铁甲堡式铁甲舰。】集两者之长，去两者之弊……如此经营，似可列于当今地球第一等之铁甲舰。”

      中德合同签订两个月后，赫德得知此事。英、法两国厂商赶紧活动，谋取第二艘铁甲舰的订单。由于英法开价太高，李凤苞于1881年夏与德方签订了第二艘铁甲舰“镇远”号的订单。两舰共耗资340万两白银。

      第二份订单签订后，英国拒绝向德国出口铁甲舰所需复合装甲，德国毅然自行研制。清廷派出首批留欧海军学员前往监造。后来，李鸿章还派刘步蟾等前往学习两舰的驾驶和管理维护技术。

      1881年8月3日，投资65万两白银的“超勇”号和“扬威”号在英国纽卡斯尔港下水，200多名中国水师官兵和30多位英国官员、制造商及其女眷举行了升旗仪式。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自豪地升起黄色飞龙戏珠三角旗，水兵则鸣放了礼炮。17日，两舰启程回国，取道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归国。沿途各国，均向这支中国舰队鸣炮致贺。在克服了一些航行波折后，两舰于10月15日成功抵达香港。因接船有功，朝廷赏丁汝昌实授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林泰曾赏果勇巴图鲁勇号，参将候补；邓世昌赏戴花翎，都司候补。

      1883年，赫德又向李鸿章推荐阿姆斯特朗公司造快碰船和加大快碰船。李凤苞与德国海军部讨论后持反对意见。李鸿章便在德国又订购一艘最新样式的装甲甲板巡洋舰，取名“济远”。

      1883年早些时候，“定远”、“镇远”两舰先后下水试航。原计划，“定远”于当年7月启程赴华。就在这时，法国对华战争开始，法国人扬言要在公海截夺两舰，李鸿章不敢让其回国。德国当局也以保持中立为由，于7月27日密令将两舰滞留在基尔港。

      朝廷内外风言两舰质量大有可疑，李凤苞在订购铁甲舰的交易中损公肥私，侵吞数十万两。1884年9月7日，法国攻击马尾船厂、福建船政局被摧毁、中国正式宣战之后的第12天，清廷派许景澄接替李凤苞为出使法、德、意、荷、奥五国钦差大臣。他刚到欧洲，便接到国内电旨，要求其详细勘验铁甲舰工料，如不坚固，据实参奏。若两舰回国后与所验不符，惟他是问。许景澄立即前往基尔港，在协同管驾刘步蟾等的陪同和指点下，勘验工作进行顺利，“两舰甲厚炮巨，定制颇为妥善”，一切都符合合同。

      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天，朝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定、镇二舰和“济远”舰迅速回国。7月3日，许景澄随即赶往基尔港，祭天之后便登船饯行。仪式完毕，三舰即在德方人员管驾、刘步蟾等中方人员协助下驶向东方。

      10月，三舰抵达大沽。11月17日，李鸿章亲自登船验收。他致信醇亲王：在前往旅顺口视察东西海岸炮台的途中，虽海涛汹涌，军舰仍十分平稳，“所指各弊未尽确实”。

      随后，电旨令李鸿章采办原计划用于台湾和澎湖防务的4艘巡洋舰，尽快把北洋水师装备起来。徐景澄和驻英国公使曾纪泽经对比研究，分别花白银174万两在德国订造了“经远”和“来远”2艘装甲巡洋舰，花170万两在英国订购“致远”和“靖远”2艘英式铁甲舰。

      这批订货，曾引起国内及英、德两国之间的一系列争论，也因此集当时英德巡洋舰设计之大成。在订单确定之后，历史上著名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专门对伏尔铿船厂作出指示：“卓越地和准确地执行中国这一次订货具有重大意义”。

      1887年初，李鸿章派遣邓世昌等400余名官兵赴英、德接收军舰。舰队沿途进行了一系列编队训练和单舰训练，于11月28日驶抵香港。12月1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超勇”、“扬威”、“康济”、“威远”及南洋“琛航”在厦门迎接。至此，北洋舰队蔚然成形。

北洋军港

      在购买军舰的同时，李鸿章等也在逐渐着手北洋军港建设。最早经营的，是紧邻京城和北洋大臣驻地的海防要地天津和大沽口。天津机器局原有船坞，能满足一般军舰维修。在1876～1879年从英国购买的“蚊子船”陆续抵达期间，李鸿章开始筹划加强大沽口古炮台的防御力量，并在此兴建军港。1880年3月正式购地开工，当年竣工了长320尺、宽92尺、深20尺的甲坞。1884、1885年，大沽又兴建了乙、丙、丁、戊四个木船坞，成为北洋海军的军事要塞和最主要维修基地。

      由于大沽口河道较浅，船坞规模有限，并且是木船坞，不能满足大型军舰的停泊和维修。1880年，李鸿章迫于形势无法再拖延而“提前”订购了铁甲舰。于是，赶在铁甲舰订造期间建成大型军港已刻不容缓。

      铁甲舰对港口的要求很高：

      “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便运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

      经一系列勘测，港址最终定在旅顺。当年，李鸿章聘请了德国陆军军官汉纳根设计建造旅顺炮台，又派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负责营务工程处工程局。黄瑞兰贪鄙无能，声名狼藉。1882年8月，回籍奔丧的李鸿章致信张树声将其撤回，派袁保龄接替。

      在一系列折腾之后，1885年两艘铁甲舰和“济远”舰造成回国后，出现了“有鸟无笼”的问题：在北洋找不到停靠之处，只能寄居香港和日本的码头。

      临危受命的袁保龄先前并无军港工程建设经历，只是在1881年夏天奉命考察北洋各口时，才结缘旅顺。他认为：“水师为骊珠，旅顺威海皆为鳞造爪”，“齐辽各口形势，其关锁渤海、拱卫留都，无愈旅顺”。

      袁保龄发宏愿，以建设好旅顺军港为己任。此后5年间，他“每日奔走不知疲……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欣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渐已白矣”，主持完成了海门疏浚、拦潮大坝、船澳及泊岸工程、口西和口东海岸炮台、陆路炮台、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水陆医院以及军港内道路、库房、码头、小型机器厂等一系列基础工程。

      袁保龄刚到旅顺时，缺乏技术顾问，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向李鸿章推荐聘请德国工程师善威为帮办。善威先前并未主持过如此重大工程，无力解决问题，与中方发生矛盾。1886年，在袁的建议下，李鸿章决定从德国人手中收回工程。在跟德方结算时，袁保龄“竭二十昼夜之力，笔凭唇焦，幸得就绪，计节公帑十七万金”，而心力交瘁，中风昏厥。袁解释说：“税务司德璀琳者，性最贪狡，百计干预。旅役荐德人善威为工员，两年无尺寸效，犹以华官掣肘，荧惑长官之听。龄再三争之不可得，无日不怄气，此病根所由来也。”

      经慈禧御医的治疗，袁逐渐恢复，他请求退休。李鸿章因其所熟悉的旅顺工程无合适人选能够接替，没有同意，只是派刘含芳督工。1899年8月19日，袁保龄病逝于旅顺，时年48岁。清廷追赠其为内阁学士。

      法国人通过国际招标承揽了造价约白银140万两的后续工程，包括大石坞、各修理厂、储料库、办公及住房、船澳泊岸、铁道、码头、电灯、自来水、拦潮大坝、铁码头等设施。一年之后，1890年11月9日，旅顺工程全部竣工。工程总体质量较高，成为北洋诸舰最重要的维修保养基地，也是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第一流的海军基地。虽历经百年战火，一些设施至今仍在使用。

      1887年，李鸿章又开始兴建山东威海港，其中包括大铁码头、刘公岛的提督衙门（即海军公所）和大批营房以及机器厂、水师学堂、水库。刘公岛上有6处炮台，刘公岛南侧的日岛和北侧的黄岛也安有巨炮。其中，提督衙门后路和黄岛的地阱炮台，可以升降上下地阱和旋转还击四面。在海湾北端修筑了3座海岸炮台，统称“北帮炮台”，其后路建合庆滩炮台。海湾南端建3座“南帮炮台”，其后路建3座“陆路炮台”。在港湾南北两帮及刘公岛西岸，设有火药库和军械库，在两帮还设有水雷营。港口和炮台的技术顾问主要是德国人，所用火炮也多从德国进口。

      由于兴建时间较晚，加上有旅顺等的经验，威海港的防御体系和设施比旅顺港更为现代化和大型化。

      此外，1886年许景澄奏请在胶州湾建设军港。1889年5、6月间，李鸿章巡阅海军时对其进行了考察，奏请兴建烟台、胶州湾炮台。北洋地区又添一处规模浩大的现代化军港工地。

海军衙门·《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

      北洋水师随着大张旗鼓购买军舰和大兴军港建设而迅速壮大，新式海军的体制问题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清朝开国以来，一直没有全国统一的水军和海军。八旗、绿营、湘勇、淮勇属下水师，只不过是各地将军、督抚所辖陆军的辅助性兵种。鸦片战争后的造船购舰浪潮，使沿海各省先后拥有一些新式军舰和海防官兵。新式军舰不仅购造成本高昂，日常养护费用也不菲，地方财政越来越难以支撑，新式海军纳入国家统一编制、得到国家财政保障，已经势在必行。此外，近代海军的大杀伤力和高机动性特点，也要求清朝海防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海军统一调度和管理机构。

      1885年10月12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着派醇亲王奕寰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亲王奕、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及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公大臣等详慎规划，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

      海军衙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已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军种。此后，清朝海军的发展重点进一步偏向北洋。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的正式制定和颁布实施，将海军体制的正规化、现代化再向前推进一大步。

      早在1881年春，张佩纶在天津与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探讨海军发展规划时，得到薛写的《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这是北洋海军章程的最原始版本。该《章程》实际上是北洋海军的发展纲要。日后北洋水师基本按其中设计的步骤往前发展。【薛福成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却不得志。李鸿章看重人事方面的利益勾兑，远不如曾国藩、甚至袁世凯那样重视人才。这本身可以作为评估李鸿章政治道德和政治才能的重要方面。】

      1888年正式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大部分采用英国海军章程，其次是德国章程和中国旧制。起草人员有丁汝昌、刘步蟾、林曾泰、周馥、罗丰禄等。7月中旬，李鸿章派周馥进京呈报。经海军衙门官员讨论修订，10月3日，向慈禧太后奏准定稿，颁布执行。

      《北洋海军章程》是西方现代海军制度在中国的正式推行，是北洋水师正规化的重要里程碑。《章程》规定：为与国际惯例接轨，以长方形黄色飞龙旗作为国旗，取代1862年为军舰和商船制定的三角形二龙戏珠旗；增设海军指挥旗。

      在南北洋统一管理方面：“每年节过春分以后，凡南洋兵轮船……能海战者，应由海军衙门调归北洋合操，即暂归北洋提督节制，逐日督同操练，视如北洋兵船一律办理，不得稍分畛域，并就近由北洋大臣随时阅操……节过秋分以后，南洋兵船仍归南省各岛巡练。”

      海军训练包括条令、枪炮、损伤管制、游泳潜水等共同科目训练，和远海航行、枪炮、水中武器（鱼雷、水雷）、帆缆、通信等专门科目训练。军官要“随时温习旧业，推广知新”。其中，战官“每年夏季，饬由水师学堂将行航事宜出题数道，寄交提督转发各管带官，大、二、三副等拟作，仍将各卷呈由提督汇送学堂，评定甲乙，报明北洋大臣，分别记奖记过”。对艺官，要求上船五年内深明汽机原理，并能修理汽机和锅炉。弁目、水手，一等练勇对船艺项下荡桨、把舵、量水、接缆、张帆、叠帆等法，枪炮项下四轮炮、大炮、洋枪、刀枪操法都能训练掌握。高一等弁目水手应“善与教人”，训练下一等弁目水手。各级官兵要定期复考，以防遗忘。考试成绩“凭单”，作为擢升参考。

     在海军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天津水师学堂“凡挑选海军学生，须身家清白，身无残疾，耳目聪明，口齿清爽，文字清顺，年在十四岁以上十七岁以下，已读二三经，能作论及小讲半篇者。准其父母觅具保人，送堂考验。如其合选，留堂学习英文三个月。由堂中总办大员甄别，择其聪俊者留堂肄业，名为海军官学生”。

      《章程》强调：“海军为护国威远之大计，不宜过从省吝也。中国海军创设，饷力未充，未能援引（英国等海军待遇行情），但兵船将士终年涉历风涛，异常劳苦，与绿营水陆情形迥不相同。不能不格外体恤，通盘筹计。”北洋海军军饷，废除了绿营例支的薪、廉、蔬、烛、炭、心红、纸张、案衣、什物、马乾等名目，按4成官俸【基本工资】、6成船俸【相当于岗位工资和奖金】。北洋官兵总收入远远高于绿营：

      绿营、北洋海军将领年收入对比表（单位：两银）

      此外，北洋各舰另对“行船公费”【即日常开支经费】实行费用包干，供管带们支配。其中“定”、“镇”二舰每月850两，“致”、“济”、“靖”、“经”、“来”五舰550两，“超”、“扬”二舰320两。

      北洋海军士兵的待遇也较高。电灯匠月俸30两，一等炮目30两，鱼雷匠24两，一等水手10两，刚入伍的三等练勇4两，码头夫役3两。而在当时，自耕农的户均年收入约33—50两，宁波纱工的年收入约13—23.5两。【北洋实行的是高薪制度！】

      在此基础上，北洋军舰每年春夏秋三季在奉天、直隶、山东、朝鲜洋面及东北各岛巡操，冬季开往南洋及东南亚。单舰训练和编队训练，都按英国海军《水师操练》进行。单舰训练方面，“各船逐日小操一次”，包括“各炮任意分放”、“一边之炮同时排放”、“暗号操练”、“减人放炮”、“夜间备战”等。其中，“新出海之船，操练炮法，先使船上一切人同操一法，各人做各人之事，快速整齐，并应声明做事之理。次则各哨分操各法，要以能极速极静为贵”。对“操演阵法”，《章程》规定，舰队每月大操一次，两月全军会操一次，每年北洋各船与南洋各船会哨一次。北洋舰队口令，均用英语，这也被外国观察家视为正规化和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后，海军衙门奏准颁发“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关防”。1888年12月17日，上谕任命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计名提督林泰曾为北洋海军左翼总兵，计名总兵刘步蟾为北洋海军右翼总兵。第二年2月20日，光绪皇帝大婚前5天，北洋海军喜报频传，5名副将、3名参将、7名游击、21名都司、46名守备正式被授予实缺。82名海军军官，一齐向京师方向下跪，叩谢皇恩浩荡，遥祝龙凤呈祥。

      至此，在后期洋务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北洋舰队，拥有了新式军舰、鱼雷艇共计25艘，并纳入中央政府正式编制，成为近代中国唯一有能力开赴外海作战的世界近代军事意义上的新式正规海军。这是中国旧式水师向新式海军发展，以及清朝军事体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1891年大阅兵

      1891年是《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实施的第三年，按规定，当年应举行大阅操。这年5月23日至6月9日，海军衙门奏派李鸿章与山东巡抚张曜会同阅兵。

      整个校阅从大沽到旅顺、烟台、大连、威海卫、胶州湾，往返18天，行程3000海里，视察了船坞、炮台，还检阅了海军袭营阵法、施放鱼雷、演习打靶。事后，李鸿章与张曜联合奏报：

      “……海军一枝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吃住船上，历经风涛，熟练精湛技艺。陆路各军，勤苦用工操练，长时间不稍懈怠。沿途新筑炮台营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一切都依士兵之力。旅顺、威海等地添设军事学堂，学生造诣多有成就。各机器制造局仿造西洋棉花药、栗色药、后膛炮、连珠炮以及各种大小子弹，实为从前中国未有……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当年，丁汝昌还率舰队赴日本访问，在横滨“大显威容”（日本陆军部语）。

      同治时期的大清帝国，通过发展洋务运动，缓解了与西方列强的对抗，并在列强的支持下赢得了内战。以左宗棠为中坚的“求强”的洋务运动，进一步使晚清王朝赢得了几次重要国际自卫战争的军事胜利，基本摆脱内外交困，踏上复兴之路。但是，“求富”洋务运动下的“太平盛世”，潜伏着许多难言之隐，这个时代所享受的经济繁荣，实际已败絮其中；耀武扬威的北洋海军，实际已虚有其表。当李鸿章和慈禧太后分别在京城内外竭力宣扬和享受“晚清中兴”的荣光之际，中华民族的先知先觉者们却在忧心忡忡地议论着这种繁荣的另一面——“盛世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