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同时，民族资本经济在“九·一八”后也开始陷入困境，“商业一落千丈，工厂停闭叠起，金融枯竭”（注：《时事新报》，1932年1月21日。）。民族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击破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统治下“期政治之稳固，藉谋经济发展”的幻想，迫使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建立五年来的历史进行回顾，结论是“五年来兵祸不能息，匪患不能止，天灾不能防，甚至党国自身，亦复不能保持完整”（注：《银行公会宣言》，《国闻周报》第8卷第45期。），“国是日非，民生愈困”（注：《申报》1932年1月13日。），“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非变不可的局面了”（注：《荒谬集》，51页，自由言论出版社，1935年出版。）。残酷的现实，对于“对党之信仰已五年如一日”的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实不能不感觉无穷之悲愤”（注：《银行公会宣言》，《国闻周报》第8卷第45期。），他们迫切希望国民党政权的内政外交来一个彻底的改变，“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以对外的涵养工夫来对内”，“以对内的‘勇猛精神’来对外”，“以对外的‘维持邦交’之精神来对内”，“以对内狡猾之手段来对外”（注：全：《我们的希望》，《国闻周报》，第9卷4期。）。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在内政外交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和斗争。

    “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全国人民一道，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纷纷组织各种救亡团体，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和东北义勇军的抗战，要求国民党政府消除内争，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虽然在口头上屡屡表示“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希望”（注：《新闻报》，1931年9月24日。），“如至国际条约信文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注：《申报》1931年9月23日。）。但在事实上，却采取不抵抗，依赖国联妥协退让的态度，“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页。），对内“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注：《新闻报》，1931年9月24日。）；对外，希望国联主持公道，以国际的舆论来迫使日军撤退。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三省全部沦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抵抗主义，调动部队围剿革命根据地，十九路军得不到有力的援助，最后被迫撤出上海。此后，国民党政府连续与日军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

    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妥协退让的政策，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指责政府“言自卫则委曲求免，隐忍退让，迄未能表现其确有保境安民之实力；言外交则国联愈软化而我国之态度亦愈迁就”（注：《新闻报》，1931年12月13日。）。他们认为不抵抗政策是“自杀政策”，“为我国家我民族之大耻”（注：《申报》1931年9月23日。），不抵抗主义“是极端无耻主义”（注：《生活》第6卷第42期。）。警告政府“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注：《申报》1932年3月3日。）。

    首先，为了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共赴国难，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立即停止内战，集中全国军队，出兵东三省，收复失地。1932年5月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发起旨在促进国内团结的废止内战大同盟运动，很快便得到了全国及海内外华侨的响应。8月27日在上海召开废止内战大同盟首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废止内战大同盟会时，参加者已达四百余团体，范围遍及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及越南、新加坡、巴达维亚、香港、澳大利亚、缅甸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反内战的声势，给予国民党政权一个很大的打击。

    民族资产阶级对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也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在国民党政府一片讨伐声中，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东北义勇军抗战后援会，于1933年7月17日-19日三次在《申报》上以李次山、褚辅成、杜重远、黄炎培等同人的名义发表《多伦克复》的文告，号召海内外爱国同胞，“踊跃输将，源源接济冯玉祥、吉鸿昌抗日”废止内战大同盟亦致电南京政府，反对以武力讨冯，指出“冯氏果志抗日，应予容纳，设或别有主张，亦当以政治手段解决”（注：《申报月刊》，第2卷，8期。）。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福建事变的发生，但同时也反对武力讨伐，要求以政治手段解决。

    其次，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建立国防政府。“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指斥“国民党专政以来，连年内战，时起纠纷，压迫言论，剥削人民，浮夸虚骄，欺诈贿赂，姑息优容，法纪扫地”（注：《国闻周报》9卷25期。）。他们认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具体的救急办法，是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注：罗隆基：《沈阳事变》7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出版。），强烈要求国民党“自动停止训政，实行宪政，公开政治，使人民得以参与政治共赴国难之机会”（注：《申报》1932年4月5日。），“集合全国人才，组织国难政府”（注：《申报》1932年3月26日。）。他们还利用国民党政府召开“国难会议”之机，互相联络，商讨提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具体要求和意见。

    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独裁黑暗统治，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优秀分子蔡元培、杨杏佛等还积极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一切酷刑及蹂躏民权之拘禁杀戮之废除而奋斗”，“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注意”（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3-4页。）。

    再次，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要求国民党放弃武力剿共政策，另谋解决“赤祸”之路。“九·一八”后，蒋介石继续进行武力剿共。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注：蒋介石在外长顾维钧举行宣誓就职时的讲演，1931年11月30日。），“严令剿匪部队，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注：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1933年5月。），并于1932年6月和1933年9月分别纠集六十万和一百万大军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五次“围剿”。民族资产阶级却认为，共产党势力的扩大是国内黑暗的政治所造成，“中国共产党乃一有严密组织、有政治思想及社会经济背景的政党，不能目为匪”（注：《国闻周报》9卷18期。），解决“赤祸”的方法，“必从澄清政治，建立适合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着手”（注：《申报》1932年4月12日。），如果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则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此为定理，绝无可疑”（注：《申报》1932年7月2日。）。在这“外患日亟，国亡无日”的时候，“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只有对日作战，实行抵抗，才能真正统一全国”（注：《荒谬集》，51页，自由言论出版社，1935年出版。）。要求国民党改清共前绝不言抗日为“武力抗日，政治清共”，“以‘防共抗日’代替‘剿共抗日’”（注：天津《益世报》，1933年4月12日(此系罗隆基的观点)。）。

    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批评和反对，说明这个阶级已经由“九·一八”前对国民党政权的积极支持而转向抗衡和反抗。但是，此时民族资产阶级仍不主张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特别是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们认为任何内争只会削弱抗日的力量，于民族不利。因此，他们只是主张通过和平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舆论的压力和团体的力量，迫使国民党改变其内外政策，改良政治，开放党禁，以国民党为中心，组成一个举国一致的国防政府，共同抗日。他们所反对的是国民党的政策，而不是整个国民党统治。

二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民党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领袖人物，采取了敷衍、拉拢和打击压制相结合的手段。

    第一，敷衍、拉拢民族资产阶级。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要求，国民党政府在坚持妥协退让的同时，亦多次表示对日不屈服不投降。如设立中国航空委员会等，聘王晓籁、史量才、李馥荪、林康侯、陈光甫、张伯苓等为理事，以示御侮的姿态。对民族资产阶级废除一党专政、实行宪政要求，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召开国难会议，“容纳各方有经验之人才加入，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而使全国人民与本党共负责任”（注：虞南支：《国难会议》，《时事月报》6卷5期。）。1932年4月23日，行政院开会讨论筹设各省市县民意机关问题，决定尽先将京沪平津广汉等大城市筹设成立，然后普及于全国各县城（注：《国闻周报》9卷17期。）。同年7月18日，立法院通过了《市参议会组织法》，规定“市参议会为全市人民代表机关”，有议决“市单行规则事项”，“市预算事项”、“整理市财政收入募集市公债及其他增加市民负担事项”等权力（注：《国闻周报》9卷30期附录。），并率先于1932年10月17日在上海设立临时参议会，以王一亭、王晓籁、王延松、史量才、李馥荪、陈光甫、陈炳谦、秦润卿、徐永祚、郭顺、刘湛恩、钱新之等十九人为议员，并以史量才为议长（注：《申报》1932年10月18日。），表示愿让民族资产阶级参与地方政治，同年11月，蒋介石又指定史量才、张公权等一批上海资本家充任招商局理、监事，宋子文以“企业上的一切问题由他包下来”为条件，任命刘鸿生为招商局总办（注：《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308页。），国民政府还邀请荣宗敬、刘鸿生、范旭东、虞洽卿、张公权、李铭、周作民、谈荔荪等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分别担任财政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及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废两改元时，国民党财政部又多次与上海金融界商讨，并“罗致上海中外金融界重要人员，组织废两改元委员会”进行研究。国民党的敷衍拉拢措施，从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间的紧张关系。

    第二，打击压制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仍在社会上不断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国民党政府便采取了打击压制甚至暗杀的手段。“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最重要的喉舌《申报》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对国民党的统治及内外政策多严词批驳，不断刊登进步人士的言论，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忌恨。1932年6月，蒋介石以“勾结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的罪名，下令《申报》禁止邮递，逼史量才撤换总编辑陈彬龠禾等（注：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此外，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查封《生活》周刊。天津《益世报》由罗隆基主持社评，因连续发表批评时政的社论，受到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多次警告，并曾一度被迫停止发刊（注：愈志厚：《一九二七年至抗战前天津新闻界概况》，《天津文史资料》第18辑。）。废止内战大同盟亦因不赞成武力讨伐福建人民政府而被勒令停止活动。1933年6月18日和1934年11月13日，国民党特务又分别暗杀了杨杏佛和史量才。国民党政权的两面手段，使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逐渐失去了与国民党政权抗衡斗争的勇气。

三

    1935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华北，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抗日倾向日益增长。章乃器对“九·一八”以来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误国政策作了淋漓尽致的清算：“不但在外交上犯了极大的错误，在整个的国策上，也犯了极大的错误”，希望政府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有勇气立刻自己出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由误国而变为救国”，“立刻停止一切以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动员全部的力量去对付敌人”（注：章乃器：《五年间的清算》，丁石民编《救亡言论集》，16-23页，1936年8月出版。）。民族资产阶级还强烈指责国民党政府镇压抗日爱国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发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注：努生：《万般有罪，爱国无罪》，《自由评论》第14期，1936年3月6日出版。）”的呼声。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其政策“重新考虑”。

    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在华北事变后，对国民党政府对抗日妥协、镇压爱国运动的政策表示不满，提出批评，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他们那种改变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要求，此时已经不再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府态度发生这一变化，除了因国民党的打击压制外，主要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成为国民党政府垄断经济的附庸，失去了与国民党政权抗衡的力量。1935年初，国民党政府利用金融界出现“挤兑”风潮，请求政府救济的有利时机，在中国银行及金融界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于3月23日以调剂金融、救济工商业的名义，突然下令对中国、交通两行增资改组，使这两家最大的私营银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随后，南京政府又改组和接收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即小四行)。据统计，到1936年底，中国全部银行资本中，属官方及其控制的银行资本占72.8％，而商界银行只占全部资产的27.2％（注：《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第818-823页。）。这样国民党政府初步完成了在金融业的垄断和独占地位。接着，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垄断全国经济。如资源委员会从1936年起垄断了全国的钨、锑的运销和出口，孔家的祥记公司、宋家的棉业公司、华南米业公司、国货联营公司等，则企图控制全国的颜料、花、纱、布、米等商品贸易。中国银行在抗战爆发前，已控制了15家纺织厂，拥有36万纱绽 ，占华资纱绽的13％。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天生的软弱性，对官僚资本既反对又依附。随着民族资本经济的严重衰微，官僚垄断资本经济的加强，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依靠南京政府，并成为其附庸。如陈光甫一方面对国民党的金融垄断不满，但又不得不送股票给孔祥熙，请孔担任上海银行董事，企求获得保护（注：杨桂和：《陈光甫与上海银行》，《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庸地位从1932年和1936年国民党政府两次整理公债的对比中，可以得到充分说明。1932年第一次公债整理的具体方案，是由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王敖首先提出，经持券人会、商会、银钱业、报界代表同意后，由李铭、张嘉王敖向宋子文说明，3月24日行政院议决通过国民政府发布明令，表示“此系政府与民众维持债信、调剂金融之最后决定，一经令行，永为定案”（注：《银行周报》，第16卷8期。）。这次公债整理，尽管也给金融资本家带来了损失，但整理公债的过程及政府所作的保证说明当时金融资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制定，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和抗衡力量。但1936年第二次公债整理，发行统一公债时，由于国民政府已经取得了在金融业的垄断地位，基本上没有同金融资本家商量，李铭、陈光甫等致电孔祥熙，企图阻止，国民党政府未予理睬，金融资产阶级只好就范。

    2.随着华北危机的加深，民族资产阶级认为，“在此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当然要信任政府，在政府整个政策之下，听候驱使”（注：《国讯》第143页，1939年10月11日出版。），《国闻周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一个国家、民族，走到存亡歧途危急的关头，那时候，显然只有二条路可走：一条是认为统治者绝对失去担负这庄严责任的力量和可能，便自然会爆发一种流血，革命，很迅速的推翻了现政府，重新树起复兴的旗帜。一条是用忍耐和宽恕的态度，以全力督责拥护统治者，向自强不息的路上迈进。前一条路太纡缓，而且有时外患逼迫得过分严重，使你不再有这个余裕，必然的只能教你走上第二条路。于是一切的不满，一切的恩怨，都会减消”（注：铸成：《时局与展望》，《国闻周报》，13卷34期。）。“近年国民之拥护统一，维持政府，乃因外患逼迫使然，非政府施政之信用得之”（注：《大公报》，1936年6月20日。）。民族资产阶级批评政府的错误政策，是“鼓励政府，帮助政府勿使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注：《国讯》第143页，1939年10月11日出版。）。

    3、国民党政府在内政外交上也出现了某些新变化。在内政上，任用了一些非国民党籍的学术名流担任政府工作。1935年11月，国民党行政院改选，国民党“网罗财政界重镇张嘉王敖、吴鼎昌分任铁道实业两部，更以学术界名人翁文灏、蒋廷黻任行政院秘书长及政务处长”（注：《国闻周报》13卷1期。），他们认为这是国民党“开放政权要求之一种办法”，“政府之尊人民意见，由此可见一斑”（注：《最可宝贵的时机》，《国闻周报》，12卷49期。）。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宪法草案，也给民族资产阶级带来一定的幻想。在外交上，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蒋介石的讲演虽仍强调“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但同时又声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注：《国闻周报》12卷46期。）。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在中央军官学校接见学界代表时表示“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中国领土主权之条约，亦决不订秘密协定，余以此自誓，国民皆应共信，为维持国家生命计，不得已时决不惜为最后之牺牲”（注：《国闻周报》13卷4期。）。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对所谓的“最低限度”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即“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注：《国闻周报》13卷28期。）。在与日谈判中，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逐渐趋于强硬，并曾提出过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和停止走私等要求。

    4、国民党政府对抗战也作了若干准备。在经济上，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军事上，制定了国防计划，统一军队编制、改善军队装备，充实国防，构筑防御工事，修整江海防要塞和实施国民军训，把一些军工企业内迁，并使之扩大和完善。

    这样，民族资产阶级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附庸以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国民党内外政策发生变化，使两者之间激烈斗争基本结束，矛盾已开始缓和，关系基本趋于谐调。

四

    “一二·九”运动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以“救国会”为中心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

    “救国会”成员有工人、职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商界人士等，而主要是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族资本家的领袖人物，大多没有公开加入该组织，这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民族资本家积极参加各种抗日团体并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相比，形成一个显明的对照。这是因为工商资本家与经济关系密切，特别是国民党形成对全国经济垄断之后，他们在参加某一活动前，必须首先考虑其经济利益，而知识分子在经济上与政府关系较少，在政治上有很大的主动性灵活性。因此，在民族资产阶级主体已经成为国民党政府附庸的时候，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仍然能够活跃在抗日救亡政治舞台上。不过，民族资本家对“救国会”是同情的，并曲折地通过它表达其要求，响应其号召。

    综上所述，可以把“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同国民党政权关系的复杂性，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 ，民族资产阶级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强烈不满，但又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不主张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只是希望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改良；第二，民族资产阶级一直要求奋起抗日，又认为摆脱现有政府的抗日，于民族不利，因此尽管它对国民党的内政外交严重不满，但仍真诚地拥护国民党的领导；第三，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深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第四，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资本家与知识分子同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又存在着差异，当民族资本家已经完全屈服于国民党的高压时，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仍能够表示他们的不满，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在社会上大声疾呼，并付之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