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宋伟  汪伟（记者）

      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的具体数目是178633件。

      88岁的夏东元曾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第一本盛宣怀传记的作者，也是最早从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档案受益的人之一。

      1975年，上海当时的市委写作班子组织了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夏东元得以进入上海图书馆，一窥传说中的“盛档”原貌。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整理“盛档”，此时，距离盛宣怀的后人和幕僚大规模整理“盛档”，已经过去了将近60年。

      《愚斋存稿》与第一次整理

      1916年盛宣怀去世，盛宣怀的后人和幕僚们开始整理和保存盛宣怀生前遗留的所有对象，此即后来被史学界称作“盛档”的盛宣怀档案原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为编辑盛宣怀文集，盛氏的后代与昔日幕僚再次整理“盛档”，并于1939年出版《愚斋存稿》100卷，共计180万字。《愚斋存稿》陆续有增补，最终成书共有112卷。其中收录1896年到1911年之间的盛氏遗稿中的奏稿和电稿两部分，而更多的公文、信函、账册、地图、照片、条约、诗文、日记本、章程和合同等等，则一概不录。

      《愚斋存稿》只收盛宣怀的“手稿”，别人写给盛宣怀的信件、发给盛宣怀的电报则未被收入。这套煌煌大成的存稿，其实只是“盛档”的冰山一角。未经整理的“盛档”，大多沉睡在张元济所办的合众图书馆内。

      张元济是晚清翰林，著名出版人，主持商务印书馆多年。自从进入商务之日起，张元济决心将商务印书馆做成中国“实业之模范”，还致力兴办一家一流的图书馆，以实现自己“扶助教育”和“补助教育”的目的。

      张元济与盛宣怀相识多年。1899年，盛宣怀邀请他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主持译书事宜。1926年，盛宣怀去世10年之后，张元济多番努力建成占地2600平方米、拥有一幢漂亮大楼的“东方图书馆”，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一个地标。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事件中遭焚，张元济又于1939年创办“合众图书馆”。“合众”成立伊始，得到诸多文化界人士捐献的藏书。到1949年，合众图书馆受捐的图书已经达到22万册，一些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东方图书馆之所藏——其中就有盛宣怀后人捐出的煌煌巨制“盛宣怀档案”。

      1953年6月18日，经张元济、陈叔通倡议，董事会议决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政府，并更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同年，该馆并入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也随之进入“上图”。

      “盛档”第二次整理

      到1950年代，有志研究洋务运动史的夏东元才第一次听说“盛档”的存在。19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在上海图书馆查阅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资料，看到了“盛档”中的一些信函，引发了他的兴趣，于是带学生手抄了其中几十万字，并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30多万字的《盛宣怀未刊信稿》，这是1949年后最早出版的“盛文件”资料。

      1975年，上海当时的市委写作班子组织了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整理工作由陈旭麓、汪熙、顾廷龙等三人主持。

      档案整理小组被分成了三组，夏东元担任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整理的目的是为了编书，出版没有刊发过的盛宣怀档案数据。整理以盛宣怀从事的洋务事业为专题进行分类，按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公司等为题归类，共分8卷……这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为“梳辫子”。“梳辫子”的成果是后来出版的773万字的八卷本的《盛宣怀档案数据选辑》。

      2004年，八卷本《盛宣怀档案数据选辑》出完最后一卷，1975年开始的第二次大规模整理“盛档”宣告结束。至此，已经出版的“盛档”有《盛宣怀档案数据选辑》、《盛宣怀传》等800多万字，加上《愚斋存稿》和《盛宣怀未刊信稿》200多万字，总共1000多万字，约占整个“盛档”的十分之一。

      1975年进入盛宣怀档案整理班子，夏东元是有备而去的。他清楚地知道，对于洋务运动史研究者来说，“盛文件”的价值无可取代。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1977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夏东元，请他撰写“洋务运动史”。夏东元当即答应，还提出还要写《郑观应传》和《盛宣怀传》。他告诉出版社，要写这3本书，一定要用上图馆藏的“盛档”。

      当时“盛档”并未开放。出版社与时任上海图书馆的馆长顾廷龙沟通，顾廷龙不仅允许夏东元在上图看材料，还专门找了半间房间给他使用。华东师范大学还派了一名助手专门协助夏东元。在当时南京路上的上海图书馆的“工作室”里，夏东元开始拼命查阅“盛档”。资料一包一包地被搬到这间房里，夏东元和助手就一包一包地拆开，一件一件地看。“梳辫子”的成果显现出来，寻找数据十分便利。夏东元看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材料，并花了整整大半年时间进行抄写。这些材料构成了1985年出版的夏着《盛宣怀传》的基础。

      遗憾在于，1975以来整理的800多大包的“盛文件”，并未按照图书馆的要求对档案进行编目，更非着眼于公开和出版档案。这一工作直到1997年的“盛档”第三次整理，才开始进行。

      第三次整理

      1996年底，以胡绳、顾廷龙、王元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新闻媒体上强烈呼吁：尽早给“盛档”编目，开放“盛档”、出版“盛档”。“其实，要求公开‘盛档’的呼吁自80年代以来一直就十分强烈，经常有海外学者慕名来上海图书馆想看看‘盛档’，由于只能看上那么几眼，研究基本无从谈起。所以，出版‘盛档’十分必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冯金牛说。

      胡绳还提出要将“盛文件”数字化，建立数据库以方便研究人员检索搜寻，这一在当时还显前卫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很有眼光。正是受益于胡绳10年前的建议，今天才知道，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的具体数目是178633件。

      1996年，上图新馆落成，决定成立“盛宣怀档案中心”，1997年，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成立。这个小组的首要任务是按图书馆的文献加工的要求对“盛档”进行编目整理。

      档案编目整理是个苦差使。王宏是当年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6名成员之一，至今已经在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工作了10年整。

      “一件的概念是指一份档案，比如说一封书信、一份奏稿、一件公牍、一本账票……我们通过对档案的阅读，用一张档案卡片描述出这份档案的信息，包括：题名、责任者、文件类型、版本、主题词等，并进行编号，将已经录下信息的档案装入印有编号的档案带，一件档案就算完成了。”王宏介绍说。

      小组成员每人每天编25件，耗时9年，178633件“盛档”全部编完，做出卡片。2006年初，上海图书馆开始建立“盛文件”数据库，当年年底数据库完成，随即开始扫描原件。

      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绛退休后，受上海图书馆所托，担任“盛档”整理小组的编目顾问。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认字”。“盛档”中有许多手稿写得龙飞凤舞、有些人写字自成一派、有的写得很不规范。此外，因为虫蛀等原因，档案中的缺损也常常可见，“认字”与“猜缺字”必不可少。

      “盛档”保存了许多私人信件，信件中多有隐语和特殊符号，给编目带来许多困难。曾主掌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和盛宣怀关系密切，因其姓唐，盛宣怀在信中常常称其为“三藏”；另一位曾主掌招商局的徐润，盛宣怀叫他“城北”：典出《孟子》“城北徐公”。“认字”与“猜字”过程中，常有一个字耗时数星期的事情，至今仍有一些内容没有完全读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