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晚10时，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之职。孙中山在任职还不到24个小时，就主持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决定：将招商局抵押给日本，以换取日本提供的1000万两借款。据1912年1月25日的《申报》报道，该项决议的内容是：“筹措军饷，拟将招商局抵押一千万（两），缘招商局盛股居多，理当没收，商股可由政府认还，如该局不允，当以相当之法对付。”[1]孙中山在遭到拒绝之后，致函招商局胡说：将招商局抵押给日本是招商局应“尽义务”，“于贵局之权利利益毫无所损。”[2]那么，招商局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抵押招商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为了得出准确地答案，我翻阅了由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人民交通出版社组织编纂的《中国水运史丛书》之一《招商局史》（张后铨主编）和徐立亭主编的《晚清巨人传》丛书之一《盛宣怀》（陈锦华著）两部专著，浏览了其他史著，现将有关招商局的大致情形综合叙述如下：

招商局，在1949年以前的原称是“轮船招商局”，1872年由中国清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精心筹划创办，1873年1月17日（即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正式开门营业，是中国人自己创办最早的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大型轮船航运企业。

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交通运输业极端落后，大宗货物主要是通过水路运输，客运几乎没有，使用的运输工具船只大多是木帆船，一千数百年来始终如此！但是，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中败北，欧美国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船只纷纷进入了中国水上运输业。由于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船只具有速度快、载货量多、比木帆船成本低的特点，呈现出明显地竞争优势。《招商局史》一书对于当时的竞争态势进行叙述说：“英国驻天津领事认为：‘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逝’。上海海关在一份报告中情不自禁地欢呼：‘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成为历史了’，‘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船竞争了’。……不仅在上海‘有成千上万的帆船闲置在黄浦江上，闲置得都快要烂掉了’，其他沿海港埠也出现了类似现象。”“在宁波，木帆船由于大量被淘汰，一条原值1.2万两至1.5万两的木帆船，到1866年仅能卖到800两”；“中国木帆船运输业在西方入侵势力的毁灭性打击下，呈现出一片凋敝景象，中国传统的豆石运输与漕粮运输均面临绝境。”[3]陈锦华女士在《盛宣怀》一书则描述说：“漕粮原本是用漕船从运河北送的，但是，由于运河年久失修，日渐堵塞，自1826年起，漕粮改由沙船海运。”“外国轮船的出现，使沙船相形见绌。‘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沙船的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一支拥有3000余号的沙船在外国航运势力的冲击下，竟然衰落到只剩四五百号船只，呈现一片凋残景象。”“1867年，在总理衙门同曾国藩的往返信件中，都注意到通商口岸有不少商人购买和租雇洋船而又诡寄在洋商名下的现象。”[4]

面对外国商船的技术优势，当时的少数中国官绅开始冷静地进行思考，酝酿出的抗衡对策大致有三：（1）直接购买外国制造的轮船；（2）学习和利用外国技术，自己仿造轮船；（3）购买外国船和利用外国技术造船同时并举。

其一，直接购买外国制造的轮船。1862年，曾国藩购买了‘威林密号’轮船；1863年，李鸿章购买了‘飞来福号’轮船。1863年因“李泰国（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职务）事件”使中国在购船活动中蒙受了巨大损失，清政府决定暂停购买外国轮船；不过，没过多长时间，1867年10月3日，经清政府总理衙门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大臣反复磋商，制定出《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以上海通商大臣曾国藩的名义颁布实施，重新开启了允许中国人购买外国轮船的闸门。

其二，学习和利用外国技术，自己动手制造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1842年，广东绅士潘世荣雇请外国技术人员，制造了1艘火轮船；1863年，曾国藩组织当时的著名科学家华蘅芳、徐寿等自行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鵠号”在安庆下水；1864年，左宗棠也在杭州组织制造了1艘轮船。截止1870年，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和左宗棠奏请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各制造出兵轮4艘，1871年又各有新船下水。

由于制造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新兴产业，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不仅承担制造兵轮的责任，而且承担着兵轮投入使用之后的维修责任，另外还承担着在船官兵的训练和薪饷的供给，致使所用经费较大，清政府无力支撑经费的持续拨给。在这种背景下，“内阁学士宋晋乘机发难，在1872年元月23日（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奏请裁撤闽、沪两厂，以省糜费。宋晋的奏请激起了轩然大波。”[5]

《招商局史》一书说：“由于闽、沪两厂的创办人及主持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当时的所谓‘中兴名臣’，裁撤两厂又事关洋务运动（我在议论光绪变法的文章中已经提出应该将洋务运动改为“中国工业化起步运动”——退而不休之人注）的成败和中国造船事业的兴废，因此，清廷认为此事‘不可草率从事’，命曾国藩、文煜及江苏巡抚何璟筹议复奏。总理衙门也分别致函曾国藩、李鸿章等，筹商变通之计。”“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这些洋务派大臣虽然存在芥蒂，但是在裁撤闽沪两厂这个与洋务运动命运攸关的问题上，却联袂而起，态度都十分坚决，一场关系到中国航运业前途的大辩论拉开了帷幕。”[6]

1872年2月24日，曾国藩致函清政府总理衙门说：“刻下只宜自咎成船之未精，似不能谓造船之失计”，主张“应筹变通之方”，并提出一些具体地改进对策。3月9日，曾国藩在给吴大廷、冯焌光两位官员的函件中还谈论筹划轮船招商之事，不料突然于3月12日病逝，壮志未酬。[7]

1872年5月2日，左宗棠作为福州船政局的创办人，虽然已调任陕甘总督，还继续上折强调“‘制造轮船，已见成效’，坚决反对裁停船局，不过他对轮船招商等事却只字未提。”[8]

1872年5月27日，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奏折中称：“不但不能即时裁撤，即五年后亦无可停，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9]与左宗棠一样，沈葆桢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办法。”[10]

《招商局史》一书说：“在这场大辩论中，持论最为激烈、筹划最为缜密的当推李鸿章。由于李、左二人长期失和，李鸿章对宋晋的论调也随声附和过，声称他‘早知（闽沪两局）不足御侮，徒添糜费’，但他很快就改变了态度，1872年6月20日，李鸿章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对宋晋的主张进行了猛烈抨击，坚决反对裁撤两局”。[11]李鸿章说：“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造轮船之议所由起也”；强调指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摒除一切，国无以立，终不得强矣。”[12]转引自陈锦华的《盛宣怀》，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第41—42页。“由于左、沈、李诸人都反对裁汰船局，总理衙门遂于8月2日奏准清廷：船政不应停止，应由李鸿章、沈葆桢妥筹办理。”[13]

《招商局史》一书说：“在这场有关中国航业前途的大辩论中，中国航运界进一步认识到‘轮船招商’是一条基本适合中国轮业发展的途径。李鸿章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周密的考虑，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14]在此，我要说的是：李鸿章不仅“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而且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开创中国近代化企业的重任，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从而加速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具体说来，李鸿章在创办招商局项目上，异常迅速地完成了以下三项工作：

其一，李鸿章争得清政府批准，借用官方资金作为开办招商局的启动资金。1872年8月15日，李鸿章报请户部批准，从直隶练饷局借款制钱20万串，作为开办招商局的商本，明确这笔借款不属于官方对招商局的投资，而只是借款，借期3年，扣除预缴利息及其他款项，招商局实收18.8万串，折合银12.3万余两。加上吸纳中国人投资入股，招商局于同年11月，向外商购买了4艘外轮（载重量分别是：1万石、1.8万石、和两个1.7万石；价格分别是：5.0397万两、10万两、8.3万两和7.4万两）。

其二，李鸿章争得清政府批准，取得了垄断清政府南粮北运的业务，确保了招商局开办后拥有稳定的货运业务，从而依靠这种手段取得了激烈竞争中的优势。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奏请《试办招商轮船折》中提出“所有漕白米石，应由本局轮船分装”的要求，得到了清廷认可和批准。

其三，李鸿章争得清政府批准，取得了自己对招商局的直接控制权。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奏请《试办招商轮船折》的附件《招商局条规》28款中，有“本局公事甚属繁重，业经直隶爵阁督部堂李（鸿章）派有总办，禀请刊刻关防一颗，以昭凭信，所有公牍事件，悉归总办主裁。”这一规定带有明显的官办特色，确保了李鸿章对招商局事务的决断权。

不论史学界如何评论，历史事实已经表明：李鸿章为招商局所确立的发展模式具有开创性，完全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可以断定：假如没有政府资金的注入，招商局的创设必然是纸上谈兵；假如没有垄断漕运的特权，招商局不可能一起步就能拥有大宗的承运业务；假如没有李鸿章的决断权，招商局的创设和迅速发展就无从谈起。至于招商局此后没有随着竞争态势的变化而变化，其责任不能肆意归罪于李鸿章。

《招商局史》说：招商局自1873年1月正式成立“到1876年，资本总额（包括股本、官款及借款）达到3964288两，船舶总吨达到11854吨。当时，在中国江海航线，旗昌轮船公司有轮船17艘，太古轮船公司8艘，怡和洋行6艘，禅臣央行5艘，得忌利时洋行4艘。招商局自有轮船加上附局轮船共16艘，其轮运实力仅次于旗昌。”[15] 1877年2月12日，招商局与旗昌轮船公司签订收购合同，于“1877年3月1日，旗昌产业正式换旗过户，转归招商局所有”[16]。招商局在激烈地竞争中打垮了这家美国轮船公司，成功地实施了兼并，从而结束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运输业的历史！

招商局自1873年1月正式创办至1911年辛亥革命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第一，招商局不仅打破了外国人垄断航运业的局面，还为中国人争得了巨大的权益，基本上实现了中国自己主掌中国航运业的目的。

《招商局》一书说得好：“从外商手中挽回部分利权是招商局创办的根本动机之一。‘迅速把江海航线的外船排挤出去’，这是它的创办人李鸿章在开创时的公开政策”；“李鸿章曾多次强调，应当允许华商自置轮船来发展近代民族航业，‘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日本尚自有轮船六七十只，我独无之，成何局面！’招商局成立就是为了改变洋商在中国江海任意横行的局面，”“是作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航权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在遏制帝国主义侵略、挽回航运利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揭开了近代中国收回利权运动的序幕。”“招商局的创办，打破了外商航业在中国江海‘’的局面，……这是中国航业在维持民族利益反对外国人入侵的斗争中取得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胜利。”[17]

《招商局》一书说：“据太常寺卿陈兰彬1876年奏称，招商局创办后‘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据招商局历年帐略所记，该局从创办到1884年，累计核收轮船运费17137095两，加上跌价竞争使外商运费收入大减，中国少溢出白银不下于数千万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也不过8000万两左右，事实足以说明，招商局虽然无法把外国轮船驱逐出中国水域，但它挽回的航运权益却是不能低估的。”[18]。

在此，我要补充的是，由于招商局的出现，促使中国轮船航运价格大幅度下调。1873年，旗昌轮船公司率先将开往汉口、镇江的货运价格下调50%；招商局也将上海至烟台的货运价格从每吨7两降至1两。《招商局》一书说：“在这段时间内，货物运价的下降达到惊人的程度，日本从四元降为二元或一元半；汉口从四两降为二两；宁波从二元半降为一元或一元半；天津从每担六钱降为四钱或三钱；汕头去货从二钱降为一钱二分或一钱，回货从四角降为二角半；广东从二钱或三钱降为一钱半或一角半，‘总而言之，所减不及六折’。1875年，航业竞争更趋激烈，运费继续大幅度下降，货运价格‘闽粤减至一角，宁波减至半元，长江减至二两，天津减至五两，客运则七折或五折’。”[19]在这种同业竞争的价格战中，受益者是中国人！这正是招商局打破外国人的垄断，从外国人那里收回的、实实在在的利权，而不是哗众取宠、蛊惑人心的空口号！请问：这不是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又是什么？！

1884年8月1日，外国人主办的《捷报》发表文章评论说：李鸿章创办《招商局》“怀有两大目的：其一是打击外商贸易，以使他的同胞有可能从中获得好处；其二是这一轮船队可能成为一所培训中国海员的学校。”[20]——非常遗憾的是，连外国人早在一百多年前都能够看到的问题，我们的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却至今还视而不见，看不见招商局是中国人积极反对外来侵略的产物！

第二，招商局的创办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

李鸿章创办招商局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中国的海上军事防务。李鸿章说：“海防非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21]。

《招商局》一书评论说：“招商局在增强海防方面确实发挥了特殊作用。”尤其是“早期的招商局在中国近代多次反侵略战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1874年，日本派兵入侵我国台湾，开业仅一年的招商局即奉命往台湾前线运兵”；“1880年，沙俄派军舰骚扰我国海疆，是年秋，招商局奉命装运皖、楚各军赴山海关洋河口，对俄军进行防范，历时数月。1881年，日本在朝鲜发动兵变，招商局奉命派船4艘自山东登州运防军六营东渡，帮助邻邦平乱。……1883年中法战争前夕，招商局轮船再次投入军运”；“此外，招商局船坞还为北洋水师船只的养护修理提供了极大便利”，等等。[22]

第三，招商局的创办大大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以模仿欧美国家先进生产方式而创办的大型近代化企业，它通过具体地创办和企业运作为中国人探索、总结和制定出一套新的、可资借鉴的生产管理方式（包括各种新的规章、条例和制度），它通过积极广泛地吸收当时的各方人才参与招商局的经营活动而为中国人培养出中国第一代著名的企业家（例如盛宣怀、唐廷枢、徐润、朱其昂、郑观应等），为中国培养出第一代航海专门人才，它通过自身的经营活动引领中国航运业冲出绝境，敢于和能够与欧美强国一拼高下，促成了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大变革。与此同时，招商局还积极投资创办或参与创办了很多中国近代企业，如中国第一家船舶保险公司和船舶修理厂、中国第一家近代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炭钢铁企业——汉冶萍公司，等等。

《招商局》一书概括说：“招商局的创办和发展，对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外交、军事诸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招商局在创办10年后曾对此进行过总结：‘自有局以来，关税年增一年，实于国课有裨；台湾、山海关、朝鲜之役，依期蒇（chan）事，实于军务有裨’，户部也高度评价设立招商局‘谋深虑远，实为经国宏谟，固为收江海之利，以与洋商争衡。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举’。这里面虽包含有浮夸不实之词，但仍然反映了招商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23]——本人认为，《招商局》一书对轮船招商局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作用评价并不高，远没有达到招商局实际起到的积极作用。

截止辛亥革命爆发时，招商局依然是中国近代经济的支柱和维护国家免受外来侵略的重要力量，依然是中国抵抗世界强国的锐利武器。因此说，孙中山拟将招商局抵押给日本的举措，就是拆毁中国近代经济的支柱和毁坏中国抵抗世界强国的锐利武器，自然遭到中国人的反对，遭到辛亥革命的真正领导人之一——黎元洪的坚决反对；由于把招商局抵押给日本必然大大增强日本的实力，危及到欧美国家，因此，也自然遭到了英、美等国的坚决反对。在国内外的激烈反对下，孙中山向日本抵押招商局之举破灭了，招商局依然忠心耿耿地为中国的富强和崛起努力而默默地工作！

注释：

[1]转引自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286页。

[2]同上，第287页。

[3]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第8—9页。

[4]陈锦华：《盛宣怀》，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36—37、38—39页。

[5]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第24—25页。

[6] 同上，第25页。

[7]参见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第25页。

[8][10][11]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第26页。

[9]转引自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第26页。

[12]转引自陈锦华的《盛宣怀》，第41—42页。

[13]参见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第26页。

[14]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第26页。

[15]同上，第101页。

[16]同上，第106—107页。

[17]同上，第101、127—128页。

[18]同上，第128—129页。

[19]同上，第100页。

[20][21]参见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第129页。

[22]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第129—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