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

谢家福故居

五亩园小志书影

晚清时期，桃花坞地区出了一位“特别典型”的苏州人。他是传统教育之下的读书人，后来又到上海学习外文；作为布衣，他发起为灾民“义赈”的善举；在西风东渐的大潮之下，他为中国电报和通信事业的创办，作出了巨大贡献；晚年又参与家乡史志编撰。他就是集革新派、慈善家、文人三位于一体的谢家福。

出身书香门第，接受西方新学

谢家福(1847一1897)，字绥之，一字锐止，号望炊，晚又号锐庵。其故居位于如今的桃花坞大街西端，初为明代沈均的“废园”，清初时归谢家所有，谢家福在此筑“望炊楼”。

谢家先世居阳夏（今河南太康县），晋朝时，谢世先祖南迁至会稽东山。明洪武初年，再迁馀姚之孟家葑。崇祯年间，谢振龙带族人定居苏州，从此占籍吴县。谢家福出生时，其父谢元庆已五十岁了，半百之年得子，父亲对谢家福的教育特别严格。谢家福四岁时，父亲握着儿子的小手，写出了一个“九”字；到了九岁那年，谢家福已可写擘窠大字分赠亲戚朋友，一时间，“九龄童子书名动吴下”。

咸丰庚申年（1860年）太平天国战乱期间，阊门内的桃花坞大街一带破坏严重，谢家骨肉离散，死难者竟达24人，其父不久也去世，14岁的谢家福只能随母亲避居上海。家道中落之际，母亲一个人在家做做针线活，谢家福看着母亲的身影，暗自流泪，心中发愿要好好读书，以后才能报答母亲养育的亲情。1862年，客居上海的谢家福遇到了一位日本人松窗，一番交流之后，松窗非常欣赏这位青年才俊，劝谢家福到日本工作，谢家福坚决拒绝了松窗，但他也从这场小小的中外交流之后，开始把目光投往窗外的世界。第二年，苏州战事结束重建家园之时，也许是有了地方乡绅后人的身份，政府方面请谢家福协理阊门地区的善后事宜，当时桃花坞一带被战争破坏的“公私荡然”，才干卓著的谢家福勤勉认真，不惧烦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令桃花坞地区元气恢复，重见安康。

参与地方事务建设之余，谢家福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同治七年，他补府学博士弟子员。但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已不能满足谢家福了解新世界的雄心壮志，特别是当时的国家已深陷帝国主义列强打上门来的“开放”，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事件在方方面面纷纭而起，国家和社会十分需要能与外国人沟通的人才。同治八年，谢家福应上海舆图局之聘，从事分校地图的工作。在此期间，谢家福结识了第二位影响他的外国人———德国人金楷理。谢家福向他学习西方文字语言，打开了眼界的谢家福像所有那个时代希望国家强盛的读书人一样，立志掌握可以强国富民的“经世有用之书”。后来，清政府苦于鸦片战争的教训，开始整顿、建设海防，谢家福就跑遍了海口、长江等江海要隘，回到家后再翻阅以前的书籍，并且搜寻西欧人的相关著述，找出、整理了有关防务和洋务实用的内容，自己摘录、抄写，编成了《柔远成案》、《和约汇钞》、《交涉新案》、《善后章奏》《善后私议》、《通商简要》、《兵事纪略》　等书。———须知，谢家福只是小小的一介书生，却有如此胸怀天下的理想和执行力，这是一个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自觉转型的绝好例证。

参与创办电报事业，开办苏州电报传习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冷兵器抵抗坚船利炮的清廷终于艰难的迈开了革新之路。在“自强求富”的思路指引下，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在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兴办电报事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没有信息，就没有先机。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四日，朝廷批准李鸿章奏请，谕旨兴办电报，并要求沿途各总督、巡抚饬令各地方官对电报线路设备等必须“一体照料保护，勿任损坏”。从1879年开始架设天津至大沽炮台第一条军用电报线，到建成第一条津沪长途干线、成立电报总局、沿途设立七个分局及几十个巡房站，整个筹建过程历时两年多。兴办电报，由李鸿章帐下的经济能人盛宣怀一手操办。

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谢家福参加筹办上海电报分局的工作，同年十月调苏州电报分局，担任分局总办，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又调回上海局。光绪十年(1884年)，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电报线路竣工以后，上海分局改称上海电报总局，他又担任总局提调。不久，谢母过世，谢家福以丁忧回苏。

谢家福参办电报事宜颇受电报总办盛宣怀的器重，盛宣怀屡次在李鸿章面前推荐谢“殆堪大用”。李鸿章也表扬谢家福“帮助、协同盛宣怀办理电报事宜，认真办事，井井有条，凡有所见，地无论远近，事无论巨细，皆竭诚筹助，其议论亦多可采用，在电局五年，劳苦功高啊”。

特别难得的是，饱读诗书、中西兼通的谢家福很重视电报人才的培养。

谢家福曾经在离故居不远处的五亩园正道书院故址上，创建义塾“儒孤学舍”，专授“新学”。光绪十八年(1892年)，闻名电报界的苏州电报传习所(“苏堂”)在儒孤学舍内成立了。

传习所创办宗旨是培训电报值机生(报务员)，下设儒孤，中西两个班，每班招收学生20-30名。儒孤班为初级班，“选儒孤之颖秀子弟”学习电报收发业务、文化知识，结业后，以“报效生”资格送苏州电报分局见习。中西班为高一级的报务训练班，学习中文和英文的电报收发，毕业后，作为电报值机员保送各地电报局工作。“苏堂”三年间为电报界输送了报务人材八百余人，遍布全国，影响深远。

说到电报的重要，有一个精彩的商战故事一定不能错过：盛宣怀击溃胡雪岩。

在晚清官商一体的大格局中，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左、李两位中堂矛盾极深，胡、盛争斗也就不可避免。

盛宣怀首先向胡雪岩最为依赖的生丝市场下手，收买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致使胡雪岩生丝库存越来越多，现金压力越来越大。胡雪岩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的军费是向在华的外国银行借来的，到期还款时，胡雪岩再以朝廷的“协饷”（即从有余省分的钱粮中指拨一部分解运于不足省分，意在酌盈济虚）送给外国人。

盛宣怀看准胡雪岩现金吃紧，急等“协饷”救急。他以李鸿章的名义要求上海道台把交给胡雪岩的“协饷”延迟20天，然后他再串通借款银行向胡催款。胡雪岩只好将自己阜康银行的80万两白银调出还给外国人，盛宣怀探知这批白银出了阜康银行之后，立刻命人在阜康银行的大、小储户间放风，说胡雪岩囤积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的存款。此言一出，坊间大哗。上海、杭州两地挤兑风潮骤起，胡雪岩找到上海道台提要“协饷”，人家闭门不见。

此时胡雪岩才想起了远在北京的靠山左宗棠，他吩咐家人赶快去发电报———这张他认为可以救命的电报，岂料，电报总办盛宣怀暗中命人将这张救命电报扣下，不发！等不到左宗棠回音的胡雪岩此时才明白是被人暗算了。数天之内，这场挤兑风潮把一代红顶商人数十年创下的基业，化为乌有。

历史故事中的内因、外因可以讲讲一大把，但是这场商战的“眼”却的确是那张没有发出去的电报呵！

办慈善、修志书热心公益事业

光绪二年（1876年），谢家福与苏州的乡绅就留养了一批江北灾民，光绪三年（1877年）夏天，山东闹了大饥荒，谢家福接到朋友的书信说灾民孩子被外国人收养带出国门，恐怕永远也回不了故土家园。他立刻与两位乡绅一起筹得三百两白银到山东赈灾。

谢家福在同乡友好中发出善举的倡议，一呼众诺，他还没离开上海时，已经收到了爱心款白银千两，等他一路辗转到了山东青州时，不断有爱心款送到灾区。他在灾区创设义塾和留孩所，专门接济灾民中的幼童。光绪四年（1878年），河南又闹旱灾，谢家福再次出面发起义赈。在随后几年的大灾大难中，谢家福亲赴灾区，先后劝募到银钞二百余万两救济灾民。最重要的是，经手了这么多数目大小不等的爱心款，谢家福却总能综核条理，界限分明，不相联缀。最后清廷传旨嘉奖他七次，并恩准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

辞去公职之后的谢家福，决意终老苏州。他买下了宋朝人梅宣义的五亩园故址，五亩园的边上有轮香善局和一批名贤祠宇，可惜已是废圯过半。谢家福先将闵子祠、岳忠武、文忠烈、张文忠祠（轮香义塾）一个接一个地修复，然后又在五亩园旧址上建造数间房屋，除去杂草，疏浚池沼，点缀亭榭，种上花木，按照史书记载，努力恢复五亩园一带的旧日风景和地名。他还集了苏东坡的诗句“五亩已成终老计，微官敢有济时心。”表达了自己不再重返官场的决心。

作为一个文人，谢家福特别喜爱搜罗那些因种种缘故没能刻印的书稿，种类很多；他又特别愿意为人集资刻印遗书。他自己亲手辑录、著作的书也很多，有时务类30余卷，有振饥章程函牍类20余卷，有药方书9种，还有志书、家谱类10余卷，其中就有《五亩园小志题咏》、《桃坞小志》，最后是他自己的诗文《望炊楼文稿》、《合刻邓尉探梅诗》。

《五亩园小志》　是晚清时期关于桃花坞地区历史沿革的一本重要史志资料，谢家福亲自打理旧园，一点点地恢复、整修其面貌，并且与史书记载进行对应，为保护、传承桃花坞地区的历史文脉，可谓尽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