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有光 顾利民

前言

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大学，都有它悠久的办学历史，都有它长期以来积淀的传统文化。毫无疑问，对于这种珍贵的独具个性的文化资源，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大学，都会自觉地通过种种视角加以开发与整理，尽量向世人展示与宣传，从而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与办学声誉。

交大迄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办学历史。在这100多年的风风雨雨里，学校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即晚清、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百余年的校龄对一所名牌学校而言，尚属年轻；但人生苦短，新老交替，今人对交大的往事已愈来愈缺乏了解，尤其是对清代与民国时期学校的发展历程恍如隔世，因而也愈来愈需要饮水思源，研究校史，继承优良传统，缅怀先师前贤。

历史不应该忘却！正如常言所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里，谨先概略回望一下清代至民国期间，本校大约54年的发展历程。

翻开中国近代史，交大前身是顺应历史潮流而诞生的国内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1895年初，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日本帝国主义把耻辱的《马关条约》强加于中国，洋务运动宣告失败。我国一大批志士仁人痛感亡国灭种的危机，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倡导广设学堂，义无返顾地踏上了科学（工业）救国与兴学育才的坎坷征途。自此，本校的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在漫长的办学道路上成为我国不断开拓新式教育，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与政治经济文化人才，推进中国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先锋。

1895年8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杏荪）率先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并擘画尽快形成南北呼应之势。1896年3月，盛宣怀经奏准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立即捐购建校基地，经费则来自招商、电报两局拨款。南洋公学创办伊始，当年中国之大上海，既缺乏能够接受新式中高等教育的现成生源，又缺少可从事新式教育的现成师资，故不得不先从举办师范教育与小学教育入手。1897年4月8日，南洋公学师范院首批40名学生正式开学，附设外院学堂（相当实验小学）则首批招生120名。同年颁布《南洋公学章程》，何嗣焜（梅生）先生任公学总理，延请美国传教士波士顿大学毕业生福开森（John.C.Ferguson）博士任公学监院，并负责规划设计上院（相当大学）与中院（相当中学）。1898年春，中院开学，设译书院，始派留学生赴日本深造。1900年，上院开学。1901年，鉴于国家急需经济人才，设经济特科，延请蔡元培先生为主任教员，并开设政治特科与改设高等小学堂。中院第一届学生毕业，其中4人被选派赴英国留学。张元济（菊生）任总理不久便卸职，尔后本校数易总理或监督。1903年，添设高等商务科，高等小学第一届学生毕业。1904年，中院改称高等预科，本校改隶商部。1905年，本校易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设商务专科与铁路专科，本校复改隶邮传部，易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7年，商务科第一届学生毕业。唐文治（蔚芝）先生到校任监督，苦心经营，整顿校务，学校日益发展。1908年，设国文科与电机专科（三年制）。1909年，设航海科，中院及高等预科改为中学，铁路科第一届学生毕业。1910年设西文科。1911年，电机科第一届学生毕业。辛亥革命爆发，本校学生组织义勇军，积极响应上海起义。

辛亥革命后，学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师生不仅致力学问，而且也更加关心国事。1912年，本校归交通部直辖，改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改铁路专科为土木专科、电机专科为电气机械专科。1915年，土木专科、电气机械专科，由三年制改为四年制本科。1916年，添设四年制铁路管理科，初具大学规模。1919年“五四”运动中，进步师生高举“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大旗，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1920年，铁路管理科第一届学生毕业，唐文治校长因病辞职。

1921年，本校与唐山工专、北京邮电学院等合并，成立交通大学。交通部任命叶恭绰（誉虎）先生为校长，任命张铸（剑心）先生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主任、凌鸿勋（竹铭）先生为副主任。翌年，定四月八日“为交通大学成立纪念日”。三校又分立，本校改称交通部南洋大学，此后数易校长。1924年，本校归国留学生凌鸿勋先生受交通部之命为南洋大学校长，提出改良教务、增进为学生课外服务等方针。1925年，本科毕业生第一次授予学士学位。“五卅”惨案中，本校学生陈虞钦烈士被英国巡捕枪杀。1926年，创办工业研究所，本科第一次招收女学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接收本校，改校名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科改称交通管理科。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孑民）先生兼任本校校长，为适应国家急缺专门人才的需要，将原来的三个专科，分别扩充为机械工程学院、电机工程学院与交通管理学院。同年11月，本校改隶铁道部，以沪校（上海本部）为总校，唐、平二校为分校，易名铁道部交通大学。同时改任铁道部部长孙科（哲生）先生兼任本校校长。1929年，改交通管理学院为铁道管理学院，重建土木工程学院。1930年，原工业研究所扩建并更名为交通大学研究所，下设材料、机械、电气、物理、化学、社会经济、交通、实业经济、统计、管理、编译等组。设立科学学院，下设数理化三系。同年10月，改任原副校长黎照寰（曜生）先生为校长。1931年，铁道管理学院改称管理学院。自此，五院一所，齐头并进，优势互补，步入稳固发展的时期。继承和弘扬了“求实学”、“务实业”的优良学风，使学校逐渐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民族危亡迫在眉睫。1935年，交大同学声援“一二·九”救亡运动，驾火车进南京请愿，要求当局接受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1936年，全校师生发起援绥运动，节食捐款支援前线抗日将士。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交大人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各种形式的顽强斗争。1937年8月，本校划归教育部管辖，改名国立交通大学，将原电机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降格为三个系。原科学院改为理学院，管理学院则停办。11月，日军占领上海，徐家汇校舍为日寇强占，本校迁入法国租界，借震旦大学与中华学艺社部分房屋，继续办学。1939年，重庆校友致函，请母校内迁。1940年，教育部批准设立交大重庆分校（渝校），暂借重庆小龙坎无线电制造厂部分房屋办学，同时在九龙坡建立校舍。建电机与机械二系，以校友徐名材（伯隽）先生为分校主任。1941年，改由吴保丰（嘉谷）先生任重庆分校主任。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租界，不久沪校强被汪伪政权接收，在法国租界坚持办学的大部分师生纷纷内迁渝校。1942年，教育部令渝校为国立交通大学本部，任命吴保丰为代理校长，设土木、电机、机械、航空、管理五系，九龙坡校舍建成。1943年，渝校增设造船、运输管理、财务管理、工业管理四系及轮船、驾驶两专科，筹建工科（电信）研究所。1944年，工科研究所首次招收研究生10名。1945年，渝校在校学生已达1340人，添办电信管理系与电信专科，而轮机与航海两个专修科改为系（四年制）。抗日战争胜利后，自1945年9月下旬起，本校开始陆续分期分批复员到上海。1946年5月复员工作胜利完成，渝校1240余名学生回到上海，沪校800余名学生亦全部集中，共同汇合于徐家汇交大校园。渝校（重庆本部）之历史宣告结束，恢复校名为国立交通大学，重建工学院（下设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航空工程系、造船工程系、工业管理系、电信专修科、轮机专修科、航海专修科以及化学工程系、水利工程系、纺织工程系），理学院（下设数理化三系），管理学院（下设运输管理系、财务管理系、电信管理系、航业管理系）三院体制。12月，教育部下令停办轮机、航海两科，引起全校师生愤慨，自发成立护校委员会。1947年5月，2800余学生自驾火车、自修铁路，赴南京请愿，获得胜利，将轮机、航海两科扩大为轮机工程系与航海管理系。1948年，增设电信管理与电信技术两个专修科。从学校复员至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内战，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激化了国内矛盾。交大学生蔑视疯狂镇压，先后参加与发起了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挽救教育危机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运动、抗议九龙暴行运动、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运动、反对学校驻扎国民党军队运动等政治斗争。学校校长也数易其人，吴保丰辞职后，程孝刚（叔时）、黎照寰（未到任）、王之卓等先生先后任交大校长。1949年初，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日薄西山。4月，学生自治会号召全校同学行动起来，组织了一支有1000多同学参加的地下人民保安队，师生一道巡逻护校，穆汉祥、史霄雯同学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5月27日，解放军完全解放上海。6月15日，上海市军管会任命唐守愚为军代表接管交大，组成以吴有训、陈石英先生为正副主任的19人校务委员会，交通大学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纪元。

交大人历来非常珍视校史，渴望将校史作为一种资源加以整理与开发，渴望交大的优良传统能够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可以说，期待系统地整理、编纂校史，是几代交大人的梦。譬如：1932年12月3日，交大图书馆馆长、我国近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在《交大三日刊》第223期刊登《启事》呼吁，愿以图书馆名义出面，征集和收藏本校历年各种照片、书报年刊、出版品以及“一切有关校史之记载物品”，计划“特辟专室陈列，以资观摩”“而垂永久”。1937年7月，唐懋先生在《交大校友》上发表题为《交通大学应从速编纂校史之拟议》的文章，呼吁尽快编纂校史，并提出了两种编写体例：一是“纪事”体，即“记载本校三院之沿革及历年大事之本末。应照《通鉴》方式逐年详述之”；二是“传叙”体，即“记载各优秀校友之传叙，已故者传其生平，健在者叙其劳绩”。唐懋先生在为什么要“从速编纂校史”时强调指出：“凡一国家，一民族，或宗教团体之所以能永存不敝者，非徒其组织完，制度善，及团结性富也，盖其前哲之盛德鸿业，光辉炳耀，足以令后人景仰，而其过去之板荡流离，兴衰治乱诸事迹，亦多可泣可歌，发人惓缅前尘之情，斯其爱护本国本族之心乃益著，故国有史，家有谱，一切民族宗教，莫不各有其生存递嬗之记录。”“母校建立已数十年，其间三院之分合，名称之更易，已历数次，所被内争之影响，敌骑之蹂躏，风雨飘摇，生命之不绝如缕者，亦数数见矣……惟兹人事沧桑，驹光易逝，前此一切经过及离合悲欢诸陈迹之依稀仅存于一班前辈老校友之脑海中者，或将因新陈代谢之趋势以渐次淹没，而后人之欲瞻仰前徽，溯怀遗烈者，亦将茫茫然莫知其所自，不亦大可惜乎。惜之，则‘交大校史’之编纂，固不可须臾缓也。”

交通大学（南洋公学）在解放前长达54年的时间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尽管遭受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浩劫，但仍有部分文献得以幸存，成为海内外之孤本。就这笔幸存的文化财富而言，国内鲜有几所大学能够与交通大学比肩。值得一提的是，在这54年里，交大为中国历史舞台不仅培养了像邹恩润（韬奋）、蔡锷（艮寅、松坡）、陆定一、黄炎培、邵力子、江泽民、丁关根等一批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以及培养了诸如过探先、鲍国宝、胡刚复、朱物华、钱学森、吴文俊、张光斗、张德庆、李文采、褚应璜、丁舜年、钱钟韩、罗培霖、张煦、张钟俊、杨嘉墀、曹建猷、胡聿贤、许学彦、孙钧、汪耕、刘良湛、支秉渊、王安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企业家，而且涌现出像唐文治、蔡元培、叶恭绰、黎照寰、吴保丰、凌鸿勋、胡仁源、胡敦复、王之卓等一批教育家，并为我国文化界造就出诸如沈心工、陈源、杜定友、张星烺、宦乡、唐庆增、弘一法师、许国璋等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师资队伍则凝聚了国内堪称一流的众多学者与专家。不言而喻，交通大学前期（1896—1949）发展史，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不管谁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与教育思想史，都不能无视交通大学前期举办高等教育取得的辉煌成绩。尽管粉碎“四人帮”以来，学校已启动了校史的整理与编纂工作，出版了《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二卷）、《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唐文治教育文选》等书籍，但只是初步勾勒了学校发展的历史轮廓，汇集了部分的校史资料，其开发与研究程度还远远不够，如学校“历年大事之本末”、“各优秀校友之传叙”，甚至曾经有哪些人在交大工作过、学习过、讲学过、访问过，等等，都一时未能顾及。

随着岁月远去，加之能够接触珍贵校史文献的机会并非人人易得，今人若研究交大历史或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及教育思想史，都会切身感受到一时很难探源当年的历史素材与时代背景。从横切面考察，往往难以弄清事件或人物与前后左右的关系及联系；从纵切面考察，往往难以弄清事件或人物发展与变化的历程；以至于，往往觉得不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需要的研究资料。假如有一部《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1896—1949）》(简称《年谱》)，按年月顺序汇集各种校史信息，展现学校“历年大事之本末”，展现学校发展进程中的各种人物与事件，展现学校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而作的种种努力与贡献，无疑对研究校史及研究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将带来十分的便利。

笔者有见于此，尝试将目前所能看到的1896年至1949年以来有关交大校史之文献，通过钩稽考证、整理编次，按年月日顺序如实摘要叙述，便于人们了解历史脉搏、时代背景、学校沿革与学校传统，弄清具体事件与前后左右的关系与联系，追踪交大人物的业绩与去向，窥视学科设置与科研动态，考察社团活动与校友情怀，从而认识交大的地位与作用。虽名“年谱”，却刻意略中求详，尤注重五点：一是师资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情况。力求汇编曾在学校工作和学习过的师生员工之姓名与事迹，以供研究者追索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二是学科建设与创造知识、发展文化概况。一所高等学府除为国家培养急需的人才外，还在于它能为社会创新知识与文化，为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徐钟淮先生在本校建校30周年征文集《十载南洋随感》一文中指出：“一校之出版物，最能代表一校之精神。”故《年谱》尽量搜集交大各种刊物所发表的文章题目及作者，以便窥测交大学人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之贡献，亦能方便研究者按图索骥，循迹查找；三是对外交往。举凡中外学术交流、专家莅校演讲、兄弟院校往来等，无不精心网罗；四是学校管理与教育思想。刻意反映各种校规校章与有价值的教育言论；五是南洋精神与南洋传统。尽量编采交大人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的各种事迹，以及历届校友对母校的关心与情谊。

系统地整理校史文献，编辑《年谱》，不仅对于弘扬爱国主义思想与南洋（交大）优良传统，巩固和发展一代代交大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开展素质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校园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能够抢救与保护校史资料，为更多的人接触与研究我校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机会，为国内外学者、科研单位与高等院校，二次（或再次）开发、利用我校高等工程教育文献资源，认识和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教育思想史与科学文化史，提供一个史料共享的窗口。

总之，编纂《年谱》，目的是前瞻往哲，后启来者。限于文献佚缺与个人水平，沧海遗珠及考证失误，在所难免，敬祈专家批评指正。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得力于学校“行动计划”的鼎力资助和王文生书记、李玉华副书记、于德弘副校长给予的大力支持，校务委员会主任潘季教授欣然为本书撰写了序，学工部部长白学龙先生与陕西人民出版社竹守章、张海潮编审也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此外，校内外专家李钟善、梁克荫、刘少林、贺伯清、林毓錡、刘露茜、张发荣等先生在文稿评审时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校已走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胡栋朝先生在本校30周年校庆征文集的《跋》中指出：“古人称三十年为一世……三十年中不过为吾校研究工业之初期，即在中国工业此时亦仅可谓萌芽之始，后此继长增高，迨二世、三世以至百年，吾国工业当放一异彩，吾校学术亦将与欧美抗。”经过20世纪几代交大人的不断艰苦创业，我校已奠定了与欧美大学比肩的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办学经验，逐步形成了“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的办学传统，造就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与管理干部队伍，如今已迈入第4个30年。尤其是与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三校合并后，组成新的西安交通大学，实现了优势互补，增强了综合实力。全校师生，上下一心，正在弘扬交大人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深化教育改革，努力提高办学效益，前人的夙愿即将成为现实，新一代交大人一定能继往开来，勇攀高峰，在21世纪前期，把西安交通大学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2000年4月6日初稿    2001年12月15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