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语和

　　容闳（1828——1912），是“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人。他最早组织幼童赴美留学，鼓吹“教育救国”，被誉为近代“留学生之父”；他积极参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等运动，以此来改革中国政治；他主张引进西方科技，为国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以便振兴民族实业；他关心同胞的命运，反对外国侵略。为达到把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变成“少年新中国”这个目的，他一生奔走国事，死而后已，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以往的学者太多注意研究容闳组织赴美留学和传播西方文化，但我们认为，容闳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且是近代伟大的爱国者，他晚年所写的自传《西学东渐记》集中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一、实施“教育计划”，主张“教育救国”

　　1854年，刚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为了实现他萦怀梦牵的“教育计划”，匆匆返回故国。在他看来：“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餟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容闳《西学东渐记》，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引自斯书）他认为，中国进行国际交流、指挥海陆军队、管理海关，都需要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人才。要培养人才，就需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他希望“以西方之学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了实现这个“教育计划”，容闳多方奔走，既求助于美国驻华公使，又结交中国权贵，不敢稍怠。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各级官吏的昏庸，容闳的努力均未成功。他并不恢心，继续努力。为了寻求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曾国藩对此事的帮助，容闳不惜为曾赴美购买办“洋务”的机器，终于赢得曾的赞许。在曾国藩领衔上奏后，1871年8月，清廷采纳容闳派遣留美学生的建议。 容闳为之苦心孤诣、奔走呼号16年之久的“教育计划”终于如愿以偿。

　　按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120 名幼童将分四批奔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留学。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幼童30名， 由陈兰彬率领从上海启航赴美。为了帮助幼童更好地学习西方文化科技知识，此间容闳亲任留学事务所的副监督。他对留学事务尽心竭力，整日东奔西走。但是，清政府朝令夕改，听信谗言，从1881年8月21日起， 让留美幼童分三批提前返国。尽管如此，本世纪初年，这批留美生在经过艰苦奋斗后，逐渐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商业界的知名人物，或者成为工厂、铁路、矿山、建筑等部门的技术骨干。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北洋政府中任国务总理、外交总长的唐绍仪、梁郭彦等，就是这次回国的学生。派遣幼童留美对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对中国走向近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1〕。对此，容闳功不可没。

　　 二、参与进步运动，谋求社会发展

　　容闳一生热衷沟通中西文化，推动“西学东渐”，“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为了达到救国的目的，凡是他所经历的中国近代具有进步性的政治运动，他都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旨在改良中国社会，“谋求全中国之幸福。”

　　容闳参与进步运动首先表现在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情、支持和赞扬。1860年，容闳亲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南京进行实地考察。耳闻目睹，使他深深地认识到，太平天国革命是清政府残暴统治的结果，他“许太平天国之举为正当”，并深表同情。不仅如此，他对太平军官兵纪律严明，安抚百姓，发展生产的行为赞不绝口。在考察中，他还亲谒干王洪仁玕，提出“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良好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七项建议。容闳还表示，如果太平天国能采纳他的建议，他愿为之效力。容闳的这些建议中，除了第六条中的“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的内容外，都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是“容闳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一个身受西方文明教育的人所能贡献给人民的最好建议。”〔2〕同时， 他的建议和太平天国后期纲领性文件——洪仁玕写的《资政新篇》基本吻合。在清政府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看成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之类的时代里，容闳还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作用，认为此革命“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3〕

　　其次表现在容闳积极参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容闳就和康有为、梁启超认识，并极赞赏支持变法的光绪帝，说：“光绪当亲政后，颇思改革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足使京内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他甚至认为“后人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容闳视康有为、梁启超为同路，赞成改制维新。当时中国正处在甲午战败之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加深之时，他心忧国事，决定留居北京，为国尽力。他在北京的住所，“一时几变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1898年9月，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派领袖遭到捕杀。容闳有支持变法、隐匿党人之嫌，被迫南逃上海。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逃至西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指使唐才常在上海邀集社会名流，召开“张园国会”，组织新政府，拥戴光绪皇帝执政。在这个会议上，容闳被推举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容闳起草了一个英文的对外宣言，提出不承认清朝政府的统治，给人民以立宪的自由等主张。但不久，唐才常被张之洞杀害，清廷通缉容闳，容闳逃至香港〔4〕。

　　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容闳客居美国，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当85岁高龄的容闳接到孙中山请他归国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工作的来信时，他为祖国的新变化感到万分高兴。自己虽身老病重，不能回国，却令其儿子归国效力。容闳的救国之心、爱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三、积极献计献策，振兴民族实业

　　容闳的爱国之举，不仅表现在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和参与进步的政治运动方面，在国家经济发展上，他也愿意有所作为。

　　1863年9月，容闳受曾国藩之托，去美国购买机器， 以开办“洋务”。容闳接受委托虽说取悦曾氏，借以实现留美的“教育计划”，但他还是“历途万里，为时经年，备历艰辛”，于1868年将机器从纽约运至上海。他还和华若汀、徐雪村等人一起规划，选定上海高昌庙作厂址，开始建厂。这就是后来的江南制造总局，专门制造枪炮、弹药、火轮等。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较有规模的机器厂，这个厂和它附设的兵工学校、翻译馆等，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工业技术人员。

　　1859年3月，容闳乘船去茶区调查，途经长江， 认为长江是商业交通的重要孔道，提出开发长江的设想：“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得完全行使其主权，则扬子江开浚后，其利益实未可限量，予敢云全世界中人必有三分之一分此幸福。”1868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条陈清廷，建议组织一个合资汽船公司，完全由中国人和本国资本举办，航行长江和沿海，代替漕运。这就是4年后（1872 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由来。

　　1896年，容闳出于振兴民族经济的目的，为国献策，认为应在北京设立国家银行。为此，他草拟计划，制定章程。他认为这个银行负有制造硬币、印行纸币、发行债券、充任国库等任务。容闳还将美国1875年有关银行的各种法律译成中文，以备参考。他征得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户部尚书翁同龢同意，将其计划由张荫桓署名上奏朝廷。容闳的计划写得非常详备，列出政府为建设银行所预筹资本的数额以及用项。但由于清政府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没有认真对待容闳的建议，加之盛宣怀从中破坏，使此计划胎死腹中。此事未成，容闳又于1898年向清政府提出修建铁路的计划。他设想中国要修建一条北起天津，南达镇江的铁路，以便沟通南北，加强华北与华东、华中的经济联系。但清政府借口德国不同意铁路通过山东，不愿实施铁路计划。容闳旨在振兴民族实业的种种计划和建议虽未实现，但是足以表明这个曾经游学海外的赤子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

　　 四、关心同胞疾苦，反对列强侵略

　　容闳的爱国之情还表现在他对祖国同胞的关心同情，对外国侵略者的痛恨和反抗。

　　容闳曾于1881年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了一个“禁止输入和种植鸦片”条陈，保护国人的身心健康。他关心工人的生计，认为“自有欧西之汽船、电气及各种机械输入中国以来，中国工界乃大受其影响，生计事业几巳十夺其九。非谓不当输入中国，第当逐渐推动，假以时日，俾人民得徐图他项事业，以恢复元气，不宜骤然尽夺其所业也。”1873年，容闳因事至天津，恰遇秘鲁专使来津同直隶总督商谈招募华工之事。秘鲁专使巧言蒙骗，谎称华工在秘鲁待遇优厚，一但出洋，如进天堂。容闳根据以往对国外华工悲惨遭遇的所见所闻，当面揭露其谎言，力阻直隶总督与秘鲁专使订约。此后，容闳又受直隶总督之命，赴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在秘鲁，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详细地调查了秘鲁华工所受非人待遇等情况，写成报告，并附24张华工被虐待的照片，寄回天津。面对事实，秘鲁专使无话可说，悻悻而去。为此，清政府曾下令禁止华工出洋。

　　容闳对同胞的挚爱，必然表现出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反抗。1856年容闳曾在上海海关任职，因不能同英国人享受同等权利而愤然辞职。一次，容闳遇见一个醉酒的洋船员欺负中国人，他致书船主，迫使洋人向中国人道歉。容闳还拒任待遇优厚的上海宝顺公司的买办，该公司经理韦伯称“容某虽贫，傲骨殊稜稜。”1894年， 客居美国的容闳听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痛斥日本的侵略行经，并通过朋友两次投书国内，为抗击日本侵略出谋划策。此间，容闳还亲赴伦敦，同英国政府交涉，为中国筹借抗战款项。他应张之洞之召，把年幼失母的两个孩子托付给别人照管，毅然归国，解救祖国的危难。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容闳的救国主张未被采纳。1901年，容闳游历已被日本割占的台湾，会见日总督儿玉。儿玉出示载有1894、1895年容闳向张之洞条陈抗击日本侵略计策的报纸，借此恐吓容闳，并想使之屈服。但容闳毫不犹豫地承认报上所载条陈是他所为，并表示：“设将来中国再有类似于此之事实发生，予仍当抱定此宗旨，上类似之条陈于政府，以与日本抵抗。”容闳的爱国之情，连侵略者儿玉也深为佩服，不忍加害他。

　　当然，容闳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的爱国之举不免有种种局限，如他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为最高准则、是非标准，设想用美国的模式来改造中国，这在当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因而是行不通的。同时，容闳把改良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洋务派官僚身上，并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指望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他的理想也是无法实现的。但是，瑕不掩瑜，这些局限并不影响容闳的爱国者的形象。处在多事之秋的中国近代社会，他如此强烈和始终不渝的爱国深情，赢得同时代人的交口称誉。容闳的老朋友美国吐衣曲尔牧师称客闳为：“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5〕1903年， 梁启超游历美国时会见了老友容闳，二人长谈两个多小时，容闳“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梁启超称容闳“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6〕同时，容闳的爱国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他的充满爱国之情的自传——《西学东渐记》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注释：

　　〔1〕参见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2〕钟叔河《容闳与“西学东渐”》， 载《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2册。

　　〔3〕参见拙作《容闳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 《文史杂志》1995年第一期。

　　〔4〕参见钱炳寰《容闳》。

　　〔5〕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二册所附《吐依曲尔氏之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