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

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3-10

 董志凯

从十九世纪末洋务派向西方寻求的机船矿路,到本世纪五十年代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产业政策规定优先投资的卡脖子产业瓶颈产业,时间已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的历史跨越了几个时代。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建设的历程中,有一个长期未变的问题: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图就此作一些回顾和分析。

近代中国寻求机船矿路的足迹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中国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创建新式工业。历史的时序使中国的近现代化自萌动之日起就步履蹒跚,不由自主。当时,西方拼命地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却是如当时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主要指兵器,主要指战船,主要指煤矿,指铁路。为了制造,修筑铁路,钢铁的生产也突出出来。

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都是追赶时代的。可以说,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从封建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开明派部分地捕捉到时代脉搏,认识到这些基础产业和设施对中国求强求富的重要意义。然而,它们是一些投资高的产业,其中除了铁路以外,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输出的项目。因此外国资本不肯在中国设置机械制造、钢铁冶炼等厂矿;中国的私人资本则功力不足;官办企业又管理混乱,风气腐败,不能正常生产;及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机船矿路建设归于失败。中国的机器制造厂和船厂于甲午战争后陷于停滞,中国机械采煤的大矿,如开平、抚顺等均被外国资本控制,铁路也遭同样命运。到1911年,中国机械采煤生产的500万吨煤中,440万吨是受外国资本控制的7个大矿生产的;中国已有的9292公里铁路中,3718公里是外国资本修建的,3300公里是外国贷款修建的。[1]贵州青豁铁厂创办人潘露积劳致死,该厂夭折;张之洞一心一意创办的汉阳铁厂逐步被日本贷款控制,最后因亏累不堪,全面停顿。[2]本世纪二十年代时,中国工业略有发展的唯有纺织工业。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工业受到摧残,国民党官僚资本在大后方开办了一些兵器制造、修理厂,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很有限。成渝铁路则自清末筹建至国民党时代终结近50年没有建成。

情况表明,洋务派机船矿路建设的失败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成定局。而中国机船矿路兴业难的遗憾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据1950年统计,中国大陆手工业生产产值约46亿元,全部工业生产总值7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8%左右。其中棉纺织业的生产总值占五分之一还多,煤、电、钢铁三业各占6—8%,此外,在工业产值中比重较大的为纸烟、油脂、面粉等。在70亿元工业产值中,机械、能源、原材料的产值不足三分之一。[3]1949年全国铁路(包括台湾省)于支线共计仅有26857公里,其中东北1l066公里,大部铁路已被破坏,京汉线中断达12年之久。

正是由于机船矿路等基础工业和设施在国家近现代化过程中十分要紧,而发展起来又屡遭挫折、倍感艰难,以至无数志土奋斗不息,矢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攻克这一难题。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立志修5万公里铁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等决心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19499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

35条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36条关于交通: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运航空。

在这个曾经起过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中,把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奋斗目标,把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作为建设重点。而当时所谓重工业,主要为机械、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这与近百年前的机船矿路何其相似。今日看来,这种酷似,来自对国情和对中国高速工业化途径的一种共识,其中有继承也有发展。

对于这种历史的延续或继承,我国学术界在很长时间注重不足。五十年代学习和宣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时,学术界在论证政府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积极的工业化方针的过程中,曾用斯大林的一些片面观点解释我国的经济方针,归结为只有通过内部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4]等,在实践中还出现了某些更加片面的作法。相反,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人们痛定思痛,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时,又有的同志把五十年代前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等一概笼统归咎于照搬苏联模式,忽略了其中一些作法的历史内在联系,以至把一些本来在当时具有客观必然趋势的作法也斥之照搬而加以否定了。

事实上,一个国家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而要走它时代的道路。五十年代我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针下基本成功地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是由于经济建设投资的方针基本适应了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

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陆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

五十年代大陆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第一任国家主席毛泽东用通俗的表达方式—“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生动地表明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建立外交关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方针。从此,中国的工业化有了政治独立的前提。中国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遵照《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创建国家工业的基础了。这是与鸦片战争以后100年来发展工业不同的第一前提。

其次,持续了12年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和朝鲜战争的逼近,使得五十年代的经济建设与稳定市场、应付战争负担并行,形成了当时所谓边打、边稳、边建的财政经济方针。在经济建设结构中,军事工业占着很大比重,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布局等方面,都不得不将国防考虑放在重要位置上。

第三,经济基础具有底子薄、资本集中、发展极不平衡三大特点。底子薄是生产力落后的通俗说法,直接表现为生产能力低,产量少。以1949年以前产量较高的1936年为例,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为电力79(美国同期为11445),钢09公斤(美国为3763公斤);棉布为734(英国为7038)。以1949年部分产品中国的人均占有量与1950年的印度相比,印度人均占有电力为中国的18倍,钢为13倍,棉布为275倍。1949年中国的农产品按人均计算为209公斤粮、08公斤棉花、475公斤油料。[5]这样低的人均占有量,决定了农业收入中可以用于积累的部分很少。资本集中是指资本集中于国家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家垄断资本控制着全国银行总数的70%,全国产业资本的80%,并控制着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以及43%以上的轮船吨位,还掌握着十几个规模巨大并具有垄断性的公司。[6]1951年开始的全国清产核资情况统计,全国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916亿元,折旧后残值1298亿元。[7]1948年全国123万户民族工业企业资产净值仅2008亿元。[8]足见资本集中的程度。资本高度集中于国家的历史背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迅速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奠定了基础。发展的极不平衡突出体现在各地区和各城市之间差异极大。1949年,沿海地区集中了60—70%的工业产值,工业生产力沿着海岸和长江航线分布在城市之中。少数近代化的城市和大量封建的落后的农村并存,少数大城市以广大农村衰败为依托畸形发展。这种状况为新中国的建设同时带来了机会和挑战:一方面,尽管就整体看,中国是一个以手工劳动、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但是在那些畸形发展的城市中,存在着近代工业、商业、金融、邮电通讯、交通等产业和配套设施,集中着一批管理、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这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发展极不平衡的经济环境要求决策者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发展战略,不可简单划一。

()五十年代大陆基本建设投资的结构和特点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十分复杂,一般常从劳动与资金的质、量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入手分析。对于一个人口增长速度很快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的供给丰富,资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就突出了。而技术进步与资金投入也息息相关。因此,如何筹集资金,通过基本建设投资,使生产性固定资产得到有效增长,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关键。

从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出发,当时建设资金主要是通过内部积累取得的。1949年至1957年国家财政收入共计173693亿元,国外贷款仅占财政收入的3%,内部公债的比重也很小。

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与农业有关的收入大约占45%;[10]直接来自轻工业部门的(其中大部分与农业有关)213%至268%;商业部门的(其中大部分也与农业有关)164%至235%;重工业部门的占84%至224%。财政收入中直接来自农业部门的占总收入的392%至128%,比重逐年下降,总计约29818亿元。[11]此外,对国外贷款主要也是以出口农副产品来偿还的。由此可见传统产业与工业化的密切依存关系。同期国家财政和银行信贷用于农业的各项资金总额为123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为996亿元,如加上地方各级对农业的各项投资、拨款,大体相当于从农业直接征收的财政收入[12]。由于这个时期农业对城市提供的积累与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相对合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农业、轻工业都相应有所发展。1953—1957年,城市工业通过税收和价格剪刀差从农民提取的资金约占农业国民收入的18%,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8%,农民生活消费年增长率为51%,工业的年增长率达28%。[13]此外,原有工业初步恢复投产以后也为国家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和劳动力。以东北的工业为例,1950年国家从东北地区国营工业收入得到的利润和折旧费,约占东北地区国营企业收入的一半,到1951年,东北地区工业内部积累的资金,就相当于国家对东北的投资数。[14]

在基础薄弱、资金紧缺、面临封锁和战争威协的环境中,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集中进行。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资金匮乏,1950—19523年基本建设资金总额仅78亿元,却百业待兴。在供求悬殊的情况下,投资由国家重点实施。3个基建投资重点是:(1)铁路、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三年新建铁路1320公里,包括难度较大的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等,修复铁路1万余公里。新修公路2万余公里,通车里程年均增长89%。建成了塘沽新港。邮电通讯里程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99%。(2)水利。3年水利投资额分别相当于旧中国年水利经费最高水准的18倍、42倍、52倍。[15]完成了荆江分洪工程和治理淮河一期工程,显著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3)能源、原材料工业。1951年以后,工业投资显著增加。1952年对工业部门的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08%,其中对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5业的投资约占工业投资总额的70%。[16]这个时期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投资的重点在东北;华北区地方国营工业和市政建设投资比重较其它地区大;华东和中南水利建设投资较高,在工业投资方面,华东主要是改建、扩建机电工业,中南主要为棉纺织业和有色金属;西北、西南主要投资于铁路。这3年的建设项目以恢复、改建为主,新建为辅,设备、工器具购置占投资的比重较低;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所占的比重较高。

经过1949—1952年的经济建设,大陆经济以奇迹般的速度恢复,但是基本经济特征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1951年至1955年,在国内资源情况不明,统计资料缺乏,没有经验的条件下,中财委和国家计委用了5年时间制定和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的特点是:(1)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重工业投资比重加大。1953—1955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平均为624%、586%和3197%;1956—1957年平均为795%、686%和402%。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由19511952年的50%左右上升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85%。其中后两年进一步达8543%。[17]重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冶金工业、机械工业、能源工业等基础工业。这种结构既与我国基础工业薄弱有关,也源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国防工业建设的突出地位。尽管1956年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压缩了5亿多国防建设投资用于加强基础工业,5年中国国防工业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仍占重工业投资的14%。(2)突出铁路交通、地质资源勘探和建筑业的投资。这3个方面都是大规模建设的先行行业,5年中这3个方面基建投资12127亿元,相当于同期工业基建投资的12,占同期全部基建投资58847亿元的206%,是各个经济建设时期中比重最高的。其中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额为5916亿元。新建铁路33条,比1952年通车里程增加22%,公路通车里程增加一倍。

从而基本上适应了大规模基本建设的需要。(3)调整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在内地建成一批新的工业基地。

从上述对冶金、机械、能源工业和铁路交通设施大幅度倾斜的投资结构,令人很容易联想起半个多世纪以前所谓机船矿路的求富、兴业路线,何其相似乃尔!上一次功败垂成,此次又将如何?

()五十年代大陆基本建设投资的实施和效益

1950年统一财经以后,大陆的基本建设投资开始实施集中统一的管理体系。1950—1952年,基本建设投资管理经历了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无规章到有规章,由无专业机构管理到有专业银行管理的过程,开始建立勘察设计、施工的基本建设工作程序,确定交通银行和东北区基本建设投资银行办理拨款和实施监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专业银行管理基本建设投资的网络。1953年以后,对基本建设投资实施了全统全包的集中统一管理。投资决策于中央,五年588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中央直接管理的占865%,中央财政提供的资金占79%;主要设备和70%的材料由国家集中统一调拨分配;施工队伍由国家统一分配任务。

这种集中统一的投资管理体制有利于集中全国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保证重点建设。在制定一五计划时,中央削减了177个非急需项目,保证了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和694个限额以上重点工程所需的人、财、物力。当时中央对计划执行中出现的偏差调整也比较及时得力。1953年和1956年的基本建设年度投资中出现过两次小冒,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中央及时采取了削减计划、抽紧资金、压缩基本建设物资分配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措施,依靠行政指令的权威作用,经济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实现了较高的投资效益。1953—1957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8847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918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达836%。这5年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新中国接收的固定资产的4倍。这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109%,国民收入年均递增89%,财政收入增长11%。5年内有595个限额以上(大中型)建设项目建成投产。这使中国最薄弱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得到了加强: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飞机、汽车制造业和现代化军事工业,开始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炼铁炼钢能力比1952年提高了几倍,新建铁路干线3616公里,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从而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中国工业化终于全面起步了。

为何今天着力改革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当时却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呢?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首先,当时经济基础薄弱,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威胁,国内阶级矛盾比较突出,年轻的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首要问题是求存求强,只有早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为了尽快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到投资多、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去,只有实行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其次,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干部政治激情高涨,官僚主义比较少,从而以行政管理为主的投资运行机制比较灵敏、有效。此外,当时摊子较小,项目较少,集中管理相对难度小,以及主要的国外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加速了我国的集中进程。这些具体历史条件使得集中的管理体制的积极作。用发挥充分,消极作用受到抑制,效果较好。此后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1957年,随着英国、西德等欧洲国家援引例外条例发展与我国的对外贸易,美国等国对我国实施的全面封锁已经破产;随着一大批国营大中型企业于六十年代相继建成投产,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相对自成体系的工业;同时,国际上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的高科技产业崛起,迅猛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我国需要改革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时,却经历了20年的挫折和动乱,以至错失良机,加大了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发展快的国家和地区的差距。

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

1979年改革以前,由于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结构没有适时调整,出现了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轻工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重工业的发展。就轻重工业总产值指数进行比较,如以1952年轻重工业的总产值为100,则1979年轻工业为11053,重工业为31809[18]结构失调的直接表现是市场上消费品的极度短缺,轻工业成了人们关注的瓶颈产业。

1979年开始,中国大陆先后采取了改财政拨款为贷款,下放项目决策管理权限,建立经济调控体系,引进招标、投标等市场竞争机制,设立基本建设基金,成立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和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投资体制改革措施,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化和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局面。

随着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陆对轻工业的投资迅速增加。加之轻工业具有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八十年代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重工业。如以1980年轻重工业总产值指数为100,则1990年轻工业为3644,重工业为2952。市场上的消费品迅速丰富起来,轻工业瓶颈消失了。同时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不足的固有矛盾再次突出出来,其中铁路、能源、原材料压力最大,与其他行业迅速发展的要求相比,这些方面不仅是瓶颈,而且变为更细更长的瓶颈,严重制约着其它产业的发展。

实际上,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不是自八十年代开始的,七十年代期间问题已经日趋严重了。以铁路为例,铁路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不断下降,1970年至1989年,铁路投资日益萎缩。1953年到1970年,铁路建设投资占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平均为102%,其中1963—1965年调整时期达123%,这一时期铁路运输基本适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代铁路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的投资的比重急剧下降,1971—1975年为105%,1976—1980年为64%。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铁路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持续下降,1981—1985年为7%,1986年为73%,1987年为68%,1988年为71%,1989年为60%。[19]由于投资不足,铁路网弹性系数和货物周转量弹性系数,以及电力能源超前系数都显著下降(详见表12)。基础设施已经与通货膨胀并列,成为掣肘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问题之一。

1铁路网弹性系数和影响周转量弹性系数[20]

项目1966--19701971—19751976--19801981—19851986—1990

铁路网弹性系数1070520230090089

货物周转量弹性系数106109071058

注:铁路网弹性系数=铁路营业里程增长速度/客货换算周转是增长速度

货物周转量弹性系数=货物周转量年均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

2电力能源超前系数[21]

项目1972--19791980--1989

电力O24029

能源021—039

注:超前系数=电力(或能源:石油+煤炭)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总产值增长速度-1

铁路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所产生的沉重运输压力下,不堪重负。运输能力远远落后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到八十年代末,承担大区之间物资交流主要干线的货运要车计划满足率只有40%,全路开行的直达旅客列车的区段,能力不足的占23以上,每年约有1亿左右的客是依靠超员运输完成其旅程的。由于与能源、原材料运输密切相关的铁路运力不足,每年损失的纯工业部门产值达1845—2492亿元,损失利税达289—390亿元;由于库存积压运不去,导致国营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减慢,每年多占用1100亿元以上,损失利税约220元。这两笔损失相加达500—600亿元。而我国1975—198510年间铁路累计投资仅38793亿元。[22]如果每年以两笔损失金额的一半来修建铁路,我国铁路运输状况也不会落后到如此步!这是一笔大帐。

又据1993年初国务院研究室、国家体改委宏观司等举办的经济专家问卷调查,883%专家认为能源供应趋于紧张和非常紧张;917%的专家认为主要原材料供应趋于紧张和非紧张;977%专家认为交通运输状况趋于紧张和非常紧张。[23]

抚今追昔,历史的、现实的诸多资料证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始终是我国工业化、现代进程中的重大课题。即使在我国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以后问题依然存在。改变了高度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市场体制调动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通过市场调节和配置资源,工业品发展不足的问题可以比较迅速地得到解决。啊基础设施和产业落后、投资不足仍在长期困扰经济的高速增长。

四、评估和前瞻

()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务派的机船矿路主张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之间还有1944年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在兰州和桂林组织过两次关于国家工业化的讨论,当时朝野上下几乎一致认为要想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就只有实行统制经济,甚至还提到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争论的焦点只是在于如何在统治经济下继续发挥民族私营经济有利的一面,起到相互补充作用。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提上安邦治国的议事日程。直至今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仍然是:资金、能源、原材料不足;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不协调,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严重滞后;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堪重负。以致基础产业与设施被称为瓶颈卡脖子产业,需要予以关照。[25]这种局面的出现不是出于姓、姓的社会制度原因,而是一个缺乏长期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追赶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需要。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年工业化的国际环境有了根本的变化。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以后,面临着国际上发达经济和高技术的挑战。这既形成了直接采用最新的技术为后起效应的优势,又面对发达国家在许多领域的垄断地位,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不能加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就会在经济上甚至政治上处处受制于人。而要加速工业化的过程,就要通过强有力的手段积聚资金投入到耗资大、建设周期长的基础产业和设施中,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底气后劲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这种情况不应归结为非经济的政治、军事形势的畸形产物[26]而是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这在世界上也不乏先例。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实施的市场经济模式,它坚持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运行机制,而在企业作为生产主体自主对资源配置作出的决策中,相当大程度包括了政府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的诱导作用。韩国、新加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之处。这一特点同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历史相对较短,面临在市场经济中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又受东方传统思想深刻影响等有关。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需要认真学习和汲取它们的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宏观调控,不同于以往那种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指令性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的首战告捷曾经大大振奋了中国人的精神。但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地分析和总结,此后我国经济首次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1962—1965年的调整使国民经济刚刚好转,文革的发动又迅速将经济重新抛入深谷,直至1978年的历史转折。连续的挫折往往使人怀念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那个凯歌行进的时期。经过痛定思痛的总结[27],对于一五计划的成功有了一个更加准确的认识,一五计划的制定是一个主观计划与客观经济发展规律逐渐贴近的过程,计划制定历时4(1951—1955),其间5易其稿,直到1955730日经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实施时间已经过半。[28]可见即使在国民收入总额不足1000亿元(1957年为908亿元),年基本建设投资不足160亿元的较小规模之下,要做到年度指标准确可靠也是很困难的。由于经济生活的复杂多变,预定的简单而死板的计划难以与实际生活完全吻合。计划为了切实可行,就必须不断修改,以致有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计划跟不上变化的调侃。这种多变的指令反映了当时计划作用的局限或弹性需要。当今天国民收入已达15万亿元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达5500亿元以上,而且投资主体、投资方式都呈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就需要容纳更多的可变性,并且更迅速地对现实的市场和未来的市场予以研究和预测,综合近期市场的要求和远期市场的可能,对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作出反应。因而,计划、投资、财政、金融等部门的管理体制需要相应改革,健全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与方法。

作者董志凯,194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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