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几个月里，是香港报纸频频刊载国民党官员起义消息的一个时期。1949年9月19日夜9时“海辽”轮起义，1950年1月15日“海厦”等13艘轮船同时起义，就是让香港震动、令市民振奋的两桩大事。

起义，在夜海上宣布

1949年9月19日傍晚6时夜幕降临之前，一艘巨大的海轮既没有鸣笛，也没有要引水员，更没有按惯例向香港招商局和前往目的港通报开航时间，就静悄悄地驶离香港油麻地码头，沿着港岛与九龙半岛间的海峡向东驶去。

这艘名为“海辽”的客货轮，是受台湾招商总局统一调遣，奉命前往汕头装运国民党军队去舟山增援的。但它启航时间却比原来获准的时间提前了10多个小时，行动又是如此诡秘，预示着将有重大的举动发生。

“海辽”轮的船长是方枕流。他这次出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趁香港招商局职员下班之后、夜幕降临之前，将船驾驶出去，若万一被发现，“海辽”早已远离香港，到达100多海里的汕头海区了。

“海辽”启航后，报务主任马骏来到报房，发现并不知情的报务员于振坤正要发报吿知香港招商局和汕头的离港时间，就抢先拉开发报机电闸，用命令的语气说：“今天不发开航电报了。这个航次与以往不同，没有船长的命令，不得同任何电台联络！”船在黑沉沉的夜色中航行，方枕流一直站在驾驶台上警惕地注视着海面。两个钟头过去了，“海辽”接近了鲤鱼门信号台。“是什么船？往何处去？”这是信号台发出的灯语。方枕流下令信号员不得用信号灯回答，而亲自用手电筒向对方打出光线模糊的信号。“请打清楚点，我看不清。”方枕流照旧用电筒回答对方的灯语。就在对方用灯语询问，这方有意含糊而反复打出灯语信号的过程中，“海辽”已冲过了鲤鱼门信号台。

“海辽”轮转变了航向，在黑茫茫的大海上行进。船长方枕流把大副席风仪、报务主任马骏召集到船长室里说，这次起义的成败关系到全船人员及家属的安危和命运，一定要尽一切努力，争取海上起义成功。接着，他们分头去通知不当班的船员，特别是要把平时表现好的船员，尽量都叫到驾驶员休息室兼餐厅里开会。

会前，方枕流把轮机长张阿东叫来，将宣布起义的事情告诉他，张深表赞同。然后，他们一起来到会场。方枕流大声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再给国民党抓军差了！我决定：我们的船不去汕头，要开往解放区去！‘海辽’轮是人民的财产，应当回到人民的手里。”方的话还没有讲完，底下的人们便议论开了。尽管方枕流他们平时已做了许多人的工作，但这一决定毕竟太重大了，故有的兴奋，有的担忧，还有个别人跳起来表示反对。看到拥护起义的人没有预料的多，方枕流有些纳闷。他环视会场，发现有些积极分子没有来，就低声告诉马骏去通知那些人快来，自己则回到隔壁的船长室里。隔了一阵，他又出现在会场，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将事先所做的准备，船上带有够一个月用的主副食、淡水、燃油，本船是第一个起义，国民党当局没有防备，且有时间把船伪装成英国船只等情况，给大家细讲了一遍，打消了多数人的疑虑。反对起义的人见船长手插裤兜，认为是握有手枪，故不敢明目张胆反对。积极分子都来了，拥护起义的声势一下大了起来。于是方船长斩钉截铢地说：“起义已定，决不改变!”接着命令二副鱼瑞鱗改变航向，驶往巴林塘海峡！

此时，正是当日夜里9点钟。

红旗，在“海辽”轮上升起

起义这件大事决定下来了，方枕流发布紧急动员令：为保安全，连夜伪装改造船舶！

大家知道，自己的航程很远，但沿途距国民党控制的码头、机场都较近，一旦国民党的飞机赶来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因而必须在夜里给“海辽”改掉外观。然而,给这么大的轮船改观，谈何容易！这条船的上层建筑是白色的，要漆成英国轮船“玛丽莫拉”号的緒石色、且要涂去船舷上那条显眼的黄带子，通常非用十天半月不可，而今却要一夜完成，并且是在风波滔天的大海上行进中施工，为防止暴露目标还不能多拉电灯，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了尽快使轮船改观，完成船体的油漆汝装，方枕流来到甲板上，亲自指导调漆配色,指挥大家在船首、.船尾、船舷等必需的地方拉上电灯，将一块块跳板用铁链捆牢‘然后派人站在跳板上涂抹油漆。

大副席风仪十分勇敢，让人把他和油漆桶捆在跳板上，吊到桅杆上，不顾船桅的剧烈掭晃，自上而下刷油漆。他的行动带动了大家，都捆坐在跳板上象打秋千一般悬在黑沉沉的海面上，刷船弦，刷上层建筑，刷甲板，到凌晨，终于使轮船的外观全变了颜色。只是因为船体摇摆过分剧烈，加上受灯光影响顔色调得太深，有的地方涂得不匀，为防止被人看破，方枕流又组织大家重新油漆了一遍，并杷硬纸片刻空的“玛丽莫拉”船名、大“M”字头，香港港籍等英文，漆到船首、船尾，“M”字头漆到了烟囱上。

“海辽”轮横渡南海，从巴林塘海峡驶入太平洋，远远离开了台湾周围海域，这就大大增加了到达目的港的时间。时间越长，越容易被敌人发现，必须采取智斗之法根据方枕流的命令，两台收发报机同时打开，收听敌方的动静和气象情况。20日午9时，报房给香港、汕头招商局发出“海辽”轮当日离港的电报；傍晚，给汕头发出主机滑动汽门调节阀发生故障正在同安湾抛锚修理的电报。22日下午致电汕头说，明天可修妥，延期到港。23日上午发报称，即将修妥试车，下午又发报说，经试车主机不能正常运转,可望明天修复。为迷惑敌方，还故意询问同安湾一带有无“敌情”。24日又发报说，正在自制零件进行抢修。

25日下午，通过望远镜发现，一艘巨轮和几艘小船在前方行进。方枕流判断那是远洋母子捕渔船队，为避免麻烦，遂下令“海辽”拨偏航向以避之。同日傍晚，监听到台湾招商总局发给香港招商局的电报，说明“海辽”在同安湾修理不能应差，改派蔡锷轮前去替代，并顺道去同安湾查看修理情况。

方枕流、席风仪、马骏从电文断定，驶离香港已6昼夜的“海辽”轮，已引起台湾的怀疑。他们决定立即给汕头招商局发出最后一份电报，称：主机修复，明日抵港。然后关闭发报机不再发报，开着收报机监听敌情。

26日，“海辽”轮穿过琉球群岛北端，折向南朝鲜海域北上，中午远距离驶过济州岛。当天，把“海辽”轮由“玛丽莫拉”号伪装为巴拿马籍“安东尼亚”号。27目棒傍晚，该轮穿过三八线，折向西北，向大连港驶去。为防止被游弋在渤海口的敌舰发现，对全船实行了严格的灯火管制。

28日天刚放亮，方枕流举起望远镜看见了大连港外的三山岛，心情分外兴奋。8天9夜的惊险航程就要结束了，心中涌起一种游子归乡的情感。他立即命令水手升起“我要进港加水”的国际号旗。这是香港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双恩事前交待的联络信号。

刘双恩既是香港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又是华夏公司“奥林托尔”轮的船长。“海辽”轮离港后，他一直监听其发出的电讯，当监听到，“海辽”轮向汕头报告抛锚修理的电报时，他便知“海辽”轮起义了，就马上把这消息报告给党组织。正在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香港地下党负费人钱之光收到推报后，即报告了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立即电示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等，准备接应。

那时，旅顺大连地区由苏联军队管制，中共党组织在这里还没有公开。第一个登上泊在大连港外海区“海辽”轮的，是大连港港务监督长兼领水员，是个苏联人。他见这条轮船名为巴拿马的 “安东尼亚”号，船员帽子上却有国民党招商局制的饰有“青天白日”图案的帽徽，颇为奇柽，就提出疑问。方枕流不便正面回答他，就请这位苏联人转告同利公司副经理魏震东上船来面谈。魏是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指示的联络人。苏联人走后，方枕流就下令船员把饰有“青天白日”图案的帽徽揪下来，扔进海里。

时隔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驻旅大办事处主任、以中西药房经理为掩护的徐德明走上船来，对方枕流等归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当日下午，同利公司副经理兼大连轮船副经理魏震东及工作人员，带着大批慰问品上船慰问，并将根据中共旅大区党委的安排，由他们公部负责接待“海辽”轮的有关事宜，告诉了方枕流。

当时，新中国尚未宣布成立，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故莫斯科没有立即批准“海辽”轮进港，后来只同意靠码头装淡水，加完后即在港外拋锚。还是那位苏联港务监督长兼领水员引“海辽”轮进出港。加完淡水的“海辽”轮出港后，那位监督长令该轮将铁锚恰好抛在大连港的港界线上。这样做，若有敌机飞来也不敢轻易进行轰炸。

9月30日，魏震东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又一次上船告诉方枕流，明日即10月1日下午北京将举行开国大典，到时候“海辽”轮可在船上举行升旗仪式。

1949年10月1日，这一久盼着的伟大的日子来临了。下午2时30分，方枕流命令全体船员到甲板上集合。3点整，当《义勇军进行曲》从收音机里流出来的时候，全体船员肃立，敬礼，目送着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并聆听收音机里传出的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洪亮声音。

全体船员在五星红旗下合影之后，就被大市领导派车接到市里，参加欢迎大会和宴会。

10月24日，新华社刊发了“海辽”轮脱离国民党驶抵东北港口的消息，同时发表了“海辽”轮全体船员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和毛泽东主席给“海辽”轮的嘉勉电，以及该轮全体船员告国民党海员书。

“海辽”轮就这样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人民的怀抱。

义旗，在更多海轮上飘杨

“海辽”轮起义，在国民党海员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更使台湾招商局十分震惊。早在“海辽”轮向大连港北进途中，台湾招商局为防止各轮船起义，就紧急通电，要求各船在航行中每隔4小时就向总局报告一次船的方位和航向，并要求招商局对各轮船的加油数量严加控制。即便如此，也制止不了各轮船回归人民怀抱的趋势。

据当时担任上海招商局总经理职务的胡时渊，在其所写《我参加招商局护产起义的经过》中回忆，他早在1948年11月24日，就与中共驻香港代表、时任香港《文汇报》常务兼总经理张雅琴会面接受了护产、反对将轮船疏散到台湾的指示。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仍留任上海招商局（今上海海运局）总经理的胡时渊，就和解放军驻局军事总代表于眉、副总经理黄慕宗联名，分别写信给香港招商分局经理汤传篪，副经理陈天骏，劝他们率同全局职工和海轮船员在香港起义，并派陈邦达船长持信于8月间秘密去了香港，取得了汤、陈的赞同。

在此之前，中102号轮配合国民党伞兵三团，在从上海开往福州途中宣布起义，于1949年4月15日抵达连云港。接着，“海辽”轮于1949年9月19日晚9点起义，于28日抵达大连。受此影响和鼓舞，香港招商分局汤、陈二位经理领导全局职工和13只海轮800多人，于1949年11月11日（一说1950年1月15日）在香港集体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随即发表声明，指出这些财产、船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许任何人破坏，或作其他主张。

香港起义的13艘轮船是：海厦轮——船长王俊山；登禹轮一一船长沈达才；林森轮——船长朱颂才;邓铿轮一一船长刘维英；教仁轮——船长杨维成；鸿章轮——船长蔡良；海康轮——船长朱聚遐；蔡锷轮——船长左文渊；成功轮——船长张文豪；海汉轮——船长罗秉球；中106登陆艇——艇长金鸿福；民312拖轮一一船长谷源松；民302拖轮——船长张事规。以上各轮总载重量共为4万吨。上述各轮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支持下，与台湾和香港当局破坏起义、阻挠返回大陆的图谋坚持斗争了9个多月，起义各轮全部回到了人民怀抱。

为准备参加起义，但各轮不可久留香港，经于眉军事总代表同意，还提前开走了10艘海轮，总载重3万多吨。其中最大的万吨级海轮“海列”号（一说“海辰”号），因厨房头王荫堂告密，船长张丕烈被国民党杀害于台湾基隆港。

香港13轮集体起义后，万吨级“海玄”号轮满载日商工业用盐，由红海驶往日本途中，于1950年夏在新加坡宣布择义。此后，“永灏”轮也在香港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