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波回忆谷牧同志与深圳经济特区的一段往事

      1989年5月4日至14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考察深圳，了解特区企业的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前，谷牧同志在担任副总理，分管对外开放和主抓特区建设期间，曾先后多次视察深圳。

      叶剑英元帅曾嘱咐谷牧：“谷牧你懂经济，搞特区我放心。小平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你就是侦察兵，要杀出一条血路。”

      谷牧说，“我对深圳很有感情，从第一次来时坑坑洼洼的情景，到现在建成这样规模和水平的新兴城市，深圳的干部、群众作了很大贡献。”他还强调：“深圳的出路在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深圳打出去了，可以带动珠江三角洲以至影响全国。”

      【人物链接】

      谷牧，１９１４年９月出生于山东荣成，１９３１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１９３２年转为中共党员。１９３４年任北平左联支部代理书记。１９４８年９月济南解放后，谷牧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６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６岁。

      为一根电缆惊动中央领导

      1985年，广东大旱。包括蛇口工业区在内，深圳的工业企业也受到了影响。

      早在蛇口工业区开发建设之初，广东省电力部门就已经承诺，再缺电，也不会对工业区拉闸。不过，1985年的旱情实在太严重了。电力部门当时也不管那么多，干脆拉闸限电。工业区内众多外资企业一时哗然。本来嘛，人家来这里投资设厂，看中的就是成本低廉，交通方便。你一拉闸，他就不得不停产，要索赔还找不到对象。工业区压力很大，但与广东省电力部门几经交涉未果，迫不得已，只好找到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商量能不能从香港拉一根电缆，从海底接驳蛇口工业区供电，保证区内企业的正常经营生产运作。

      这件事情看着容易，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当时人们说蛇口工业区在闯“两电”禁区：电信和电力。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国内通信落后，装个电话太难了。而蛇口工业区正在建设中，必须时刻与香港招商局总部保持通话畅通。外商也不能总跑到广州打国际长途吧。而处于垄断经营的邮电部门，自己也是资金紧张，我们请他们帮我们解决电话装机难题，他们有很多困难，我们只好自己在蛇口的微波山上搞了个微波通讯站，建立与香港的联系。

      这在当时可是触犯了电信管理的“禁区”。面对困境，蛇口工业区把难处报告了中央领导层。当时已经分管特区建设的谷牧同志得知消息后，亲自过问，委托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江泽民同志，逐个给邮电部和外贸部的同志做工作，请大家支持工业区，开点绿灯。最终，通过合资的折中方案，解决了通信难题。

      而电缆的事情解决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电力是国家统一调配的，地方无权自主决定与境外的合作；其次，电力领域的改革开放还没有提上日程。果然，香港那边还没把电缆接过来，广东省电力局就找来了。工业区没办法，只好找到谷牧。谷牧明白停电对特区意味着什么，于是第一时间给分管工业的副总理打电话，请电力部门一定支持配合。几经反复，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出面协调，最终获得解决。时至今日，从香港拉来的电缆仍源源不断给蛇口供电。

      力挺深圳特区走高新技术之路

      受中央领导指派，谷牧率队于1982年到深圳调研，后来中央以中发【1982】50号文件的方式明确，特区要继续办，并且一定要办好。这一文件极大地鼓舞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干部群众，我后来听同事讲，在蛇口和罗湖，人们用放鞭炮的方式，表达对中央支持的感谢。

      1984年2月，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后，在北京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提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篇重要谈话精神的贯彻落实，就交给了分管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工作的谷牧。

      说实话，深圳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今天取得的成绩，离不开谷牧的坚持。就在特区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曾经有不少学者专家认为，深圳没有工业基础，应从第三产业入手，建设金融、商业、外贸中心。谷牧力排众议，坚持认为特区是要搞第三产业，但必须以工业为主，没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工业，第三产业就没有牢固的经济根基。谷牧曾在深圳的特区工作座谈会上说，“特区不能满足于盖大楼，不能只是个一般的工业城市，要办成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特区。”

      在谷牧的要求下，深圳当时从基建计划中削去１８层以上的高层楼宇５１座，基建规模比上年压缩了３０％，撤并了数百家经营不规范的公司。工作重点转变中的“阵痛”当然免不了。由压缩基建、控制社会消费资金带来的特区经济下滑，一度引起舆论哗然。谷牧在视察深圳时提出，特区上下要认准一条道，坚持按照中央批准的方针认真去做。

      后来谷牧在深圳谈起这段经历时说，深圳特区的“阵痛”之后，当年就听到了“落地婴儿”的欢啼。这个落地婴儿，就是工业产值和外贸出口双双增长２０％以上。谷牧坚持要求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改革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科技进步以振兴经济。

      特区曾试水货币改革

      我刚到深圳工作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港币在这里很吃香。那时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市面上流通的除了人民币，还有港币和外汇券。一件商品，往往用人民币、港币和外汇券同时标价。由于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有很大的套利空间，黑市外汇买卖猖獗。当时的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提出发行特区货币，以改变外币充斥市场的局面。

      这一想法在国内经济界、金融界引起轩然大波。１９８２年底，密切关注特区经济发展的谷牧先后两次召集专家开会，研究特区货币问题。谷牧在一次会议上听取四大特区负责人汇报时说，深圳现在“就差一个货币，如解决，就是一个自由港”。

      发行特区货币的请示汇报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开会也原则同意发行特区货币，要求将有关政策调整和细则分别送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讨论。

      发行特区货币在当时几乎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人民银行甚至已经在深圳买下两座工业大楼，作为“深圳光华印钞造币公司”厂房。随后，人行深圳分行同英国和澳大利亚草签引进造纸、印制设备和技术的意向书，造纸厂也开始征地。

      然而，从１９８４年中开始的外汇黑市投机愈演愈烈，许多工商企业把炒汇收入作为主要利润目标，港币对人民币黑市牌价半年间从１００：４０元暴涨至１００：６３。港币和外汇券在日常消费中已经超过人民币份额，由此带来的广东外汇失衡局面引起中央警惕。

      外汇失衡条件下究竟要不要发行特区货币？１９８５年５月下旬至６月上旬，谷牧先后４次召集各方专家开会，研讨特区货币发行的问题。８月，人民银行把新印出的特区货币样品呈送谷牧，他在样品上批示：“同意，但暂缓印刷。”

      后来他说，从特区的发展看，发行一种在特区流通的可以自由兑换的法定货币，有其一定的作用，但是涉及面很宽，问题相当复杂。再三考虑，还是暂且搁置为宜。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起，伴随深圳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高速增长。深圳建市２０年时，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区域金融中心之一。

      【记者点评】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当事人之一，谷牧曾扮演了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参与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从最早的四大特区，到中国沿海城市和地区的对外开放，从特区的政令法规到体制机制的运作，无不刻上这位改革先驱的印迹。（选自2010年5月4日《深圳特区报》王轲真 金涌 记录整理）

江波（时任香港招商局董事总经理，现已退休）

1985年12月，时任国务委员谷牧（前排左二）在蛇口视察。

2010年5月4日特区报相关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