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与湖北近代工商业

来源:《宁波大学学报》200406

 

徐凯希

    湖北武汉是近代宁波帮商人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借助武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精明的商业头脑,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活跃在湖北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在取得丰厚回报的同时,也为湖北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活跃的客籍商人始终是推动武汉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早期汉口商帮中贸易额最大者,当属宁波、广东等地客商。其中“尤以宁波商人为最。……凡汉口特有之物,无不买人,或更运往他处销售……宁波上海两地商人一年之内为五十万两之贸易者不下六七十家,如此计之,则合计贸易额当不下三千万两或三千五百万两矣。但所谓上海帮者,与其称为上海帮,不如称为由上海来之商人较为妥当。”[1]其中以浙宁商人居多数。宁波商人在汉口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航运业、火柴业、水电业、杂粮行、洋油行、五金行、银行等,湖北主要商埠的洋行买办也大多由宁波人充任。“宁波帮……或合绍兴称宁绍帮。凡汉口之海产物商店及金银细工业,大多为此帮所占。又长江之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其输入品为棉纱、棉布、绸缎、海产物等类;输出品为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苎麻、棉、米等类。”[2]由于汉口的宁波商人众多,头脑灵活,在招揽货运、出售洋货方面,宁波买办往往最能满足洋行的需要,“特别容易作成烟草、糖和煤油等方面的生意。”[3]

    在沙市,宁波帮最大的生意是银楼号。“老宝成”、“老禾宝”、“老同震”、“老丹凤”等知名银楼号都是浙宁帮所开。太古、怡和、安利英、日清等洋行在沙买办亦皆为浙江人。由宁波人担任代理商的“慎大”、“生记”、“明德”等煤油号,包揽了沙市周边各县所需煤油的大部分批发业务。浙宁帮还在沙市兼营其他业务,如老天宝银楼兼营复和医院,慎大煤油号兼做“联太”、“生昌”内庄,经营棉花、杂粮等业务。浙宁帮在沙市开办的酒楼也有名气,如“珍海”、“鸿运”、“好公道”、“荆江春”大酒楼等。较为有名的美达利百货店,主要是从上海或汉口进货,从事批发业务。三北轮船公司宜昌分公司设立后,浙商的影响遂不断扩大。三北宜昌分公司经理任子卿与屠惠僧、张和泰等浙宁帮商人,长年担任驻宜客商救火组织(水龙段)负责人,在宜昌商界颇有口碑。任子卿曾出任宜昌商会执行委员和理事长。

    大宗批发贸易是早期武汉商业的生命线。镇海著名的方氏家族,即在汉口开设有经营洋花布的批发行及同康钱庄,成为其上海、杭州商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晋生则与杭州人陈中吉合伙,从事宜昌至镇江之间的帆船贸易,往返运输木材和煤油。英美烟公司在湖北最早的代理批发商亦皆为浙江人。其中在武昌创办德馨烟公司的顾许清,经营英美烟各牌香烟16年,被认为是武昌方面经理之第一人。汉口三江烟公司经理陆潮荣,则从37岁起,担任该公司经理长达17年之久,“堪称英美烟公司汉口经理中之翘楚也”。

    “一战”期间,宁波商人在湖北开办的绸缎、银楼、五金、颜料、海味等商号业务大兴,普遍获利。“屈计汉市获利者,仍首推钱业,尤以浙帮各庄为最,江西帮次之,本帮以及徽州、镇江等帮又次之。”[4]大战结束后,与徽帮衰落相比,浙宁帮势力渐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汉口市场海味糖盐业务庞大,行销甚广,浙宁帮素为该业之大帮。自1871年宁波商人董章顺在汉口合资开设同春海味号后,又有丰裕顺、立昌生、同丰、镇昌、裕源祥等30余家陆续开设,创办人以镇海人为多。1910年在永升平河街成立“浙宁海味同业公会”。各店最初专营海味,后多兼营糖业。1927年前后,进口糖一度占领武汉市场,浙宁帮鸿昌等家糖行借助与上海浙帮的同乡关系,大量批发,获利甚丰。汉口鸿彰永绸缎店系宁波鸿彰绸缎庄经理马冠群于1903年创办,每年获纯利率均在30%左右。

    由于浙宁帮钱庄、银行遍布长江南北各大商埠,这就使宁波商人在开拓内地市场时具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准备好了的信用贷款来源。因为大多数钱庄更倾向于对同乡商铺投资或给予金融上的便利。浙帮钱庄在汉口金融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盖浙商所经营之绸缎、银楼、五金、颜料等业,皆占汉埠第一位,因而该帮金融业势力随大。且浙帮各庄,经营得法,又能通力合作,呼应灵通,一面与各银行接近,一面竭力与他帮竞争,复以其资本雄厚,冠于各帮,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造成今日之局势,良非偶然。”[5]“一战”期间,上海钱业通过汉口钱庄代放大量资金,浙宁帮钱庄居间运作,营业十分活跃,是为汉口钱业的极盛时期。到1925年,汉口17家浙帮钱庄资本为117.8万两,超过本帮以外各帮钱庄资本之总和。银行业方面,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长期在汉口设立分行。其中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不仅将武汉作为业务重点区域,同时在汉阳、黄石石灰窑等地开设办事处,在湖北金融界颇有影响。四明银行纸币则一度在鄂西北颇受商铺欢迎,每元纸币折算银元竟高出二成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地匪患严重,银元不便携带之故。

    宁波商人对湖北近代贸易的影响还表现在度量衡等方面。自浙宁秤由宁波商人带入汉口后,最初仅在米、煤、柴薪等交易中使用。后因该秤每担折合英制,与海关秤一担相同,被外国商人所乐用,华洋贸易遂大得其便,因而成为汉口市场通用的主要衡器之一。凡输出输入之货品,均以浙宁秤为准。

    商业行会是推动近代湖北市场缓慢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商帮,宁波商人是最早在湖北建立会馆的外地商帮之一。康熙元年(1662),江浙绸缎商人首先在汉口循礼坊置地建造江浙公所。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人以联络同乡、维持商业为宗旨,在汉口九如桥兴建浙宁公所。宣统元年(1909)改名为宁波会馆。在沙市,浙江商人最初购建的会馆,内有戏台、神像,规模宏大。宁波商人因出资最多,主张用宁波会馆之名。但其它浙商意见不一,遂定名孤庞会馆,取杭州孤山与宁波庞山各一字。宁波商人后又在沙市刘家场另建宁波会馆一处。1907年汉口商务总会成立,公举熟悉商情、众望素孚者为总理、协理,各行业帮会则推举代表担任会董和议董。 1916年,汉口商务总会依法改组为总商会。浙宁帮商人在早期汉口商会历届总、协理及议董、会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见下页表1)。

      表1 浙宁商人在汉口历届商会中担任职务一览

姓名

届别及职务

藉贯

所在企业

卢鸿沧

一三届总理、二四届议董、七八届会董

鄞县

交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

汪炳生

二届协理、三四五届议董

镇海

太记洋油行行东

盛竹书

五六届协理

镇海

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

宋炜臣

一四五六届议董、七届会董

镇海

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

蔡永基

二届议董

鄞县

华昌洋行经理

史晋生

二三四六届议董、七八届会董

镇海

顾记洋油行经理

丁菊生

二三四五六届议董、七八届会董

余姚

承丰钱庄经理

张理耘

二三四五六届议董、七八届会董

余姚

衡源钱庄经理

郑以松

二三四五六届议董、七届会董

镇海

太和杂粮行经理

宋仪章

四届议董、七八届会董

余姚

义源钱庄经理

沈宾笙

四届议董

镇海

顺记五金号经理

杨文卿

四届议董

余姚

源成钱庄经理

王柏年

六届议董、七八届会董

镇海

美最时洋行经理

    如加上表中未列的其他浙江商人,以及后连任两届汉口总商会会长的周星棠(绍兴)等,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江商人,在汉口商界取得了仅次子其在上海商界的地位。浙籍商界名流在旧中国贸易额排名第一、第二的两大商埠所具有的地位,足以证明其在中国近代商业贸易中的巨大影响。

    审时度势,善于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这是宁波帮商人又一个显著的特点。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除旧布新,大举兴办洋务新政。湖北武汉成为晚清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因缘时会,我们在湖北工业近代化的进程中,又清楚地看到了宁波帮的身影。其中被张之洞称作“有为之士”的宋炜臣,即为主要代表。少年时代的宋炜臣曾在镇海家乡的南货店中学徒,后被亲戚带到上海,介绍给商界名人叶澄衷。几经历练,成为上篬撇鸩癯Ь怼?896年,宋炜臣受叶澄衷的委托来到汉口,寻找投资机会。次年,他与叶澄衷各出资14万元,招股14万元,在汉口通济门外创办燮昌火柴第二厂,成为湖北第一家由民族资本经营的现代工业企业。工厂年产双狮牌火柴1亿盒,产量居全国首位。投产当年即获利18万两。

    1903年,创办燮昌火柴厂获得成功的宋炜臣,看到湖北大兴学堂,编练新军,需要大量呢绒军服、学生制服、皮鞋和马靴。于是在江汉路开设华盛呢绒军装皮件号,成批承制军营和学校订货。由于主要原料和技工均来自上海,制作精良,颇受欢迎。

    20世纪初年既济水电公司的兴办是武汉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创办既济水电公司则成为宋炜臣事业的顶峰。1906年,宋体察到张之洞不愿让外资插手水电事业的意图,遂邀集浙赣鄂三省富商,集股投资,在汉口创办水电公司。取水火既济之义,定名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经张之洞批准动工兴建,并给予专利。1908年电厂建成送电,次年水厂落成。其后该公司设备几经扩充,电厂装机总量达到1500千瓦,占当时国内民营电厂装机总量的1/3以上,成为国内著名的商办水电企业。在此期间,宋炜臣还先后投资兴办汉口扬子机器厂、阳新富池口铜矿、竹山五丰铜矿等厂矿。其中他与浙江铁路公司、汉阳铁厂及王光等人合股创办的扬子机器厂颇具规模,生产了大批当时紧缺的铁路、桥梁、发动机、锅炉和工程机械配件,曾为汉冶萍公司制造了20艘大型驳船,在湖北近代机械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汉口的宁波帮商人中,象宋炜臣这样以商业利润投资产业、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紧密结合的例子比比皆是。出于商业资本对市场的敏锐感觉,宁波帮商人往往首先在那些适应市场需要,且有较好发展前景的产品上投资,并特别讲求样式和制作。在其示范效应下,其他厂商竟相效法,从而推动了产品的升级。湖北近代工业及手工业的许多著名企业,都是宁波帮商人创办的。如1911年贺宝庆(镇海)创办的宝华印染厂;1912年李厚谟(镇海)创办的茂记皮鞋厂,以及宁绍同乡集股创办的东华绸布染厂、耀华玻璃厂、雄黄厂等。面粉工业是湖北近代工业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湖北最早的机制面粉厂即为宁波商人所创办。1904年,盛竹书等集资购机,在汉口创办汉丰面粉厂。盛任总经理,工人多数来自宁波和上海。1906年,又有宁波人景庆云购进法国机器,独资开办金龙面粉厂于法租界,计有18寸、20寸磨机4部,每日产量300包。此外,在粮油加工业方面还有阮文衷(宁波)创办元丰豆粕制造厂于汉口,以及1907年宁波商人集股在汉阳开办的顺丰榨油厂。

    建筑营造业是宁波帮为湖北近代化作出突出贡献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早期武汉建筑业的熟练工人,许多来自上海和宁波。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帮营造厂,一度占据了近代武汉建筑市场的半壁江山,为近代武汉城市面貌的根本改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湖北自汉口开埠,特别是张之洞大举兴办洋务新政以后,各种近代建筑和工业生产基地次第兴建。水泥、耐火泥、钢铁结构以及欧美建筑样式被大量引进,形成了颇为可观的近代建筑市场。以明昌裕、汉协盛为代表的浙宁帮营造商,在湖北武汉留下了一大批至今仍令人称道的近代建筑作品。

    1894年,定海人周昆裕被其供职的上海营造厂派往汉口,负责横滨正金银行大厦的建设施工。有感于汉口洋行林立,市面日趋繁荣,建筑市场前途广阔,周辞去上海营造厂的工作,与同行在汉口合营明昌太木厂,开始承包房屋建筑工程。1898年,周昆裕创办明昌裕木厂,成为在武汉正式开业的第一家华人营造厂。先后承建过震寰纱厂、颐中烟草公司、沙市打包厂、西商跑马场、上海电影院等大型工程。为了解决本地砖瓦质次价高、供不应求的矛盾,明昌裕创办之初即开始兼营砖瓦生产,开办了裕记砖瓦厂。通过仿照德商德源砖瓦厂产品及生产技术,在汉口华商中率先推出机制红瓦。嗣又仿建德式轮窑,使砖瓦产量、质量大幅提高,并带动同业竟相效仿,推动湖北武汉砖瓦生产跨入机器制造的新阶段。同明昌裕相比,其后开办的汉协盛营造厂发展更为迅速,很快便占据了武汉营造业的头名位置。1905年,承造汉口平和打包厂工程的上海协盛营造厂,委派宁波人沈祝三前来主持施工。1908年,沈祝三在汉口六合路创办汉协盛营造厂,对外承包建筑工程。由于沈在平和打包厂工程中表现出一流的施工水平,很快享誉三镇。

    为了保证砖瓦质量,汉协盛价购德商阜成砖瓦厂,添置60马力蒸汽机、16英寸砖机等关键设备,年产红砖能力超过1000万块,成为湖北规模最大的机制砖厂。嗣又开办阜成轧石厂于汉口,另建炼灰厂一座,使用立窑烧制石灰。借助与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王道平的同乡关系,汉协盛在资金融通方面大得便利,一应设备,应有尽有。很快发展成为湖北武汉规模最大,且具有托拉斯性质的营造厂,先后在武汉等地承建了多家大型纱厂、银行以及景明大楼、国货公司大楼等一大批著名建筑和近代工矿企业(见表2)。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明银行大楼,是武汉三镇当时最高的建筑。由汉协盛承建的武汉大学主体建筑和璇宫饭店,则因设计独特,工程优良,至今仍被视为武汉近代建筑的代表作,受到社会各界的称道。

      表2 汉协盛营造厂在汉承建工程一览

                         

汇丰银行、台湾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中孚银行、四明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保安保险公司、利华打包厂、隆茂打包厂、穗丰

打包厂、和记蛋厂扩建工程、景明洋行、礼和洋行、大来洋行、卜内门洋行、西门子洋行、捷成洋行、永兴洋行、三菱公司、日清轮

船公司、日本同仁会医院、信义大楼、华商总会大楼、三北轮船公司、第一纱厂北厂、裕华纱厂、申新四厂、福新五厂、汉口电话

局、汉口总商会大楼、中国国货公司、协和医院、梅神父医院、普爱医院、武汉大学、圣玛丽学校、懿训女校、英国小学校、海陆饭

店、璇宫饭店、珞珈碑路高级住宅、八大家住宅、德林房子、万国跑马场

    除了汉协盛、明昌裕外,在汉浙商开办的营造厂还有康生记、汉昌顺、钱梅记、叶佐记、汉合兴等家。由于浙江来汉从事营造业的人数众多,浙江旅汉泥木匠师早在1909年便集资兴建营造公所,作为聚会议事之处。

    宁波帮营造商在湖北武汉兴建高大楼宇和工厂、医院、学校的同时,还在武汉兴建了一批新式里弄、住宅区。1908年,叶澄衷在汉口购地兴建泰兴里。1921年,四明银行在汉口繁华的江汉路附近购地兴建宁波里。汉协盛营造厂则利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和旧料,分别在三元里、共和里、德华里建造住宅楼和铺面。此外还有浙江兴业银行购建的兴业里,浙江实业银行购建的义昌里等。在不断增加的西洋式建筑和里弄式住宅面前,武汉以“板壁”民居为代表的旧式建筑愈益显得黯然失色。回顾近代武汉城市面貌发生的变化,宁波籍营造商实功不可没。

    近代湖北交通初以木船运输为主。汉口开埠后始有轮运,但多为外国轮船公司所把持,华轮公司仅有招商局一家。1908年,经虞洽卿倡议,浙江宁绍两属同乡创办宁绍商船公司。1913年,虞洽卿又独资开办三北轮船公司。同年,法商东方轮船公司停业,宁绍公司租下东方公司在汉口的码头仓库,与三北公司代理的鸿安公司一同来汉,开辟沪汉航线。两家公司在江汉路联合办公,先后投入“宁绍”、“长安”、“德安”三轮。当“宁绍”轮首航抵达汉口时,受到宁绍两地旅汉同乡二三千人的欢迎。码头附近人头攒动,极一时之盛。“一战”期间,长江运价上涨,宁绍公司添购“宁静”轮投入沪汉航线。三北公司则设特别快班“龙兴”轮,每周往返汉沪一次,同时加开正班、副班,投入“长兴”、“明兴”、“德兴”等6艘客货轮,每隔10天往返一次。不久又开辟汉口至湘潭航线,开通上海—汉口—长沙直达航班。1921年,三北公司在汉口买进华昌轮船公司全部产业,增开汉湘线。翌年,又向美商大来洋行购买其在汉口的码头、仓库及趸船,在汉口陈其美路兴建四层办公大楼及仓库。1927年开行汉口至宜昌航线。后又购置川船2艘,开行申渝直达航线,并在宜昌兴建办公楼和货物堆栈。到19366月,三北公司往来长江航线的轮船已达10艘,14582吨位。

    三北、宁绍公司长江航运业务的不断拓展,密切了湖北与沿海及西南地区的经济联系,推动了埠际贸易的发展。湖北农产输出以棉花为大宗,棉花贸易是湖北华商能够居于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以往由外轮公司装运,每每在运价及装运安排上受到歧视。自三北、宁绍两公司崛起,湖北运往上海、青岛等地的棉花,多由两公司及招商局装运。1934年,汉口棉花商与三公司订立了为期一年的互惠合同。三北、宁绍公司在运价和优先起运权等方面,均给予优惠。“其团契精神,至足令人钦佩也”。

    伴随着三北、宁绍公司在湖北沿江城市业务的拓展,许多浙宁帮商人开始涉足湖北近代保险业和仓储业。如宁绍保险公司在汉口河街宁绍轮船公司和武昌均设有代理行,以保水火险为主。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则在汉口民权路设立汉口分公司。四明保险公司分设汉口分公司和沙市分公司,亦以承保水火险种为主。此间,银行经营质押放款、兼营仓储业务在湖北十分普遍。浙江兴业银行即在汉口开设有兆丰、星记堆栈,以及汉阳的兴业堆栈。浙江实业银行则在汉阳开设有信孚堆栈,一举数得,多方取利。

    市场创造历史。回首湖北近代史上宁波帮商人的贡献和影响,浙江商人的精明、坚韧和开拓精神令人折服。2004524日,武汉本地报纸均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浙商军团昨签大单,投资 403亿元参与我省建设。”“浙商投资将助江城变靓”。我们相信,浙江与湖北通过资本、机制优势和资源、成本优势互补,两省经济发展将如虎添翼,再现辉煌。

【参考文献】

    [1]刘祖培编译.中国经济全书[M].1910.93.

    [2]民国.夏口县志(卷十二).商务志,11.

    [3]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1-12.

    [4]银行周报(第7卷第5号).1919-02-25.

    [5]张克明.汉口金融机关概况(上)[J].银行周报(1748号),19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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