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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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

近几年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又复引起注意和讨论,这对于本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因为,自从1954年胡绳同志倡导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理应根据理论学习新的收获,科学研究新的成就,以及我们自身由于社会、政治阅历增长而有所提高的史识,对中国近代史全过程重新作一番总体考察。底下,也谈谈我个人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们。

尽管出现了种种争论,但有一根本之点至今仍然为绝大多数同志所坚信不疑,即:包括中国近代史在内的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以作为真正动力的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为了澄清某些对于阶级斗争片面的、狭隘的误解,或许应该重温一下恩格斯在1885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经过了三十三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时隔一个世纪,恩格斯这段话更加令人信服,因为已经有成千上万马克思主义学者,用世界各国从古到今的各种文明史检验了这个规律,而且获得了许许多多辉煌的科学成果。

但是,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作为基本线索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国家各个阶段的历史中又各自有其千差万殊的具体特点和表现形式。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决非简单地重复阶级斗争是基本线索这一人所共知的结论,而是应该着重探索阶级斗争在各个国家、各个阶段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奴隶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是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封建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是农奴与地主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是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那么,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就很难做出这样简单明了的概括。这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它既不同于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属于过渡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各种因素新旧杂陈,流变不居,民族关系与阶级关系错综复杂,因而大大增加了辨析条理基本线索的难度。但是决不能说,我们的前辈在这方面没有做过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譬如,大家经常引用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便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当然,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也有其他的论述,如从经济上谈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障碍,从政治思想上谈及向西方学习的几代人物,以及对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精辟分析等等。但相较之下,我总觉得不如有关两个过程概括得那么全面与精炼,而且它还可以把后面那些内容涵盖其中。当然,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写于抗日战争前期,上述两个过程又主要是为了强调我们民族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所以作为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表述似乎还有未尽之意。我想,如果把上述两个过程的文字改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过程,也许会使人感到更为完整一些。

一提阶级斗争或两个过程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些同志就唯恐漏掉经济与文化,唯恐出现简单与片面的毛病。这种担心似有所据,但理解则未必准确。因为,过去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中之所以出现简单片面的毛病,主要是由于的干扰,所谓突出政治抓纲上线有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由于我们自己研究进展的局限,也容易产生对于两个过程比较狭隘的理解。总之,问题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本身,或者两个过程的提法是否不妥。我认为,历史的基本线索在表述上只能是本质性的高度提炼概括,它决不可能将各个时期社会历史内容的各个方面缕陈无遗。作为阶级社会历史基本线索的阶级斗争,就其社会根源和在各个领域的表现而言,自然可以包容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本文从一开始便特地引用恩格斯那段论述,就是为了强调需要对阶级斗争这一概念作完整的理解,不能把它看成是游离于经济、文化之外的仅仅是涉及政治的暴力行动。

对于两个过程也应作如是观。两个过程作为阶级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具体体现,它也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自然是大量政治、经济、文化史事的理论概括;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何尝又只限于群众自发斗争、民族战争和革命运动,它同样也包容着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斗争。两个过程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它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历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串始终的基本线索。很难设想,如果撇开两个过程”,抽掉这个基本线索,怎么可能客观、准确、深刻地叙述和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停留于前人已有的结论,需要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包括对基本线索的理解)。认识永无止境。即令是业经历史发展和革命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前人结论,也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复进行新的探索、剖析、验证,这样才可以不断丰富我们的思想和学科内容。

由于学力和精力两方面的限制,本文仅从民族运动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略作阐明,或可当作我对于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的再认识。

纵观世界,几乎每个国家进入近代都曾经历过一次或大或小或显或晦的民族运动。有些是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与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相一致,有些是在某个先进的民族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又产生了国内若干被排挤民族起而反抗统治民族的民族运动,还有则是范围更为广泛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与反对本国前资本主义落后统治结合起来的民族运动,一般称之为民族解放运动。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属于第三种类型。

列宁说: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页。所谓彻底战胜,自然是指世界全体和整个时代而言,并非说任何国家、任何阶段的民族运动都能完成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譬如在中国,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由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完成的,而且完成得比一般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更为彻底。因此,无论是就中国近代史整体着眼,或是仅仅就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着眼,西方模式都不能简单地搬用于东方。中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落后国家的民族运动,都各自具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风貌,当然这也丝毫无损于上述列宁论断的普遍指导意义。

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因为,民族运动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物,因而也就体现了两个过程的主要内容。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也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引起与此相应的阶级结构和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变化,从而使中国的民族运动逐步具有近代的特征。当然,从帝国主义本性而言,它不会心甘情愿地充当促使中华民族实现近代化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主体行动还是与封建主义相互结合起来,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我们民族的每一点进步,都得经历多少次严酷的斗争,都得付出沉重的血的代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何况这酒浆中还混杂着那么多苦涩的味道。在近代中国,不仅每一次民族战争,而且每一次农民战争,每一次革新和革命,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与反帝相联系,并且作为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对立物而存在。如果离开这个特点,简单地把中国近代史纳入英、法等国那种独立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衰亡的框架,是不可能如实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

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以1900年为界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0年以前,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为有限,这个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农民,而运动中比较活跃的力量是地主阶级当中的抵抗派和革新派,以及一部分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毋庸讳言,这一阶段的民族运动带有较多封建落后的因素。1900年以后的民族运动则具有更为明显的近代特征。尽管农民仍然是主要的社会基础,但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日渐增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成为运动中最为活跃的力量,起了指导以至领导的作用。运动不仅包含更多近代内容,而且采取更多近代形式。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虽然它是由地主阶级抵抗派领导的,而且主要限于沿岸地区,但作为一次粗具规模的民族战争则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同于以往历次国内民族纷争,而是古老的中华民族抗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并且开始卷入风涛险恶而又奔腾向前的时代潮流。恩格斯早已说过: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他还从中国南方人民反侵略斗争中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页。。恩格斯是从世界全局、时代潮流和历史本质的角度来评析中国人民反抗英国鸦片侵略的正义斗争的。我们在探究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时,正应该以此为榜样。

需要指出一点,古老中华帝国的与世隔绝和落后状态,毕竟不象以往某些西方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绝对。中国不仅已经建立了悠久而且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而且与近代西方文明也有过两百多年有限的接触。特别是象康熙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对新知的热切追求,以及经世致用社会思潮的逐步兴起,都必然要在学界以至政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鸦片战争把已经进入衰世的封建帝国的腐败彻底暴露于世界,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外面的世界采取闭目塞听、麻木不仁的顽固态度。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都表现出有识之士要求了解外在世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新的救危图存之道的强烈愿望。应该承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当时所能提出的最为光辉的命题。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既要反对它,又要学习它,只有学习它的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有效地抗御以至战胜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围绕这个大题目做文章,扣紧这个题目必见成效,背离这个题目或缺少正确的章法则一定遭受挫折和失败。当然,魏源等人只能代表我们民族从朦胧中开始觉醒,他们对西方的认识是有限的,他们的国家民族观念也未能突破华夷之辨、宗庙社稷的传统格局。

太平天国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这本来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说: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页。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不同于既往的历次农民战争,它不是简单地反映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反映了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而迅速激化的封建主义与城乡人民群众的矛盾。我把太平天国看做一次以农民为主体而且由农民自己发动的大规模民族运动,其根据正在于此。

由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太平天国未能突破和改变旧式农民战争的范型和命运,但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太平天国不仅需要同地主阶级搏斗,而且还要同西方殖民主义者打交道。因此,他们也面临着师夷制夷即学习西方以抗御外侮这样严峻而又复杂的新课题。如果说,洪秀全早先还只限于从基督教义中借取精神武器,那么洪仁NB669的《资政新篇》则反映了通过国家政权仿行西方先进经济和某些社会制度的主观意愿。所谓新天新地新世界因有自新之学,用以新民新世云云,不能单纯作为宗教语言来理解,它确实蕴涵着这次农民战争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趋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国际述评》()中即已说过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这一判断的敏锐和准确真是令人心折。

太平天国的主要历史功勋并不在于建设新制度,而是在于破坏旧制度,破坏旧制度就是为新制度的产生开辟道路。尽管反满”(“讨胡”)不是太平天国农民战歌的主旋律,但是太平军以国内战争的形式公开而广泛地声讨满洲贵族统治的罪恶,并在所到之处扫荡其各级官僚机构。清王朝虽然借助外国侵略者的援助扑灭了农民战争的烈火,但是它再也不能恢复原有的相对稳定的政治态势,外重内轻已成必然的趋向。如果说,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受益者是各地诸侯,那么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则是地主阶级的地方实力派。湘军、淮军的崛起及各派洋务集团的产生,都说明封建专制主义大一统的局面已经暗藏着分崩离析的危机。

在历史上,中国各民族都曾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给古老的封建社会带来新的活力,促使中国出现了令人欣羡的强盛和繁荣。然而整个封建制度毕竟已经日薄西山,这股活力经过两百多年岁月已经消耗殆尽。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都说明爱新觉罗的皇统已经不再可能在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上发挥积极作用,他们甚至已经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清王朝既然主要是依赖汉族地方官绅的支持来延续自身的生存,它就不再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当然,汉族地方官绅在镇压农民起义和革命运动的时候,又需要乞求帝国主义的施舍与帮助,他们也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统治的危机促成统治阶级的分化,在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出现之前,具有紧迫感、变革要求并或多或少顺应历史潮流的,往往首先是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某些开明分子,于是就出现了维新思潮和洋务活动。

太平天国之后的三十年,是洋务活动的三十年。由夷务而改称洋务,说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应该承认,洋务活动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继续与发展,它也是围绕学习西方以抗御外来侵略这个大题目做文章。但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情况较诸鸦片战争时期要复杂得多,阶级关系和政治派别都有所变化而又不甚清晰。正如所谓洋务缺乏明确的涵义一样,所谓洋务派也很难说是一个面貌清晰的明确政治派别。如果仅就兴办近代企业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言,无论其动机如何都比顽固守旧有所进步,而且确实伴生了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我在《排满与民族运动》一文中曾经指出:“广义地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其间一切民族战争、农民起义、政治革新、企业兴办、改良运动与革命斗争,都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组成部分。见《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实际上就是把洋务活动中的积极因素也看做民族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不管其主持者的成分与主观愿望如何,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何况当时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的官僚资产阶级,洋务官僚与以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但如果因此就把洋务活动仅仅理解为:兴办近代企业+创建新式学堂=发展资本主义,或干脆简单地称之为学习西方运动,则又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洋务是一个具有广泛含意的概念,几乎凡是直接或间接涉及外国的事务均可称之为洋务。至于主持洋务的高级官员(通常称之为洋务派),则是封建国家的各级政府首脑,他们是代表国家并且作为国务活动来举办洋务事业的。因此,不能把他们的经济、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割裂开来,更不能无视他们所依附的阶级和效忠的朝廷已经更加腐朽并且日益屈从于西方殖民主义者这一严峻的客观事实。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物,可能在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这一活动或那一活动中,办过一些维护民族权益、有利经济发展的事情;但如果就这个政治势力的整体,或就他们的全部国务活动的主干而言,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他们的封建性过于浓厚,并且日益趋于买办化,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又太幼弱,因而李鸿章之流就不可能成为俾斯麦那样的铁血宰相。洋务派自然比粗犷的德国容克儒雅得多,但儒雅岂不正好表明他们的封建包袱太重,因而更加难以实现向资产阶级的转化么?洋务活动之所以失败,原因正在于此。

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大多依附于洋务派,并且曾对洋务活动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经过中法战争的失败,他们逐渐从洋务营垒中分化出来,而且还出现了一批由封建士大夫转化而成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成为他们的同道。维新派已不满足于商战工战之类口号,他们初步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和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并且以在野的身份对洋务派逐步加强了抨击。他们认为没有政治革新作为保证,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革新就不可能完全成功。异军突起的维新运动终于使洋务活动黯然失色,维新志士堪称十九世纪末年的时代骄子。甲午中日战后的三年是维新变法的三年,为时虽然短促但其影响则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叶。今日的学者可以对当时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提出种种不同的看法,但维新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则是显而易见的,它已经作为初步具有近代格局的民族运动出现于历史舞台。维新派扬弃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他们毫不讳言要以日本明治维新等外国模式来改造旧中国。变法的筹划和鼓吹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使维新志士的宣传语言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救亡图存与政治革新的结合促成一次较大的思想解放,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的民族运动在甲午战后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其归咎于主持者决策的失误,不如说它还缺少足够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维新派的弱小力量显然不是顽固派的对手。封建顽固势力不仅绞杀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而且还把反抗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义和团运动引入歧途。有的同志从学习西方的角度强调义和团是对于戊戌变法的反动。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义和团也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具有浓厚的落后与粗野色彩。恩格斯早就说过;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甚至连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认为义和团属于亚洲民族主义的胚胎时代见《民族主义论》,载《浙江潮》第2期,第20页。,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承认义和团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驱?或许可以这样来表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历史状况: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引起民族运动两股潮流,一是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爱国知识分子发起的维新运动,一是以农民为主体且有部分地主、官僚以至贵族王公介入的义和团运动。前者缺乏力量,后者缺乏方向,而二者又不可能结合起来,这说明中国社会经济仍然极端落后,新的阶级力量仍然极端幼弱,民族运动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古老传统的羁绊。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发展总是前后连续的。辛亥革命从太平天国那里继承了反清传统,从义和团运动中看到人民群众蕴蓄的战斗力量,并且跨过前辈的脚迹,运用新的斗争形式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同时辛亥革命也从戊戌维新那里继承了学习西方以挽救危亡的进步事业,并且以法、美民主共和模式取代日本君主立宪模式,把民族运动推进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民族解放当然需要力量,需要战斗,但同时也需要思考,需要理性。也许思考和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有效的战斗。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就在于把甲午战后兴起的民族运动两股潮流汇合起来,使维新运动补充了人民的力量,把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纳入了民主革命的轨道。二十世纪初年为辛亥革命作了大量准备工作的新的一代先进中国人,他们敢于正视和揭露旧中国的腐败落后,敢于公开宣称自己是为中国的新生战斗,而不是为保卫旧中国的腐败落后作无谓牺牲。他们摒弃了笼统排外的狂热情绪,冷静地研究了西方的历史和现状,探索了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思潮,不仅向往资产阶级的先进文明,而且也多少看到一些这种文明背后的阴暗面。列宁曾经说过: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509页。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旗帜的辛亥革命,其终极目的当然是建立这样的民族国家,而所谓平均地权无非反映了既想发展资本主义又想避免它可能发生弊端的矛盾心理。

辛亥革命的失败,并非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先进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及他们的西方前辈,而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结构使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可能取得胜利。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曾经一口气讲了五个统一,即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然而一切却统一到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袁世凯手里。满族王公亲贵虽然失去了统治地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未能建立最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民族国家,并且不再能够继续充当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这一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肩上。五四以后,这一运动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范畴,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并且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些道理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本文无需赘言。

综上所述,可以把我的意见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性的特殊社会形态,因此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现成公式。应该从历史实际出发,根据客观存在的历史内容来把握历史的基本线索。譬如,中国民族近代工业主要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创建的,很难说在此以前曾经历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同时,中国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也一直比较弱小,并且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因而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都不可能起左右一切的决定作用。如果片面地强调或不适当地夸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则容易忽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其他方面的丰富内容,特别是容易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至少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就很难纳入洋务维新革命这样的简单框架之中。

第二,应该充分重视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民族运动这一客观事实。作为民族运动,特别是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它具有自己的若干历史特点。其一,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一样是历史的主题,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主题。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种兼具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双重要求的混合型运动。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阶级的先进分子,常常是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并且通过民族战争获得新的觉醒。因此,对民族战争的地位与作用应该给以科学的评价,不能只看见失败的结局而忽视其含蕴的进步因素,更不能把它们排除在历史前进的途程之外。我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必须能够概括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历次民族战争的实质,任何把民族战争排除在外的基本线索必然是忽视了中国近代史的这一部分重要内容。其二,还应该看到,民族运动本身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民族战争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只要是抵御外侮、奋发图强的种种作为,诸如兴办企业、发展教育以至革新、革命等等,都构成近代民族运动的历史内容。同时,民族运动的参加成分又极为广泛而驳杂。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各个阶级、阶层、政派、集团(除投降外来侵略者的成分以外),都会带着各自不同的动机并且以不同方式投入运动,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运动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它的前一阶段(1900年以前),由于新的经济、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发展极不充分,阶级关系和政治营垒的界限很不清晰,我们不能以尔后比较明朗的阶级分野和政治派别为依据来推论当时的人物和事件。譬如,早期的维新人物大多曾经厕身洋务阵营,官督商办企业包含着民族资本主义因素和发展趋向,有的屠杀起义农民的将领在民族战争中成为保疆卫土的英雄等等。即使象义和团那样落后而又庞杂的运动,我们也需要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社会环境出发,细心辨别其合理和正义的性质,并且从历史全局论断其地位和作用,不能因为它有王公贵族混杂其间并且排斥先进事物就任意贬低以至否定。其三,由于当时国内也存在着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所以民族运动也包含着被统治民族逐步觉醒并反对统治民族这方面的内容,而反满即其集中反映。但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相比较,这毕竟是一个次要的、从属的课题。清朝之所以受到人民大众的反对,主要还是由于它代表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实行残暴的君主专制统治,并且日益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说到底,反满志士也是围绕着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以抗御帝国主义这个总题目做文章。把清朝当作洋人的朝廷来反对,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民族形成和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革命派即抛开反满旗帜,转而提倡五族共和,这说明他们对于民族运动的内外主次关系看得是比较清楚的。

第三,从民族运动的角度看五四以前的中国近代史,可以把这八十年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以1900年为界标,把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这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在第二阶段又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为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所谓高涨,不仅指参加人数的众多,而且指近代民族形成和觉醒的程度,正是后者的差异显示了三次高涨的不同层次。民族运动的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整体态势,是由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兴起与低落而自然形成的波涛式曲线,它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

至于是否可以把这三次民族运动高涨称为三次革命高潮,过去我一直持肯定意见。因为革命一词本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而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则常常作广义使用。譬如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一节中,就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他又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并使之成为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的历次斗争统称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并且明确指出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而其后许多个别的阶段,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当然,从严格的含义来说,我并不认为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是革命,而一直视之为旧式农民战争。1958年发表于《理论战线》第2期的拙作《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几个问题》,已经就此作过说明。现在史学界围绕着三次革命高潮问题又产生了意见分歧,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革命一词本来有广狭两种理解使然,当然也还涉及对于若干历史事件(如洋务活动、义和团运动)有不同的评价。争论似乎更多地集中于第二次革命高潮,但我觉得并无必要费力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中间寻找某种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分隔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运动,而如果按照毛泽东同志民主主义革命准备阶段的提法则又一概可统称为革命。经过多方面权衡得失,我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一词还是以不用为好。因为它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异,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都属于同一的性质和类型,而三次革命高潮之间的差异则未免太大。如果把中国近代史作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来看待,则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历史时期的分期体例也缺乏前后协调的合理根据。与此相对而言,民族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的含义本来就比较广泛,所谓高涨又往往以不同的运动形式表现出来,至少不会在概念上引起枝节的争执。我之所以提出中国近代民族运动有两个阶段、三次高涨的设想,用意无非如此。

上述这些想法,远非深思熟虑的定见,我期待着通过进一步讨论得到必要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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