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铎

　　　　（一）

　　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成长过程，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整整80个年头，经历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三届旧政府的统治，经历了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既要同本国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本势力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纠缠交手，又要同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相互打交道，这是一段多灾多难很不平凡的历程，也是一段时起时落曲折复杂的历程。

　　在晚清政府统治的41年间，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通过戊戌变法，初露头角，企图实行君主立宪，从而把封建专制的清政权，改造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结果是，百日维新，昙花一现，戊戌变法终于被根深蒂固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接下来，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兵分两路，一路以孙中山、黄兴等为首的革命派，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不断举行反清武装起义，最后武昌起义成功，终于引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另一路以张謇、汤化龙等为首的立宪派，积极倡导兴办实业，抵制美货，收回矿权、路权等等，他们虽然反对革命派用武力推翻清政府，但在向清政府请愿立宪遭到拒绝以后，便转而加入反清行列，支持辛亥革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政体，创建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为近代中国立下了一大功，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历史上写下的最光辉的一页！所可惜的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只存在了3个月，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便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了去。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是代表封建地主和买办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真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并未取得政权。因此，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一些上层代表人物如张謇等人，不支持孙中山，而支持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中，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权力让给袁世凯，造成袁世凯政治上的合法地位，不能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次重大政治失误。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17年间，日益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处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时期。北洋军阀政府给民族资产阶级带来的，并不是什么好果子，而是大小军阀不断混战，苛捐杂税不堪负担的混乱局面。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政治代表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痛苦教训的基础上，接受了苏联伟大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顺应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潮流，于1924年毅然决定，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纳入新民主主义的轨道，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改组国民党，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诞生不久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北伐大革命，终于打倒了篡权窃国的北洋军阀政府，恢复了辛亥革命的光荣传统。这是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突出进步表现，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的气魄。后来，由于客观主观的种种因素，北伐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又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所篡夺，民族资产阶级慑于工农群众的威力，因而附和并支持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和及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是上不了台的，即使上了台也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被民族资产阶级捧上了台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同样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真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没有取得政权，这不能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又一次重大政治失误！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22年间，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同样是好日子少而苦日子多。国民党政府进行新军阀混战和反共内战的结果，不仅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更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从此，国家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为止，民族资产阶级被卷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对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抗战胜利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幻想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会帮助他们恢复、重建和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结果是大失所望，最后不得不选择了参加反美蒋统一战线的正确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争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

　　　　（二）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民族资产阶级赖以产生和成长的经济基础。

　　如所周知，旧中国同时存在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资本主义。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来说，在古老而落后的中国封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应该是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新生产方式，其性质是进步的，其作用是积极的；但在旧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只有民族资本才具备这个条件。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是促进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刺激和迫使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和发展的直接因素；加上外国资本在华设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企业，又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行，它对稍后发生的中国本国资本主义企业，客观上起着带头、示范、开风气之先和准备技术力量等作用。这是外国资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积极作用的一个方面。但是，外国资本在华的活动，又是代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对中国人民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工具，是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服务，因而它的本质是侵略的，是直接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导致旧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因素。

　　官僚买办资本的性质和作用，比起外国资本要复杂得多，它同时具有进步与反动、积极与消极的两个方面。由于它是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同外国侵略资本存在一定矛盾和具有一定的抵制作用；由于它同民族资本同属中国本国资本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关系密切，难分难解，对民族资本曾经起过扶助、促进和转化作用；由于它是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同封建势力存在一定的矛盾；因而它对旧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进步性质和积极作用的一面，应加以足够的估价。但是，又由于它依附外国侵略资本，排挤和压抑民族资本，维护和联合封建势力，都占有主要的地位，因而它在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表现的反动性质和所起的消极作用，不能不是主要的一面，并同封建主义一起形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两大支柱。

　　民族资本的性质和作用，既不同于官僚买办资本，更不同于外国侵略资本。

　　它是外国侵略资本的对立物，而不是附属物，两者的根本利益处于直接冲突的地位。它经常遭到后者的压迫、排挤和吞并，是在同后者的强大压力作不断斗争，或在后者忙于战争放松压力的情况下，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它又同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历次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历次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密切不可分的。每一次这样的运动，都成为它获得发展的契机。在这一点上，它同全民族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还往往成为它敢于同外国侵略资本作斗争的直接支持力量。

　　它又是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和破坏者。它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母体内，经过了数百年之久的萌芽阶段，已到了“呼之欲出”的时机。它一经呱呱堕地，便以崭新的生产关系和比封建自然经济庞大得多的社会生产力，冲击和瓦解着自然经济，把中国古老而落后的封建社会，带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民族资本棉纺工业、面粉工业、缫丝工业、机器工业等等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瓦解封建自然经济，促进广大农村经济进一步商品化和近代化的过程。它也是直接冲击中国封建上层建筑的主要经济基础。它同封建势力虽有一定的联系，并在初生阶段幻想过封建政权能作为自己的保护伞，但它的本质是同封建主义对立的，因而终于促使它走上了反封建的道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早期改良派带头展开的对清政府洋务派封建腐败行为的抨击，以及康、梁倡导的戊戌变法运动，直至20世纪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它的反封建要求和呼声，并以它的发生和发展作为经济基础的。

　　它还逐步成为官僚买办资本的对立物，同官僚买办资本存在基本矛盾。两者虽同属于中国本国资本主义，关系密切，难解难分，但毕竟存在基本区别。两者的基本区别，主要表现在后者具有较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而前者则较少或没有；因而后者所走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而前者则坚持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两者的矛盾是逐步发展的，特别到了四大家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阶段，两者的对立和矛盾日益尖锐，后者对前者的压抑、排挤和兼并，已使前者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正由于旧中国民族资本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性格，因此，在三种资本主义因素中，只有它才是旧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宗，是代表着旧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正确方向，是促进旧中国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新生产方式，它的性质主要是进步的，它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这是旧中国民族资本基本性格的一个方面，也是主要的一个方面。

　　旧中国民族资本还具有落后性和软弱性的另外一个方面。

　　旧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社会，近代工业生产异常落后。据估算，旧中国近代工业的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20年约占5％，1936年上升到10％，到了1949年约占17％；即使加上工场手工业在内，整个工业总产值也只占23％。一般说来，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大约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

　　在微弱的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侵略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又占据了绝大比重，民族资本始终处于极其低下的地位，发展很不充分。据估算，在抗日战争前包括近代交通运输业在内的旧中国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有70—80％，居于绝对优势；抗日战争后，官僚买办资本急剧上升，基本上代替了外国资本的垄断地位。民族资本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黄金时代”获得了较显著的发展，所占比重从1913年11％提高到18％，直到1949年还是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注：近代工业占工农总产值的比重数字和民族资本的比重等数字，均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编写组的初步估算。）。

　　民族资本又是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艰难环境下发生和发展的。它虽然经过长期孕育的萌芽阶段，但主要是受外国资本入侵的直接刺激因而早产的婴儿，出世以后，又是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挣扎生存着。

　　在民族资本中，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的比例又极不相称，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要占全部民族资本的70—80％，产业资本只占20—30％。民族商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外国资本侵入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有些是在前资本主义旧式商业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因而同外国资本和封建地主经济有较多联系。民族金融资本同民族产业资本的关系也不密切，大部分资金是用于公债、黄金、外汇、房地产等投机交易方面。民族资本内部构成的极不相称和极不协调，是它的落后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作为民族资本核心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其基础也是十分薄弱的。民族资本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其中又主要是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据1933年的调查，在雇佣职工三十人以上的工业企业（包括少数官僚买办资本企业）中，纺织工业占全部职工人数的51％，占全部生产总值的41.4％；食品工业占全部职工人数的6.7％，占全部生产总值的24.6％；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大约只占两项的25％（注：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经济统计研究所，1934年。）。另据1947年的调查，在全国主要都市制造业的全部工人总数中，纺织工业占45.9％，食品工业占14％，生产资料部门约占20％（注：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全国主要都市工业调查初步报告提要》，1948年。）。民族工业中的生产资料部门，主要是生产一些适应出口需要的初级原料，能源和动力工业、化学原料工业都毫无基础，制造生产工具的机器制造工业，也少得可怜，而且规模狭小，资本微不足道。1933年工人数在三十人以上而使用动力的全国民族机器工业，全部产值1912万元，只占同年工业总产值的1.35％；同年上海四百五十六家民族机器工厂的资本总额只有422万余元，每厂平均还不到一万元（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册第60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在抗日战争前，中国每年从国外进口所需用的重工业产品，机器约占76％，车辆船舶约占83％，钢铁约占95％。即使发展较好的轻纺工业，基础也极脆弱，或者是依靠国外市场的农产品加工，如缫丝、榨油、蛋品等工业；或者是依靠进口外国原料的加工工业，如卷烟、火柴、造纸、毛纺、橡胶等工业，甚至连棉纺工业的棉花有时也主要依靠进口。旧中国的民族工业，就是这样一些残缺不全的行业。

　　民族资本工业的生产规模也很狭小，工场手工业占很大比重，资金严重不足，设备和技术力量也比较落后。据1933年的调查，近代工业的产值只占全部工业产值的28％，其余72％都是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同年在工业中心的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每家平均资本只有137000元；同全年所需购买的原料价值相比，在资本最大的棉纺业中，原料价值相当于资本的1.85倍，其他如棉织工业的原料价值相当于资本的4.74倍，卷烟工业为2.19倍。面粉工业为9.66倍。有些厂的资本只够用来购买一星期的原料，经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全靠借贷（注：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经济统计研究所，1934年。）。又据1947年的调查，全国主要都市14078家工厂中，合于工厂法者只有3312家，约占24％，其余10766家是不合工厂法的小厂；全部工厂雇佣工人682399名，使用827 272匹马力和162 211千瓦电力，每个工人平均使用的马力约只1.2匹和0.2千瓦电力（注：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全国主要都市工业调查初步报告提要》，1948年。）。

　　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便是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面貌。

　　　　（三）

　　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上的两面性，决定着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同样具有革命进步性和妥协动摇性的两个方面，而她的革命进步性同样是主要的一个方面。

　　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政治上的两面性，贯串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全过程。

　　从19世纪70年代至“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的大约50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正是民族资产阶级从初生到成长的少壮时期。在此期间，她作为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对立物和入侵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立物的新兴阶级，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正确历史方向，生气勃勃，风华正茂，成为这一时代领导中国社会前进的中心力量。戊戌变法，是她初露头角的年代。她高举救亡图存君主立宪的大旗，立学会，办报纸，开学堂，讲西学，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大地上，第一次发出批判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的呼声，对人民群众作了一次良好的启蒙教育。当政变猝起，维新受挫，戊戌六君子，菜市街头，从容就义，其中“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牺牲尤为壮烈，反映了她的“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革命精神。20世纪初的拒俄、抵制美货、兴办实业、收回利权等运动，都是在她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伟大的辛亥革命，更是她大显身手的机会。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她的革命进步性和领导作用发挥到最高峰。在多次发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时，她的政治代表们，战场上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公堂上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刑场上从容就义，坚贞不屈。她在组织政党，制定政纲，理论建设，建立革命政权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以血和火的文字写下了自己的光荣历史。辛亥革命的胜利，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固然体现着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进步性和领导作用的一面；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终于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篡夺，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短短的3个月，同样体现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性和无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另外一面。为什么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那样困难重重，连行政经费都没有着落？为什么孙中山不得不在内外压力下把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拱手让给袁世凯？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除了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仍然顽强的客观因素而外，主观的因素不能不归结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性作怪。在这方面张謇的表现便很典型。武昌起义后，张謇带动立宪派参加了辛亥革命，对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因而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但他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抱消极态度，连总长也未正式到任，而是在积极拥护袁世凯上台。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谈判中，他是实现袁世凯篡夺中华民国阴谋的主要幕后策动者。后又就任袁世凯政府的农商总长，并组织进步党，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像张謇这样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表现，不能不成为辛亥革命所以夭折的主观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袁世凯，不仅具有封建军阀官僚的身分，还同样具有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身分。袁世凯上台前，在天津担任清政府北洋总督任内，除了抓紧小站练兵，培植北洋新军，增强军事实力而外，还积极兴办和插手近代企业，增强经济实力，俨然以洋务派李鸿章的继承人自居。1902年，他在天津机器局残存机器的基础上，设立了德州机器局，作为北洋新军的军火生产基地。1903年，他兼任电报局总办大臣，把盛宣怀控制经营的官督商办电报局，强迫收归国营，并委派亲信杨士琦担任招商局督办，排挤盛宣怀的势力。接着他又企图插手开平煤矿，几次向清政府揭发该矿督办张翼把矿权断送给英商的内幕。迫使张翼收回开平未成，他便于1906年，指使周学熙、孙多森等，筹办滦州煤矿，高唱“以滦收开”。结果在开平英商的威胁利诱下，两矿合并组成中英合办的开滦煤矿公司，由袁的长子袁克定出任首任督办，而经营实权则操在英商之手，形成英商长期霸占该矿的局面。周学熙主办的启新洋灰厂，也是袁世凯一手扶持起来的。周和袁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担任天津官银号和银元局的总办，还兼任长芦盐运使和直隶工艺局总办，是袁世凯经营北洋地盘的经济总管。另外，新办上海阜丰面粉厂的孙多鑫、孙多森兄弟，也是袁世凯经济方面的得力助手。袁世凯便是这样一个具有双重身分的人物。从这一点上，我们既可以看出国际帝国主义为什么早已选中袁世凯作为自己在华新代理人的奥妙；还可以看出当时号称南张北周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为什么对袁世凯那样爱戴备至；更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同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以及前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中最容易受后者欺骗做后者尾巴的阶层，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前者不过是又一次的上当受骗罢了。

　　袁世凯上台后，反动面目很快暴露无遗，民族资产阶级日益感到上当受骗，于是连续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企图从北洋军阀手里夺回领导权。当袁世凯悍然称帝时，连南张北周们对袁的幻想也不得不破灭，张謇只得辞官南归，专办实业；周学熙苦劝不听，还遭到袁的软禁。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夭折以后，虽曾一度出现政治分化和□徨歧途等混乱状态，但总的趋势并不甘心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甘心跟随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走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近代化道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步性仍然是主要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30年间，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登上政治舞台，民族资产阶级已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退处于同盟者的地位。但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举行北伐大革命时期，她的革命进步性又一次出现高峰，并在实际上继续发挥着领导作用。历史的遗憾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篡夺了北伐大革命的胜利果实，把中国人民重新拖入苦难的深渊。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支持与附和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这是她的妥协动摇性的一次大暴露。问题在于新上台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并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她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她仍然处于无权和受压抑的地位，仍然是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者。

　　旧中国资产阶级分化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两个资产阶级，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但是，这两个资产阶级，原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关系密切，难分难解，相互混杂，互相转化，分化过程相当缓慢，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最后定型。因此，两个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活动，往往夹杂在一起，难于辨别，特别是从职业买办和官僚地主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更接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辨别尤为困难。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打交道的过程中，即面临着如何正确辨别两个资产阶级的紧迫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历史上是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认识根源之一，便是辨别不清中国存在两个资产阶级，以及其中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而主张二次革命，错误地认为可以先让中国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只要从旁协助，因而丧失了革命领导权，使北伐大革命遭受失败。纠正陈独秀右倾路线的“八七”会议，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告全党党员书中，提出了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左”的观点，成为后来“左”倾错误路线的认识根源之一。如告党员书中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它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阶级要求的斗争的发展，就是反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接下来又说：“谁要民众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扩大并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在1927年12月召开的党的五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中，以及在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同志的文章中，同样存在着下列“左”的观点：“即使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资产阶级”。以上这些观点，显然混淆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界限，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看作始终代表整个资产阶级，蒋介石叛变革命，便是整个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因而把整个资产阶级列做革命对象，未认识到叛变后的蒋介石集团，并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只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一“左”倾错误观点，几乎贯串于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注：本段引文，均根据《中共党校教学参考资料》（一）第89、90、119页，转引自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善于辨别中国两个资产阶级，并针对两个资产阶级的具体情况，确定党的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早在1926年3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即以买办阶级和中等阶级这两个名词来区分中国存在两个不同的资产阶级。在1928年10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一文中，他明确地指出，篡夺大革命领导权的是买办豪绅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全国工农平民一样，“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1935年12月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他又详细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区别和联系。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关资产阶级一段中，他更明确的提出，中国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在解放战争的转折关头1947年12月发表的著名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他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没收官僚资本，消灭官僚资产阶级；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注：《毛泽东选集》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3页。）；“……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注：《毛泽东选集》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页。）。这一论断是基本符合两个资产阶级的历史实际的。

　　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一直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了正确的政策，因而争取和团结了广大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对美蒋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顺利发展，并在短期内最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应该说同上述毛泽东同志善于区别对待两个不同资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上台以后，果不出毛泽东同志所料，民族资产阶级并未得到什么好处，蒋介石连年进行新军阀混战和反共内战的结果，反而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日益不满，逐渐卷入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行列。在8年抗日战争中，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少数人甘当汉奸而外，大部分人对神圣抗战事业是支持的，不少人还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三年解放战争中的民族资产阶级，虽曾一度对美蒋抱过幻想，并企图走第三条道路，但最终还是站到人民斗争的行列，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中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业，尽到同盟者的责任，充分体现了自己的革命进步性。

　　这就是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的基本政治面貌。

　　　　（四）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在旧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存在两面性，而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同样存在着两面性，即前者存在有利于国计民生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两面作用，后者存在追逐利润剥削工人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改造的一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和平改造的客观依据。

　　据统计，解放初期的1949年，全国共有资本主义工业123000多户，职工164万余人，占全国工业职工总数的54.6％，生产总值68亿余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3.2％，资产净值20.8亿元，占全部工矿交通企业生产设备总值128亿元的11.4％；1950年，全国共有私营商业402万户，占商业总户数的98％，商品销售额182亿元，占全国商业机构批发额的76％，零售额的85％（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9页；资产净值数字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元，是新人民币。）。在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时期，党和国家通过对私营工商业采用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和重点企业个别公私合营等步骤，于1956年上半年，形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基本实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统计，1956年上半年全国私营工商业参加公私合营定股定息的总户数共190 902户，股金总额共230720万元（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3页。）。另根据中央决定，从1979年11月起，全国各地对原工商业者约共86万人进行了区别工作，从中区别出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主约70万人，够得上民族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资格的实余约16万人，这16万人也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注：张孟仪：“被错当成资本家的劳动者已经区别出来”，《半月谈》1981年第11期。）。这些就是整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和平改造前后的基本数字。

　　党和国家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和改造，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并通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和改造，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逐步将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和国家这一和平改造政策基本上是胜利实现了的，因而在改造过程中，整个社会未受到大的震动，经济生活也未出现大的混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的出现，是由于新中国存在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这些条件主要是：（一）党和国家上述和平改造政策，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特别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正确掌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而制订出来的，这是和平改造政策胜利的思想基础；（二）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和巩固的工农联盟，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是参预人民民主专政的成员之一，这是和平改造政策胜利的政治基础；（三）国营经济力量的日益壮大，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这是和平改造政策胜利的物质基础；（四）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存在着较长时期的统一战线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然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着政治上的联盟，这是和平改造政策胜利的历史基础。

　　党和国家这一和平改造政策的胜利，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经试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一部分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但是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疯狂抵抗，迫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对私人资本进行简捷的没收，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获得预期的发展。列宁生前未能付诸实施的对资产阶级及其所有制通过和平赎买进行改造的计划，却在列宁逝世不到半个世纪的中国土地上完满地实现了，这对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贡献！

　　当然，整个和平改造过程，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特定条件下的一场阶级斗争。同全世界所有剥削阶级一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样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抱有的发展资本主义和剥削剩余价值的强烈愿望，曾经驱使她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力图冲破党和国家的限制，同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进行反复的较量。只是在她经过反投机斗争、“五反”运动、市场斗争等几次大的较量受挫以后，才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条件下，不太勉强地交出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权，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应该指出，党和国家在执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政策的过程中，曾有过一些缺点和失误。如改造进度急了一些和快了一些，原拟在三个五年建设计划中完成改造，结果于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末年的1956年，便促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改造基本完成了，这就增加了消化工作的困难。如在合营过程中，把够不上资本家条件的广大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主都带了进来，既加重了改造的包袱，又影响了商品的流通和生产。又如对资方人员的人事安排不尽合理，未能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未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经营管理才能。再如裁并改合的工作较粗较简单化，未能很好保存原有厂店和行业的经营特色和传统。由于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逐步抬头，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过程中，把大批资方人员错划成右派，接下来又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因而大大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人士的政治积极性。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的十年动乱期间，原有民族资产阶级人士，更被打入另册，列作专政对象，精神上生活上遭受种种折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对原有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全面落实了政策，正式宣布摘掉他们资本家的帽子，对他们一视同仁，真正把他们当成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份子看待，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不少人积极提供多余资金用于祖国的经济建设；有的在年迈退休以后还主动热情地参加各项工作，不计报酬待遇，不讲工作条件，尽力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有的还通过侨居在海外的亲友，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资金。他们都真诚地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历了旧中国80年的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革命阶段。经历了新中国35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产生、成长到结束自己的阶级生命，总的表现革命进步性占主要的一面，妥协动摇性只占次要的一面；她同整个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本上是休戚与共和利害一致的；她在旧中国反对三大敌人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以及在新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的。毛泽东同志1946年曾以“功在中华”四字，悼□在重庆逝世的著名化学工业资本家范旭东先生，就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说，这四个字也是可以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