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盘庚

　　回顾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我们发现它与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是有关的。关于这个问题，有的文章已作过专门的论述，目前史学界也几乎没有什么争论。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认识农民起义失败后，洋务运动的大规模发展。有的论者认为，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兴起是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而且洋务运动的大规模发展也完全是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对这种观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笔者不否认洋务运动的大规模发展与农民起义有关系，但认为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农民起义的失败，为洋务运动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上。

　　一、农民起义的失败，使国内阶级矛盾得到缓和，促使了洋务派办洋务的出发点由主要镇压农民起义向主要御侮方面转化。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4页。）。考察一下洋务运动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的产生和发展毫无例外地是受这些主要矛盾所制约的。在太平天国失败前，国内的阶级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洋务派购买洋枪洋炮，创办军事工厂，其侧重点是为了尽快地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任何事情都是在变化着的。随着农民起义的基本镇压和完全镇压，国内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它与当时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相比，已退居次要地位。变化了的客观形势使洋务派办洋务的出发点由侧重镇民转而侧重御侮。

　　何以见得？从洋务派对太平天国失败后时局的看法。我们可以找出他们办洋务着重点开始转移的客观依据。首先，他们对太平军余部及捻军等农民起义军给清王朝构成的威胁，不像天京陷落前那样恐惧了。他们往往将他们称为“余氛”、“余匪”。李鸿章称“粤逆流毒几遍天下，幸赖宗社之福，群帅之力，渐次芟除。兹余氛逸入楚粤边界，有建将数人，劲兵数万，当足了之（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五第44页。）。”两广总督毛鸿宾等认为，“现在金陵克复，元恶就诛，余匪不患不灭，地方不患不平”。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虽然军威重振，但当时洋务派感到对清朝的统治构成威胁的首先是外国列强，其次才是捻军。譬如，曾国藩这个“剿捻”败将在新败之余，当然承认捻军是他的劲敌，抱怨时人不认识这一点，但他仍然认为“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其次则甘肃新疆之回，其次则中原之捻（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第38页。）。而当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也认为当时“发逆剿荡净尽，合东、豫、皖、楚之兵，尽足以殄灭此寇（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十一第30页卷四十五第47页），把镇压捻军看作是容易之事。刘坤一甚至向清政府建议。“京师为天下本根，禁旅不可弱虚”，“似宜及此捻匪猖獗之时，托名防护，速将京营留选骁健数万人，另成一军，厚给资粮，精练火器，庶几稳若长城，缓急有恃无恐”（注：《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一第49页），可见在他的心目中也是把外国列强看作主要危险。其次，洋务派感受到外国的侵略比以前加深，外国列强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敌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与外国列强有过勾结、妥协和退让，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外国列强是敌人而不是朋友。奕曾说得十分明白，“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吴哉”。李鸿章也说过，“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时在西人（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四。）”。说明他们当时之所以要与外国列强勾结多半是出于策略考虑，目的是要尽快地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就在洋务派集中精力镇压农民起义时，外国列强却趁火打劫，加快了侵略的步伐。所以当洋务派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再回头来看的时候，不免大为震惊。“今各国兵船商船布列江海各口，外洋公使混迹都城，狭其无厌之愿，以肆要求（注：《筹办夷务始末》卷五第55页）”。他们感到中外暂愿和好的局面不可长持。”英法各国暂虽相安无事，而其心恐犹未厌，即其患恐犹未艾（注：《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十一第30页）”。“今日之外夷，其生事之迟速不可知，而其心则专主于生事，其决裂之日不可测，而其势则恐终于决裂。非约信所能坚，非羁縻所可结，尤非姑息迁就所能了（注：《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五第44页）”。认识到这暂时平静掩盖下的危险。所以他们惊呼“今日之最要最先者，莫过于驶夷一事（注：《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五第41页）”，决心“实力讲求战守，期得制伏之法”（注：《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八第8页）十分明确地把御侮的问题提到首位。

　　洋务派认为，外国列强与农民起义军相比，是一个更为强大更难对付的敌人。“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十四第11页。），有的记者认为，这段话夸大了外国侵略者的力量，笔者认为这是不公允的。当时帝国主义的西方与封建主义的中国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方面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应该说这段话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为此，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武器去对付外国列强的侵略是远远不够的。太平天国失败后，李鸿章说过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出洋务派大规模发展洋务运动的真谛。他说，他当时担心的不是内患未平，而“所深虑者亦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注：《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九第41页）”。怎样讲究自强之策呢？在洋务派看来，就是要师夷之长技。而师夷之长技，就是要学习外国的轮船火器。他们说，“机器制造一事，为天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注：《洋务运动》（四）第10页。）”设厂制造轮船，系中国自强之道，当今应办急务，莫要于此（注：《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十第4页）”。只有讲究自强之道。才能达到“发愤为雄”“不受制于人的目的（注：《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九第36页）”。由此看来，洋务运动之所以以比农民起义失败前更大的规模开展起来，是为了抵御比农民起义军更难对付的外国列强的需要。

　　镇压人民的反抗，需不需要大规模发展洋务运动？就是洋务派也认为不需要。李鸿章早就说过，当时的兵将本来就“靖内患或有余了”。所以，如果仅仅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至多只要维持原有的规模就行了，又何必要大规模地发展洋务运动呢？其实，关于这时洋务派大规模地兴办洋务事业主要是出于御侮的动机，奕的一段话，说得十分明白：“臣等筹思长久之策，与各疆臣通盘熟算，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员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于京畿一带设立六军，藉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注：《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八。）”。所以，那种认为洋务运动大规模发展主要是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观点是不能令人首肯的。当然，大规模创办军事工业，不能排除加强了镇民的作用。不过洋务运动的开展主要是受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这一矛盾制约的。当江南制造局等在开办之初为镇压农民起义服务时，曾国藩就说，“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办不可不赶紧试造（注：《李文忠公全书·书札》卷二十七第66页。）”。当江南制造局于一八六八年造成了第一艘轮船时，他认为“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注：《洋务运动》（四）第17页。）”。

　　发展洋务事业，是一件颇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四十天时间，“发折三十余件，片四十余件，心力为瘁。”（《左宗棠年谱》第135页）就是明证。所以，在农民起义期间，即使大规模地发展洋务事业的其他条件具备，也是不可能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区画的。只有随着农民起义的失败，洋务派才有可能逐步将精力转移过来。左宗棠在浙江镇压太平军时，就曾有过“觅匠仿造小轮船”之举，尽管他当时就有扩充之意，但由于还有太平军余部在福建等地坚持斗争，使他的计划不能实现。据他说，“适发逆陷漳州，臣入闽省督剿未暇及也（注：《左格靖奏稿初编》卷三十二第7页。）”。只是在南方太平军余部被镇压下去以后，才考虑大规模地购买机器，聘请洋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事情。这也说明只有农民起义基本失败后，洋务运动才能大规模发展。

　　二、农民起义的失败，使清政府节约了大笔军费，这样才有可能将较多的经费转到兴办洋务事业上，从而为洋务运动的大规模的发展提供了财力保证。洋务运动主要是一个物质运动（有的论者把对外交涉是看作洋务运动的内容）。无论是购买洋枪洋炮，还是修筑炮台，建立近代海军；无论是引进机器设备，开矿山办工厂，还是派人出国留学和兴办学堂，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需要资金，离开了资金，就会一事无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大起义历时二十年，使清政府的军费开支数以亿计。仅江西一省，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费开支就达数千万两银子（注：《刘坤一遗集》第一册奏疏卷二第102页。）。据有关资料统计，曾国藩统率的湘军从咸丰三年九月至同治三年六月，十二年时间开支军费就达二千一百三十余万两银子（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一第39页。）。淮军的军费开支同样是庞大的，从同治元年正月到同治三年六月，两年半时间开支军费达一千一百三十二万两银子（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八第9页、卷九第12页。）。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到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时，清政府早已国库空虚，财政濒于破产。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大起义，使清政府的财政受到更大的打击。浩繁的军费，是清政府一个莫大的负担。为了解决军费的困难，清政府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普遍实行了厘金制度。并将厘金当作筹措军费的主要途径。但总是入不敷出，常常寅支卯粮。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清军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军队的人数不断增加。厘金增加的比例赶不上军队人数增加的比例。例如湘军最初只有一万七千多人，到天京陷落时达到十多万人。淮军初到上海时，只有八千人，到天京陷落时达到六七万人。人数成十倍的增长，对军费需求的压力自然越来越大。二是厘金的收取数额是不固定的，有时收得多些，有时可能少些。收得多时，清军的日子就好过一些，收得少时，日子就十分艰难，有时甚至因欠饷太久，还出现军队哗溃的现象。曾国藩就因欠饷太久，“时时以乏食为虞，以哗溃为虑（注：《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14页。）”。尽管洋枪洋炮是战争的急需之物，但由于清军的军费来源通常是不固定的，不充裕的，这就不能不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把购买洋枪洋炮和办军事工厂的规模限制到较低的水平上。曾国藩曾经规定“养兵一万，月饷六万（注：《曾国藩未刊信稿》第69页。）”。每月人均开支六两。同时又规定在这六两银子中用于士兵私人份内的占四两二钱，这就是说只有剩下的一两八钱可以用来购买武器和作其他军费开支。应该看到，其中的比例是不能任意变动的，因为湘淮等军都是用重金雇佣的，没有钱就很难维持。湘淮军的雇佣性质决定了它们潜伏着哗溃的危险，而这一点却正是曾国藩等人最担心和害怕的。由此可见，只要农民起义还未完全镇压下去，就不可能有大批的经费来开办洋务事业。

　　洋务事业在农民起义期间的发展受到经费的很大限制，可以江南机器局为例来说明。江南机器局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建立起来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军事企业。它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上海虹口地方的洋人机器铁厂；二是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三是李鸿章原先在上海创办的两个炮局。这个企业创办之初，虽然农民起义基本失败，　但清政府的财政还十分困难，开办资金的筹集颇感拮据，以致李鸿章等人为购买价值六万两银子的上海虹口地方的那座洋人机器铁厂而感到一筹莫展，最后还是由赎罪情急的海关通事唐国华等人筹集四万两，又在其他地方借了两万两，才使李鸿章等人解脱了困境（注：《洋务运动》（四）第1—12页。）。江南机器局在创办之初，本计划立即仿造兵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注：《洋务运动》（四）第17页。）”。只是在曾国藩奏留两成汇海关税作为制造局的专门经费后，才开始制造兵轮。左宗棠也说过。“从前内外臣工……未敢轻议设局制造”轮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筹集巨款之难也（注：《洋务运动》（五）第5页。）。不言而喻，在农民起义期间洋务运动虽然能够产生和有所发展，但由于受资金的限制是不可能大规模开展的。

　　与此相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情形就大为不同。这时，农民起义已经完全失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大部分被裁减，因而以前被用作军费的厘金，现在可以转作兴办洋务事业的资金了。在七十年代以前，当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时，洋务运动的规模就有所扩大。这时期洋务派相继创办了江南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金陵机器局等几个规模较大的军事工业。江南机器局常年经费最多达六十多万两银子。福州船政局六年多时间，开支五百三十五万多两银子（注：于素云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第145—146、150、152页。）。七十年代以后，除继续创办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军事工业外，又陆续创办民用企业二十多个。开办这些民用企业时，除招集一部分商股外，清政府能拿出较多的钱来支援这些企业。例如轮船招商局开办时，由海关拨官款一百九十多万两。张之洞创建汉阳铁厂时，清政府一次就由户部拨款二百万两（注：于素云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第145—146、150、152页。）。要是在大规模农民起义期间，开支军费尚且十分困难，那有大笔银钱来支持与镇压农民起义无关的事业呢？显然是不可能的。洋务派除大规模地创办军民用企业外，又大规模地加强海防建设，这是洋务运动中耗资最大的一项建设。“需要之繁，百倍于前。凡仿筑外洋炮台一座，动逾数万金，购买外国炮位一尊，动逾数千两（注：《刘坤一遗集》第一册奏疏卷二第360页。）”。为了建立南北洋舰队，清政府拨出四百万两的常年经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经费都是由各海关关税和各省厘金分担的。如果在农民起义期间，这些关税和厘金自然首先要用在镇压农民起义上。这充分说明，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与兴办洋务事业的经费开支是成反比的，只有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才有可能为大规模开展洋务运动提供了财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