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之

　　作为淮军宿将，刘铭传是一个双手沾满了太平军和捻军鲜血的刽子手。在他出任台湾巡抚期间，对台湾防务、行政、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的改革，曾收到显著的效果，对台湾的开发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从这方面看，刘铭传又是清末的改革家之一。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年青时正值太平军席卷江南。他于咸丰四年（1854年）在家乡倡办团练，与太平军为敌，1859年因助清军收复六安和援寿州有功，清廷奖给他“都司”衔。同治元年（1862年），刘铭传的同乡，江苏巡抚李鸿章在安徽招兵，刘铭传率团勇投入淮军，来到上海。不久被编为淮军“铭字营”。刘铭传在上海一带与太平军作战，地位青云直上，由都司而游击、参将、副将、总兵、在太平天国天京陷落时已升至提督。

　　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后，自1865年至1863年刘铭传又追随曾国藩镇压了北方捻军，后又去陕西镇压过回民起义。他的前半生过的都是血淋淋的刽子手的生涯。

　　1879年（光绪六年），因病在家休养的刘铭传，被清廷召回北京，任为直隶提督。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廷为加强台湾防务，乃在七月间命刘铭传以福建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率兵前往台湾。（台湾在1885年建省前，隶属福建省，自1874年起，福建巡抚每年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建。）

　　1884年（光绪十年）六月，刘铭传到达台湾，立即调整，加强台湾的防务，将防务重点由南移北，在台北设大本营，在基隆、沪尾两港及澎湖增设炮台，在淡水等海岸布地雷、水雷。（注：见《刘壮肃公奏议》卷三，第二页）并大办团练，在陆地办“陆团”、海上“办渔团”。

　　同年八月五日，法舰队向基隆进攻，炮台守军发炮击伤法旗舰加尼桑尼亚号和炮舰维拉斯号。但炮台的大炮也被法舰击毁，刘铭传认为法舰长于海战，“非诱之陆战不足以折彼之凶锋。”乃主动撤出基隆。次日下午，法海军陆战队向基隆搜索前进，被刘铭传率军包围。激战数小时，法军被歼百余人，大败而回，基隆失而复得。（注：见《刘壮肃公奏议》卷三《法船并犯台北基隆俱危移保后路摺》、《敌攻泸尾血战获胜摺》）

　　八月底，法军在福建马江之战中得手，又再次侵犯基隆。刘铭传认为台湾兵力单薄，基隆港全处在敌舰射程之内，必不可守，而淡水距台北更近，形势险要，乃决意弃基隆而守淡水。当时他的部下章高元曾扣马泣谏，但他不为所动。十月八日，法军大举登陆，猛攻淡水的出海口沪尾，清军三面包围截杀，法军不惯陆战，伤亡三百余，又败回舰上。

　　1885年三月，法军以惨重的代价，在基隆和澎湖获得了立足之地，但却在谅山大败。两个月后，《中法合订越南条约》订立，法军被迫撤离台湾。只在基隆留下了“法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作为他们侵略的罪证。

　　1885年底（光绪十一年）台湾正式建省，刘铭传被任命为第一任台湾巡抚，至1890年因病乞归。1900年去世。

　　　　一、刘铭传在台湾的改革

　　刘铭传在台湾任巡抚六年，在此期间他对台湾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改革范围十分广泛。其重点为：

　　1、改善军备、加强海防

　　当时台湾正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因此加强台湾的防卫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刘铭传对台湾防务的改革；一是将防务重点，由南移北，以基隆为中心，将主要兵力，包括他精锐的铭军四营，都部署在台湾北部；二是提高军队的素质，对驻台军队，汰弱留强，编成三十五营，全部改用洋枪，聘请外国教官，加强训练。如此彻底的更新改革，实为当时国内各军所仅见；三是特别重视海军和海防建设。刘铭传曾建议清政府将全国海军由原来的“两洋“分为“三洋”，北洋海军驻津沽、中洋海军驻吴松、南洋海军驻台澎。这样可大大增强台湾海军实力。但此建议未被接受。刘铭传又聘外国技师重建和加固了基隆、沪尾、安平、旗后等炮台，使火力增强数倍。并在台北设军械机器局，在大龙峒设火药局，在基隆、沪尾设水雷营，增强澎湖兵力，将宏字四营和水师驻澎湖，升澎湖副将为总兵。使台湾防卫力量起了质的变化；四是一定程度的发挥了群众的自卫力量。刘铭传本以办闲练起家，到台湾后，他把过去办团练镇压革命的经验用于反侵略战争，他在台北设团练总局，派林维源为团练大臣，各府、县、厅设分局，各乡设团。还将台湾土著部落编为“番社”，发动群众分段自卫。

　　2、发展生产交通事业

　　刘铭传根据台湾资源特点，在台湾兴办了许多生产交通事业。如台湾基隆煤矿，原是长期亏损的官办企业，日产量仅五吨，如要增产，就需大量投资。刘铭传将之改由英商承包，以二十年为期，英商投资百余万两，使日产量可达四百吨；樟脑、硫磺是台湾特产，刘铭传设脑磺总局，改用新法熬制，年获利达三万余两；又在后垅设煤油局采油；制糖和制茶也是台湾的两大产业，刘任台湾巡抚时，茶、糖业均为外国洋行和买办所控制。刘铭传曾支持台湾商人沈鸿杰在新营应用新法制糖、发动茶商组织“茶郊”与外国资本对抗。刘铭传还在台北进行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拨公款并发动江浙商人投资，修建千秋街、建昌街等新式街道，开设公司、装置电灯、凿新式水井，建大稻埕新式铁桥，设市政卫生机构，并选派一些正规军任市内警察。几年内就把台北建成一个近代化的城市。这些改革和建树，在当时国内，还是罕见的。

　　刘铭传还在台湾设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修建了自基隆至新竹，全长107公里的铁路。这是我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原计划还要将之延长至台南，使之贯通台湾南北，但未及动工，刘已去职。

　　在电讯方面，刘铭传于1887年敷设了由台北至福州全长117里的海底电线、由基隆至台南1200多里的电报线。在台北设邮政总局，各地设分局，发行邮票。当时我国的邮政尚隶属于海关，刘氏此举，亦为我国创办独立经营的邮政之始。

　　为加强台湾的外海航运，刘铭传于1886年设招商局于新加坡，先后购入八艘轮船，航驶于台湾、澎湖、上海、香港、新加坡、吕宋等地。并购挖泥船，疏浚旗后、安平两港，计划修建基隆港口。台湾海上交通，由此迅速发展。1876年，淡水港入口船只只40艘，1890年即增至126艘。

　　3、创办新式教育事业

　　刘铭传认识到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大量专门人才，因此在军事、经济改革的同时，也相应重视了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建设。他曾在台北大稻埕办了一所“西学堂”，除授汉文外，还设英语、法语、数、理、化、历史、地理测绘等课程。第一批入学学员有六十四人，费用全由政府供给，1890年开设电报学堂和“番学堂。这“番学堂”是专为土著民族办的，第一批收了二十名“番童”入学，学习内容有汉文、官话、台湾话、书、算等。这可能是我国政府办的最早的少数民族学校。在教育史上应该大书特书。

　　4、行政改革

　　刘铭传在台湾任巡抚前，台湾共有两府八县，大部集中在西部沿海平原地区。刘铭传任巡抚后，将首府（省会）由台南迁至位于全省中部的彰化，在省会未建成前，先以台北为施政中心，大力进行台北的城市建设。台北由此日臻繁荣，终于成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增设府县，使台湾行政区增至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基本上奠定了以后台湾行政区划的规模。

　　5、对土著民族（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

　　刘铭传认为开发和招抚土著部落，是加强台湾防务和发展地方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在任台湾巡抚期间，十分重视对土著民族地区的开发招抚。清代对台湾土著民族的政策，过去一贯是奉行隔离封锁方针，严禁人民私入“番界”。至刘铭传的前任沈葆桢为福建巡抚时，才改此旧制，变为奖励移民，大力开山设治。刘铭传继承了沈的方针，进一步“开山抚番”。他在大嵙崁设恳抚总局，自兼恳抚大臣，以当地富豪林维源为帮办，将全台土著部落地区分为南、北、东三路，每路设垦抚局，积极招抚土著部落，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还修建了一条自集集至水尾，联接台湾东西海岸的大路。自1886至1887两年间，共招抚“番社”部落四百七十八社，“番丁”近九万人，水旱田数十万亩。这对于改变土著部落的闭塞落后面貌，扩大各族人民间的交流和融合、对于台湾的开发、发展，均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在开发土著民族地区时，不可避免的也遇到一些部落的习惯势力的反抗。刘铭传解决这些冲突的方式，也和以往清政府传统的以暴力镇压为主的方式不同，较多的采用了和平安抚的方式。

　　6、整顿财政，改革税收

　　台湾的财政税收，原极紊乱。刘铭传为清除积弊，增加财政税收，决心对财税作一次较彻底的整顿改革。他先在台北、台南两地设立了清赋总局。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分田园为四则三等，分别编立字号、登记入册。并仿江南一条鞭法，将所有丁税耗羡等项一律折包征收。结果清出溢额田园约四百万亩，田赋收入年达六十七万四千余两，比原额增加四十九万一千余两。整顿后的茶税年增十三万两，盐税增十二万两、硫磺税增三十万两，使财政总收入由九十万两增至三百万两，最多曾达四百五十万两。

　　刘铭传在台湾的改革，尤是财税的整顿，直接触犯了地主豪绅阶级的利益，因此阻力极大。朝野对他一片攻訐声。刘铭传的最后被迫称病去职，此乃重要原因之一。

　　刘氏去职后，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式谦尽废刘氏新政。清代在台湾的这次最大的改革于是夭折。

　　　　二、刘铭传的改革思想

　　史学界一般均把刘铭传认作是洋务派的一员健将。笔者认为：若以刘铭传的改革活动犹未能超越洋务运动“求富求强”之巢穴，则他的改革思想却在许多地方已挣脱了洋务派的桎梏，迸闪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火花。可以认为他的改革思想是介于洋务派和改良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思想。

　　刘铭传的改革思想有以下几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

　　1、有较长远的战略眼光，能着眼于发展对促进生产、加强国防有根本战略意义的交通、能源、城建、人才培养事业。这点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辈洋务派主将的只知致力于船坚炮利或急功近利的眼光不同。

　　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倡导兴修铁路的第一人，在任直隶提督期间，他即曾向朝廷上过一个《筹建铁路以求自强摺》，极言铁路之利：于漕赈商矿以及厘饷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他主张以北京为中心，分修南北干线四条，通达全国。惜乎他的这一建议，未能为朝廷采纳。他在主持台政后，乃将他的这个理想，在台湾部分地付诸实践。他在台湾兴建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基隆至新竹的铁路。本拟将此路再延伸至台南，后因去职而未果。刘铭传还开发了台湾内外航运，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独立经营的邮政。建设了近代化的台北市、创办了西学堂、“番学堂”。他还着手大力发展台湾资源丰富的煤、煤油、樟脑、硫磺和茶糖生产。后虽因资金不足和被人牵肘而未能完全实现，但已可看出，刘铭传的改革思想已远非曾、李等辈所能望其项背。

　　2、具有较鲜明的抵御列强侵略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刘铭传在台湾的诸多改革，均有一很明显的出发点，就是都针对着列强的虎视眈眈。这是刘铭传改革思想与洋务派诸公的一个显著区别。洋务派诸公虽也想“富国强兵”。但他们却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列强身上。因此洋务运动的结果，一方面固然使中国产生了一些近代工商业，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的经济进一步依附外国，使中外反动派进一步勾结，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刘铭传的改革思想较多的是旨在反对外国控制，力图发展本国经济，如他在台时，曾发动中国茶商，组织“茶郊”永和兴，以对抗外资。他开发航运、兴办新式企业，也有与外国势力相抗衡的意图。至于他在台湾坚持抗法和加强台湾防务，维护了我国的领土主权，这与洋务派的“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立场更是大异其趣。还有他的清赋、理财，对地主豪绅势力，作了一定的压抑。他的这些改革思想和施为，一定程度的反映了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3、能重视吸收民间资本和华侨资本，甚至认识到可以利用外资。刘铭传兴办的铁路、煤矿、工商企业都有商股参加。对于一些办不好的官办企业，他主张交给商办。例如对台湾的主要煤矿——基隆煤矿，原为官督商办，后又收回官办，因老井已挖完，若要扩大生产，必须再投下巨资。刘铭传当时无此财力，因此他决定利用外资，将此煤矿连同苗票牛头由煤矿一并让给英商旗昌洋行承包，以二十年为期，由英商投资百万两，开新井两口，日可产煤四百吨，除可收回旧矿官本外，还可获利数十万两，台湾的工业用煤也可得保证。（注：见《刘壮肃公奏议》卷八，《英商承办基隆煤矿订拟合同摺》）讵料清政府恐二十年后别生技节，因此驳斥不准。刘铭传又改用官商合办，但以商为主，申明“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注：见《刘壮肃公奏议》卷八，《基隆煤矿仍归商办片》）商股占总资本三分之二，计三十万两，期限亦为二十年。但又遇驳斥，并以“擅自开办、殊有未合”的罪名，给他革职留任的处分。煤矿仍收归官办，而刘铭传遂由此称病去职。此外刘铭传在新加坡设立的招商局，所有的八艘轮船中，亦有侨商集资购买的两艘。刘铭传此举，竟也遭他的老上级李鸿章的反对，最后刘铭传被迫交了两艘轮船给清政府办的招商局。由此亦可看出刘铭传和李鸿章辈在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也是大相径庭的。

　　4、注意了土著民族地区、落后地区的开发和民族关系的改善。刘铭传在台任职期间，进行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土著部落地区的开发，这对于改变这些部落的落后状态，改善民族关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解决民族矛盾时，也采取了以“抚绥”为主的方针。还办了培养土著民族人才的“番学堂”。这说明刘铭传的民族思想也与洋务派不同。

　　当然，肯定刘铭传的改革思想含有进步的成分，认为他的改革思想中有些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并不是对他的改革思想的全盘肯定。由于他本人阶级地位和他所处历史时代的局限，他的改革思想从体系上看不仅是不彻底的，也是不科学的。他想在腐朽的封建制度内进行进步的改革，想以进步的改革来挽救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死亡。这两者都是不可实现的。刘铭传改革思想的局限性，是他改革夭折的内在原因。再加上当时清政府内的守旧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这就使得刘铭传的改革不可能取得胜利。